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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以后，美国推行海外扩张——尤其是贸易扩张以摆脱危机的大方向逐步明确。

特别是加强海军，一个新型的“无界帝国”，正是在海军加持下形成。

海外贸易扩张往往会刺激海军的发展。对美国来说，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但其真正起作用却是在1890年以后。

从1881年到1889年这段时间内，美国已经开始重新发展海军力量，不过其主要动力并非来自海外利益拓展的需求，也不是为了应对某种现实威胁，而是海军的状况实在过于糟糕。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海军的发展在十几年时间内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随着老旧舰艇不断退役，美国到1880年时只剩下48艘军舰，且基本都已过时，维修费占用了大量经费，其总体实力排在世界第12名，位于丹麦、中国清朝和智利之后。

在一些相对隐性的领域，比如人员队伍建设，美国海军同样问题严重。1880年以前，海军基本没有完整的教育训练制度，现役军官大多超龄服役，晋升极为缓慢。水兵则多数从外国招募。一位美国海军舰长曾对其舰上的128名水兵进行调查，发现只有47 名美国人，另有 21 名中国人、20 名爱尔兰人和9 名英国人，其他人则来自另外22个国家。

这种状况与美国国力的飞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最终刺激美国政府采取行动。

1881年加菲尔德政府上台后，美国的海军建设在亨特和钱德勒两位海军部长的推动下，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1882年，海军情报部成立，同时国会又通过法案，规定对旧战舰的维修费用不能超过建造新舰的30%，从而在控制维修费用的同时加速了老旧战舰的淘汰速度。

1883年，美国开始建速造“ABCD”4 艘装甲舰，后来组成所谓的“白色分舰队”。次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纽波特一所废弃的济贫院成立，使美国海军逐步拥有了完整的教育训练体系，并促进了对海军战略战术的系统研究。

1885年克利夫兰政府上台后，来自纽约的银行家威廉·惠特尼(William C. Whitney)担任海军部长，美国海军建设的步伐迈得更大。在克利夫兰这一任期内，美国总共建造各类舰艇30艘，总吨位约10万吨，其中包括两艘2级“海岸主力舰”，即“得克萨斯”号(排水量6315吨)和“缅因”号(6650吨)。

此外，国会还通过法律，规定海军造舰只能使用本国生产的钢铁，并将维修费占比下调至原造价的20%，进一步加快了旧战舰的淘汰速度。这样，美国的海军建设开始初步展现一种全新的局面。

不过，1881—1889年美国海军力量的重新发展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从动力上看，它不是出于利益需求或是威胁判断，而是被海军糟糕的现状刺激出来的直觉反应，或者说是一种“和大国地位不相称”的模糊感觉。

重建海军的主要鼓吹者之一民主党参议员马克西(Samuel B. Maxey)就一再强调“哪个没有强大海军的国家能成为一流强国”，美国用这种逻辑来决定发展某种战略能力无疑有悖于大战略的原则，也不可能给美国海军的发展提供什么明确方向。

第二，从技术上看，这一时期属于混合期，海军中既有先进的蒸汽动力的钢制战舰，也有风帆动力的战舰，还有一些战舰则是风帆与蒸汽动力混用。

这种状况自然影响到美国海军扩建的效果。在这一时期，美国新建的主要战舰在设计和建造方面都存在较多不足，像克利夫兰政府时期建造的“得克萨斯”号和“缅因”号海岸主力舰，虽然被冠以“主力舰”的名字，但实际上其火力和航行距离都比较有限，并不能作为远洋决战的主力舰使用，而且性能也不是很稳定。

第三，美国的海军“军工复合体”刚刚形成，军工关系的制度化保障很差，合同竞标、质量监察等环节存在严重漏洞。

以钱德勒任海军部长时期建造的"ABCD"4艘军舰为例，当时竞标成功的钢铁与造船巨头约翰·罗奇(John Roach)就是共和党的长期资助人，也是海军部长钱德勒的政治伙伴，项目的中标过程在当时就饱受质疑。结果，造舰过程频频出现问题，第一艘舰就延期完工，下水后又无法通过航海测试，最终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对该案进行彻查并撤销了原有合同，罗奇也因此宣告案破产。

第四，现役海军实力依旧偏弱。

1881-1889年的海军复苏是军有限的，由于造舰周期偏长，旧舰淘汰速度加快，美国海军的现役舰艇的数量在这一阶段还有所下降，整体实力并没有得到有效改观。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1889年美、英、德三国为争夺萨摩亚群岛而派出军舰对峙，结果美国3艘木质巡洋舰在一场飓风袭击中全部沉没，导致整个太平洋分舰队几乎再无军舰可派。

美国海军发展真正的、里程碑式的年份是1890年。从那一年开始，美国的海军扩建就不仅仅是量的扩张，而是一种质的转变。简单地说，由于指导思想、战略战术和力量构成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美国海军开始从一个陆地大国海军向海洋大国海军转型。

1890 年马汉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回答了美国海军建设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使美国人对海军的认知逐步向海洋国家靠拢。

第一，海军不是陆地防御力量向海洋方向的扩展，其主要的战略作用应是控制海洋这片“宽阔的公共地”，而不是用来防御敌对海军对美国海岸的袭击和封锁；

第二，要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海军主力之间的交战，而不是对敌方海上交通线的袭击；

第三，要赢得这种舰队在远洋的决战必须依靠主力舰，而不是巡洋舰或鱼雷艇。

另外，马汉还非常明确地把海外贸易和海军联系起来，尤其警告一旦中美洲的地峡运河开通，美国与拉美的海上贸易就可能面临某个欧洲海上强国的威胁，指出按美国海军当时的实力，运河的开通“从军事角度而言对美国只能是一场灾难”。

随着马汉的思想迅速被决策层接受，美国海军的发展就不再像以往那样仅靠直觉驱动，也不再是被一种模模糊糊的“大国地位”所激励起来的本能行为，而是根据需求和潜在威胁判断作出的战略决策，整个海军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越来越明晰。

1890年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新海军法案的通过，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哈里森政府的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Benjamin F.Tracy)。他是一个有战略头脑的政府官员，对马汉十分赏识，力推马汉两度出任海军战争学院院长。

特雷西本人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陆权国家观念，还是将海军的第一要务视为保护美国漫长的海岸线，不过他同时也非常重视以主力舰为核心的远洋海军建设。

在1889年上任后第一份年度报告中，特雷西指出美国海军的目标是“防御”，但“即使要成功地实施一场防御性战争，我们也必须拥有装甲主力舰…..我们必须有能力威胁敌人自己的海岸，从而将敌人的兵力从我们的海岸引开”。

他又用同样的逻辑，驳斥了依靠巡洋舰破坏敌方海上交通线的传统战略：“俘获或摧毁敌方2打、3打甚至40艘或60艘的商船也不防止敌人的装甲舰队炮轰我们的城市。”

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了新的海军法案，决定建造3艘“印第安纳”级主力舰(“印第安纳”号、“马萨诸塞”号和“俄勒冈”号)，排水量达10288吨，装备4门13英寸(约33厘米)主炮、8门8英寸(约20.3厘米)和4门6英寸(约15.2厘米)大炮，装甲厚度为18英寸(约 45.7厘米)。

这是美国在内战以后第一次按照欧洲海军强国的标准，来建造主力舰，标志着“蓝水海军”的起步。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1890年海军法案是关键一步，但毕竟只是一个开端。

海军部长特雷西坚持认为，即使这一法案授权的所有舰艇都建成，美国在对付一个强国海军时还是没有任何胜算，因为美国海岸线太长，沿岸城市和港口又都比较脆弱，必须建造更多的主力舰才能实现有效保护。为此，他的长远目标是建成两支大型舰队——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前者拥有主力舰 12艘，后者拥有8艘，并拥有60 艘巡洋舰和大量辅助舰只。

与此相应，美国海军的战略战术也越来越强调通过远洋交战夺取制海权。在1892年海军部长年度报告中，特雷西几乎通篇都在对破坏海上交通线的传统海军战略进行批判，其中还列举了两大技术性理由:

(1)部分最新的远洋商船的航速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海军舰艇;

(2)蒸汽动力的巡洋舰必须不断补充煤，而美国缺乏海外加煤站，因此无法实施大范围的破交战。

同年，美国国会又授权建造“依阿华”号主力舰，其设计和性能比“印第安纳”级主力舰略有改进。可以说，在特雷西当海军部长的4年任期内，美国海军基本确立了以主力舰为核心的发展思路，其着眼点已经逐步转向争夺远洋制海权。

1893年克利夫兰政府上台后，海军建设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向海洋大国海军转型的线索清晰可见。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仍需归功于马汉的影响。克利夫兰政府的海军部长希拉里·赫伯特(Hilary Herbert）曾任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达6年之久。

他一直支持建造巡洋舰而反对建造主力舰，并且不赞成美国大力发展海军。直到1892年，赫伯特作为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还要求国会将海军开支在前一年基础上削减350万美元。但是，在阅读马汉的著作和论文，特别是与马汉进行通信交流以后，赫伯特的观点开始发生转变。

他出任海军部长一职不久就在信中向马汉保证，海军部将推行“主力舰政策”。

在作为海军部长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赫伯特更是引用了马汉关于美国海军需要主力舰的论述，提出“至少增加1艘主力舰和6艘鱼雷艇”，要求国会在财政状况已经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增加海军开支300万美元，次年又进一步要求增加3艘主力舰和10一12艘鱼雷艇。

他的这种转变很快得到了总统克利夫兰的支持。应该说，克利夫兰本人总体上是支持发展海军的，只是在189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他认为再造新舰可能加重财政负担。

但是到了1894年，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其年度咨文就宣称“我们当然应增加主力舰和鱼雷艇的数量”。

经过克利夫兰政府4年的努力，美国海军的发展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就。在理念层面，美国进一步摆脱了原有的陆地大国思维模式，不再将海军看作陆地防御向海洋方向的延伸。海军部长赫伯特一方面淡化海军的海岸防御功能，另一方面又高度关注海军在保护海上贸易和影响对外政策方面的作用。在上任后的第一份海军部长年度报告中，他就指出美国“必须使海军处于并保持有效的状态，以便为政府采取的任何政策提供力量支持”。

此后他在几乎每年的报告中都强调这一点。这种理念的变化也体现在海军的战略战术运用上，依靠巡洋舰破坏敌方海上交通线的传统战法被彻底摒弃了，原来装甲巡洋舰的建造计划也被中止。 这样，美国海军建设的视角就进一步由原来的“从陆地看海洋”转变为“从海洋看海洋”，即立足于海洋本身的角度来审视海军的建设与应用。美国海军由陆地大国向海洋大国转型的路线得到了进一步确立。

在海军力量建设方面，克利夫兰政府不顾严重的经济危机，依然坚持推动以主力舰为核心内容的海军扩建，于1894年、1895年和1896 年连续推出海军法案。

除1894年法案由于经济危机正值高峰期而未被国会批准外，其他两年的海军法案均顺利通过。其中1895年的法案授权建造“肯塔基”号、“凯俄萨吉”3号2 艘主力舰，6艘炮艇和3艘鱼雷艇，1896年又授权建造“亚拉巴马”号、“伊利诺伊”号、“威斯康星”号3艘主力舰，10艘鱼雷艇。

这5艘主力舰排水量均为11500吨，4门13英寸(约33厘米)的主炮，总体性能与设计和1890年建造的“印第安纳”级主力舰类似，仍然属于“执行远洋任务的海岸主力舰”。

在一些相对隐性的领域，美国海军的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进。在人事问题上，海军推动退休制度和晋升考核制度，加速了军官队伍的淘汰与重组，同时美国人在整个海军人员构成中的比例也迅速上升。

1896年美国海军中的本国人开始超过外国人。在制定作战条令和作战计划方面，美国海军也进一步走向制度化。

应海军部长赫伯特的要求，海军战争学院开始每年为美国海军的分舰队准备兵棋推演，通过战争模拟来测试海军的战略、战术和新技术运用。

这就使得美国海军走上了一条可检验、可评估的道路，大大减少了决策的随意性，对长远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也间接地加强了海军参谋机关在拟定作战条令、作战计划方面的能力，提高了海军的整体效能。

另外，军舰的设计和建造过程受到更严格的监督，管理模式也有所改进。随着1886年通过舰艇使用的钢铁必须由本国生产的法案后，美国的两大钢铁企业——卡内基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实际上瓜分了海军所有的合同，“军工混合体”已经形成。

为了避免以往军舰建造过程中的腐败和混乱，美国海军部加强了在钢铁企业中的军械检验制度，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军工关系，也相对保证了军舰的质量。

总体上看，经过哈里森和克利夫兰两届政府，美国海军实力有了质的飞跃，并初步实现了从陆地大国海军向海洋大国海军的转型。

1897年麦金菜政府上台后，海军部长约翰·朗(John D.Long)在其第一份年度报告中宣称，最近几年美国海军力量增加了一倍，且“在实力、速度、质量,以及进攻和防御能力方面均追求最优”，所以近期内海军建设的重点将不再是扩张实力，而是集中精力巩固已有的力量。

至此，美国海军扩建暂时告一段落。

美国海军扩建的过程中最奇特、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美国海军的迅速扩张并没有在外部世界产生多少影响，特别是没有引起欧洲列强的反弹。

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被拖入欧洲的“势力均衡体系”，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国会部分议员最为担心的，也是他们最初反对建造主力舰的一项重要理由。

尤其奇怪的是，当时拥有海上霸权的英国并没有因此将美国视为潜在的挑战者。从英国海军部和外交部的档案可以看出，美国海军近20年的扩张甚至没有引起英国足够的重视。这在国际关系领域相当于违反了牛顿定律。相形之下，德国海军扩建的第3年就被英国海军情报部锁定为潜在敌手，到第5年被海军部确定为主要对手，到第7年时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费舍尔，已经开始考虑对其实施“先发制人”打击。

毫无疑问，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强大的实力、英美共同文化渊源是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主要原因，但美国在海军扩建过程中的战略选择也非常值得琢磨。不论是否有意，美国的海军扩建一开始就不是针对英国海上霸权的，甚至可以说美国从未认真考虑过和英国进行一场海上较量。

一些国会议员虽然叫嚷“美国舰队应该主宰大西洋西部和太平洋东部”，但在实际部署上，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方向完全处于防御态势，其战略构想，以默认英国皇家海军对大西洋的控制为前提。这一点是与德国1897年以后海军扩建最大的区别，后者的矛头恰恰明确指向英国。

而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和拉美方向，美国海军则是积极行动。这一点在太平洋方向尤为突出，美国助理海军部长威廉·麦克阿多甚至称“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海军舰艇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把全部舰队都用在这片海域”。

事实上这些地区正是美国贸易扩张的重点方向，而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却远远比不上大西洋、直布罗陀、地中海、北海等战略要地。这样一来，美国海军与英国皇家海军某种程度上就实现了各自战略重点的错开。

而且，即使在美国重点关注的这些地区，其假想敌也不是皇家海军，而是法、德等欧洲二流海军，在1897年夏威夷事件后又增加了日本海军。

另外美国海军本身的行动又比较分散，主要任务就是派一两艘军舰去拉美国家沿海实施“炮艇外交”。

可以说，除了1897年与日本海军在夏威夷海域的对峙外，美国海军在美西战争以前就没有什么像样的部署行动，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美英海军出现对峙的可能性。

总的来看，在对待英国的问题上，美国的海军政策要比外交政策谨慎得多，对英国的海上霸权处处体现出一种有意无意的避让。这也许是美国海军扩张没有引起英国反应的战术性原因。

海军扩建的另一个影响则与美国自身的外交政策有关。一般而言，海军与外交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即海军是外交的手段，外交对海军提出需求。美国几任海军部长也都强调这一点。但事实上，美国海军的扩建却反过来对外交提出了需求。随着美国海军普遍采用蒸汽动力并发展主力舰，海外加煤站就成为支撑海军远航能力的关键，获得海外基地越来越成为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于是，手段的发展开始要求目标本身进行调整。

在实际操作中，美国海军部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向国务院施加压力，要求获得一些重要的海外战略性基地，尤其是萨摩亚的帕哥帕哥和夏威夷的珍珠港。在哈里森政府时期(1889-1893)，海军部长特雷西与国务卿布莱恩之间还为此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特雷西先后要求攫取海地、多米尼加等多处海军基地，但布莱恩则坚持美国应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采取“睦邻”政策，否决了特雷西的全部提议。

不过，在与政策需求之间的角力中，技术需求往往最终会占上风。随着美国海军扩建的力度不断上升，它所产生的需求也越来越难以拒绝。国务院一方面抵制海军部在加勒比地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将获得海外基地作为其在太平洋地区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

这种海军政策与外交政策的互动，无疑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要点式扩张”的政策偏好。

更多人开始意识到，美国只需保持“要点式”分布的海外基地和一支强大海军，就可以有效地保护海外贸易利益并发挥影响，同时还不需要承担占领大片外国土地所带来的财政与政治负担。

这种思维模式甚至为美国陆军所接受，曾任美国陆军司令的约翰·修菲尔德(John Schofield)在 1897年时就指出，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海军是国家武装力量的进攻之臂”，而“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这样就提出了陆地防御最重要的功能：为这一进攻之臂提供安全的行动基地……征服并永久性地占领外国不是这个国家的政策”。

这已经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海洋大国思维了，同时也是从军事战略角度对海外贸易扩张这一主线的再次确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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