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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纸桥之战后，刘永福和黑旗军将士对法国侵略者充满着刻骨仇恨，平日在河内等地遇见法国人，都会拔刀相向，以至越南政府也知道：

“刘之于富（即法国人），两素相仇，该团属负气者多。”因而指示黄佐炎转令刘永福“严禁团丁，瞒有惯横遗碍，维该是问。”

刘永福受到约束，只得对黑旗军将士强加控制。

既然越南政府已指示密为防察，刘永福和黑旗军将士就大着胆子去干了，给前来窥伺侦察的法国人以打击，于是就发生了下面的几件事：

越南史书称：1881年九月，西商三名取路兴化前往云南，抵黑旗军驻防的陇鲁屯，与刘团相挑激而返，富领事以阻商咎我。

法人因云南宝山最多，垂涎已久，屡由河内省之洮江经山西、兴化直达滇中，窥视铜锡各厂，因每次只一二人微服潜行，刘永福置之不问。一次突然驾船几艘，内载洋人二十余名，刘永福并未奉有行知，本不许过保胜，因护送委员言之再四，始许令前进，但戒不得窥探。逮该船过境，有数洋人直登船篷高处，用千里镜四面瞻眺，绘取地图。刘永福即督率在岸兵勇，施放排枪一轮，洋人惊惶回棹，致一船搁石破碎，船中两洋人跳水身死，余船狼狈而去。

又一次，有法员六画者，携越执照，往芒街察勘白铅山。刘永福以为法将图已，陈兵拒其入内，越官往解亦不听，法员乃折回。

刘永福在1882年曾对人说过：

越南奸民吴源成，嘉定人，系夷妇所生，现在海阳开店，向为法人耳目。去年亲赴保胜求见，刘永福力拒三次，始令巡捕传话。据称法人命渠面恳刘永福按兵不动，任法国做事，徜能据有全越，必不相负云云。刘永福大怒，欲斩之，乃乞哀鼠窜而去。

法国侵略者对于刘永福的反法抗法行为十分恼火，1881年10月2日，交趾总督卢眉从巴黎返回西贡任所前，与海军殖民部长克路埃就今后在北圻的行动交换了意见，然后以克路埃给卢眉训令的形式确定了他们的共同看法：

“为了迫使越南政府履行1874年法越条约的条款，恢复法国政府的威望，保护欧洲人，交趾总督要以将所有的海军派往东京沿海地区，并以增加河内和海防的驻军的方式进行一次军事示威演习，但绝不能变成一次军事行动。”

计划既已确定，剩下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适当的借口去实施这一计划了，这样的借口很快就被找到了。

11月10日，卢眉向法国政府报告在越南北圻的北黎附近发生的一次黑旗军拦阻法国旅游者的事件称：

我今天同时收到法国驻河内领事先生的两封信，有关两个法国人古丁先生和威列罗亚先生在红河上进行考察一事。他们持有领事馆签发的护照，原打算以学者身份前往云南。

没过多久，两位考察家就不得不中断旅行，因为10月8日在离开宝河时受到辱骂后，又在离老街约40里的小城堡处受到袭击，他们雇佣的一个马来亚人大腿上中了一弹。

他们被迫又回到该省省会宁和，在中国人咄咄逼人的态度面前又不得不再向后退，一支几百人的中国队伍在黑旗军亲自指挥下刚刚到达此地。这两个法国人在没有了船夫，又没有安南当局的保护的情况下，毫无办法，只好一直退到黑水河汇合处。据最新消息说，他们准备再从另一河流逆水而上。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为了考察东京海岸的煤矿，卢眉请法国政府派来一个矿务工程师考察团，成员为菲希教授和萨拉西工程师。他们于12月间考察了鸿基煤矿。当他们准备继续考察另一处海岸时，却发现那里已被黑旗军占领。黑旗军阻止他们登陆，考察团被迫撤离，考察计划不得不流产了。

法国殖民当局就上述事件于1881年底致函越南政府，胁追越南政府驱逐刘永福和黑旗军，以保证法国人的安全。但却为信任和倚重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越南政府婉言拒绝。于是，卢眉决定由殖民当局派兵去完成这一工作。

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新任交趾海军分舰队司令的李维业上校。

李维业生于1827年，1843年进入法国海军学校，毕业后在法国海军服务，曾参加过远征墨西哥，但却在军事上毫无建树，只是凭年资晋级，50多岁时获得上校军衔。他也知道自己的军事生涯快要结束，该准备退役了。在海军任职的同时，他还从事文学创作，出版了诗集，发表过许多篇小说，还上演过剧本。

1881年，李维业被任为交趾海军分舰队司令。这是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职位，它的职责，是警戒从新加坡直到中国南海的印支海岸，以及交趾和柬埔寨之间的江河航行。这是相当乏味的工作，加上欧洲人又不大适应当地的气候，所以，在李维业之前曾先后有两个上校拒绝了这项任命，而李维业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于1881年底抵达西贡。

1882年1月17日，卢眉给李维业下达了进兵北圻的命令。

1月18日，卢眉将这道命令呈报法国海军殖民部批淮，由于恰逢部长换人，于是延至3月4日，新任海军殖民部长游列居伯利答复卢眉，批准他的计划，但重申要李维业非因绝对需要，不要诉诸武力：

“我同意您在今年上月18日来信中向我呈报的对李维业司令发出的指示。您嘱附这位校级军官在绝对必要时，不要诉诸武力，这点您是完全遵循我部的意图而作的。我希望李维业先生能够应付这个国家因被打着各种旗号的许多武装匪帮占领而在东京造成的这种棘手的局面。”

无论是卢眉给李维业的命令，亦或是游列居伯利的答复，都反映了法国殖民当局既想扩大对北圻的侵略，但又显露出力不从心的窘态。他们打的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如意算盘。即用军事威胁的办法制服怯懦无能的北折地方当局，以便兵不血刃地在北圻建立起法国的殖民统治，但又尽量避免与黑旗军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免得使法国卷进一场它不愿意进行的战争中去。

“非到绝对必要不要诉诸武力”，说明法国是很不愿意动武的，但“绝对必要”的含义应该理解为用和平的威慑方式，能否使北圻当局屈服就范，假若做不到这一点，那将不惜动用武力，这又暴露了法国殖民当局不顾一切地要达到目的的冒险野心。

3月26日，李维业率领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配备两门山炮的15名炮兵以及15名安南狙击兵，乘坐“斗拉克”号和“巴斯瓦尔”号两艘舰艇启程北上，于4月1日到达海防，2日到达河内。4日，李维业与河内总督黄耀会晤，李维业首先向黄耀呈递了一封信，阐明他此行的目的。

但黄耀却不以为然，只是冷淡地回答：对黑旗军，他实在没有办法对付，因为这事不发生在他那里。结果，李维业毫无所得而返。

这次会晤表明双方的立场和观点相差很远。

对于李维业突然兵临城下的挑衅行动，越南政府采取了三条应付措施。

首先派户部左侍郎阮诚意前往西贡，与交趾总督卢眉交涉，希望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避免发生冲突。作为李维业的上级的交趾总督，也不希望与越南政府发生武装冲突。

其次指示北圻统督黄佐炎、靖边副使张光鱲、阮有度设法处置刘永福和黑旗军，以缓和法军的敌意。后又加派吏部尚书阮政充北圻经略使、户部参知兼管都察院裴殷年充副使，前往协助黄佐炎等办理此事。并指示他们，如法军与黑旗军发生冲突，越南军队应保持中立。

第三，为了以防万一，越南政府同时也密逾北圻各省备战以应变：

“富派欲谋北圻，特借刘团为名，深意实不可测，在我亦当先备。”

据此，越南政府指示宁平、河内的南定、兴安、海阳、广安、山西、兴化、宣光、北宁、太原诸省督抚：

“凡事要须善办，勿可动有声迹。如能潜消默革固好，若他敢横到头，事不获已，准各随事当办，以尽守土之责。”

根据越南政府的指示，河内、山西两省督抚黄耀、阮廷润、黄有秤等密陈预防之策称：

“北圻形势，左边自宁平达于美德山兴，右边北太及海之东潮，均有山分险要可据，自我若能大加经理，壮上游以卫中州，彼便于水，不便于山，则亦知难面不敢动。”

南定省则奏请捍筑江道，设垒置炮；黄佐炎则要求撤回正在清剿各处的越南官军，并调黑旗军前去助守河内。

对于越南的备战行动，急于在退休前立功扬名的李维业，在早就处心积虑想攻占河内的可加拉德克等人的怂恿和支持下，决定先发制人，趁对方尚未准备充分的时候攻占河内。为此，他匆忙从海防调来军舰“军乐”号和150名士兵，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4月25日，李维业派人给黄耀送去了最后通牒，限他们在三天之内将河内的工事和武装除去后交给法国人。在期限到达之前，黄耀及河内当局的主要官员要到领事馆作人质，否则，法军将在8点钟进攻。

河内当局没有答复法军的无理要求，于是，李维业到时便指挥法军攻城。河内军民也作了抵抗，但由于法军的炮弹击中了弹药库，守军惊溃，被法军乘势攻入城内，黄耀自杀殉国，法军又一次轻易地攻占了河内城。

听说李维业用武力攻占了河内城，交趾总督卢眉先是一阵惊慌，连说：“糟了！糟了！”但很快就承认既成事实说：“很好，我很高兴。”

并向法国政府报告：

“五月一日，成为我们安全的威胁的河内城被我军攻略，即将加以拆毁，我们仍与安南保持关系。”

完全认可了李维业的行动。

肩负北圻军事重任的黄佐炎等人，对于李维业杀官夺城的野蛮行径无比愤慨，上疏越南政府请战：

“富（法国）派此来兵船，倍违原约之数。河省问及，则以逐团为辞。逮守土者城内略防，即来攻城，随复交还，谁曲谁直，当已播于诸国。”

认为法人阴谋是“不并北圻全辖不止”，主张“当一战而后和，庶可遏彼狼心”。表示“臣等仰荷威德，鼓率军民，守者悉力保国，战者分途合攻，务期大加剿洗，一雪前耻”。

黄佐炎并派人召回刘永福，要他率领黑旗军进驻离河内50里的山西省城，准备攻打河内，赶跑李维业一伙。

交趾总督是趁刘永福不在北圻时才派李维业北犯的，李维业敢于肆虐河内，与没有受到刘永福的威慑也有关。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刘永福去哪里了呢？

对于法国企图侵略北圻的阴谋，刘永福身受其害，可以说是经历最多，感受最深的。因为自从他阵斩安邺，挫败法国的侵略阴谋以后，他就成了法国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去之而后快。他们不断向腐败无能的越南政府施加压力，要驱逐刘永福和黑旗军出保胜和红河沿岸各关卡，从而严重地干扰和威胁着黑旗军的生存和发展。

等到黄崇英部被剿灭后，越南政府以为天下太平了，于是就以法国侵略者反对黑旗军驻扎保胜为由，急忙重提处置黑旗军的事情。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黄崇英于七月被擒杀)，统督黄佐炎疏言宣光省善后事宜时，就把处置刘团列入其中。

十月，海阳商政管理兼办海防阮有度上奏，其中谈及将来开办商政的困难，也把黑旗军驻扎红河商路作为重要的一条：

“富（法国）派常向臣言开商潮上游诸省，达至云南，以通利路。臣每以路梗为辞。彼虽暂缓，而所求想不肯释。且上游利害尚未可知，而彼建尔到此，则刘团在此，不免一番滋事。”

这些情况，促使越南政府把如何处置刘永福和黑旗军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越南政府指示北圻统督黄佐炎、协督尊室说迅速剿清黄崇英余党并妥办善后事宜，其中提到要“择善地以处刘团”，即是将黑旗军迁离保胜和红河沿岸各关卡。

当黄佐炎把越南政府的意思向刘永福提出后，刘永福虽然心里并不愿意，但迫于压力，只得在口头上姑且答应遵命迁往靠近中国边境的海宁。但是，黄佐炎和尊室说并无剿匪才能，以至黄崇英余部及其他入越广西农民军余部越剿越多，势力越大，越南官军则连连失利，损兵折将。

越南政府虽然严厉督责甚至处分负责剿匪的将帅，但也无济于事。没有办法，越南政府只得再次请求刘永福率黑旗军助剿，于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命黄佐炎“善说刘团往太会剿”。既有求于人，越南政府只得把处置刘团一事搁下了。

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越南政府因为商政将行，又将迁移黑旗军以避商路一事重新提出来：“刘团现居保胜，而富人商路必由保胜达云南，故请移之。”

越南国王以黄佐炎既能对刘永福结之于前，必能虑之于后，就命他提出办法。黄佐炎复奏，将刘永福愿意迁往海宁的要求提出。越南国王览奏后，认为海宁远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将黑旗军迁往后，一旦政府有事，就很难利用其出力，因而指示黄佐炎另想办法。黄佐炎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请求将此事发交廷议。

当越南国王将此事发交廷议后，廷臣大都反对将黑旗军迁移到海宁，而主张迁往太原。越南国王采纳群臣的意见，决定将黑旗军迁往太原，命黄佐炎晓谕刘永福。

刘永福却不肯迁往太原：

“谓该团至千余，若处之于太，无以谋生，起矿则艺既不谙，又无资本，着手良难，反复再三，该一味坚以海宁为请。”

黄佐炎为此复奏越南政府：

“请加恩予（刘永福）以世袭海宁府，使之及早移住，庶可省事。”

越南国王只答应可以考虑迁往海宁和太原的交界处，或者迁往兴化、海宁和清化的交界处，指示黄佐炎再与刘永福交涉。

刘永福不愿改变主意：“不知何处可往，亦别无他想，请仍留保胜，勉供防御之役，以固边隅。”

黄佐炎看到事情快要闹僵，只得再次奏请允许黑旗军迁往海宁。越南国王将黄佐炎的意见再下廷议，群臣坚持认为不能让黑旗军迁往海宁，也不能让留保胜，而要黑旗军迁往如奠边陀、北顺州等处。

刘永福看到越南政府已经把话说到了尽头，也就亮出他的真实想法：

即坚持留在保胜，一步不移：“该团丁皆非农业，该系清人，如欲募民立邑，恐不信从。况该素无资产，幸蒙收录，寄寓保胜；招集商船往来，赖抽丰以资给养。今若弃此之他，千余人无以存活，请仍留此，永作臣仆，凛遵命令，富人如有往滇，听他来去自由，莫敢阻碍。”

肩负北圻清剿重任的黄佐炎正需要刘永福助剿，不愿撕破脸皮逼他迁移，含混复奏越南政府：“且听留保胜，俟后应助费移住如何，另随机酌办。”

越南政府无奈，只得从之。

当然，事情并没有结束，只是暂时放下来。一年半以后，又旧事重提了。这又是由法国侵略者挑起的。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富（法国）派以刘永福住守保胜病商，请罢诸巡司”。对于法国侵略者干涉越南内政的无理要求，庸懦的北圻诸省督抚纷纷上奏，重新挑起将黑旗军迁离保胜之争。

如海阳总督范富庶请严禁刘永福抽丰，由统督臣拟移他处，给费开矿；统督黄佐炎请改授刘永福为高谅提督，移住此边，仍以高平银山所在地赐为采地，又给本资生储之用。越南政府将这些意见发交廷臣阅议，由于当时李扬才之乱尚未完全平息，还需要黑旗军出力，所以廷臣也认为讨论迁移黑旗军的时机还未到，“俟何日边匪清夷，有应别局，注措如何，另奉随宜拟办”。

越南政府将廷臣所拟录交黄佐炎。黄佐炎复奉称：“保河、保胜仍听刘函领征。”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光绪七年(1881年)底，当法国侵略者决定北犯后，就公开致函越南政府，胁迫越南政府驱逐黑旗军。遂敕令黄佐炎处置刘永福和黑旗军，“要使刘团移居三海或他处，亦不外谅平宣太地方，便即移居，免招口舌”。但是，一则当时越南政府还需要以黑旗军为主力去清剿北圻的动乱；二则刘永福已奏准请假五个月回国扫墓，准备启程。于是事情又放了下来。

为什么越南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将刘永福及黑旗军撤离保胜呢？

表面看来，似乎是要黑旗军让开商路，以免与法方发生冲突，挑起更大的事端。实际上，却暴露了腐败无能的越南政府在法国得寸进尺的侵略势头面前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只想以妥协退让来讨好法国侵略者，以延缓即将来临的亡国奇祸。

他们自己不敢抗法，也不希望别人抗法。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将刘永福及黑旗军迁离抗法根据地，移到另一处人生地僻的边远地方去白手起家开矿垦荒，就是要在决战前夕削弱黑旗军的抗法力量，消磨他们的斗争意志，贬低他们的抗法中坚的作用。

只是由于他们还要利用黑旗军，越南政府才不敢与刘永福决裂，不敢对黑旗军采取武力迫迁的手段。从越南政府内部是否要黑旗军迁离保胜及迁往何处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越南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大多畏法如虎，缺乏抵抗精神的，一心只想向法国侵略者妥协退让。

以北圻统督黄佐炎为首的一些军事将帅，基本是站在刘永福一边，维护和偏袒黑旗军，敷衍越南政府，保护黑旗军继续驻扎保胜，这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抗法要求。

但是，由于受到越南政府的束缚，他们的抗法行动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像刘永福那样坚决和彻底。至于刘永福和黑旗军将士则与法国侵略者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是坚决反抗法国侵略者的。

迫于越南政府的压力，刘永福在越南政府提出迁离保胜问题之初，曾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如请求允许迁往海宁等。其实，这是事情未到最后关头时用来敷衍越南政府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他在越南政府许以开矿、给资、世袭官职等利诱面前，“坚请留住保胜”，可见他是早已决心坚守保胜这个抗法堡垒，任何诱惑和压力都不能使之动摇，一次又一次地顶住迫迁的威胁。

迁不迁离保胜之争，实质是敢不敢抗法之争。在这场关系到越南和黑旗军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争论中，越南政府及众多地方官的消极态度，使刘永福大为失望，对联合越南官军共同抗法失去了信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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