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尽管只是“一场绝妙的小战争”（国务卿海约翰的用语），很多人还是将其视为美国成功崛起的标志和帝国扩张的关键一步。

美西战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部分海外领土，更重要的是，战争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使其能够顺利完成对夏威夷等海外地区的兼并，形成一个“太平洋帝国”。

1898年美西战争主要是由于古巴问题引起的，其渊源却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之前。

古巴是加勒比海中离美国大陆最近、最大的岛屿，也是美国一直试图攫取的目标。早在美国建国初期，杰斐逊、约翰·昆西·亚当斯等开国元勋们就将其视为美国“天定命运”的一部分，而且这个“苹果”迟早会按“政治上的地心引力规律”那样“落向北美联邦”。

19世纪50年代还有三个美国特使前往西班牙要求购买古巴，后因美国国内南北矛盾加剧而作罢。在古巴，当地人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上，并为此不断进行抗争。从1868年到1878年，古巴的民族主义者就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起义斗争，最终精疲力竭的起义军放下武器，而西班牙殖民当局则许诺在古巴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给予古巴人更多的自治权力。当然，这些许诺后来基本都没有兑现。

1890年，古巴的局势再一次被搅动起来，不过这次并非因为古巴人和西班牙当局的斗争，而是因为美国通过了著名的“麦金莱关税法案”。

根据该法案中的互惠条款，古巴向美国出口的原糖免税，这极大地刺激了古巴向美国的原糖出口。美国基本上成为古巴唯一的出口市场，对美出口占古巴出口总额的90%，对美进口则占古巴进口总额的40%。

与此同时，从甘蔗园到糖厂等与原糖生产相关的一系列产业吸收了大量投资（特别是美国的投资），得到了进一步扩张，成为古巴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就在古巴经济对美国的这种畸形依赖不断发展时，1894年美国新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却突然废除了关税互惠条款，并对原料糖征收40%的进口关税，比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之前的税率还高出约1/3。

这样的贸易条件使古巴的原糖出口在一年之内猛降30%。这种大起大落使古巴脆弱的经济支柱一下子断裂了，失业率急剧增加，社会矛盾激化，终于在1895年再度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

这场起义一开始由古巴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ti)领导。他长期在美国担任新闻记者，视野广阔，对古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有较深的认识，而且能够团结各派起义力量。当他于1895年5月遭西班牙军队伏击身亡后，更是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激励古巴人进行更坚决的斗争。

起义最初在贫穷的东部山区爆发，然后逐步向西部富裕地区发展。起义军的总人数不超过25000人，装备很差，面对人数和武器均占优势的西班牙军队只能采取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其攻击对象与其说是殖民军队，不如说是古巴的经济基础。起义军往往避免与西班牙军队交战，而是大量地烧毁甘蔗种植园，破坏铁路和电话线等。

西班牙政府一开始打算以优势兵力迅速取胜，为此向古巴增派了20万部队，还从当地招募了上千人。但他们很快发现，在古巴根本没有正规战可打，面对起义军频繁的袭扰，西班牙军队只能疲于奔命。

1896年初，西班牙政府任命外号“屠夫”的韦勒(Valeriano Weyler)将军担任古巴总督。他于当年秋天采取了臭名昭著的“再集中”，即强迫自然村落的人口集中到西班牙军队驻守的城镇加以统一管理，将原有的村庄推平，宰杀所有牲畜，取走粮食，以断绝起义军的供应。

这一做法与冷战时期英军在马来亚、美军在越南的做法颇为类似，但西班牙人的资源更少，组织能力更差。所以一方面因为殖民当局残暴对待古巴人，另一方面也因为西班牙人根本没有能力应对大量人口非正常集中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粮食供应和卫生条件均无法跟上，结果造成大量的古巴人因饥饿和疾病而死。

古巴起义斗争进入了非常残酷和艰苦的阶段。

美国是导致古巴起义的主要推手，但这不意味着形势完全在美国掌控之下。事实上，起义爆发以后，克利夫兰政府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在古巴约有5000万美元的巨量投资，主要集中在甘蔗种植园经营方面。

这就要求美国政府最好有所干预以防止这些利益遭受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此时委内瑞拉危机逐步进入高潮，美国正全力与英国交锋，这又使得稳定与西班牙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美国政府于1895年6月发表了中立声明。

但古巴形势发展得很快，起义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还于当年秋天成立了临时政府。美国政界开始意识到，西班牙已经不太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更重要的是，经过1895年底和1896年初的戏剧性变化，委内瑞拉危机的顶点已经过去，美英开始了平稳的谈判，美国此时有余力来应对其他方面的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舆论也在发生较大变化。从1895年古巴起义爆发开始，一些旅美古巴人（不少已经加入了美国籍）在纽约等大城市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Junda)，为古巴起义者募集资金并进行宣传，争取更多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

在这样一场宣传战中，西班牙先天不利。一方面，西班牙是个衰弱的竞争者，美国人对这样一个没落帝国还能占有如此多的美洲殖民地已经十分不满，潜意识中希望找到西班牙的一些“恶行”以便名正言顺地将其殖民地抢过来；另一方面，天主教徒在西班牙占绝对多数，而以新教为主体的美国社会当时对天主教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和轻视，因而更加倾向于将西班牙描述为落后、僵化的国家。

到1896年“屠夫”韦勒将军成为古巴总督后，西班牙军队的暴行越来越多地传到美国，成为美国报纸增加发行量的绝好素材。像《纽约时报》、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等大报纸尽其所能地利用这些题材，不断调动美国社会舆论。

与此同时，由于古巴委员会从美国走私军火和其他物资支援古巴起义者，他们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摩擦也在增加，有不少古巴裔美国公民被西班牙当局逮捕关押。这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国内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界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利用民意的机会。

国务卿奥尔尼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就写道，很多政客“正在升起船帆…以便搭上舆论的顺风”。于是，美国开始调整对古巴的政策，而国会又冲在了政府前面。

1896年春，美国国会高票通过决议，要求政府承认古巴起义者交战权，实际上就是要求合法地向起义者提供各类支援。而总统克利夫兰考虑的不仅仅是干预本身，还有干预的最终后果。

他坚持认为，美国不需要兼并古巴。既然如此，美国进行干预最终只能让古巴实现完全的独立，这在克利夫兰看来未免显得可笑。美国政府犹豫再三后，拒绝了国会的要求，但仍于4月4日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了调停建议，称希望西班牙在古巴进行部分改革，以便与起义者实现和解与和平。

这虽然是一个相对折中的做法，但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这标志着美国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发生了调整，开始从最初的“不介入”一步步向干预方向发展。

西班牙对美国可能的干预一直非常担心，也非常警觉。当收到4月4日美国的调停建议后，西班牙政府拖了两个月，然后“客客气气”地回绝了。

这就形成了战争爆发前两国互动的一个基本模式：

美国施压要求改革，西班牙则不愿意或根本做不到所要求的改革，然后美国再表示不满，如此循环往复。不过，西班牙也在试图寻求帮助。

当时欧洲各国，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舆论总体上还是同情西班牙，因此西班牙政府希望借助欧洲国家的力量以拦阻一下美国可能的介入。

1896年9月3日，西班牙外交部试图邀请多个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表示他国无权干预或批评这场战争。结果美国马上作出反应，美驻西班牙公使威胁说，此举将被美国视为不友好的行动。

西班牙只能退缩。

到1896年12月，任期将满的克利夫兰向国会作最后一次总统咨文时就用了很长篇幅谈古巴问题，部分言辞已经接近于“干预宣示”了：

美国与古巴起义之间不可避免的瓜葛、大量受到影响的美国利益和对人道主义的考虑都强烈地要求美国采取某种积极的干预…当所有手段都失败了的时候，美国就必须介入以中止在古巴的冲突，即使以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为代价都在所不惜…当西班牙已经明显不能成功化解起义的时候，当它对古巴的合法主权已经消失的时候，当为了重建这种主权的无望挣扎已经蜕变为一场生命的无谓牺牲和古巴的彻底毁灭时，我们对西班牙主权的责任就会被更高的职责所取代。在承认并履行这些职责时，我们不有什么迟疑…

这基本上就是下一届政府对古巴政策的宣言。

在1896年下半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以明显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里安(William Bryan)。这场选举对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美国从近代两党政治转变为现代两党政治的转折点。

历史学家往往把麦金莱称为“第一位现代美国总统”。这主要是从国内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的。美国内战以后，行政权力与古老的宪政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进一步突显出来，美国政治体制开始了一个重新调试阶段。

麦金莱于1843年生于俄亥俄州，是个内战英雄，1876年当选为共和党议员后长期在国会工作，在共和党内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1891年后他又两度当选为俄亥俄州州长，从而进一步积累了政治资本。

在麦金莱任总统时期，参议院的几个“大佬”清一色都是其以往政治伙伴，这就使他完全能够运用个人的政治资源与国会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

他不喜欢蛮干，而是喜欢慢慢促成一种态势，让别人主动替他实现政治目标，自己则表现出一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样子。当时一位非常了解他的朋友就形容麦金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强人”，能使人们团结在他周围并掩盖他的成功。

这样，麦金莱政府的特点就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几乎完全围绕总统本人运转，总统掌握了每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用国务卿谢尔曼的话来说就是总统“承担所有内阁成员，尤其是国务卿的职能”；第二，政府与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像约翰·洛克菲勒(John P.Rockefeller)、乔治·普尔曼(George H.Pullman)、J.P.摩根(J.P.Morgan)、弗兰克·汤普逊(Frank Thompson)等工业巨头和金融巨头都与麦金莱有着密切的往来，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第三，政府与国会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原本用来制约行政权力的国会在很多重要事情上却更像是“落实”总统意图的助手，这一点在涉及对外政策的参议院表现尤其明显。

总体上看，政府、国会和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像是CEO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权力运作也越来越像一个巨型公司，所谓的“公司美国”实际上就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在这样一届政府的视野中，古巴问题一开始并不特别突出。相形之下，重新掌握政府的共和党更关心几笔“旧账”，比如兼并夏威夷(共和党内的扩张主义者对克利夫兰总统的阻拦一直耿耿于怀)，开凿地峡运河，等等。但从政府的实际措施来看，麦金莱上台后最关心的还是海外贸易扩张。

1898年1月，麦金莱总统在美国最有权势的工商业组织——“全国制造商委员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充分表现了这种形势转折和再接再厉的商业扩张劲头。

在讲演中他提到，三年前委员会成立时正值经济严重衰退，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避免损失，而现在的目标却是“走出去并拥有那些以往从未拥有的”，他又进一步鼓动说：

“你们想要扩展的是生意，而不仅仅是钱财。对于你们先前的打算，我同意；对于你们当前的目标，我是完全支持！”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有余力来处理古巴问题了。

不过，旷日持久的古巴冲突还是让麦金莱感到为难。古巴的起义对美国来说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起义大大削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从而为美国的取而代之铺平了道路。这一点无疑为不少美国人，特别是扩张主义者和“金戈主义者”所乐见。另一方面，冲突中受损的毕竟以美国人的资产为主，而且美国与古巴的贸易也大受影响。到1897年时，双边贸易额从前一年的4800万美元下降到2600万美元，仅为1893年贸易额的25%。

其中，美国东部的糖加工业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像糖业巨头“美国糖业加工公司”被迫从其他地方进口原料糖，每吨价格比从古巴进口要高3~4美元。

一开始，美国政府向西班牙抗议的焦点是西班牙总督韦勒残暴的“再集中”政策，从而很容易地占据了一个道义高地。

上台几个月后，麦金菜又任命与他关系密切的斯图亚特·伍德福德(Stewart L.Woodford)为新的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并要求其在上任途中与美国驻法、英、德等欧洲大国的使节进行交流，了解这些国家对古巴形势发展的反应和政策底牌。

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欧洲大国都没有表示反对美国介入古巴，而英国和俄国的反应还更积极一些，称美国即使采取其他行动他们也不会反对。

这无疑使美国政府心中更加有底。

就在伍德福德到达马德里之前，西班牙首相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保守派内阁垮台，过渡政府成立。当西班牙国内的乱局稳定后，伍德福德于9月18日会见过渡政府的外交大臣并传达了7月16日指令的内容，同时他根据麦金莱的指示又加上了一个期限，就是西班牙政府必须在当年11月1日前作出让美国满意的、实现和平的保证。

这就相当于一个最后通牒，而西班牙政府剩下的时间又非常有限。不过，好在西班牙新上台的自由派政府在这方面比原先的保守派政府更愿意作出让步。到10月份，西班牙政府就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撤换残暴的总督韦勒。到10月26日，西班牙政府将改革方案递交美国，表示允许古巴实现自治。11月25日，西班牙女王还签署了改革法令。

应该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非常不容易，西班牙政府已经竭其所能，但要做到让美国“满意”则是不可能的。

从古巴的角度来看，起义者已经艰苦战斗了三年，不可能因为西班牙政府的一纸“自治”法令就放下武器，更何况美国的军火和给养还在不断地通过走私渠道运抵起义者手中，使后者坚信能赢得完全的独立。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古巴冲突是将西班牙赶出去的机会，美国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进行干涉基本已是既定政策。另外，美国干涉古巴与干涉委内瑞拉边界问题一样，都是为了美国利益，与古巴人或委内瑞拉人没有任何关系。古巴人的悲惨遭遇只是在动员美国国内社会时比较有用。所以，当西班牙政府提出让古巴“自治”的改革方案时，美国的回答就是必须马上看到实际成效，否则美国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此时，美国的意图和整个事态发展的方向已经完全明了。

麦金莱政府在古巴问题上的抗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巴人民遭到残酷对待，二是美国利益受损，因此美国的要求也总是“尽快平息冲突”。

整个逻辑非常简单、完整，在实际行动上，美国确也采取了一些人道主义行动，比如迫使西班牙政府同意让美国的红十字会在古巴发放食品和衣物，国会拨款50000美元用于援助古巴，等等。

麦金莱总统个人还为此捐助了5000美元。不过，这些现象并不能混淆美国的深层次意图，也不会干扰事情发展的最终方向。

到1898年1月，西班牙殖民大臣还在和美国公使好声好气地商量。

事实上，美国的底牌就是迫使西班牙彻底放弃古巴，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时间表”。

麦金莱总统在1897年年底的咨文中就指出，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古巴仍然不具备“正义的和平所不可或缺的条件”，那么美国“仍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其中就包括“站在某一边的干涉行动”。这里麦金莱所说的“不久的将来”绝对不是一个含糊的时间概念。

因为古巴战争中主要的作战时间是冬天，而从4月到10月是雨季，作战行动很难开展。所以当麦金莱在1897年12月说这番话时，他留给西班牙的时间实际只有短短几个月。

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在这段时间内西班牙殖民军队连自身的伤亡都无法得到补充，更不用说取胜了。所以，留给西班牙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彻底放弃（投降），要么听任美国干涉。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政策完全是麦金莱政府的决定，而不是被“民意”所推动的。在美国民众和大多数国会议员看来，西班牙给予古巴自治和韦勒被解职是美国外交的一场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情绪。

在国会方面，1897年年底时只收到寥寥几份要求干涉古巴的备忘录和请愿书，而且多数议员私下反对国会采取行动，连主张干预最积极的参议员约翰·摩根(John Tyler Morgan)和亨利·卡伯特·洛奇也认为，美国应将干预古巴的事情暂时放一放，先集中力量争取兼并夏威夷。

在这期间，美国政府却采取了一系列加大压力的行动，促使整个形势向干涉的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武力干涉的问题，海军部下令暂停军人复员，这基本上是进入临战准备的代名词。而美国海军的主力一北大西洋分舰队也被调往佛罗里达州最南部的基韦斯特军港，直接面对古巴。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政府内部确有一点在古巴“实现和平”的愿望，那么西班牙改革方案的结局也足以将其打消；古巴起义者拒绝接受，古巴的地产主和商人也表示拒绝，最后，连在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军队都拒绝接受，使改革方案完全成为一纸空文。

而且，西班牙殖民军队对自由派政府非常不信任，认定其会“出卖”古巴，所以1898年1月12日还在哈瓦那发动了一场小规模骚乱，砸了三家曾批评过前任总督韦勒的报馆。

平心而论，这场骚乱时间很短，影响也不大，却是最后导向战争的一连串事件中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似乎非常看重这一事件，其对西班牙自由派政府的信心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骚乱平息后，美国正式通知西班牙，一旦再发生类似骚乱美国将派遣部队进入古巴。在国会内部，一些议员也重新活跃起来，要求对西班牙采取行动。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希特(Robert Ht)就于1月18日提出，由于西班牙的改革方案不可能实现，美国将不得不干预古巴以保护美国公民和利益，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准备好，要像美国早年的爱国者那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当他（指麦金莱)采取必要行动来保卫国家荣誉和利益时坚定地站在他身后”。

由于希特本人普遍被认为是麦金莱总统在众议院的代言人，所以他的话可以看成是美国政府的立场。更何况，政府的行动事实上根本没有停顿，就在希特发言的前一天，海军部长约翰·朗下令秘密调动南大西洋分舰队，进一步完成对西班牙作战的部署。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