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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十四日(12月13日)早晨约9时，法军开始从山西城北门外的河堤发动攻击。

他们先用舰炮轰击城郊及城寨，并集中哈齐开斯机枪火力射击设防的河堤，然后由陆军登陆进攻。

但在守军的迎头痛击下，即使有炮火支援，法军仍寸步难行，以至最后只得停止进攻，就地布防。这时，刘永福命令黄守忠、吴凤典、朱冰清等营由东门抄入北门敌后。

这支援军巧妙地利用当地的掩护物，没有受对方注意地向前推进。

他们的迂回动作是聪明地设计出来的：

他们行进在法军及舰队中间，所以舰队不敢向他们开炮。他们从左侧攻击法军，欲将法军驱逐到一个狭窄的漏斗形地带，法军在那里将无法躲闪地不断受到黑旗军工事的射击。黑旗军的这种战术使得法军十分惊慌，以致一些军官认为一切都完了，而被胁迫来的安南苦力和仆役则趁机成群结队地逃走了。

孤拔见势不妙，慌忙调集所有的大炮到他身边，当黑旗军冲进到300码以内时，才应以成排的开花炮弹和排枪子弹，这才遏止了黑旗军的攻势，迫使黄守忠等后退。事后，刘永福曾怒责黄守忠执行包抄战术不力。

下午4时，喘过气来的法军再次发动进攻，他们在洋枪洋炮的密集火力掩护下，尽量掩蔽着前进，但仍被以竹栅栏作掩护的守军的致命枪弹击中，大片大片地倒下。一位曾经参加过普法战争的军官认为他在那里也没有受到这样猛烈的射击。鏖战至五时，法军才凭借自己的优势火力和人力，以死伤200名士兵、22名军官的代价占据了河堤。

当晚，唐景崧鼓励滇军和桂军出去夺回河堤。战斗像日间一样激烈地进行了4小时，法军死伤25人，两位高级军官被击毙，清军也死伤了六七十人，但始终没能夺回河堤。

第二天，刘永福将防线收缩，调全军入城布防，分守四门，并请唐景崧飞函北宁派兵来援。黄桂兰、赵沃闻报，仅派提督陈德朝带队于山西、北宁适中之地列阵逡巡，黄桂兰自督各营往攻新河、慈山，却无一兵一卒到山西赴援。所幸法军在这天忙于掩埋死尸，救护伤员，也没有发动攻击。

第三天黎明，法军两次发动猛烈进攻，黑旗军顽强抵抗。

当法军以重大伤亡为代价，在优势炮火的掩护下冲近城边时，黑旗军战士又用竹筒装满炸药掷向敌人，法军躲闪不及，大批倒下，最后，法军丢下60多具尸首退了下去。

虽然法军的攻势被打退了，但黑旗军也竭尽全力，内无饷械，外无救兵，“城万难守”。

结果便发生了那件谜一样的事情：守城的黑旗军除留下少量掩护部队后，主力全部撤出山西城。等到法军在太阳落山，重新发动进攻时，遭到的只是掩护部队的拼死抵抗，经过半个钟点的激战，优势的法军占领了山西城。

后来，法军在打扫战场时，只找到250具黑旗军阵亡将士的尸首和50个伤员。法军的死伤总数则为411人。

关于黑旗军从山西撤退的情形，事后众说纷纭。《历史草》认为是由于清军首先败走，从而牵动黑旗军也被迫撤退：

法军冒死排山倒海拥近城边，黄军管带贾文贵，见了番人早已心怯三分，今见其势大烈，即先由西门出走。自贾营先逃，黄、岑两军人马，随尾纷纷逃遁一空，往兴化而去。唐景崧时在山西城内，看看不是头路，亦走出城去了。刘永福等见孤自一军，法军又占了主动，先挫锐气，亦拔全队上兴化。

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7日)，徐延旭上奏清政府，根据探报认为是由于越南官军的阵前倒戈酿成了山西之败；当激战之时，法军“暗用教民导至南门内，南兵齐换白衣，倒戈相向，唐景崧与刘永福等犹押队巷战。无如军民纷纷溃乱，南官黄佐炎首先出城，阮廷润继之，于是刘永福及滇、粤各军带队血战，与唐景崧等冲出围城等语”。

十一月二十六日(25日)，唐炯也有类似报告。

但也有记载表明，山西之退是黑旗军自己的主动撤退。

如唐景崧事后为刘永福起草致法军的战书称：

“十五日战于城下，本提督凭堞而观，见尔法兵尸横遍野，触目惊心，遂饬将士而谓之曰：法兰西海外最强之国也，此次再败，颜面何存？今宜姑让此城，俾占一线便宜，血饶群鬼之性命，未尝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于是督率全军退驻兴化。”

光绪十年九月初二日(10月20日)，刘永福因获授记名提督而叩谢天恩时，也说：“因军火缺乏退守山西。”

迫使黑旗军放弃山西的原因，一是内无弹药，外无援兵，法军进城后，发现“军火库差不多是空了”。孤拔报告称缴获黑旗军大小炮一百余门，各式子弹二十余万发，则可能夸大过甚。

二是可能刘永福与黄守忠的矛盾加剧，以致不能再坚持作战下去。因为黄桂兰曾报告徐延旭：“窃查山西前月不守，并非兵力饷械不足，实缘军心不一，内应乘之，良深扼腕！”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敌我对比强弱悬殊，再坚持下去，虽然能给法军一定的杀伤，但无法击退法军，山西最后还是会丢失，还不如在条件有利时，及时全师而退。

据1884年1月8日的《申报》记称：

法兵于十一月十七日攻获桑台。从十五日开仗，相持两日夜，枪炮之声不绝，其兵船泊于红河，去桑台约三里之遥。法兵分两队，一队三千名由陆路进发，一队三干名由水路进，发开花炮轰击，弹丸雨落桑台，守兵伤无数。桑台外有三炮台，其两炮台乃阿兵及客兵奋勇，各以枪上之刀肉搏先登，据有其地，其一则黑旗自行退让。

黑旗在桑台亦用炮相击，惟不甚得力。法兵既得三炮台，命阿兵及客兵两队为先驱，法兵自为后劲，死命相搏。故阿兵客兵被杀最多，有阿兵一队计一百五十名，其得免者仅四十五人而已。兵官等皆奋勇土前，元戎科烈亦亲冒炮火，驰突于枪林弹雨之中。而黑旗枪炮一似注意于兵官也者，故兵官死伤计有三十余人。…法兵官往攻桑台之时，初意不谓得之如此甚易，今见桑台易得，则又谓北宁当亦不难攻破。

这是黑旗军与法军作战第一次遭到惨败，对于后来事态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打破了黑旗军乃至清军强悍能战的传说，提高了法军作战的信心和进攻的勇气，埋下后来法军攻打北宁及以后扩大对中国侵略的祸根。

清政府在定策助刘抗法之始，原以为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与云南的河口仅一水之隔，双方联系便利，所以，便把助刘抗法的责任放在云南方面。

早在光绪七年（1881年）八月十二日(10月4日)，清政府就有旨：每年由四川拨给（云南）练军饷银20万两，谕令云贵总督刘长佑等将增军备边事宜妥为布置。光绪八年二月，又任命川东道唐炯为云南布政使。四月十二日(5月28日)，刘长佑等复奏，已饬候补道沈寿榕前赴临安，就地选募练军八营，以资调遣，另抽调练军四营，为移缓就急之计。

同日，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荐福建巡抚岑毓英堪以筹办越事。五月初二日(6月17日)，清政府命刘长佑著饬令沈寿榕带兵出境，与广西官军联络声势，以剿办土匪为名，保护越南即所以屏蔽吾。初七日(22日)，又有旨命岑毓英署理云贵总督。

七月二十四日(9月6日)，唐炯自昆明启行，由开化府马白礼出关，与沈寿榕会晤筹商。他并在一个木厂的地方与刘永福见面，给了刘永福一万两银子。但这时滇军由于不服水土，先后瘴毙文武员弁20余员，兵240余名，连沈寿榕也病死了，赴越助刘抗法的事情遂耽搁下来。

光绪九年四月，云南当局改饬参将张永清等挑带二营，驰往越南红水河、大滩及兴化省一带择要驻守。

五月二十一日(6月24日)，清政府并命四川再拨银20万两给滇省作援越军费。但滇军行动迟缓，唐炯曾于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日（12月6日)奏称：盖由新安所到越南山西，必须取道蛮耗，如由水路雇船顺流直下，但每船不过装运二十余人；如取道陆路，则计程二十余站，道路险恶，比到山西，兵勇必皆疲病。所以，滇军并没能起什么作用。

清政府也逐渐看到了这点，就把助刘抗法的任务改放到广西方面来。

光绪九年二月十八日(3月26日)，李维业率领河内法兵攻占北圻另一重镇南定；四月十三日，黑旗军在河内纸桥力歼李维业。清政府从这一连串的事变中，预感北圻局势将日趋严重，需要认真对待。

连连有旨指示滇、桂督抚：法人经此挫败，势必添兵报复，越兵能否久持，殊难逆料。着令滇、桂督抚督饬关外防军，挑选劲旅，扼要进扎。并特别强调指出：“此次筹备各节，非从前事机尚缓可比，该督抚等务当悉心经划，实力整顿。”

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援越桂军。

援越桂军于光绪七年十月出关防法，至光绪九年四月的一年半中，清政府并未拨给分毫经费。光绪九年三月初八日(4月14日)有旨准滇、桂各省可以添兵入越，接旨后，三十日(5月6日)，倪文蔚奏请饬拨饷项以备增兵。四月底，清政府由四川拨给饷银八万两。

这是清政府拨给广西的第一笔防法经费。

第二笔防法经费在五月二十一日(6月25日)拨给。有旨著倪文蔚督同徐延旭选募边民之能耐炎瘴者迅速成营，与现有队伍于北宁一带分布扼守，所需饷项“著曾国荃、裕宽、崇光于粤海关税项内，即行拨解广西银十二万两，俾济要需”。

第三笔款项于七月初一日(8月3日)拨给，有旨：

“广西防务经徐延旭出关布置，尚属周密。惟粮饷军火需款甚多，前由四川及粤海关共拨银二十万两，尚恐不敷，著张树声、曾国荃、裕宽于广东应解京饷项下截留银二十万两，解交广西应用。”

这三笔拨款共计40万两。

七月十一日(13日)，署两广总督曾国荃函告清政府：因为广西咨请接济枪械，经饬善后总局将广东上年购存之快枪二千支、子药袋二千副、枪码子二十万出、铜火箭三百枚，先行拨交委员解赴广西省以应急需，于四月已陆续送赴关外应用。

继二月授予徐延旭专折奏事的特权后，六月十九日（7月22日)，广西提督冯子材因被言官张佩纶参劾，遂告病去职。清政府以记名提督黄桂兰为广西提督。

当时，由于连年征战，在清朝的武将中，因功得授记名提督衔名的何止成百上千，而全国每省只有一名实缺提督。

因此，只有极少数得补实缺，一般都屈尊低就总兵以下各职，乃至当一营的管带、帮带。而不走运的则一辈子都难补实缺，只得一个虚衔而已。黄桂兰在淮军中并无赫赫战功，而得授实缺提督，实为异数。

但八月初一日(9月1日)倪文蔚曾请示清政府，黄桂兰是否有与徐延旭会衔奏事之权时，却被清政府驳回了，可见其地位并不及徐延旭。

提高援越桂军将帅的地位，这表示清政府的重视态度，使得援越桂军将帅有职有权，可以比以前更加实际地筹备布防。

光绪九年四月十五日(5月21日)，徐延旭、黄桂兰、赵沃三人在龙州相会，共同商酌，决定援越桂军日后的行动方针：

“以保守北宁为自固藩篱之至计，以暗助刘军为维系藩情之要着。”

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1860年)进士，出知广西容县。因参与镇压海州农民起义有功，累晋知府，在任时以善治盗著称。在担任太平知府时，曾奉命接待越南贡使和勘查边境卡隘和道路，事后揆有《越南世系沿革》、《中越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等文，在当时算是了解越南情况的官员。

在任梧州知府时，他曾资助过时在广西做官的鹿传霖。光绪七年十月，清政府筹议抗法，其中便提及要加强援越桂军事。

光绪八年正月，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上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指出：

广西抚臣是文吏，不习边事，以为当以知兵大员代之，他极力举荐徐延旭可任广西边事：“安襄郧荆道徐延旭久守梧州，屡出关治群盗，得交人心”，若以徐延旭领粤西一军，则交人乐附。

清政府纳奏，在光绪八年正月，将徐延旭升为广西布政使。然而，他尚未赴任，因为李维业攻下河内，越南形势危急，清流派官员又轮番上奏，举荐徐延旭知兵，可胜任援越抗法重任。

如光绪八年四月初十日(5月26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张佩纶联名奏，建议“应饬徐延旭急引粤西现军出关，分别剿抚诸土匪，借以牵制法兵，抚定越地”。

四月二十日(6月5日)，山西巡抚张之洞两次上奏举荐徐延旭。

清政府纳奏，于五月十九日(7月4日)有旨给广西巡抚倪文蔚：该藩司到任后，“倘边务紧急，即著派令出关督办.，以资得力”。

徐延旭因而成为广西边军的统帅。

光绪九年二月，李维业率法军攻陷南定，形势复趋紧张，二月二十三日(3月31日)，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主奏，极力吹嘘徐延旭。

清政府纳奏，二十五日(4月2日)有旨：

“藩司徐延旭于关外情形颇为熟悉，著即出关，相度机宜，豫筹布置，准其专折奏事。”

一个刚刚到职的新任藩司就能专折奏事，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殊荣，这说明清政府对他的信任和重视。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清流派官员对徐延旭并不了解，对他的吹嘘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这个被捧为“知兵大员”的人实际上并不“知兵”，清政府选择他为援越桂军主帅，是继选择黄桂兰、赵沃统率广西边军之后犯的第三个错误。

徐延旭于三月二十日(4月26日)出关，五月初二日(6月6日)到达谅山。

此后，徐延旭长期逗留在龙州和谅山等地，主持援越桂军的后勤事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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