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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福率黑旗军在保胜安顿下来后不久，就碰上法国殖民当局出兵侵略北圻的事件。

原来，法国在此之前虽然已经侵占了越南的南圻六省，但并不满足，很快又把侵略魔爪伸向越南北圻。而充当这次侵略行动急先锋的，是法国商人堵布益和法军上尉安邺。

堵布益早在1861年，就已来到中国的汉口做生意，以后又多次出入云南贸易。1871年，他怀着勘察红河航道的意图来到云南的蒙自、蛮耗等地，再从那里乘船循红河到达河内。途中经过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时，受到刘永福的礼遇。

通过这次航行，堵布益了解到沿红河可以建立沟通云南和河内的航道。1872年，堵布益返回巴黎，向法国海军殖民部提出，允许他乘坐法国派驻交趾的海军分舰队的炮艇前往越都顺化，目的是要迫使越南政府同意法国租借其领土，以创设一条连接越南和云南的航路。海军殖民部表示支持他的计划，并指示交趾总督给予他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1873年3月底，堵布益带着四条船和一百五十余人，经由中国的云南省间到了河内。

开始，堵布益和河内的地方官员互致信函，企图搞好关系，后来，他了解到越南官员因怀疑他和黄崇英勾结而对他产生了恶感，并趁他外出之机，拘禁了他留在河内的一些同伙。

恼羞成怒的堵布益收起了伪善的假面具，气势汹汹地率领随员带着武器上街，向越南官员索回被拘禁的同伙，进而肆无忌惮地焚烧越南官方的告示，袭击越兵，囚禁越南官员。

他还在前往中国云南贸易的途中，在妄地威胁越南地方官员：

“如你试欲拦路，我将用机枪尽杀你等，如你让我们经过，我们将会成为世上最好的朋友。”

他下令开枪射击越军的工事，火烧沿江木筏以作示威。在通过黑旗军驻守的馆司关时，由于认为黑旗军在售给他粮食时要价过高，堵布益又准备和黑旗军翻脸为敌：“如果你们试试和我捣乱，我将从老开至河内全区把你们歼灭净尽。”

堵布益的倒行逆施激怒了河内官员，他们表示要阻止他的无理行为，并张贴告示要将堵布益驱逐出去。由于堵布益蛮横地反对越南官员的警告，没有半点收敛的意思，越南政府便派人去见法国交趾总督迪佩雷，要求他派军舰到河内，帮助驱逐堵布益。

另一方面，堵布益也向迪佩雷要求援助，以对抗越南政府不断增强的压力。

迪佩雷对此事的反应是：

一面写信给堵布益，叫他先离开河内以缓和双方的矛盾；另一方面，则考虑要趁此机会派出军队深入到北圻，迪佩雷物色来率领这支军队的军官便是安邺上尉。

迪佩雷给安邺的正式使命主要是：调查堵布益对抗河内当局的原因和河内当局对于堵布益的指控，同时了解河内的对外贸易情况。

但是，安邺在率领56名士兵和四艘小舰艇从西贡到达河内后，于11月5日张贴的布告中，却为自己此行的任务增加了驱逐海贼强盗的内容。

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河内当局的反对，他们指出：

“安邺的唯一任务，乃在审判并驱逐堵布益，非以干预国家之事。”

对此，11月15日，安邺又在河内张贴《告东京民众书》，声称除了解决堵布益事件外，“我的使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主要乃在于保护商务，在法兰西的保护下，把这个国家及其河流（指红河）向各国开放”。

同时，安邺还向河内当局提出商约五款，并威胁说如不接受这些条款，则要对河内当局使用武力。河内当局对此的答复，是坚持安邺除了处理堵布益一事外，无权谈论其他事情。

11月19日，安邺给河内当局致送了最后通牒，威胁对方，如果在天黑前不接受他的条件，他将要攻占河内，俘虏巡抚。11月20日，安邺在堵布益的武装人员的协助下，悍然率领百余人向河内城发动进攻。河内巡抚阮知方和儿子驸马林组织了抵抗。战斗中，在东南门城上押队督战的驸马林死于法军的炮弹之下，阮知方也中弹负伤，守军一哄而散，法军轻易地攻占河内城，俘虏了阮知方。后来，阮知方愤而绝食殉国。

事发后，越南政府命商舶司以文书照会法国司令和在嘉定的使臣，要求和平解决双方的冲突，法方应令安邺退还河内省城。

为此，法国殖民官员霍道生致函安邺，对他擅自发兵攻占河内的鲁莽行为表示不满：

你被遣派，乃在驱逐某冒险者，并试与安南官员取得谅解。而你反与此冒险者相结连，没有预先的警告，而以开花炮弹射击未曾攻打你而且是无防卫的人们。你曾否想到，倘人们将来知道这事，将使你和我们蒙受如何的耻辱。无论是从你个人或是从法国所欲达到的目的来说，这是一个不能补偿的损害…你的训令没有叫你这样做。

但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安邺对此全然不顾，反而派遣属员向越南政府追问他提出的通商协议如何答复。

越南政府迫于他的压力，将所有河内的地方官员，不问生者死者，悉予解职。另任陈廷肃为河宁总督，阮仲合为巡抚，张嘉会为布政使，带同部分地方官员，赶赴河内与安邺谈判。安邺并不就此罢手，他又传檄北圻诸省，设关津，拔江栅，揭商约三条。

不久，安邺又出兵攻取海阳、宁平等四省，北圻岌岌可危了。

安邺肆意扩大侵略，使孱弱的越南政府慌了手脚，他们一面加派黎竣为全权代表，阮文祥副之，与法方代表霍道生一起赴河内，参加法越双方的谈判：

一面命黄佐炎统督北圻军务，加强各地防务，等待双方的谈判结果。黄佐炎奉命统督北圻军务，刘永福就成了他的部下。在此之前，由于刘永福协助追剿黄崇英有功，黄佐炎曾多次向越南政府保荐刘永福，因而二人的关系较好。

现在大敌当前，而越南官军又不是安邺的对手，黄佐炎遂调刘永福前来抵御安邺。

这时，刘永福已经接受越南政府授予的兴化保胜防御使官职，并经营保胜作为黑旗军的根据地，因此，他知道自己及黑旗军的命运已与越南政府休戚相关，存亡与共，安邺侵犯北圻、将威胁到他和黑旗军的生存和安危，所以也愿意将法军赶出北圻。

奉命后，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数百将士，赶到离河内城十里的罗城地方安营，黄佐炎及所部越南官军则在靠后二三里处扎寨。

双方议定：由黑旗军作先锋杀敌，而所有后勤事务则由越南官军担任。

黄佐炎还颁布了赏格：斩法兵首级一颗，赏银150两，一画（表示法军军官衔级的一种标志)加10两，二画加20两等。

安邺从西贡出发赴河内时，所率士兵仅50余人。到河内后，得堵布益手下的武装协助，总兵力也不过100余人。所以，安邺在进攻河内前夜曾有函致人称：“我在明天破晓要用百八十人攻击城内七千人。”

而在攻下河内后的一个月内，安邺未及得到兵力的补充，却还要分兵去攻打和占领海阳等地，留在河内的兵力就更少了。

当黑旗军来挑战时，安邺正和陈廷肃谈判，闻报急忙出城迎敌。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大部分法兵休假，安邺只召集到20多个士兵，拖着一口山炮就出城了。

开始，黑旗军佯败后撤，引诱安邺到自己设伏的地方。安邺在罗城坝上掉进坑里，打完手枪里的子弹后，被黑旗军砍了头。安邺的副手班尼带领十几人在另一条堤坝上搜索，也在纸桥附近中伏毙命，幸存者仓皇逃回河内城。

《李维业远征记》称：

“1873年12月，安邺与巴尼各人仅带了十来人左右而被杀。”

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刘永福与黄桂兰谈及此役，也说：

“同治十二年十月间，法人已得河内，仅止法兵百余人，香山勇百余，回子勇百余。永福来援之兵亦只数百。至离城数里，法人出城接仗，其队伍零星，数人一起，专以火器见长。自辰至酉，永福设伏，刀矛齐出，毙法官五人，真鬼兵十余人。永福只亡一队目并勇六人。败退人城，若非南官议和，可以尽数歼除。”

据此可知，在第一次纸桥之战中，黑旗军歼灭的法军只有数人，最多也不过是十余人。

第一次纸桥之战的规模之小，还可以从事后越南政府对刘永福的赏赐授官中看出来。

在开始时越南国王对于第一次纸桥之战胜利的评价并不高：

“刘团诱杀安邺，特出一辰之计，若堂堂正正与之角胜，想亦难于持久。”

因此之故，给刘永福的赏赐不多，升官也不高。越南史书记称：

同治十三年三月，“准刘永福拔授该次副领兵官。该团自管带以下赏升三秩，并普赏在行兵勇银两钱文（银三百四十五两，钱三千缗)，录纸桥战功也。”

刘永福履历也称：阵斩安邺后，“蒙统督保奏，奉国王旨，刘永福著赏副领兵衔，仍充保胜防御使”。

保胜防御使是刘永福因助剿黄崇英而获授的，因此他这次所得的仅为一个领兵的虚衔而已。而所谓的三宣副提督，是他日后参与助剿黄崇英和李扬才获授的。

第一次纸桥之战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对刘永福本人的命运及中、越、法三国的关系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刘永福个人而言，第一次纸桥之战前，他曾参加广西农民军十年，最后却弄得立足无地，求生不能。入越后，又与黄崇英等敌对势力鏖战六七年，也打下一块不小的地盘，并获授中越两国政府所赐予的各级大小官职，与以前已是大有不同。

但是，他目睹越南国弱民穷，外患日迫，并非世外桃源。自己所得的两国职衔均为名义上的虚衔，并无多大的实际意义。在两国政府眼里，自己仍是一个已经归顺的贼目，野性未驯，不可信用，地位并不巩固。一旦法军进攻，越南沦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自己又将存身无地。

为此，他曾在光绪初年参与平定黄崇英后，向滇桂两省地方官员恳请允许回国谋生：“宁为中朝千总把总，不愿作越南提镇大员。”

但都遭到拒绝，黑旗军的前途仍是一片渺茫，不知是何归宿。第一次纸桥之战得胜后，刘永福由一个受人歧视的归顺贼目，一跃成为万人瞩目的抗法英雄，黑旗军的性质从而也发生了变化，从寻常的农民军变成抵抗法国侵略的主力。

将个人的命运和抵抗法国侵略的伟大事业联系一起，成为中越两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的抗法中坚，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对于越南而言，自从1847年法国派军舰前来挑衅以来，出于维护本国领土和主权的要求，越南政府也不甘心坐视法军的猖獗侵略，曾组织过防御和抵抗。怎奈将帅无能，军队腐败，攻而不摧，守而不固。虽然是在本土作战，占有地利，但手持土枪土炮的数千越南官军，不敌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数百法军，闻枪响即惊，被炮轰即溃，任由法军长驱直人，先占南圻六省，继侵北圻，全越的沦亡，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而黑旗军出而一击，敌酋授首，失地全复，凶焰顿遏。越南军民从中看到了抗法斗争的希望，找到了抗法的中坚力量，增强了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

对于清政府来说，第一次纸桥之战的胜利，也使它找到了援越抗法的契机。中越两国存在着长达九百多年的封建宗藩关系，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安危与共，当然也不愿意法国吞并全越。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当法军吞并越南南圻六省时，正是清政府刚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受英法联军的打击，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时候；接着，清政府又忙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一时无力顾及越南，越南政府也未向中国请援。

等到清政府好不容易喘过口气，法国侵占越南南圻已成定局。

1870年，清政府曾有旨询问广西官员：

“安南国沿边膏腴，如胥江等处，在安南为三省地方，其广不过中国一郡，该国谓之东京。近年闻为法国所占据，有驻扎重兵并设提督等官情事。”

要求广西派出官员前往确访一切情形，据实奏闻。广西巡抚遵派知府徐延旭赴谅山一带密查后，报告法国占据南圻六省情形。但奏上后，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872年，广西出兵入越援剿，法国殖民当局居然以越南政府的太上皇身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

广西巡抚刘长佑称：

“法人不说（桂军援越)，讦告通商衙门，谓臣包藏祸心，有意败盟。”

1873年，当安邺肆虐河内时，援越桂军正在太原等地作战，兵力远较法军为大，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止法军的猖獗。

但清政府却严厉禁止援越桂军卷入法越矛盾之中：

“粤军于边关内外堵剿越南各匪，与法国绝不相涉，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臣转饬遵照，勿令别滋事端。”

后来闻知黑旗军阵斩安邺，清政府又有旨：

“粤西防军向扎越南高平、谅山二省，已由瑞麟等知照法国领事，勿得进兵侵犯。该处粤军亦不向河内境前进，免至互启猜疑，有伤和好。”

这些事例，说明当时的清政府自认为无力与法国抗争，阻止法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只得装聋作哑，置身事外。

然而，清政府采取这种态度是出于无奈的，对于这种严重损害宗主国威望并危及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甘心。

所以，当刘永福阵斩安邺、遏止法军侵略势头的消息传播后，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使他们逐渐产生和形成通过助刘抗法的方式来达到援越抗法的目的。

对于法国而言，自从1847年首次向越南挑衅以来，二十多年间，法军只要出动有限的几艘军舰和数百军队，就可以任意骚扰越南沿江沿海各地，打得对方丢盔弃甲，无法抵抗，被迫俯首求和，割地赔款。

甚至堵布益在河内蔑视官府，凌辱百姓，横行霸道，肆意妄为，靠的也就是手下的一百多武装。而安邺则更嚣张，率兵数十即敢横行北圻。这种情况如果能够继续下去的话，法国不需花费多大力气，就可以侵占全越。

但是，黑旗军的阵斩安邺，却似晴天的霹雳一样，打破了法国侵略者的如意美梦，使他认识到，不出动相当的人力物力，法国侵略军是无法战胜越南军民的抵抗而轻易吞并全越的。

1870一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

虽然这笔赔款法国在1873年即以向法国人民广泛借公债的方式付清，却给国家财攻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法国政府每年要为这些新的公债支付高达3.4亿法郎的利息，加上战争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开支，每年为7.3亿法郎，占了国家正常支出预算的40%。

政治上，这时的法国正进行着保皇党与共和派之争，各派政见纷歧，勾心斗角，严重削弱了法国政府的决策能力和行政能力。这表明，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法国都还是一个相当虚弱的国家，根本无力派出更多的兵力前往侵略越南北圻，反而要收敛它的侵略野心。“故法人寝谋不敢递吞越南者，将逾一纪”。

如果黑旗军在第一次纸桥之战战败的话，历史的发展就会简单得多，也许既不会有中法战争，也不会有后来的民族英雄刘永福。但是，刘永福战胜了，可这只是小胜，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侵越问题，于是，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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