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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在欧洲开辟了对德作战第二战场，加速了希特勒的灭亡。随着欧洲战场的顺利进行，美国为避免更大的伤亡，开始推动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

此种背景下，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斯大林在会谈中向哈里曼完整阐述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

“承认外蒙古的现状——保持外蒙古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应归还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港和中东铁路”。

15日，哈里曼将斯大林提出的条件汇报给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事实上，罗斯福满足了斯大林的政治条件。

1945年2月4-11日，美、苏、英三大国首脑在雅尔塔召开会议，讨论了处置德国、波兰疆界以及战后世界安排等有关问题，并就苏联对日作战问题达成了秘密协定。

2月8日，也就是会议进行的第五日，斯大林同罗斯福进行了单独会晤，重点讨论了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斯大林在会谈中向罗斯福指出：

“如果苏联提出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苏联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到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签署了《雅尔塔协定》，众所周知，该协定是秘密协定，中国当时并不知情。

《雅尔塔协定》规定，经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准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以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此外，协定同时指出：

“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苏联方面将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如此，斯大林将“维持外蒙古现状”作为参加对日作战的重要甚至是首要政治条件，并征得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以书面秘密协定的形式确立下来。显然，该项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中国作为当事国甚至是战胜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大量权益被美英作为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交易条件。

同时，因为《雅尔塔协定》的实现需要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所以协定同时规定了美国罗斯福方面将承担起说服中国领导人的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所提出的“维持外蒙古现状”指的是外蒙古作为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主体而存在，即维持“外蒙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现状，也就是是使外蒙古获得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

而获悉《雅尔塔协定》之后中国方面所理解的“维持外蒙古现状”，是维持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关于外蒙古问题规定的“现状”，即“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因此，中苏双方在事后的谈判当中，围绕外蒙古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甚至导致谈判一度中止。最终，斯大林以新疆及对待中共的态度等问题作为筹码，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实现了外蒙古“国际法意义上的”独立。

《雅尔塔协定》是秘密协定，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谈期间，亦曾商定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人保密”，不过，中国国民政府对于苏美英三大国在雅尔塔召开会议非常关注。

1945年2月8日，也就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商谈的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本日见罗斯福、丘吉尔、史达林黑海会议一次公报，一如预料，罗其果与英俄协以谋我乎？”。

2月10日，蒋介石在当日的反省录中写到：

“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如何，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细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也，更不宜焦灼也”。

显然，蒋介石对于雅尔塔会议期间是否涉及中国问题非常关注，甚至有些焦虑，更预感怀疑罗斯福同英国和苏联“合谋”做出对中国不利的举动，但又暂时无法获取会谈的确切内容，只能“待罗（斯福)之来报”。

此后，蒋介石分别通过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等多种渠道试图打探雅尔塔会议涉及中国的确切内容。

但直至《雅尔塔协定》签署一月之后，蒋介石方才正式获悉了雅尔塔会议讨论涉及中国的有关内容。

1945年3月17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自华盛顿向中国外交部发来电报，称罗斯福已经面告其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所提出的要求：

即“（1）苏联希望在满洲有一暖水海港。（2）苏联希望将满洲铁路之管理交付美、苏、中三国共同管理，采取一种信托制。（3）外蒙古维持现状（即主权属中国，但不改变其实况）”。

可以看出，此时蒋介石对于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的“外蒙古维持现状”，理解为“主权属中国，但不改变现状”，也就是维持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关于外蒙古问题规定的“现状”。

1945年4月29日，蒋介石在王世杰的陪同下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赫尔利在会谈中正式向蒋介石通报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向罗斯福提出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全部政治条件，包括“外蒙古维持现状”，并告诉蒋介石，应于三个月内办好两件大事：

“（1）使中共参加中央政府，以免苏联对日宣战之后，籍口承认中共。（2）与苏联签署一协定，以解决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所提出的各项涉及中国的问题”。

赫尔利并向蒋介石表明，其本人即将赴苏，同斯大林商谈关于落实《雅尔塔协定》的有关问题。

可以推测，赫尔利是受华盛顿之命，向蒋介石通报《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并督促中国政府尽快同苏联会谈，并同苏联签署协定，以落实《雅尔塔协定》的有关内容，实际上，这也是罗斯福为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在雅尔塔会谈期间向斯大林做出的承诺。

1945年6月10日，赫尔利受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指令，再次向蒋介石通报了苏联对中国的要求，赫尔利并向蒋介石特别指出，美国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均赞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所提出的要求。

显然，杜鲁门完全继承了罗斯福时期关于苏联对华要求的政策态度，要求蒋介石政府接受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提出的政治条件。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向国民政府“挑明”了对中国的政治要求。1945年6月12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时，彼得罗夫直接提出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

彼得罗夫向斯大林表示，苏联准备开始同国民政府进行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谈判，但有几个先决条件，拟先提出讨论：

“（1）恢复旅顺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之港口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的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5）库页岛南部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

彼得罗夫向蒋介石指出“如主席同意上述基本条件，则苏联准备即刻开始关于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之谈判”。

与蒋介石所理解的维持“外蒙古现状”不同，彼得罗夫在会谈中明确指出，关于外蒙古“保持现状”的问题——是指“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直至此时，对于蒋介石来说，事情已经完全明了，美苏双方在中国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了涉及中国主权和内政的诸多问题，而且同苏联的谈判交涉已经不可避免。

1945年6月24日，蒋介石拟定了对苏交涉要点：

“（1）不得以旧日辽东半岛租借地区之范围；（2）只要行政权不失，则技术人员可聘俄人助理；（3）中共问题必须明白提出，如其能将军政权交还中央，则可允其参加政府，否则，视为叛党之军队，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4）新疆问题亦须提出，伊宁、伊犁必须收复，俄国不可再予叛部以武器之接济，如此则新疆经济乃可与俄国完全合作；（5）东北铁路俄国运兵必须事先商定，而且中途不得下车停留；（6）必须将帝俄时代所订己过期之条约（而且失效）及其精神扫除，而根据1924年北京新约协商新约；（7）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苏维埃权限相同。”

在蒋介石拟定的对苏交涉要点基础上，6月24日当天，作为谈判实际执行者的宋子文和王世杰进一步研讨了对苏交涉方案，两人的结论为：

“（1）旅顺口在中苏拟定之同盟条约期内可与苏联共同使用，其行政权仍归中国；（2）对于中东、南满两铁路及大连港之‘特殊利益’问题，应明白规定其范围（限于货物及战时运兵)，不用特殊利益名词；（3）外蒙古问题暂不提出讨论。”

6月26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向其明确表达了对外蒙古及旅顺、大连诸问题的立场。

对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指出：

“苏联在1924年之条约中曾经承认外蒙之领土与主权属于中国，吾人绝不会利用前清时代的武力政策来压制外蒙，本人解决外蒙问题的方针，是赋予外蒙的高度自治领，即其外交、军事均可独立，而宗主权应属于中国，但此系将来的事情，现在对外蒙问题最好不提，以免引起双方的误会”。

彼得罗夫对此并未进行正面回应。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曾写到：

“明告其（彼得罗夫）外蒙不可脱离中国，中国亦不能许诺其宗主权，否则即为中俄两国将来纠纷之恶因，但我中央政府可予外蒙以高度自治也”。

可以看出，获悉《雅尔塔协定》内容之后，蒋介石明确了对外蒙古问题的政策方针，即赋予外蒙古包括外交和军事独立的高度自治权，但保留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其本质还是致力于维持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关于外蒙古问题规定。

与此同时，蒋介石同宋子文和王世杰等执行人员均认为，在同苏联交涉时对于外蒙古问题“暂不提出讨论”为好。此外，蒋介石将其本人对外蒙古的政策方针明确告知了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并指出对于外蒙古问题中苏双方“最好不提”，留待以后解决。

但对于外蒙古问题“暂时搁置”的主张，只不过是蒋介石本人的一厢情愿，斯大林对外蒙古问题是志在必得，事实上，中苏正式会谈刚一开始，外蒙古问题就成为了双方争执的焦点。

1945年6月27日，中国代表团启程赴苏。宋子文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身份担任代表团团长，中方代表团成员包括：

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苏大使傅秉常、蒋经国、国民党内俄国问题专家卜道明、刘泽荣等一行共九人。

代表团的任务是解决与签订新中苏条约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执行《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等问题的规定。6月28日，苏方人员做好了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准备工作。

1945年6月30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莫斯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等到机场迎接了宋子文一行。宋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抵达莫斯科3小时后，宋子文即与傅秉常、胡世泽与蒋经国于当日下午六时三十分至四十五分拜会了斯大林。与会苏方人员还有莫洛托夫、彼得洛夫、洛佐夫斯基。

这次会谈属于礼貌性拜访，仅持续了15分钟，会谈中宋子文转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

7月1日，苏联《真理报》分别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宋子文在火车站的讲话》、《斯大林同宋子文先生进行会谈》为题，通过简讯的形式对宋子文一行进行了公开报道。

7月2日晚八时，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苏方出席人员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彼得罗夫、洛佐夫斯基。中方出席人员为：宋子文、傅秉常、胡世泽以及蒋经国。

此次会谈涉及到了《雅尔塔协定》中的所有条款：外蒙古问题、旅大问题、中东铁路问题，以及《雅尔塔协定》之外的中共问题、朝鲜托管等问题。

关于7月2日双方的会谈记录，俄国和台湾均进行了解密，比对俄国解密的俄文本和台湾解密的中文本，涉及到主要问题没有差别，只是在会谈中的细节上双方各自的记载略有出入。

台湾公布的7月2日会谈记录显示，会谈一开始，斯大林便将《雅尔塔协定》的文件原本拿给宋子文看，并问宋子文“是否知悉”这一文件。

俄国解密的会谈记录没有记载这一细节，而是提到“会谈伊始，斯大林同志便询问宋子文，是否知道三巨头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达成的协议”，宋子文回答，已经获悉《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

此后，双方转入正式会谈，首当其冲便是外蒙古问题。根据蒋介石制定的对苏谈判方针，宋子文首先向斯大林表示：

“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已经说过，我们目前还无法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将这一问题暂且搁置，即不打算在此次谈判中涉及这一问题”。

俄国解密档案显示，宋子文就外蒙古问题表明立场后，斯大林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开始谈论外蒙古对苏联的战略意义。

但是，台湾公布的谈话记录则表明，斯大林在宋子文表明态度之后，当即回应“吾人对此点不能同意”。

斯大林随后表示，外蒙古的地理位置特殊，如果日本占据了外蒙，便可轻易地击溃苏联在远东的阵地，以前，日本人便企图侵入外蒙的哈桑湖地区，如果苏联无权保护外蒙古领土，那么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都随时面临着丧失的威胁。

斯大林以一战后德国的迅速重新崛起为例进行解释说，日本虽然认输，但“日本人——是一个相当强悍的民族”，随着时间的推延，日本会重新强大起来，有可能再次入侵外蒙古并威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需要拥有动用本国军队去保护外蒙古领土的权力，而这也是为中国利益着想的”。

此外，斯大林接着说：

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愿意并入中国版图，蒙古人非常想获得民族独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好能让外蒙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可能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外蒙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这将对中国更加不利。

宋子文依然坚持对外蒙古问题的立场，向斯大林表示“事关国家一部分领土问题，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公开表示让步，我们目前最好还是不要提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当年曾被苏联政府承认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的独立，那么也就无异于动摇了中国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斯大林强调，自己理解中国政府的困难处境，只是苏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别无良策，而且蒙古人自己并不想并入中国版图。

宋子文依旧强调，在中国方面看来，目前不宜提出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但斯大林尖锐指出，外蒙古问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就希望最终确定自己的地位，目前“解决外蒙古问题只有一条出路，即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同时斯大林再次强调了外蒙古问题对苏联的意义“所谓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巩固国防，要知道，如果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为基地，日本人便可以轻易地切断位于赤塔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由此，整个苏联远东地区将可能落入日本之手”。

台湾方面公布的会谈记录提到了一个细节，即斯大林还取出地图以向宋子文表示外蒙古在战略上对于苏联的重要性。对此，宋子文无奈，只能以一句“容请示蒋委员长”作为回复。7月2日中苏关于外蒙古问题的讨论即到此为止。

显然，双方第一次会谈即围绕外蒙古问题展开了激烈争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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