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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三月十五日（5月2日），占领越南河内的法军撤出河内，把河内交还给越南政府，而越南政府此时也决定与法国议和，并且指责中国军队不该援助越南。

这时，受越南形势影响最大的是黄桂兰，迫使他不得不把原来的部署作了根本性的改变。

当得悉越南政府准备与法国侵略者议和的消息后，四月初二日(5月18日)，黄桂兰禀告倪文蔚：由于北宁逼近河内，“万一法酋径攻北宁，我军驻在其间，自难措手”。因而命令进扎北宁各营，退到离北宁30里的安勇县，并多次通饬各营人役“不准擅过北宁一步，以免彼族借口”。而倪文蔚则走得更远，萌生了撤兵回国的念头。

十月，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就中国出兵入越一事与中国交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与李鸿章议定协议三条，其中就规定中国从越南撤出军队。清政府同意了这些条款，指示广西等省撤兵。

倪文蔚接到总理衙门的函咨后，即转饬援越桂军“酌量移师”。

黄桂兰遂饬将驻涌球之镇南前军右营守备叶逢春帮带弁勇两哨退扎安勇县，计离北宁省城30里；原驻扎安勇之镇南左军右营总兵陈得贵管带一营退扎谅江府，计离北宁55里；其原在安勇协防之镇南新正营一营，早于十月间调回任嘉驻防。

这时，越南局势又复恶化，越南国王咨呈清政府挽留援越桂军。要求清政府“仍饬诸营兵各留下国择地遥扎，搜匪卒功，遇彼横发何处，即协与下国出力剿除”，但已于事无补了。

本来，黄桂兰曾答应暗助刘永福枪械弹药，但是，当看到法越议和，形势变化时，他就不打算兑现自己的允诺了。光绪八年三月底，他闻知刘永福准备攻打河内时，马上表示反对，“随即转嘱密致刘永福，现在法人已有议和消息，令其慎密布置，不可多事”。

又因为倪文蔚一直强调对于黑旗军“只能密为助援，仍不许稍露声色”。黄桂兰忠实执行这一指示。

他在六月十五日(7月29日)禀报倪文蔚：

“卑军虽与永福时有往来，而于函牍一切，并不敢稍著痕迹。诚以目前情势又与先日不同，非仅恐授彼族争论之端，且须虑越谓我梗其和议。”

如此畏首畏尾，当然就不能指望黄桂兰会在助刘抗法一事上有何实际行动了。

尽管在八月十一日(9月22日)的上谕中，清政府已改变对刘永福的态度，在批复云南督抚的奏折时指示援越清军应助刘抗法：

“刘永福一军可为防军声援，亦应设法笼络，俾为我用。总期预杜外人窥伺，亦不致启衅端。知能保护北圻，却以固吾疆域。”

而且云南巡抚唐炯也亲自在木厂会晤刘永福，一次就资助饷银万两，并答应以后继续助给军饷器械。但黄桂兰虽然在口头上还不时提到要暗助刘永福，却一直未见丝毫实际行动。

尽管清政府再三明确指出不欲卷入法越矛盾之中，不会联越助越抗法。

但清军既要援越防法，就免不了要和越南官员谈到这些问题。

而在开始时，黄桂兰曾主动做这方面的事情，现在，黄桂兰改变了态度，不但不敢主动与越南官员联络，反而担心对方找上门来求援时怎么办？

八月十六日(9月27日)，他曾就此事向倪文蔚请示：

如果法军侵及北宁，我军现扎涌球、安勇一带，适当其锋，“倘或南兵力与抵敌，密求暗助，可否相机而动，未敢擅专，惟有仰恳密示机宜，伴得遵照筹备，庶免临事张皇。”

但倪文蔚也不知如何处理，只有将矛盾上交，批复黄桂兰道：

“我军分扎北宁、谅山，实虑逼处，易于启衅，且恐轻信南官乞援，稍违节制，必致代越受兵。当已飞戒关外诸军，反复切谕，断不可喜功生患，贻误军机。即使越王咨乞援师，亦须奏请朝旨，钦遵办理。”

九月九日(10月20日)，倪文蔚有奏向清政府请示办法：

“我军所驻北宁之安勇一带，实据膏腴，倘彼族意存攘取，或南官力乞救援，若闭营自固，是以拒请，失属国之心；将率尔兴戎，又虑失好，启连兵之隙。臣虽一面飞戒关外诸领将，仍旧扼要严扎，不许退驻失势，尤不许轻动生隙。然其间因应之难，有不得不详陈于圣主之前者。”

可是，清政府对此并无批复，显然是回避就此问题作出决定。

黄桂兰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光绪九年（1883年）初，越南政府得知李维业将要攻取南定，各省纷纷戒备，同时也吁请援越桂军进扎北宁，以壮越军声势。

二月十二日（3月20日)，凉山巡抚梁辉懿因外间纷传法军欲来攻取北宁，遂面见黄桂兰呈递北圻统督黄佐炎的求援书。

黄桂兰接阅来咨，虽然认为所谓法人要攻北宁的说法，无非虚声恫喝，挟制越方，但考虑到越方既有所请，自不能置若罔闻。于是一面复令梁辉懿转达黄佐炎，往调山西黑旗军即来北宁驻扎。一面扬言我军已调各路大队预备应援，稗越方得以安心。

在这段时间中，援越桂军比较成功的，是基本完成剿除入越广西农民军余部的目标。先后生擒陆之平、击毙杨大家伙、李亚生等渠魁，招抚覃四娣等。

为此，清政府奖赏各将：记名提督黄桂兰著赏穿黄马褂，后来并得实授广西提督之职；在事出力的已革道员赵沃，著开复原官原衔翎枝，陈德朝、陈朝纲、黄云高、周炳林、韦和礼、黄忠立、冯兆金等皆获赏。

1882年5月6日，曾纪泽获悉李维业攻占河内的消息，马上照会法国外交部长法来西讷，要求法国政府命令李维业退出河内。但是，法来西讷于31日复照，拒绝了曾纪泽的正当要求，说李维业攻占河内，“我们打算实施的行动所引起的后果仅仅涉及上述两个缔约国，因此我方对中国政府没有作出任何解释的必要”。

法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在中国政府中引起强烈的反应。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五日(6月10月)，清政府有旨令群臣筹议办法。

诸臣复奏，可分为主战和主和两大派。

主战派以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等清流派谏官和滇、粤、桂三省督抚为主，其中，各人的主张又微有差别。如张之洞、张树声、刘长佑、倪文蔚等都建议清政府出兵援越抗法，而张佩纶、陈宝琛、岑毓英、唐炯等则主张中国在出兵援越抗法的同时，要联络和支持刘永福抗法。

主和派则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署理两广总督裕宽。

裕宽本任广东巡抚，在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北洋大臣期间兼署两广总督。张树声派赴越南侦探的人员所禀情报都由他处理，因而对越南抗法情形有一定了解。

五月十九日(7月4日)，他上奏清政府，主张中国不要卷入法越矛盾之中。

李鸿章则比裕宽老练。早在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接到妥筹办法的谕旨后，他便于二十七日(12月18日)复奏，表示要派员赴越南探听实在情形后再的办。现在已过去了半年，李鸿章掌握了许多情报，对中、法、越三国关系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他指出越南早就投靠法国，企图以此来摆脱对中国的藩属关系。

因此，李鸿章认为中国不值得为这样一个离心离德的邻国去火中取栗，而与法国为敌。

原来，法国政府虽然殖民野心很大，但却缺乏实现其并吞北圻所必需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例如，海军殖民部在1879年制订进犯北圻的计划时，就提出需要3000名法军和3000土著士兵才能达到目的。然而，在酝酿和筹备了将近五年时间后，直到1883年5月19日李维业被歼时，他手下也只有600人，仅为原计划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其窘困情形。

依靠这些兵力，战胜腐败孱弱的越南政府是足够了，但要对付中越两国的联合抵抗，特别是面对经过20多年的洋务运动后，军事力量逐渐增强了的中国，法国还是有点力不从心的。因此，在筹划进犯北圻的同时，法国政府制订了力图避免中国注意和干涉法国侵略北圻行动的对策，而被挑选出来担当这一任务的是1880年5月到任的法国驻华公使宝海。

宝海来华前，曾长期在法国外交部处理交趾和中国事务，熟谙法国的远东殖民政策。他曾积极参与策划吞并北圻、染指中国的侵略计划，并有所建言。

他到华履任之始，就于1880年6月5日致函法国外交部长，建议尽快在越南采取行动。

以后，他一直都关注着法国的侵略进程，直到1883年5月16日，已被解职召回的宝海仍向法国政府表示，他拥护在越南“巩固我们的保护制度，使它明确化，并且使我们能够永久地在东京占领下去”。

就在李宝谈判协议、刘永福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唐景崧万里请缨，入越说刘抗法来了。

正当李维业攻占河内，越南北圻形势十分严重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在助越抗法抑或是与法划界而守的和战问题上仍举棋不定，决策不下。那时，清朝刚刚出兵援越抗法，又因李宝的三条协议而急忙撤兵，显得十分被动，出现了唐景崧指出的那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

“中国往援，既虑有碍，争以公法，亦决不从；而越南患推之来，中国与共，又未可听其存亡。”

真是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光绪八年七月十九日(9月1日)，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上奏清政府，提出他对法越形势的看法和援越抗法的办法。

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入，1865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三年，散馆后授七品庶吉士。十五年后始晋升一阶，为吏部六品主事，还要候补，尚非实职。从他后来的作为来看，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见识、有魄力、有才干的能员，然而，沉浮宦海十几年，却一直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

当法国加快侵略越南的步伐，从而危及我国西南边疆时，唐景崧挂念桑梓，深感事态严重。

他多次对人指出：

“法人欲割其山西、兴化、宣光等省，则以地近云南、广西故也。”“越南今日之难，非琉球可比；云南之通商，非各海口之通商可比，此所以不可苟且了事也。”“窃维今日兵事为中外大局所关，外之高丽、缅甸，内之台湾、琼州，皆视越南一隅之存亡以为安危，诚不可不用全力以图挽救。”

唐景崧很不满意清政府在严重的形势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为了帮助清政府走出困境，唐景崧向清政府提出一条派员入越切实援助刘永福抗法的“救越南至便之计”。并自告奋勇，上书请缨入越去促成此事。

对于唐景崧的上书，清政府的处理方式十分微妙。他们虽然认为唐景崧的建议很有见地，也很欣赏他万里请缨、勇赴国难的志气，但是又担心由政府明令派其前往越南，将来惹出事端后会有碍于对法交涉。

因此，在私下的场合，掌权的军机大臣如恭亲王奕䜣、宝鋆、李鸿藻等人，都对唐景崧的建议表示赞同和支持，认为“于异域事筹划完密”，但是，却不敢答应唐景崧“乞假以朝命”的要求，也没有对他的上书作何批复或指示，而只是在八月初五日(9月16日)下了一道意思含糊的谕旨：“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著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委用。”

唐景崧认为这是让他入越说刘抗法的烟幕弹。如果唐景崧此行能入越说动越南政府和刘永福坚持抗法，保存北圻，则清政府有委派得人之功；反之，如惹出乱子，法国质问起来，则可以推说是唐景崧的个人擅自行动，从而诿卸责任。

清政府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没有动摇唐景崧的报国雄心，他依然满怀豪情地出都赴越。

唐景崧赴越的第一站，是到越都顺化会见阮朝君臣，实地了解法越关系的真相，考察越南政府的抗法决心和实力，及它对清政府和刘永福的真实态度，从而掌握具体的第一手材料，取得在援越抗法问题上的发言权，以便作清政府决策定计时的参考，也是自己说刘抗法及联络越南其他抗法力量的依据。

但是，在光绪八年（1883年）十二月初到达顺化后，由于没有清政府的朝命，结果，嗣德王拒绝接见他，只派协办大学士阮文祥、礼部侍郎陈叔切等官员与唐景崧会谈。这些越南官员在关键要害问题上对唐景崧诸多敷衍。

经过实地调查，唐景崧认为阮氏朝廷没有抗法的决心和信心，在政治上倾向法国，对中国却是猜疑疏远远，从而得出结论：不能指望和依靠这样腐败庸懦的越南政府来进行抗法斗争。

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6日)，他报告清政府赴越调查的印象：

“查得该君臣昏愚委靡，战守绝无经营，即议和亦毫无条理。其国政令酷虐，民不聊生，自锢利源，穷蹙已甚，每岁所入，大概不及百万。法人又从而愚之。凭以甘言，则欣欣窃喜，而于中国转多疑忌之心，无可扶持，一言已决。”

在与越南官员晤谈中，唐景崧反复询问了刘永福及黑旗军的情况，提醒越南政府正确对待和支持刘永福抗法。

通过与越南官员的多次晤谈，唐景崧进一步了解越南政府对刘永福的猜忌疏远态度，以及刘永福在抗法斗争中的中坚地位和孤立无援的困境，从而更坚定了他说刘抗法的决心。

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向清政府报告了刘永福的爱国热忱和抗法决心，催促清政府在决策、军火、人员、饷银等方面实实在在地援助刘永福。

从以后发生的事实来看，中国数省合力济助黑旗军军火和饷银的建议，清政府基本采纳并命滇、粤各省实行；而代刘永福草檄以传呼天下，则唐景崧自己身体力行，壮军心而寒敌胆，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顺化回到广东，唐景崧可能已经知道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于光绪八年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复奏清政府，认为唐景崧条陈越事未能尽合机宜，请仍令回京供职。因此，唐景崧请缨之举将面临徒劳无功的危险。

为此，他决定走出一步险着：即入越说刘永福抗法。而在他之前，还来有清朝官员到过黑旗军驻地，刘永福将会如何对待来人，还不得而知。但他仍奏报清政府即赴山西会晤刘永福。

就在唐景崧准备赴山西会晤刘永福的时候，越南北圻的局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李维业仅率400人即已顺利占领河内，懦弱的越南政府不但不敢反抗，反而步步退让，将随时准备出击的黑旗军从山西前线撤回保胜，法国当局受到鼓舞，决定加快并吞北圻的步伐，为此他们撤换了卢眉，以沁冲为交趾总督，去完成这一任务。

1883年3月21日，沁冲向法国殖民部长提出了一个将越南北圻并人法国保护的行动计划：请立即用船裁运由两艘舰艇护送的一千人到西贡，二三千人到海防，带足各种食物和军需品，同时叮嘱减少中途停靠站。李维业司令则奉命于4月20日左右，即在增援部队抵达前10天左右，占领东京三角洲地带的5至6个据点。

然后，指挥刚刚登陆的部队占领其他主要据点及边境。沁冲考虑派渣“闪电”和“飓风”号舰艇以及从沁冲的5艘炮艇里找派出3艘给他。沁冲将于同一天在1200名兵士陪同下前往顺化宜布东京事件，向安南政府或直接向国王提出谈判，如遭拒绝、有意拖延推诿或制造困难，就有必要给安南政府以致命打击，命令部队登陆夺取顺化，直到签约后才撤离。然后，沁冲到东京去，最终建立保护国。

根据这种部署，3月27日，李维业率兵悍然进犯北圻另一重镇——南定。

越南政府得知李维业的阴谋后，指示各地出击法军。对越南政府这一做法，刘永福一时还摸不透。因为他在一年前的事发伊始时，便欲率黑旗军进攻河内，趁李维业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却因越南政府醉心和谈，多方阻挠，被迫撤军。后来，越南政府又为李维业诱骗，从而答应法方要求，要将黑旗军迁离保胜。越南政府这种认贼为友、助纣为虐的做法，激起刘永福的强烈反感，使他对越南政府抗法一事失去了信心。

据说，他曾派黄守忠率兵以追剿入越广西农民军残部为名，进军十州探察情形，以防将来抗法事业失败，即将十州作为黑旗军的退路。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唐景崧奉清政府旨意，前来会晤刘永福筹商抗法大计的消息，这无异是一场及时雨，对于帮助刘永福解决何去何从的困惑，鼓舞黑旗军将士的斗志，实在是关系重大。

刘永福十分兴奋，为了表示诚意，当唐景崧于二月十四日(4月1日)到达山西后，刘永福先派得力部将吴凤典、杨著恩、黄守忠先后谒见唐景崧，并向唐景崧呈递自已的履历和所有弁勇军装清册。

三月初八日（4月14日)，刘永福赴山西与唐景崧相见。

唐景崧在《请绥日记》中记下刘永福的相貌是“长身削立，高颧尖颏，状类獐猿”。两人初次晤面，刘永福执礼卑谨，唐景崧则略尔奖慰，未与深谈。初九日(15日)，唐景崧回拜刘永福，两人携手人密室，细陈衷曲。

唐景崧入越后，情况就有了变化，虽然他官职不高，并无实权，但他的入越说刘，是得到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宝鋆、李鸿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曾国荃等有力人物的支持；他可以上折奏事，多次不理会命他迅即前往云南的谕旨，清政府也不怪罪他，倒是岑毓英拒绝他入滇却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因此，唐景崧虽然没有明发朝命，却俨然钦差身份，以至滇、粤、桂三省官吏都得看他面子，越南君臣亦曾咨呈广东代奏留边，影响还是很大的。

会晤刘永福后，清政府就允许唐景崧留在广西边军营中，特别是这年五月间倪文蔚和徐延旭先后奏请将其留营以资臂助后，唐景崧遂风尘仆仆，来往黑旗军和清军之间，信函使节频频传递双方信息，督促落实黑旗军的粮饷器械援助，并多次为刘永福作讨法寇檄文和战书，振军威，鼓士气，使黑旗军和清军的联系渐渐正常，有利于两军的联合作战。

唐景崧的入越说刘，提高了刘永福对抗法事业意义的认识，坚定了他抗法杀敌的信心和决心，并为黑旗军争取到滇、桂两省的饷银军火的实际支持，从而一扫刘永福的萎靡颓唐、无所作为的情绪，为黑旗军以后取得力歼李维业、两败波滑的胜利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唐景崧挽救了刘永福的抗法事业。无怪乎在力歼李维业后，刘永福马上写信向唐景崧报捷，并归功于唐景崧说：“此役之胜，皆得公之在山西时指示筹划而行，是以得胜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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