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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19世纪最后十年的美国外交时，不少美国历史学家比较偏爱“转型”一词。

但实际上，美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更多是一种延续：其重点方向依然是拉美和太平洋，其方式依然是军事与外交结合，其过程也依然受到国内两党斗争的深刻影响。不过，从1890年开始，美国外交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这些特征及其背后所发生的变化，使美国更有能力应对大大扩展了的海外事务，为新帝国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无论在大陆扩张还是海外扩张方面，美国的外交纪录一直不错。

但这掩盖不了其中的一些重大弊端。其中，国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长期拥有巨大的权力，因此两党的政治斗争往往对外交政策产生非常直接的冲击，造成政策的摇摆和低效。

另外，美国外交机构在国内政治结构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其规模和专业化程度都比较低。而在美国平民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氛围里，人们又倾向于把外交官看成是欧洲君主制的残余，是一种“奢侈品”。

因此，外交机构的建设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改革步伐落后于美国整个文官制度的改革。即便如此，美国的外交机构在19世纪90年代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在人事制度方面，美国改进了晋升制度，扩大了国务院和驻外使领馆的编制，增加了工作层的官员人数（尤其是增加使领馆的一秘和二秘职位)，使得美国开始拥有一支稳定的外交队伍。更重要的是，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断增加，外交的决策权开始集中到行政部门手中，国务院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可以相对较少地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冲击，有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

政府对各种外交事务的统一管理和控制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

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是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以美国对华政策为例，1895年以前美国在华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完全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且基本不理睬政府的指令。很多美国人将经济领域对“自由放任”"的推崇移植到了对外政策领域，认为不受约束的个人奋斗才是促进国家利益的最佳方式。

但到90年代下半期，政府的外交部门逐步加强了各方面的协调与管理，在华事务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开始从个人和民间团体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甚至原先自主性极大的传教活动也不例外。这种权力和能力的增长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认为，如果外交机构没有出现这一系列的改革，那么美国将难以应对由迅速扩张带来的巨量的海外事务，更不可能制定并执行一项有效的、统筹全局的外交政策。

美国外交机构的工作风格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保护和促进海外经济利益方面，美国的国务院和海外机构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在1889年，美国农业部长还不得不恳请国务院“多多费心”，让驻外使节协助为美国农产品寻找新的海外市场。

而到1897年时，美国国务院却非常主动地指令各驻外使领馆帮助“扩大美国制成品的销售”。如果说，美国与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外交本来就有一种更注重权力和更注重财富的区别，那么到了1890年以后，这种区别更加突出。美国外交开始越来越有意识地、越来越直接地为财富服务，为海外贸易扩张服务。

在整个19世纪，美国在这一方向的外交一直都是富于进攻性的，对获取太平洋上可能充当海军基地的港口更是坚决。这一特点在19世纪80年代与英、德两国争夺萨摩亚时体现得尤其明显。

1890年后，美国在这一方向的外交重点则是夏威夷群岛。

美国对夏威夷的渗透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就来到夏威夷并成功地使当地统治者皈依基督教新教。与此同时，这些传教士又促成了一系列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使当地社会发生剧变，自己也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到19世纪50年代16位公理会传教士平均每人拥有493英亩（约200公顷）的土地。

这些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无疑是非常糟糕的，连美国驻夏威夷的领事都称他们为“当地社会的吸血鬼”。不过，正是由于这些传教士和接踵而来的美国商人，美国人对夏威夷的控制迅速上升。

1876年，美国政府又与夏威夷政府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有着深远的政治考虑，按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的说法，就是要抢在英国人和加拿大人之前控制住这一群岛。

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则说得更加明确：该贸易协定就是要让夏威夷“在工业上和贸易上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并防止“任何其他大国在此立足”。

后来夏威夷的情况基本上按照这一设想发展。贸易协定签订仅过了4年，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就增加了2倍，10年以后，糖的年产量和年产值增加了5倍多。其中，美国人占有了夏威夷全部糖业资产的2/3，而糖业出口也基本上100%面向美国市场。

此时，夏威夷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属品。在战略上，美国于1886年从夏威夷政府手中攫取了单独使用珍珠港的权利，不仅在太平洋的中心位置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基地，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夏威夷群岛的控制。可以说，夏威夷已经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

到1890年，夏威夷经济对美国的畸形依赖突然被打断了。麦金莱关税法案中的互惠贸易条款给予了古巴原糖进口免税的待遇，迅速使古巴取代夏威夷成为美国主要的原糖进口地。

夏威夷的经济一下子出现了巨大危机，当地的甘蔗种植园主本来就是主张兼并的美国人，受到经济打击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动夏威夷并入美国。与此同时，刚上台不久的夏威夷女王利留奥卡拉尼(Queen Liliuokalani)具有很强的主权意识，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双方矛盾激化。

1893年1月，在美国巡洋舰“波士顿”号的支持下，夏威夷的美国人发动叛乱推翻了女王。1月17日，叛乱者成立临时政府，立即得到美国的承认，3天后得到在夏威夷的所有外交使节的承认。与此同时，临时政府又派员乘船前往华盛顿正式商讨并入美国的事宜。看到成功来得如此容易，作为叛乱主要谋划者和策动者的美国公使斯蒂文斯(John L.Stevens)有点过于激动，还没有征得国务院同意就宣布夏威夷为美国的保护国。

在给国务卿约翰·福斯特(John W.Foster)的信中，他也难以抑制兴奋之情：

“夏威夷这个梨完全成熟了，现在是美国采摘它的黄金时机。”

在美国国内，主张兼并夏威夷的人同样热情高涨，尤其是新教的传教士团体。在他们看来，美国对夏威夷的控制和兼并主要是传教士打下的基础，跨教派的纽约《独立报》就宣称，美国海外传教士委员会“在两代人之前就从宗教上兼并了”夏威夷群岛（事实上叛乱者中确有不少是早期传教士的后代)，而既然“成熟的苹果落到我们手里，扔掉它是非常愚蠢的…获得夏威夷将（使我们）掌握太平洋上的航线…将使我们对所有太平洋上的岛屿拥有主宰性的影响”。

另外，部分商人也在积极推动兼并，代表人物就是在夏威夷拥有最大甘蔗种植园的美国糖业-航运业巨头克劳斯·斯普雷克尔斯(Clause Spreckels)，还有以旧金山为中心的西海岸商人团体。在他们的影响下，美国国内舆论很快开始拥护兼并。

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发现，在1月份时，一些美国报纸还要遮遮掩掩地拿英国可能夺占夏威夷作为理由，到2月份时就完全放开地大谈兼并的好处了。

然而美国政府内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首先，兼并领土需要复杂冗长的法律程序，而总统哈里森在大选中已经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在任时间屈指可数，很难在该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次，哈里森本人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也缺乏心理准备，因而在兼并问题上一开始也是犹豫的，想先看一下这场叛乱在夏威夷当地是否得到拥护。

但在国务卿福斯特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他最后还是在2月15日向国会提交了兼并条约草案。但是，还没等国会就此开展充分辩论，3月4日宣誓就职的新总统克利夫兰已经将条约草案撤了回来，称美国应该“停下来，看一看，想一想”。

实际上，此时克利夫兰心里已经有了明确的倾向，那就是不赞成兼并。而其内阁中的要员、国务卿格雷沙姆更是持坚定的反对立场，上任不久就向俄国驻美公使表态“不会有旨在攫取外国领土的原则和政策”。

很快，克利夫兰采取了行动，委派曾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布劳恩特(James Blount)赴夏威夷进行调查，核心任务就是评估美国这次兼并是否“道德”。

在布劳恩特抵达夏威夷之前，积极推动叛乱和兼并的美国公使斯蒂文斯已经被迫辞职，布劳恩特本人被任命为新的公使。他到达火奴鲁鲁后，马上下令将在夏威夷政府大楼上悬挂的美国国旗取下，并命令正在“维持秩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回到“波士顿”号巡洋舰。

经过一番调查，他于7月基本完成了报告，严厉批评美国公使斯蒂文斯在叛乱中的作用，指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海军“不公正”地支援叛乱者，女王不会被推翻，而且当地人普遍反对这一叛乱，反对并入美国。

根据这份报告，克利夫兰政府就可以给1893年夏威夷事件定性为“不道德”，而相应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放弃兼并，二是作出道歉并劝说夏威夷临时政府恢复女王王位（国务卿格雷沙姆最初起草的声明则是纠正错误并恢复女王王位)。

这两项措施自然引起了兼并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夏威夷的临时政府也拒绝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克利夫兰无意强为。作为一名政治老手，他于1893年12月18日向国会递交了布劳恩特的长报告，在明确否定了兼并方案后，还要求国会对此事“想出办法”。这样就把球踢给了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形成了一场跨年度的大辩论。

最终，民主党占绝对多数的众议院行动较快，于1894年2月7日通过决议，反对兼并夏威夷，谴责前驻夏威夷公使斯蒂文斯并宣布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而参议院的行动则分两步走。2月26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报告，一方面免除了对斯蒂文斯的指责，另一方面也对总统未经参议院同意就派全权特使一事不持异议，而这一点恰恰是共和党攻击克利夫兰的。这样两党就形成了某种妥协与平衡。到5月31日，参议院以55票对0票正式通过决议，表示夏威夷应自己选择政府，美国不加干涉。这样，美国兼并夏威夷一事暂时被搁置，而叛乱者的临时政府也得到了保留，夏威夷因此处于一种“地位未定”的状态。

整个事件中，克利夫兰政府反对兼并夏威夷的动机是值得分析一番的。美国国会的辩论将道义因素提到了很高地位，道德和利益的冲突似乎成为政府反对兼并的一个关键。

事实上，道义因素只是一个方面，其中还涉及大量现实考虑，至少包括：

第一，5月份美国爆发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部分地改变了原先的利益判断，一些原先支持吞并夏威夷的人开始对兼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感到不确定。

比如之前提到的糖业巨头斯普雷克尔斯就改变了看法，认为兼并夏威夷将使糖产量增加并进一步压低糖价，从而可能在经济上得不偿失。

第二，担心对国内政治体制的影响。

1890前后美国不断增加的社会问题已经使克利夫兰和格雷沙姆等人担心，美国的联邦制度已经过度扩展，承受不了更多的领土。更重要的是，克利夫兰政府的核心成员都认为，夏威夷当地人多数属于有色人种，政治文化又比较落后，将其并入美国可能会使已经“超载”的联邦制度和民主制度崩溃。

第二助理国务卿埃尔维·亚迪(Alvey Adee)在给国务卿格雷沙姆的私人信件中就提到，夏威夷人根本不具备成为选举公民的资格，因此夏威夷也不具备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资格。

第三，现实利益与成本之间的核算。

在克利夫兰和格雷沙姆等人看来，美国在夏威夷最主要的利益就是蔗糖和战略基地，而这两方面美国在没有承担起任何政治责任的情况下就已经拥有了。相反，如果美国兼并了夏威夷，利益不会变化，而统治成本则将因此增加。在遭受严重经济危机冲击的情况下，这种成本与利益的反差更显突出。

当然，美国对夏威夷的外交还涉及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日本。1893年夏威夷发生叛乱后，主张兼并的美国人就强调英国攫取夏威夷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亚洲分舰队司令则提醒海军部长赫伯特“日本有可能使夏威夷问题复杂化”。

事实上，美国对英国的担忧更多是基于一种习惯思维，而对日本的关注则是基于现实。日本明治维新后，其扩张方向主要在亚洲大陆，同时也在太平洋方向进行渗透。

1883年时在夏威夷只有116个日本人，到1896年时就达到24407个，占人口的1/5以上。这无疑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在夏威夷的美国人的关注。

1894年7月4日，堪称傀儡的“夏威夷共和国”选出了一个纯种白人桑福德·多尔为总统，并得到美国政府正式承认。

1897年3月，夏威夷临时政府想中止日本移民，结果日本政府发出威胁并迅速演变为美日之间的较量。美国麦金莱政府命令太平洋分舰队的“费城”号巡洋舰和一艘老式的轻型巡洋舰“马里恩”号开往夏威夷，日本则针锋相对地派出战列巡洋舰“难波”号，为此美国又将太平洋分舰队的其他4艘军舰全部集中到夏威夷，双方海军进入了紧张的对峙状态。

马汉和其他一些海军权威人物都认为与日本的战争已经变得“十分可能”。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又试图重新推动兼并事项，使得美日在夏威夷问题上的矛盾更加激化，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正式抗议。由于美国此时已经考虑在古巴问题上与西班牙摊牌，因而力避与日本发生冲突。

经过一番外交谈判，美日在当年的12月达成妥协：日本撤回对美国兼并夏威夷的抗议，美国则保证日本在夏威夷的移民和商业利益，同时还迫使夏威夷临时政府向日本赔偿75000美元。

1897年3月，共和党人麦金莱入主白宫，启动兼并夏威夷的议案。

1898年，“夏威夷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宣布把主权移交给美国，成为美国海外属地。

1898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兼并夏威夷的议案，总统麦金莱随即签署。

1900年，美国在夏威夷建立地方政府，任命桑福德·多尔为总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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