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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对于外国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受到时代的感召，也想改变以往的消极态度，重新制订对待法越关系的政策。

但是，这种改变应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手段来实现，却是一个摆在清政府面前的新问题，需要听取群臣的意见才能决定。

于是，接到曾纪泽的报告后，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12月6日)，总理衙门上奏清政府：

“臣等查法入占越南境，久割膏腴，此次添船筹款，虽以捕盗为名，其叵测已可概见。越之积弱，本非法敌，若任其全占越土，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

认为此事关系中国大局，要求清政府拿出切实措施来助越抗法。同时肯定了曾纪泽提出的“示形慑敌”策：“所言俱不为无见”。当天，清政府有旨，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云南巡抚杜瑞联及曾纪泽妥筹复奏。

诸臣复奏，可分成四种意见。

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仍主张传统做法，即置身法越矛盾之外。

比较激进的朝臣提出“取越抗法”的主张。

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2月25目)，翰林学士张佩纶上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建议清政府出兵攻取越南，以免落入法国之手。

温和一点的朝臣，则主张“联越抗法”。他们包括总理衙门、丁日昌、曾纪泽、周德润、刘坤一、张树声、刘长佑等人，建议清政府在出兵入越的同时联越抗法：“与越王或亲信执政速商自强事宜，及联络外交之法”。

第四种意见提出“助刘抗法”主张，即主张中国并不因法越矛盾而出面抗法，却只在暗中支持刘永福黑旗军抗法。

广西巡抚庆裕的复奏就不同意“联越抗法”的主张：

“至派员晤越南国王、大臣等，将自强事宜随机开导一层，易露痕迹，难于遣派。”

却提出派驻在中越边境的桂军“助刘抗法”的建议。

十一月初十日(12月30日)，庆裕奏请加强援越桂军，并明谕刘永福，有警互相接应，内地已预筹精兵，多办军火粮饷，以备不虞。如此大张声势，法人有所顾忌，得弭伴端，实为厚幸。发文照会法人，“以越南本系我之藩服，谅山等处又系用我兵力粮饷收复之地，为粤西边境屏障，断不能轻弃与人，慎勿相侵，以敦和好。一面密谕刘永福，预为决战地步”。

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复奏中指出：

黑旗军是抗法主力，它的胜负存亡关系着抗法大局，法人曾为之所创，必将调船征兵，寻隙于刘永福，除之而后已。刘永福既去，则越人无能抗其颜行者，累卵之势将益难支。

主张除广西防营出关设防外，滇军也应出关与黑旗军联络：

“其由保胜入滇之路并澜沧江上游与云南相近地方，当由滇省筹布兵备，相度设险，东与粤营联络声势，驾驭刘永福使为官军犄角”。

十二月二十六日(2月14日)，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联名上奏，提出助越抗法办法，其中之一，也是由中国资助刘永福抗法：

“越南之副提督刘永福者，籍本广西，…今驻兵保胜州，与滇南接壤。倘朝廷密渝越南信用其人，而令其招抚贼豪覃四娣等，翕志同力，中国稍为资助，伸不穷遗，则越境西北可借为藩篱。悍贼不亡，即越不亡，法人之谋可不折而自沮矣”。

从上可知，粤、桂、滇三省督抚都对刘永福抱有好感，愿意资助刘永福抗法，他们的这种态度，为日后黑旗军与三省官军联合抗法创造了条件。

但是，一方面由于清政府仍对法国怀有畏惧之心，不愿对法显露敌意；另一方面也由于法国扩大对越南的侵略还停留在计划阶段，尚未付诸实行，因此，清政府在这一阶段虽然采纳了“助刘抗法”的主张，也还是纸上谈兵，并未急于实施，对于助刘抗法还有许多限制。

如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三日(2月1日)，清政府批复庆裕的奏折，就对联络刘永福一节加以告诫：

“其谕令刘永福有警互相援应一节，刘永福既恐未可深恃，且虑形迹太露，转致枝节横生，该抚尤当加意慎密，不可稍涉大意。总之，彼族觊觎越南已非一日，中国不能不设法防维，惟虚实缓急之间，措置最宜审慎。”

既虑形迹太露，又戒最宜审慎，这就束缚了三省地方官员的手脚，使他们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如同年十二月下旬，越南官员通过张树声派往越南探听消息的招商局道员唐廷庚，请求广东当局给予刘永福购置军火的便利，饬令附近钦州各地方官为伊保护刘永福，伸得潜置军火。

这本来是支持刘永福抗法的起码要求，但张树声也感到为难，奏报清政府：

“查中国军火等项，例不准运往外夷，若许其由中国运往越南，是显与定例相违，碍难照准。”变通办法是，“若许该国自向香港购买军火，由海道运入白藤江面至广安，则不必经由中国内地，中国可以置不问”。

这样缩手缩脚，当然难以有效地支援刘永福抗法了。

光绪八年正月，已决定采取“助刘抗法”方针的清政府因诸臣奏称庆裕“素不知兵”、“不习边事”，难膺艰巨，调其为漕运总督，改任倪文蔚为广西巡抚，以被誉为“知兵大员”的安襄郧荆道徐延旭为广西布政使，赋予领兵出关督师的重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显然是把曾纪泽的乐观设想从海上应用到陆地上来，以为出动陆军援越即可慑服法国不敢在北圻动兵。而率兵援越抗法的重任，首先落在统领广西边军的记名提督黄桂兰身上。

黄桂兰，字卉亭，安徽合肥人。早年投入淮军，先后为刘铭传、张树声等人的部将，参加镇压太平军及捻军，转战江、淮、皖、鄂、直、东、陕西各省，“险阻艰难，屡受重伤”，积功至记名提督。

张树声出任广西巡抚时，他随来广西(《关外随营笔述》说他是张树声的儿女亲家)，参预了入越追剿李扬才。光绪六年，冯子材因受张树声的排挤而卸统边军，张树声遂命黄桂兰接统。在办理边防的过程中，黄桂兰“频年劳苦，瘴疠侵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不满法军在越南北圻的猖獗，有与敌一战之心，曾有函称：

“与之开仗，决其胜负，则提督等效力疆场，是其分也，誓不与彼族共地同生。”

张树声称他：“平日颇明大义，尚非不能效死尽命者。”

但他主要是依靠年资和裙带关系升职，自己并无突出的军事才能，清政府挑选他来担负抗法主将，这是第一个错误。

光绪七年十一月廿四日（12月24日)，正在关外督军剿匪的黄桂兰，接奉庆裕的密函并廷寄，要他严为戒备，妥办布置防法事宜。

受命后，黄桂兰着手采取了如下措施：

（1）补充军实，进扎要隘。

广西是个偏僻穷省，桂军的武器装备素来较差，黄桂兰所率援越桂军各营也不例外。张树声曾奏称：援越桂军“粮饷本薄，军火枪械无新式精利之品，臣每念军士耐苦能战，而饷源艰窘，未能筹置利器，常引以为憾”。

这样的装备，对付入越农民军残部的乌合之众是绰绰有余了，但要抗御用新式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法军，则相形见绌。于是，在受命伊始，黄桂兰就借口“通饬各营逐日操习洋枪，熟练步法，俾可履险如夷，随地皆可用武”。

乘机向庆裕提出补充军械的要求：

“惟查卑营现在洋枪洋火等项已无存储，拟恳宪台俯赐饬局的发若干，迅即委员递解来龙，碑得早日练成劲旅，以利战事。”

庆裕接到此报后，果然饬善后局发给洋枪洋药，星速解往备用。黄桂兰同时还试探性地提出“应否增添营勇”，但没有下文。

至于派营进扎要隘，光绪七年间，黄桂兰在追剿途中视察了各处的地形后，认为：“谅山一省为中外之关键，亦南境之通衢，法如占据越南，须由北宁始达谅山，虽属贡道大路，而亦峻岭中横，非可长驱直入。外纵有小路可绕，要皆山径蒙深，林木丛杂，尤非行兵所宜。”于是在平嘉留驻黄忠立营，那坑留驻宋先聘一营，驱驴驻有陈得贵一营，文渊州驻有陈朝纲哨勇，足以保卫谅山。

光绪八年三月十四日(5月1日)，因为得知刘永福准备派兵勇200名到北宁助防，黄桂兰义认为：“北宁为北圻各省门户，最关紧要。”

“北宁为粮米聚积之地，北宁无事，谅山、高平各营随可驻扎如失北宁，则各营必须退扎关内，就粮内地。足见北宁为该国紧要处所。”

遂派出管带左军右营总兵陈得贵、前军右营帮带叶逢春，各带本部在北宁城外择要驻扎。又因为北宁后路谅江府地方有险可守，遂派左军统带提督陈朝纲带所部驻扎该处，以为后路声援。

援援越桂军的进扎北宁，被看成是中国对越南伸出救援之手的标志。

（2）与刘永福黑旗军有了初步接触。

援越桂军既要入越防法，就免不了要和越南的抗法中坚黑旗军相联系和接触。还在光绪七年十月，黄桂兰便已派出游击梁平章径赴保胜，与刘永福初步接触和联系。光绪八年三月，刘永福省扫后返回越南。

路过谅山时，于初九日(4月26日)带着同行的营官文案等员弁叩见黄桂兰。两人谈到联合抗法事宜，刘永福勇于自任，尚无怯意，意欲中国助其兵力，又虑洋枪药码不足，欲求赏借。黄桂兰当经晓以大义，勉励刘永福“现虽服官越南，亦天朝藩服，尽忠本国，即如效力天朝”。使刘永福很受鼓舞。

刘永福在离开谅山前，又偕谅山巡抚梁辉懿来见黄桂兰，黄桂兰正式答应暗助黑旗军枪械军火，刘永福十分感激。十四日，刘永福函禀黄桂兰，“据称保胜一带有伊扼守，万不使法人得逞。况曾受天朝厚恩，仍想报效天朝，洋枪药码等物既蒙允给暗助，通事无不尽心尽力。”

黄桂兰则表示，如果法军进攻北宁黑旗军阵地的话，援越桂军将“概不用号衣旗帜，以观刘永福之兵如何抵敌，见机相时而动”。

（3）尝试联络越南官员。

桂军入越防法，本来就与越南地方官员有联络，需要对方帮助解决粮草民夫等问题。受命防法以后，黄桂兰与越南官员接触时，常常有意把话题往抗法防法上引，以试探对方的态度。如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四日(1月23日)，黄桂兰在驱驴会晤谅山巡抚梁辉懿，在笔谈时，黄桂兰“稍示以虑患之意”，但对方反应冷漠。

后来，黄桂兰又借查办土匪为名，出示晓谕。但是，试探的结果使黄桂兰十分沮丧，因为“各南官亦觉漫不经意”。对于法国的侵略，“越官则讳不敢言，似恐贾祸”。

（4）继续剿抚陆之平等匪。

当时，曾有这样的传言：法军为了对付刘永福，企图招致陆之平等匪，以与黑旗军为敌。这使援越桂军认识到，如不及时剿清各匪，抗法军力可能会因而受到牵制，从而干扰了抗法大局。因此，继光绪七年十月在通陇大败陆之平等匪后，援越桂军趁对方坚巢迭破，已溃败不成队伍，四散收山之机，加紧剿抚。到光绪八年二月，被击溃的各股或三五十，或十余人分匿荒山，已不能复聚为祸，清军又在各处张贴告示准许他们投诚。

然而，历史似乎与清政府开个玩笑。

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中旬，李维业率领几百法军兵临河内城下。三月初八日(4月25日)并悍然攻取河内，一个星期后又将河内退还给越南政府。

原来调兵遣将准备还击李维业的越南政府受其蒙蔽，而改变态度，决定与法国议和，并下令解散已动员调集的越南官员，迫令已在山西祭旗誓师准备出征的黑旗军撤回保胜。

同时，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口口声声求援，变成指责中国不该出兵援越和暗助刘永福抗法。兵力只有数百人的李维业如此旁若无人，予取予夺，根本无视越南政府的备战和中国政府的出兵援越，这就宣告曾纪泽和清政府奉行的“示形摄敌”策的失败。

越南局势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使得清政府和援越桂军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进军击退李维业，法越已经讲和，战事似乎已成过去，越南自已已无意打仗，中国就更没有理由越俎代庖；退兵回国，就不单是在咄咄逼人的法国侵略者面前示弱，默认他们的肆虐；而且中国军队这样劳师动众地无事而进，无功而退，也是一场笑话；继续留扎原地，那总要有一个堂皇的借口，可以遮羞壮胆。

这样的借口终于被张树声找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28日)，张树声奏称：

“今日中国备边之策，惟有令滇、粤防军守于域外，仍以剿办土匪为名，借图进步，既为我军驻守之地，或免法军蚕食之虞。”

清政府如获至宝，马上在四月十四日的上谕中认可了这一说法，并指示要拨械添军加强援越桂军，即当乘时合力经营，勿落后着，妥筹布置，偕固藩篱，并添调关内防车出关进扎，联络声势。

拨械加强援越桂军一事，由张树声与李鸿章商量解决。

“李鸿章以该营现已逼近东京，军威不可不整，当于无可筹济之中，竭力商凑，由天津、江宁两处置存军械内提拨林明顿后膛洋枪三千枝，每杆配子五百颗；后膛过山洋炮十尊，炮子二千颗，发给黄桂兰各营领用，俾得认真练习，以壮军容而资备御。”

张树声将此事飞函知照广西当局，要广西即派员弁分赴津、沪将此项军械运解回桂，分发前敌各营，以资利用。

但是，首先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岔子，拨给广西的三千杆林明顿后膛枪变成“天津解粤之笨枪，药弹多不着火”。十尊后膛过山洋炮要么是没有送到，要么是换成了小炮。

光绪九年十月，黄桂兰有函谈援越桂军装备的大炮的情形称：“我军无大炮，攻之已自不易，…前蒙由金陵拔解来西之劈山炮，虽已运至军前，终不能敌彼炮之大。”

赵沃于十二月廿七日(1月24日）称：“解到开花炮四尊，格林炮一尊。”因此，在北宁之役时，援越桂军“实乏大炮，无具攻人”。

其次，即使对于好不容易运到的枪械，援越桂军也未加珍惜，更未认真操习，以致“委利器于无用之地”，没有很好发挥这些枪械的作用。

至于添调关内防军出关驻扎一事，由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共同解决。当时，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裕宽向清政府表示要资助援越桂军：“如果兵力不敷，应即酌量添募营哨，以资控扼。或西省饷需短绌，奴才当督率司局力筹接济，以重边防。”

到年底，实际只“筹解协饷银一万两”，资助也很有限。

既然上面玩的都是些花架子，下面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真东西。

后来还招抚入越广西农民军残部编为两营，从而使援越桂军由原来的12营不足5000人，增加到17营6500人。

左路12营的管带分别为：提督陈朝纲，总兵陈得贵、韦和礼，副将冯兆金、周炳林，参将黄玉贤，游击李应章、张金泰，都司张锦荣，守备李定胜、叶逢春等；右路五营管带分别为：总兵陈德朝，副将黄忠立、蔡简宸，参将李石秀、覃东义等。

这个新任援越桂军右路统领赵沃是个什么人呢？

赵沃，字庆池，广东人，原为楚军刘坤一的幕僚，跟随刘坤一入桂。刘坤一排挤广西提督冯子材后，让他参预帮同统领援越桂军，“自同治年间迭次统师出关剿办越匪，颇著威惠，于越南山川险要尤为熟悉。”

因而为历任广西巡抚刘坤一、刘长佑、张凯嵩、涂宗瀛、张树声等赏识，誉为“朴诚廉洁，晓畅戎机，为西省道府中不可多得之员”。

光绪五年，赵沃在追剿李扬才时，与部将党敏宜讳败为胜，被冯子材参劾去职。后因时为两广总督的刘坤一的偏袒，改为革职留营。光绪七年十二月清政府筹备防法时，已调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举荐边防将才时提到他。光绪八年三月，时任云责总督的刘长佑奏调他赴云南军营差遣，并得清政府旨允。

刘坤一和刘长佑这两位大员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使得新任西巡抚的倪文蔚也对赵沃另眼看待，以至因人设事地硬将援越桂军一分为二，让赵沃当上了右路防军统领。表面看来是加强了援越桂军的力量，实际上，由于赵沃并无指挥与洋人作战的近代战争知识和才能，且好大言惑众，争权夺利，因而成为援越桂军内部的消极因素，严重地削弱了援越桂军的战斗力。这是清政府继选择黄桂兰后的又一失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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