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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世纪最后十年的扩张以两次著名的外交照会收尾。

1899年和1900年的“门户开放”照会尽管针对的是中国，但其真正意义是对美国海外扩张基本方式的一种重新确认，即美国摆脱了美西战争后兼并海外领土的短暂热情，重新回到贸易和影响力扩张的路线。

“门户开放”因而成为美国海外扩张逻辑的集中体现，美式帝国至此也基本定型。

19世纪末，当美国人狂热地讨论通过海外贸易扩张来解决国内的生产过剩问题，或者在讨论继续向太平洋方向“西进”以克服“边疆关闭”问题时，他们脑海中都隐隐约约有一个最终目标——亚洲，更确切地说是中国。

美国当然不是垂涎中国市场的第一个西方国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辽阔的幅员就极大地刺激了英国商人的想象力，在他们看来，几亿中国人只要每人买一件他们的商品，就足够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地的所有工厂运转好几年。

到19世纪末，美国商人同样对神话般的中国市场充满期待，甚至用的语言也基本和以前的英国商人一样，只是把工厂的地点换成了美国：

如果每个中国人买1蒲式耳(在美国约为35.238升)美国面粉，那么美国全部的小麦都将告罄；如果每个中国人每天哪怕只买一片饼干，美国全国的工厂都要没日没夜地加班赶工。

在美国商界眼中，中国是一个“独一无二”、能提供“无限可能的”巨大市场，1898年一份商业杂志就激动地宣称：

“在中国有4亿人口，是美国人口的5倍还多。这4亿人的需求每年都在增长，这是多大的市场！”

从当时的贸易情况看，美国对华贸易规模并不大，但增长速度相当快。1898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不包括对香港）约1000万美元，1899年为1400万美元，只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左右。

不过，从1890年到1900年这十年间，美国对华出口却实现了200%的增长，而制成品的对华出口在1895年到1900年内更是实现了400%的惊人增长。

这种势头极大地影响到美国商界的对华预期。势力庞大的美国“全国制造商委员会”就指出，对华贸易“仅仅处于初步阶段”，拥有“巨大的可能性”，美国中西部商界的主要代表——芝加哥商会更是认为中国市场将带来“以往没有任何国家遇到过的”机会。

甚至连一些欧洲人也认为，美国对华贸易的快速增长表明，19世纪90年代末的美中贸易与未来发展相比“还仅仅处在婴儿阶段”。

而对棉花、煤油等行业来说，对华出口已经是巨大的既得利益。以棉花行业为例，在1887-1897年间，美国向中国的棉花出口量增加了121%，出口额增加了59%，占中国棉花进口总量的份额也从1887年的22.3%上升到1897年的33%。中国则成为美国棉花出口的最大市场，占其出口总量的50%。

在出口刺激下，美国棉花产区（主要是南部各州）的棉花加工也不断扩张，棉锭数量在1889-1900年间增长了194%。到90年代末，以棉花生产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美国南部各州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

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商1899年在给国会的请愿书中就写道：“你可以马上看到对华贸易对我们的重要性：它就是一切。”

从全球贸易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就更大了。

1890年后，随着美国商品潮水般地涌向海外市场，欧洲国家越来越感受到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1895年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就把“共同对付美国威胁”作为拉拢俄国的一张牌，1897年又建议欧洲大陆国家联合起来“将大西洋彼岸的竞争者关在门外”。而真正体现欧洲国家紧张心理的，则是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格鲁乔夫斯基(CoutAgenor Goluchowski)1897年11月20日发表的那篇著名讲演。

他指出，欧洲正在经历一场“与大洋彼岸国家的毁灭性竞争”，呼吁欧洲国家“肩并肩地与这一共同的危险作斗争”。

在美国国务院眼中，这篇讲演无异于一场商业战争的宣战书，而沙皇俄国则被普遍认为是此事的后台和推手。

在现实中，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竞争也在升级。美国1897年通过的“丁利关税法案”(Dingley Tariff Act)从自由贸易角度来看是一次倒退，其在调高关税的同时还部分恢复了1890年的互惠条款，使欧洲在对美贸易方面处于不利。

当时的德国财政国务秘书（类似于财政部长）就将该法案形容为“在鲤鱼池里放人了一条狗鱼”。

而在欧洲方面，一些国家则考虑对其广大殖民地进行某种关税保护，以便为宗主国的商品创造最优惠的条件。即使像“自由贸易”最主要的支持者——英国也不乏这种想法。

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就对在英帝国内部实现共同关税非常热心，并提出如果短时间内建立共同关税不太现实，那么殖民地也应该在关税方面对宗主国更加优惠一些。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的压力也不小。因为英国一旦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实行差别关税政策，那么美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将受到很大挤压，这样一来真正有价值的海外市场就只剩下两个——拉美与中国。

而在拉美市场，美国所占份额已经达到相当程度，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已经不大。相比之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无疑更有价值，成了美国赢得国际贸易竞争的关键战场。

美国《商贸杂志》的一句话代表了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商界的普遍观点：

“争夺世界贸易霸权的斗争是在东亚而不是南美进行的。”

关于如何赢得这场“斗争”，美国人也有一条比较明确的思路，那就是要求列强在中国进行开放式的、“机会均等”的商业竞争。

可以说，从1844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望厦条约》开始，美国就一直是这么做的。对美国来说，其志向绝不仅仅是在中国攫取一两片“租界”或势力范围，它瞄准的是整个中国市场。而通过强调列强在中国的门户开放，美国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生产能力方面的优势，同时回避地理相距遥远这一劣势，最终实现在华利益最大化。

所以，与部分欧洲列强着眼于在华攫取势力范围和“租界”相比，这种“门户开放”政策背后的逻辑要强悍得多，甚至可以说只有最强悍、最有实力的国家才会作出这种选择。

美国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银行家杂志》的文章就很能说明问题：

“不通过战争和军事扩张，能提供最便宜、最好商品的国家就能占有最大最好的市场…如果中国能向全世界开放贸易…美国和英国就不用怕任何竞争者。但俄国、德国和法国在英美商品面前就或多或少地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它们根本不会接受这种哲学观念。”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下半期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并不是最有实力的国家，“门户开放”政策也不是美国的发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势力大举入侵中国并攫取了香港等地，同时在商贸活动方面强调列强之间“不歧视”“机会均等”等自由贸易原则，事实上推行的就是“门户开放”政策。

当时，英国在华商业利益是列强中最大的，其投资占外国在华投资的1/3，贸易则占中国对外贸易的2/3，而且英国的商船承担了中国外贸船运的8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实际上是追随了英国的政策，其“门户开放”属于一种“搭便车”行为。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有条件长时间地推行一种被形容为“自由放任”的对华商业政策，即任由传教士、商人和冒险家在华开展活动，政府则既不干预，也不推动。

1887年时美国国务院还专门发表训令，规定美国外交官支持在华商业的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请国务院批准。

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美国财团急于在清政府对日赔款的外国贷款中分一杯羹，但苦于竞争不过法俄财团，希望美国政府能提供外交支持。

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对此很积极，但其请求被国务院驳回，克利夫兰总统亲自授意的一封电报明确指示：

“不允许用任何方式运用你的外交影响来支持（竞争）贷款…你的行为将仅限于正式阐述有关利益各方的要求，如果你认为这种行为是合适的话。”

在田贝再三请求后，国务院干脆重申了1887年训令，命令他“放弃运用外交影响来帮助美国金融或商贸企业。这种事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做，而且必须事先将所有事实和理由报告国务院”。

不过，随着列强在华竞争升级，美国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也在迅速改变。就在美国财团竞争清政府对日赔款的第二批贷款失败后，一些拥有在华商业利益的美国企业和财团加强了对政府的游说力度。

美国政府也对欧洲列强，特别是俄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1896年夏李鸿章访美为美国政策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推力。

此次访问比较有戏剧性，因为李鸿章一开始的计划是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顺访欧洲，访美属于临时决定的“过境顺访”。而在访美期间，双方也因为文化差异和误解而闹出一系列小笑话，给了后人不少演绎的空间。但是，这些并不能抵消这次访问的影响。

首先，李鸿章的来访刺激了美国政府对华事务的关注。一开始，总统克利夫兰和国务卿奥尔尼对李鸿章的来访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两人甚至讨论是应该“放一串爆竹”还是“摆一次下午茶”来欢迎李鸿章。

结果一批商界人士和政府内部像柔克义(William.W. Rockhill)等几个“中国通”急忙向总统施加影响，高度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克利夫兰和奥尔尼很快被说服并调整接待计划，最后美国政府以非常高的规格精心接待了李鸿章的“非正式来访”。

其次，李鸿章在访美期间表示欢迎美国企业前往中国，而且在他回国后，伯利恒钢铁公司、鲍德温火车机车公司等美国大公司都在华顺利拿到合同。无论是否属于巧合，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美国商界和政府对中国市场的预期。

这样，在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896年下半年起，美国就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中的“自由放任”路线。

当时美国的“华美合兴公司”(American-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竞争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受挫，国务卿奥尔尼给驻华公使田贝的指令就变成“用一切适当的手段”给予支持，与前一年的指令形成鲜明对比。

更重要的是，他在此后的电报中还指示田贝“对所有以往的训令不用太拘泥于字面含义”，同时还要求及时告知国务院美国在华商贸活动的详细情况，这实际上就撤销了1887年的国务院训令。美国的政策由此从“自由放任”向“积极推动”的方向转变。

麦金菜政府上台后基本延续了“积极推动”的做法。不过此时美国政府的注意力被古巴问题所吸引，暂时无暇他顾，在支持在华商业利益的问题上也重归保守。

国务卿约翰·谢尔曼一上任就驳回了田贝关于进一步支持在华商务活动的请求，并警告其应保持谨慎。但这种政策的回调毕竟是短暂的，在华利益上升和列强加紧瓜分中国这两个趋势决定了美国政策演变的基本方向。

美西战争结束后，获得了菲律宾这一“跳板”的美国更有资本，也更有信心来参与列强在华竞争了。

事物往往会以意想不到的节奏发展。就在美国专注于古巴问题和与西班牙的战争时，中国的形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美国占领中国市场的努力一下子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

首先是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在美国专心准备与西班牙争夺古巴时，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也激烈起来。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被杀，出兵强占中国胶州湾。此举打破了列强之间非常脆弱的平衡，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列强的胃口和神经。

俄国驻法大使就评价说：

“以前欧洲列强之间曾经有一种非正式的谅解，那就是它们要保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现在这种谅解已经如此频繁地被打破，欧洲列强已经不用履行这一职责，它们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了。”

12月，俄国军舰即开进旅顺口，对清政府诡称“帮助中国人摆脱德国人”，对英、日等国则称“暂泊”“过冬”，实际上完全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湾。

到1898年3月，德、俄两国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将攫取的利益“巩固”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列强也唯恐落后。法国于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同意“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并保证不把两广和云南租让给任何国家。几天以后，日本又强迫清政府保证不向任何国家割让福建。

面对俄、德等国直接攫取中国领土的行动，一直提倡“门户开放”“维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英国一开始似乎还想抵制一下，但很快就改变立场，决心自己也攫取一个港口。

1898年3月，就在《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之前，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以抵消俄国租借旅大的影响，并于7月1日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明确规定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

在法国“租借”广州湾后，英国又强租九龙作为“平衡”。到8月份的时候，英国似乎连“门户开放”的表面功夫都不愿做了，代理外交大臣一职的阿瑟·贝尔福在众议院讲演时表示“租借地必须给予某个国家。而当这个国家获得它以后，其他国家的人必须被排挤出去…这不算是不公平待遇”。

一贯直言不讳的殖民大臣张伯伦更是放言：英国不会“对一个看起来正在衰朽的帝国作任何类似维护其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保证”。

一时间，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似乎马上就要开始。

美国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对美国来说，“门户开放”的先决条件是列强不能瓜分中国领土，这样才能够从容地发挥自己生产能力方面的优势。

如果原先的游戏规则一旦被打破，那么距离遥远的美国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无疑会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通过“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来获得优势的思路将整体落空。

为此，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接连向华盛顿发出警报，在1898年1月31日的著名报告中他指出：

“瓜分将会毁掉我们的市场。太平洋却是注定比大西洋承载起更多贸易的。”

3月份，当俄国撕下在旅大“暂泊”“过冬”的借口而正式提出“租借”时，田贝在给国务卿谢尔曼的报告中，称俄国行为属于“拐弯抹角的背信弃义…国际交往中还没有发生过比这更卑鄙的事情”。

美国拥有在华利益的企业同样感觉到了威胁。尤其是对中国市场依赖最大的棉花生产商。由于美国棉花在中国的主要市场是华北和东北，旅大则是其最主要的进口口岸，因此俄国的占领行动使这批商人尤其感到紧张。

为了促使政府采取行动，1898年1月，由美孚石油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和棉花出口企业等拥有巨大在华商业利益的公司一起组成了“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Committeeon American Interests in China)，开始大规模的宣传和公关。2一3月份，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的商会开始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在中国采取行动。

随着其他列强加紧在华攫取“租界”，特别是英国加入这一瓜分行列，美国商界开始陷人真正的惊慌。如前所述，美国在华一直奉行一种“搭便车”式的“门户开放”政策，只要英国还在坚持“不瓜分中国”为前提的“门户开放”，美国的便车就能搭下去，在华商业利益也有基本的保证。当德、俄攫取胶州湾和旅大后，一些美国人还对英国抱有幻想：“英国坚持在东方市场实行自由和机会均等的贸易原则：

这样就为美国轻易和快速地征服这些市场铺平了道路。”2所以，一旦英国表现出放弃“门户开放”的立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先决条件就不复存在。这对美国人的震动是深层次的，商界开始担心自己将无缘于神话般的中国市场。

一份商业杂志形象地反映了这种普遍情绪：

“现在美国人民刚刚醒悟到，我们有能力在亚洲的贸易中占有一个主导位置。但几乎就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别人却宣布这扇门就要关上了，而且马上就要喊：‘太晚了，太晚了，你现在不能进来了。’”

美国政府当然也意识到了威胁。

在1898年1月，国务卿谢尔曼还宣称瓜分中国无损美国在华利益。到6月，接替谢尔曼任国务卿的约翰·戴就完全改变了口径，他在给国会的信中明确表示瓜分中国威胁到了“美国的重要利益”。

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求国会拨款20000美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美国对华贸易的前景。美西战争实现停火后，美国对中国形势的关注度进一步加大，政策调整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9月16日，总统麦金莱在会见即将前往巴黎进行和谈的美国代表团时表示：

“美国将运用所有合法的手段来扩展贸易，但不会在东方寻求排他性的好处。我们只要求门户开放，同时也准备对其他国家门户开放。”

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到“门户开放”政策。

到1898年12月向国会进行年度国情咨文时，麦金莱则非常明确地宣布，庞大的对华贸易使美国不可能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充当“无动于衷的观众”，门户开放政策的未来也不可能“凭运气”，美国将“运用符合我们政府现行政策的一切手段来促进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巨大利益”。

在美国刚刚结束了一场胜利的战争后，麦金莱所说的“符合现行政策的一切手段”会给其他国家留下很多猜想，其强调力度无疑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这一咨文与同年1月谢尔曼的表态形成了鲜明反差，也体现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迅速调整。

驻华公使的人选变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政策调整。在1897年底，田贝即将卸任驻华公使一职，总统麦金莱一开始物色了一个没多少外交经验的年轻人接替田贝。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决定遭到了广泛批评。《纽约时报》等报纸公开要求任命“一个有能力保护我们巨大商业利益的人”。参议院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形势要求驻华公使是“最能干、最有经验的官员之一”，“在这一时刻，驻英国、法国或俄国的职位都没有驻中国的职位重要”。

最后麦金莱改派有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康格(Edwin H. Conger)任美国驻华公使。后者于1898年7月正式到任。当然，在1898年诸多人事变动中，对美国在华政策影响最大的还是国务卿一职。4月，约翰·戴接替谢尔曼出任国务卿，5个月后离职，国务卿改由驻英大使海约翰担任。这个名字从此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联系在一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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