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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后，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到台湾省，全台绅民纷纷抗议，继知割台之事无可挽回，便议商自主保台之策。

当台民酝酿自主之际，日本也在做割占台湾的准备。5月10日，即烟台换约的第三天，日本政府便将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晋升为大将，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以便使割占台湾迅速成为既成事实。

1895年5月19日，日本政府经谭恩转北京电：

“（日本）已派水师提督桦山资纪为管理台澎巡抚，俟两礼拜即到任，望中国派员接待，并将所派人员衔名知照。”

同一天，李鸿章也将伊藤博文来电转报总理衙门，内称：

“日本现已告明中国政府，今日皇已派水师提督子爵桦山资纪，作为台澎等处巡抚，并作为日本特派大员，办理按照马关和约第五款末条之事。约两礼拜该巡抚即可履任办事，于行抵该处时，即预备办理特派之事。日本政府盼望中国政府立即简派大员一人或数人，与该巡抚会晤，并将该大员等衔名告日本政府。按照如此情况，本大臣告知贵大臣，日本政府谓如中国政府查照日本所请,速派大员一人或数人，与该巡抚桦山会晤，毫无延宕，则贵大臣所虑危险之事即可免矣。该巡抚一经到任之后，则境内保全平安之事，一惟日本政府是问。”

伊藤的电报，一面催促清政府早日交割台湾，一面表示日本将用武力镇压台民的反抗。

此时，李鸿章的最大心事，是怕台湾不能顺利交割，因与科士达密筹妥办之法。科士达不仅在马关议和期间帮助日本，而且在批准和交换约本问题上也为日本出了大力。

伊东已代治曾向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报告：

“科士达身为对方顾问，非常尽力、天津、烟台之美国领事李德亦给予我方以极大方便。而且由于李德系科士达亲戚之故，又得以间接利用科士达”。

对于促成交割台湾一事，科士达当然也非常积极。

他劝李鸿章速下决心：

“断不可游移，借故诿延，以致另起波澜，生出意外危险。即请他国保护，即使办到，亦必枝节横生”。并称：“皇上批准，中国官民岂可任听梗阻，致失国体?如国家采纳鄙言，应由政府属田贝转告日本，以中国派大员商交台湾，日本应同时派大员商交辽东，方为公允”。

李鸿章虽想早日将台湾交给日本，但又知此事难办，便建议责成唐景崧与日本所派之员商办，以求脱身。清廷以“唐景崧是守台之官，万无交台之理”。不同意李鸿章的建议，仍谕其另行筹商，设法“补救”。

李鸿章奉旨后，不得不于5月15日致电伊藤博文请桦山资纪暂缓起程，以商酌办法。

其电云：

“本大臣与贵大臣屡因两国所有为难各事，和衷与本大臣商办，况现在两国重缔和好，其交涉为难之处，应照友谊议结。察看台湾现在情形，两国全权大臣急宜会议此事办法”。

日本急于割占台湾，不愿再开会议，以免旷日持久，夜长梦多，于是由伊藤于 17 日复李鸿章一电：

“查按照两国批准马关和约，台湾所有主治地方之权业已交与日本。其了结地方变乱之法，勿庸两国会议。是以中国政府只将治理台湾之事并公家产业，查照条约及前电，即派大员交与日本大员。”

并谓桦山业已是日动身。日本要的仅是一个交割的形式，清政府无可再拖，也只好照办。

但是，派何人赴台交割呢?

5月18日，刑科给事中谢雋杭奏曰：

“近复风闻李鸿章有两礼拜期内交割台湾，并请简派唐景崧之奏。臣意唐景崧之为人，以之效命疆场，则志当靡他；以之旋转乾坤，则力恐弗胜。此事既系李鸿章、李经方始终主谋，岂有功届垂成，返自逍遥事外之理？且该大臣等既能定割地请和之策，自必具用夷变夏之才。国家用人专一，若忽舍而他求，臣恐其迫胁朝廷且未有已也。相应请旨饬派李鸿章、李经方等迅速亲赴台湾，依限交割，以终遂其志。”

清廷便于当日降旨，派李经方赴台交割。

19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谓李经方病势沉重，请旨收回成命，另行简派。

并劝告清廷勿使交割延宕：

“今德君臣既疑中国违约，不愿帮助；俄亦未必与倭兴戎。中朝必应妥慎筹办，勿先违约，自贻后祸。”

清廷既怕列强责中国违约，又实在无人可派，于20日再谕李经方赴台交割：

“李经方前随同李鸿章赴倭，派为全权大臣，同订条约、回津后尚未复命，何以速行回南？昨派令前往台湾商办事件，又复借病推诿，殊堪诧异！李鸿章身膺重任，当将此事妥筹结局，岂得置身事外，转为李经方饰词卸责？本日已有旨，将唐景崧开缺，令其来京陛见，并令文武各员陆续内渡。现在倭使将次到台，仍著李经方迅速前往，毋得畏难辞避。倘因迁延误，惟李经芳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李鸿章奉此严旨，知不可违抗，当日嘱李经方做赴台之准备。

5月21日，侍郎长萃又请伤李鸿章亲自赴台交割，其奏日：

“今者和局既成，事多棘手，而最难者莫如交割台湾一事。该大臣既已约之于先，谅必能善之于后，且能与倭人议事者，除该大臣外，亦别无一火。拟请皇上恭请懿官，饬令该大臣亲赴台湾办理交割事宜。”

此皆反语，欲羞辱李鸿章也。当日，李鸿章复电总理衙门，谓当饬遵谕旨，饬李经方前往办理。

同时，电伊藤博文：

“至于台湾主权业经交给日本，日本自应遣派水陆各军，以资弹压、保守平安。李经方拟即前往澎湖，与日本特派大员会晤，或由两大员订明于某地会晤。至于如何办法，两大员应有全权，自行会商。”

22日，接伊藤复电，提出：

“日本政府已派水陆各军前赴台湾，中国特派大员谅必带有全权，日本特派大员业经奉有此等文凭。如中国特派大员先来长崎，带同日本国家船只前往，以资护卫，更为稳妥。”

适在此时，陈季同有电寄来，内称：

“台民誓：宁抗旨，死不事仇也。同(陈季同自称)意，此事如何挽回万一最妥，不然亦须暂缓倭来，另筹完善办法。至伯行(李经方）星使，则千万勿来，或请收回成命，或请另派他人，切勿冒险!"

在李鸿章看来，台湾形势大变，交割大员至台湾既难保全安全，由日军保护前往，又易招物议，目为倭党，皆不可行。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个在台湾海口会晤的办法。23日，清廷批准了李鸿章的这个建议。

5月30日，李经方带道员马建忠，顾问科士达，西文翻译伍光建，东文翻译卢永铭、陶大均，文员张柳、黄正、洪冀昌、邵守先，武员吕文经、高轩春等10员，及护勇40名，乘德国商轮公义号由上海启航：6月 1日凌晨 4 时左右，公义号驶抵淡水海面，由日舰千代田护送至基隆以东的三貂角附近，于桦山资纪乘坐的日船横滨丸右舷抛锚。下午4时半，李经方派东文翻译陶大均往横滨丸，向桦山说明来意，然后商定会谈时间而去。

6月2日上午10时，李经方带东方翻译卢永铭、陶大均赴横滨丸，与桦山资纪会谈。

李经方提出：

“台湾岛民激昂，不听政府命令，加以妄为想象，对于割让台湾，系由鄙人父子谈判结果，以致如此；厌恶鄙人全家已甚，故鄙人若在台湾岛上岸，立刻必遭残杀。鄙人极冀不上岸，且两国和平复旧，阁下与鄙人又系旧识，无论何事愿披沥胸襟相谈”。

桦山答应予以“便利，努力完结”。双方商定仅为“形式上之交接”。

随后，李经方便向桦山献策道：

“友谊上应请阁下注意者：由三貂角至鸡笼（基隆）之间，山壑重迭，道路险恶，且以竹篓围绕之小部落星散于各处，贵军通过时，由背后突然狙击，亦未可料。此点，相信阁下宜注意军队。囊年法国兵之困难，亦系为此也”。

桦山答日：“甚谢忠告”。

于是，李经方起立而言日：

“此次台湾岛成为日本国之新领土，接近中国之领域，希望更进一步敦厚友谊，保持永远和平，并贺阁下新领地总督任喜！”

桦山日：“贺和平结局，并祝阁下及随员健康！”

10时45分，相互举杯祝贺而别。至11时20分，桦山带武员及翻译至公义号回访。

李经方复谀之日：

“鄙人对于阁下才能卓绝，膺总督之任，必能即速镇定骚扰，开导蛮民之效果，因深信而不疑也。尤望阁下平定台湾后，告知岛民，系依据媾和条约，日本领受台湾者，应将对于李氏一家之怨恨消除。”

并恳求日：“希望阁下对于旧友鄙人予以相当助力保护。”

桦山答称：“尽其所能，当效微劳。再阁下回国时，特别派护卫船保护阁下。幸勿悬虑！“

11时45分，桦山回船。下午2时，日本政府所派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至公义号，与李经方商定台湾交割之据。

当天深夜，将文据缮成中文和日文两份，先由桦山署名盖章，然后交于李经方，就算交割完毕。3日凌晨半点，交割手续刚完，公义号即拔锚解缆，驶离台湾海面。

随同李经方办理交割的科士达写道：

“夜半，中国船拔锚，在日本海军礼炮声中，我们向上海开行。我们在台湾海面恰恰36个小时，从来没有一个官更于胜利地完成任务后回家时比李经方的更快乐的了。”

4日下午，李经方一行回到上海。就这样，一纸文据便将台湾交割与日本了。

李经方在会谈中，卑躬屈节，哀哀乞怜，甚至不惜为日本侵略者出谋划策，唆使桦山资纪以武力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充分暴露了其出卖民族利益的丑恶灵魂。

而李鸿章在电奏中，却把李经方说成是在会议时抗言声辩，不辱使命，而且“病状颠连”，“多人扶回”，竞象是力疾从公的样子。当时清廷惟求苟安眼前，只要把台湾顺当地让给日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因此降旨曰：“台事既经李经方与桦山交接清楚，立有文据，此后台湾变乱情形即与中国无涉，应由李鸿章电知伊藤，以为了结此事之据。”

清政府既完成了台湾的交割，以为可以求得暂时苟安。

台湾自主之议，最早始于1895年三月下旬。盖马关和约于三月十九日以后，由京师传出，割台已成定案，翁同龢等在中枢力争无效，于是主战人士乃转而由地方着手谋求保台之道。

三月二十七日(4月21日)沈曾植电张之洞转唐景崧，以为台湾如能以武力自保，联英国为助，则可以不沦日属,且亦不致连累中国。同时，台湾本土绅民，于愤激之余，在籍主事邱逢甲（翁同龢之门生)等亦首先建议自主。至四月十四日(5月8日)换约之后，继以法国放弃干涉台事。于是台民益绝望，自主之意益决，乃有二十一日(5月15日)之全台绅民公电。

张之洞、唐景崧皆一向欲以台民不服为最大理由，以阻止割台，借候外援者也，此时亦势成骑虎，不得不进而继续努力，以成此自主自保之局，而观后变。唐景崧尤身当其冲，其自身之顾虑，以及对此自主国之见解与期望，可于其四月二十三日(5月17日)致张之洞此时则积极助唐筹划，电讯往返极繁，对于内外因应，多所指示，并电驻守台南之刘永福，予以激励。同时仍令上海道刘麟祥，密运饷械往台。

而是时在东北珲春边地传来俄军欲假道攻日之消息。于是张之洞又颇寄希望，以为俄之假道必是攻韩，而俄攻韩，自是逐倭。倭断不敢与俄战，亦断不肯轻舍韩，相持牵制，此一两月内，倭之水陆军必不能尽萃于台，台军民合力战守，足可取胜。各国见台能自立，当有转机。

四月二十六日（5月20日）中枢电旨，令唐景崧开缺入京，并令撤全台文武官员内渡以后，唐景崧推敲电旨语气，以为“此只言撤官，未言撤兵，语甚囫囵，或以此旨应付倭人，了中国公案耶?"对中枢仍抱期望。而台湾绅民则益为激动，决立即成立民主国，拥唐景崧为总统，以谋独力抵抗日军之接收矣。

五月初二日（5月25日)唐就职。

电告中枢曰：

四月二十六日奉电旨，臣景崧钦导开缺，应即起程入京陛见。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可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则相机自处。

张之洞于获悉台湾自主后，即于次日五月初三日(5月26日）电上海刘、赖两道云：

前奉旨济台之款，即速拨三十万，交汇丰汇台交唐抚台。如能一批全汇，即全汇亦好。但须妥稳，勿误交他人为要。

而五月初四日(5月27日)电中枢，简略报告台湾自主消息，措辞颇为隐讳。将“自立为民主之国”改为“自约为民会之国”对于军饷，则将前一日拨出之三十万两，称为获悉台湾自主以前拨付者，而台湾“现既自为民会之国，以后饷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

初十日(6月2日)，中枢电令东南沿海诸省疆臣云:

现在和约既定，而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惟近据英德使臣言，上海、广东均有军械解往，并有勇丁由粤往台，疑为暗中接济，登之洋报。或系台人自行私运，亦未可知。而此等谣传，实于和约大有妨碍，着张之洞，奎俊、谭钟麟、马丕瑶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械勇丁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

然张之洞与唐景崧之间，电讯联络仍无间断，告以今后自处、恪守臣节之道。告以俄日关系紧张，日断不能全力攻台之“确信”，以壮士气。台北崩溃之际，张犹有长电致唐，建议驭众持久之道。许以“敝处仍可随时接济。船不便派，此外虽不之备，自身亦未署名。

然此电发时，（十三日子时)，唐景崧已于数小时前，十二日(6月4日)晚弃台北出奔，转道内渡。

唐景崧于五月二十七日(6月19日)到江宁，张之洞为之电告中枢，请示应否入京陛见。随得电旨，令唐即休致回籍。

在台南，则刘永福继续抗战，颇尽心力，然而台南固远不如台北之富庶。饷械两缺，军心极难维系，而犹复节节退守，勉力支持，为时将近四阅月，至九月初二日(10月19日)始弃台南，登德轮内渡。

刘永福力抗日军之时，所抱最大希望，为内地诸省能以各种方法协助，而尤寄希望于张之洞。然张此时则已变计，不复如昔日之对唐景崧矣！全然不问之意，可谓极显明矣。

然刘永福则犹无所知也。彼于闰五月、六月、七月间，屡屡遣使渡海，赍送函电与张之洞。初犹催援，迨后来屡不得复，则转而为痛哭呼救。

此后，则刘永福不复来电矣。台南诸军则仍苦战，而饷则益缺。刘永福亦惟有慨叹：“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而已。

九月初二日（10月19日）刘永福与其子成良及部将幕客数人，由台南最后据点之安平炮台，登德国商轮，内渡往厦门。

于是台湾始全沦陷，而中日之战争亦始于事实上结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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