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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为反对日本要清政府割地的图谋，准备联合的对象，主要是法国。

法国早就有谋占东方领土的野心。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它主要是通过支持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来加强其在东方的影响。到1885年，通过中法战争，法国终于在东南亚大陆确立了有利的地位。在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军队一度占领台湾基隆和澎湖列岛。10年之后，法国虽然对台湾仍存垂涎之意，但此时正用兵于马达加斯加岛，显然力难兼顾。

它又借口感情的原因企图染指澎湖列岛，却得不到任何一个大国的支持。因此，法国政府在望洋兴叹之余，对外始终装着对中日战争漠不关心的样子。当中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之际，法国公使施阿兰却奉命同总理衙门进行关于湄公河流域边界划分问题的谈判。

直到3月下旬，法国政府的态度仍然不够明朗。对此，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似乎有点焦急，于3月25日上奉沙皇称: “法国政府似乎也反对将澎湖列岛割让日本，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会支持自己的及我国的要求到何种程度。”

尽管如此，法国以俄法同盟之故，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能不跟随俄国面采取共同的行动。

与法国相比，德国的远东政策要积极得多。早在1861年，艾林波伯爵担任普鲁士东亚外交使团首领之后，即曾向其政府提出占领台湾的建议。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东南沿海考察后，认为舟山适宜于作为战略据点，因为“这个口岸是易于设防的，并且由一支舰队可以控制它同华北及日本的交通"，建议首相俾斯麦吞并舟山。到1882年，他出版了《中国论集》第2卷，又鼓吹占领胶州湾的重要性。

指出：

该港口符合于一个伸展到华北的铁道网的海岸据点的条件，除其战略意义外，“它将替华北的棉花、铁和其他产品创造一个便利的出路和使进口货便宜地通往一些重要的地区。”

但是，30余年来，德国在远东援取据点的梦想始终未能实现，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却为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1894年11月间，德国政府内部已经开始讨论在中国占领据点的问题了。

德国首相霍亨洛声称：

“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因此而受损失，或被人惊骇。我们在亚洲亦需要一个据点，因为我们的商业每年值4亿马克。”

他主张实现艾林波伯爵的遗愿，趁机夺取台湾。外交大臣马沙尔的意见则有不同，虽然也同意“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不应一无所得”，但认为：

“现在企图将台湾割让给德国上和日本达到谅解；似已无成功希望，因为日本自己视台湾为胜利品。德国欲于此时提出此种要求，必引起列强之猜疑，大大地损害我们的政策。”

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建议：

“如果别的国家利用中日战争在中国取得领土，我们应注意为我们东亚海军及商业取得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第一，应注意位于山东海角的胶州湾；第二，在台湾海峡中之澎湖列岛。”

可是，在马沙尔看来，胶州海湾之占据，在且前不能希望有经济利益”，而“澎湖列岛完全没有价值，它没有内地可提供为商业之用”，至于占领台湾省，除存在着日本的障碍外，还要冒同法国发生冲突的危险，“不能不有保卫它必要的牺性，这在我们现在是不能做到的”，这场讨论持续了两个多月，迄朱取得一致的意见，也就暂时不了了之。

当得知李鸿章受命中国全权大臣赴日和谈及列强闻风而动的消息之后，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指示：

“对于英、法间的矛盾及英、俄间的矛盾，我们的政策必须完全自主独立，俾每一时候，当英国绝对需要我们，求我们的援助，它将要付给我们一个适当的代价，当它没有我们的参加而进行战争，我们将要取我们所需的东西。”

根据德皇的谕令，霍亨洛建议采取以下的政策:

“一方面，对于只有利于他国之行动，固不应早期加入；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参加此类行动之权利，则当预为保留。盖此项行动能使欧洲列强之东亚势力分配，为之消长变动故也。”

这说明德国正准备瞅准时机以参加列强的联合行动。

德国远东政策的积极性，还表现在它首先向俄国发出了联合的呼吁，3月23日，马沙尔致电其驻俄大使馆代办齐尔绪基向罗拔诺夫转达德国政府的意愿："我们相信，我们在那边的利益与俄国的利益并不冲突，因此我们准备与俄国进行交换意见及最后一道交涉。”

俄国政府对德国的建议表示欢迎。俄、德两国的联合意向便为后来俄、德、法三国结成同盟奠定了基础。

但是，俄国政府对于采取干涉的政策还颇有顾虑，所以迟迟难以作出决断。亚洲司长克卜尼斯特主张，必须与英国联合行动，因为“要与所有欧洲国家一起行动是非常困难的，类似的企图只有预先得到最强的海军国家英国的肯定允诺后，才有成功的可能"，但这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罗拔诺夫则不同，他考虑了各种可能采取的政策。起初，他一直在联英和联日两种方案之间徘徊。从他3月25日同一天内两次上奏沙皇所表露的意向，便不难看出罗拔诺夫首先想的是采取暂时联合英国的策略。

他在第一件奏文中说：

“日本所提和约条件中，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此种占领，会经常威胁北京，甚至威胁要宣布独立的朝鲜；同时由我们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假使我们决定要求日本放弃此种条件时，将发生一个问题：假使他们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是否采取强迫措施，抑或在此种情况，能指望和其他强国共同行动?”

这里所说的“其他强国”，首先指的是英国。但是，当罗拔诺夫同英国大使拉塞尔斯谈话之后，他得到了这样的印象：

“英国政府的看法虽与我们相同，但英国大概决定不用任何强迫措施，或敌视日本的示威，因为最近英国的舆论愈来愈偏向日本。”

由于英国越来越显露其亲日的倾向，罗拔诺夫感到与英暂时结成同盟是毫无把握的。

于是，罗拔诺夫又想到拉拢日本以对抗英国。

他在第二件奏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

“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道的建筑起见，我们必需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中国在丧失朝鲜以后，没有任何港只可以让给俄国，它当然不会自动放弃满洲地区的一部分。在紧急关头，根本不能把中国看成积极有用的同盟者。另一方面，虽然日本的力量在迅速发展，太概在相当时期内需要我们撑腰，即令不是对中国，可以对付，英国在海上的优势，与东方兴起的大国达成协议，并非完全不可能。

在亚洲，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无疑是英国。它带着恶意及妒忌注意我们在远东的每一行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亚洲发生任何困难时，英国的友人常是我们的敌人，它的敌人却是我们的友人。在英国与俄国发生冲突时，英国常尽可能使中国为其所利用。反之，日本主要是个海上强国，迟早会成为英国的敌手，至少在它本国海面会如此。”

“每当我们与英国的国交在绝续之际，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常是我国政策的迫切问题。我们竭尽全力希望日本宣布中立，至少对交战双方不封闭其港口，并将港口对一切国家开放。日本各港口对英国而论，并无特殊重要性，因为它在太平洋上有最优良的海上根据地香港。可是，这些港口对我们的舰队而论，则不仅在平时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战时则更为重要，因为我国海参崴在冬季有4个月是冻结的，没有日本港口去和英国斗争是不可思议的。”

是联英还是联日?罗拔诺夫处于两难之中。最后，他提出了一项左右逢源的建议：

“我们当然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主要是和英国一起，设法不使日本由于目前的战争而特别强大起来；可是同时我们应该不使其列强得悉，审慎地放弃对日本的任何敌对行动，以便将来不损害我国和日本政府的友好关系。”

这种明联英、暗通日的策略，在实际上是绝对行不通的。这说明：作为外交大臣的罗拔诺夫，直到此时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远东外交政策。

16日，尼古拉二世在皇宫里召开了一次只有数名文武重臣参加的高级会议。会上，财政大臣维特“把日本摒除在大陆以外”的建议得到了沙皇的认可。

这便最后确定了俄国政府的积极干涉政策，也为三国之结盟奠定了基础。17日，即《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俄国正式邀请德、法两国参加共同对日干涉行动，得到了积极响应。这样，俄、德、法三国同盟终于建立起来。

在此期间，俄、德两国一直在争取英国参加联合行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德国较俄国更显得积极。因为据德国前驻华公使巴兰德分析，同俄国联合可以“转移俄国的视线于东方”，使德国的“东方边境缓和”，而且可能由于中国的感激，以“割让或租借的方式”得到一处“为我们的海军停泊或屯煤之所”。

真是一举而两得！但是，英国内阁已经确定了支持日本的方针，拒绝了联合干涉的建议。德皇威廉二世阅看外交大臣送来英国拒绝联合的电报时，亲自批道: “照这样，英国已与日本有密约。”

并气愤地写下这样几句话：

“不要改我的指示。英人的短见，将使他们大吃其亏！”

英国之所以拒绝参加联合干涉，固然是基于其抵制俄国南下政策的远东战略，但也表现出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不足。起初，英国相信日本政府也许不会对三国让步，而三国也可能知难而退。所以，当4 月20日金伯利得悉俄、德、法三国决定共同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的当天，便致电楚恩迟急切地询问：

“如果俄国政府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通报日本，声称它们将反对日本永久占领辽东半岛的意图，你是否认为日本政府会改变其决定？”

同一天，英国驻德大使马来特报告：

“马沙尔忧心忡忡，认为假如欧洲现在不站出来阻止日本在远东占据霸主地位，前途将令人忧虑。他给我的印象是，尽管各大国都有此同感，但不会采取积极的一致行动。他说，日本料定了各国缺乏一致的意见；不幸的是，日本这局棋几乎无可改变地赢定了。”

22日，金伯利又接到楚恩迟的复电：

“我认为，日本不会听从类似阁下电报中提到的任何警告，除非这些警告背后有武力作后盾。如果中国有理由期待各国的干涉，它可能会拒绝批准和约。此间正在商讨这种突发情况。日本军队曾经希望到北京发号施令后再谈条件。”

马来特的报告和楚恩迟的复电，使金伯利越发相信原先的判断准确无误了。所以，英国于23 日举行的内阁会议，决定坚持先前的决议。

认为：

“象俄国政府建议的那种策略，是女王政府所不能采取的，因为不知道若日本拒绝屈从它们的要求，几个大国将考虑采取何种最终措施。而女王政府认为，日本几乎是一定会拒绝的。”

然而，英国政府的判断并不正确。就在4月23日英国举行内阁会议当天的下午，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内容大同小异的备忘录，指出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不但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实对将来远东永久之和平产生障碍”，因此“劝告日本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

24 日，英国驻俄大使拉塞尔斯会见了罗拔诺夫。

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对他说:

“假若英国女王政府支持俄、德、法三国公使昨天在东京对日本政府的通报，坚信日本一定会让步，决不会存在必须采取敌对行动的危险；相反，如果女王政府拒绝参加这次通报，战争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

于是，拉塞尔斯向金伯利建议：

“鉴于异常严重的局势，女王政府可能需要向日本政府指出，假如他们坚持自己的要求，日俄战争将不可避免；如果日本放弃其获取辽东半岛的意图以避免这一灾难，将是明智之举。”

但金伯利不相信事态发展会真的那么严重。他宁肯相信日本公使加藤高明的话: “日本政府不会对这一抗议让步。”

并答复说:

“我相信, 日本政府会严肃地权衡整个事态。用不着我多说，女王政府是按照对日本极其友好的感情行事的，并不想看到日本对中国的合理的胜利果实被剥夺。"

但是，金伯利的信心并没有坚持几天。4月27日，当加藤高明再次表示：

“现在要日本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时，他为日本的处境着想，不得不认真考虑拉塞尔斯的建议，劝告加藤说:：我当然不能估计日本政府将会遇到多大的国内困难，但我要指出，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即众所周知的《圣斯忒法诺条约》。在那次事件中，一个大国遵从了其他几个大国的抗议，而放弃了战胜后缔结的和约中的一些条件。假如日本采取类似的方针，对日本的荣誉是不会有什么损害的。"

日本并不情愿吐出已经到口的果实，采取了一些反对三国干涉的对策，但都不成功。它又不可能指望英国行动上的支持。于是，日本政府决定接受三国的劝告。后来，中日两国于11月8日在北京签订了《辽南条约》,规定中国以库平银3000万两赎还辽东半岛。至是年底，中国终于先后收回日军所占之辽南诸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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