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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5月15日，法国外交部长沙梅拉库，指示正在北京取代宝海与中国谈判的脱利古：

“据宝海的报告，中国政府决心反对我们在东京方面的行动，准备以大量兵力送至东方抵抗我们。这些说法在别方面又没有什么可以证实。我们因此以为宝海的观察可能是由于中国好战倾向所给他的先人成见所造成的。”

要求脱利古“准确地调查中国方面的意图和准备”，以作法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参考。

为了迎合茹费理政府轻视中国、好大喜功的狂妄自大心理，6月18日，脱利古作了关于中国在军事上并未作好对法战争准备的报告：

“所谓准备是十分夸张的，中国求以虚而不实的武装来哄骗我们。”

7月5日，他再次报告，极力贬低中国的军事实力说：

“中国在陆海两方的实力，奇异地为我的前任所夸张了。如果我们在东京作强力的行动，我们必将看到中国的匪帮在我们面前退却。如果我们决定作一种海军的牵制行动，我们将能使天朝遭受最严重的损害。现在从南方各省召募来的3万人，散布在云南边境上，武器不良，大部分没有训练，他们决不能与有一支强大炮队支援的、坚强的六个步兵大队相对抗。”

茹费理政府对脱利古过甚其辞的乐观报告深信不疑，决定改变前任对华忍让的作法，而采取强硬的政策：即不惜冒对华作战的风险，也要出兵并吞越南北圻。

光绪九年五月初四日(6月8日)，脱利古向李鸿章转交了茹费理政府的强硬声明：

清政府“若欲稍侵甲戌年约之权利，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

8月19日，沙梅拉库致函茹费理，建议在法军蓄谋攻占越南国都顺化，逼胁越南政府彻底投降的同时，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的军事讹诈政策：

“你看到，除非有一种决定性的军事成功，我们没有可能与中国达成协议。要它转回来的路程实在是太远了，如果没有严重的威胁或武力，中国是不会让步的。”

这就意味着中法战争的全面爆发。

对于越南政府而言，它是以一种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对待刘永福取得的第二次纸桥之战胜利的，这从事后它不断地对刘永福及立功将士加官进爵和多方赏赐上表露出来。

嗣德三十六年(1883年)六月，嗣德王崩，王长子瑞国公应祯继位，旋被阮文祥、尊室说等废黜，另立绍治王之第二十六子洪佚为协和王。可能是秉承嗣德王的遗命，协和王即位之始，即有谕：

“准封提督刘永福为义良男。以永福屡有战功，因晋尤推恩也。”并“赏长翅冠、圆领广袖蟒袍、牙笏、朝靴等物”。又“赏北次团练韩伯铭等军功级纪凡七人。先是河内纸桥之役，该等均有战功，至是议成，蒙赏有差（韩伯铭、梁茂林从八品百户）”。

十月，阮文祥、尊室说等又废黜协和王并杀之，另立嗣德王第三子膺祜为福建王。这时，黑旗军已从山西撤至兴化，法军已占北圻大部，但越南政府仍赠恤在纸桥一役中牺牲的黑旗军将士的遗属，于十二月逾令：

“给刘团杨著恩等三人妻子钱米(著恩等均前于纸桥阵亡，经蒙赠恤，兹加给其妻子名月各钱一缗，米一方)。”

相比那些在短期内擢升大官、飞黄腾达的阮文祥等人而言，除刘永福外，越南政府给其他抗法有功的黑旗军将士的官衔及赏赐都还是很低薄的。

然而，那时的形势已十分紧张，在法军攻取越南国都顺化前后，越南政府已被迫割断与中国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沦为法国殖民当局的傀儡，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政府仍能顾念到黑旗军将士，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法行动。

闻知李维业率法军攻破南定的消息，二月十九日（3月27日)，翰林院侍讲学士何如璋上奏《越南危急，请派知兵大员出关筹办折》，拟请旨特派知兵大员出关节制粤、桂、滇三省防军。清政府显然考虑了这些意见，在三月初八日和二十五日(5月1日）有旨给沿边沿海各大臣，提出“在我保护属邦，固守边界，均关紧要”的设想。

并派丁忧回籍的李鸿章前往节制督率粤、桂、滇三省军务，因为“此事操纵缓急，必须相机因应，亟须有威望素著，通过事变之大臣前往筹办，乃可振军威而顾大局，三省防军进止亦得有所禀承”。摆出一副对法强硬的态度。清政府的这些部署虽不免有些虚张声势，但地反映它不愿坐视法军轻易并吞全越，威胁我西南边疆的思想。

但是，身当其事的李鸿章却接连上奏，对清政府的上述决策提出不同意见。四月初一日，李鸿章上奏《密陈越南边防事宜折》，指出越南今日之祸，源于当年私自与法国订立1874年条约，从而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无形中地就割断与中国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因此，中国欲要“保护属邦”，于理于势皆不相宜，主张中国袖手旁观，让越南自取其答，“甲戌之约，语多悖谬，当日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有听越之自为而已”。

五月初四日(6月8日)，他又致函总理衙门，重申上述主张：越南是“自取危亡，无从援救”。据此，李鸿章主张中国放弃“保护属邦”政策。

对于“固守边界”的决策，李鸿章倒是赞成的，但他认为北圻地理环境复杂，“道路崎岖，水毒风恶，烟瘴终年不解”，加上又有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那里抗法，法军不会那么容易并吞北圻，扰及滇、桂边境。

因此，只要继续执行原来的部署，滇、桂两省派出军队入越镇摄即可，李鸿章特别强调，根据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财政情况，中国不应该为助越而与法国开战。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取消其节制督办三省军事的任命，命其即回北洋大臣署任，这意味着清政府从“助越抗法，保护属邦”的立场上后退了。

得知刘永福力歼李维业的捷报后，五月十六日(6月20日)，清政府密寄李鸿章等上谕著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何璟、曾国荃、张兆栋、刘秉璋、裕宽将沿海防务实力筹办，认真布置，不可虚应故事，徒令外人轻视。

有李鸿章的危言在前，脱利古的恫吓在后，清政府已经气馁，在这个上谕里，不但不敢再提“保我属邦”等话头，连援越助刘抗法也不提了，只是战战兢兢地唯恐惹怒法人，招来战祸，于是命令诸臣筹备防法。

本来清政府是出兵越境助越抗法，握有主动权，现在变成在本国沿边沿海筹备防法，一副被动挨打的样子。

主战派官员很不满意清政府的懦弱胆怯，纷纷上奏分析利弊，指出法不足畏，中国仍应率持助越援刘抗法的正确决策。

如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主张中国仍应援刘抗法：

“刘永福之军不患无人，而患无饷。”

御史刘恩博奏称：

中国如不敢抗法，则连刘永福不如，“刘永福中国一土寇耳，率其党数千人，驰檄文，斩骁将，法人甚形狼狈，进退两难。堂堂中国，诸大臣竟托于持重，不敢与之交锋，虽有辞以谢法人，独不耻为土寇所非笑欤”。

南洋大臣左宗棠也是主战派，他有函指出：

“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李鸿章也没有闲着，五月十二日(6月16日)，他上奏《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官妥筹全局折》，极力反对中国增兵入越与法开战。

在倾听了各方的意见后，清政府作出了照顾各派意见的决策：

一方面给滇、桂等省增拨饷械，准添募勇营，以加强边防。另一方面，从五月到七月的三个月中，清政府小心地避免谈及助越援刘抗法事宜。只是得悉法军攻下了越都顺化，越南政府彻底投降法军后，清政府才于八月初三日(9月3日)颁谕，指示滇、桂两省援刘抗法：“刘永福一军果能始终扼扎，越南尚可图存。该督抚等随时斟的，相机应付，以顾全局，是为至要。”

其实，清政府由于受李鸿章的影响，已经决定不再为越南问题与法国决裂，以致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也不能扭转这种情况。

当清政府的大小官员在坐而论道、争论不休的时候，刘永福力歼李维业后带来的大好形势，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恶化，出现了不利于黑旗军和越南人民抗法的局面。

李维业被歼后，河内法军惊慌失措，一度欲弃城而逃。但接替卢眉任交趾总督的沁冲很快就镇定下来，着手采取补救措施，他任命交趾驻军司令波滑将军为东京地区的最高指挥官，指挥可以从交趾调动的军队，配备充足的枪炮弹药，火速出发前赴东京。

同时请求法国政府派来2500名士兵和三连炮兵组成的增援队伍，其中1500人组成远征军到东京地区。据说在接到李维业被歼的噩耗七天后，即已运送800人前往。到6月1日，由于援军的陆续到来，河内法军已约达1700人。

而在李维业被歼的前三天，法国政府刚刚通过给东京增派1500名援军、拨款550万法郎的法案。现在，远在千里外的法国政府也急忙派远征军前往东京地区，这支远征军包括每营600人的三个法国步兵营，每连125人的四个土著步兵连等共约2000余人；任命孤拔为东京湾海军司令，以加强海军的指挥力量。

同时还任命何罗恾为东京特派员，前往管理东京地区的行政事务，使法军能集中力量对付黑旗军。这样，黑旗军很快又面临寡不敌众的严峻局面。

为了对付法军的反扑，刘永福曾打算利用决战前的空隙时间，加强黑旗军的防御工作，这包括：重新构筑防御工事、补充武器弹药、添募兵员等。要做好这些工作，就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刘永福和黑旗军都没有这个力量。

援越桂军本来可以帮助刘永福做好这一切，但是由于清政府对援越助刘抗法持消极态度，影响到广西的地方官也缩手缩脚，不敢大力援助刘永福。

身历其事的唐景崧曾沉痛地指出：

“徐方伯本决意济刘，倪中丞亦云不为遥制，而论者辄戒不宜。义云万一不慎，被法人擒去生供，讯得接济铁据，敌必借口索费，而徐亦自此徘徊缩手焉。”

结果，由于广西地方官的消极态度，刘永福和黑旗军没有得到什么帮助，这就影响到他的防御措施的实施。

例如，黑旗军要加强防御，就要募勇购城筑垒，这都要投入一定的财力。可是，云南方面，自从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唐炯在木厂会晤刘永福，一次性地给了1万两银后，似乎再也没有银钱来往。

广西方面，据《请缨日记》记载：在五月间，“徐方伯议月给渊亭（刘永福）五百两犒军”。光绪六年至七年间，越南政府因为要黑旗军追黄崇英余部，曾许下每名勇丁月饷银2两。而抗法则又重于剿匪，银不应低于此数，以黑旗军原额3000人计，每月至少需饷银6000余两，则徐延旭所许每月500两，曾不及十分之一，相差实在太远，以至不能办什么事情。

关于添募士兵，刘永福想从几方面解决，一是将投奔而来的抗法民众改编为黑旗军。如将广东人庞振云、胡昆山带来的300人，在五月间改编为武烈营。以原由叶成林、朱冰清所率部队200人为唐景崧随护，升格为营，以连美为营官，号武炜营。

另外，为对付法军舰艇，刘永福还准备建立一个扒船营，以上思州贡生李唐为管带，以水勇一名月给饷三两，头工、艄工、炮手三两六钱的待遇招募水勇。五月间已有木船六只，装备快枪、小炮，防守水路，但办理并不顺利。

二是向清军借兵。据唐景崧记称，刘永福瞥向徐延旭请求借兵400人，徐延旭答应了，要求黄桂兰、赵沃从所部各抽200人给黑旗军。黄桂兰抽调把总何有龙等170人交唐景崧带往，而赵沃口头上派游击田福志募200人入黑旗军，但迟迟不见派往。倒是唐景崧趁徐延旭准其留营，并招募亲兵营之机，将叶成林等所率200余人的武炜营，补足为40人。但是，这些添募，对加强黑旗军的战斗力帮助不大。

至于枪械弹药的补充，刘永福考虑从几个方面解决：

一是自行购买。大概仍像以前那样，派人带银到香港购买，再设法运回北圻。但是，这样来购买军火，路途遥远，运输困难，实在是远水不救近火，难济燃眉之急。

二是向清兵借枪。五月间，刘永摄曾接连向徐延旭借洋枪200杆，但延至九月才拨给。云南方面也曾接济军火给黑旗军。

九月十九日(10月19日)，云贵总督岑毓英奏称：

“惟刘永福领忠义善战，诚如圣谕，果能始终扼扎，越南尚可图存。故臣等于上年即密济以饷项军火，并滇省所铸开花炮去字迹给以二十余尊。”

这些所谓的开花炮，大概只是一些笨重无用的土炮，以至刘永福在力歼李维业后，不能利用它们作攻打河内的利器。

当时，援越桂军根据李鸿章总结的“避炮之法”，在驻防的地方沿堤开濠，于临河田基加筑丈厚土墙，或紧靠河堤，或横跨大路，参差交错；又将路掘断，仅留委曲一路，以便伏兵抵御，总使彼兵不能登岸，而炮无所施，我或可以用火箭、喷筒从旁遥射，杀伤敌人。在与刘永福接触的过程中，黄桂兰等人大概将这个办法传授给刘永福，并嘱其“添船换炮，修筑炮台，竭力防守”。

于是，在黑旗军驻地，都模仿这种样式构筑了各种工事，徐延旭曾报告倪文蔚：

“刘团因有洋人出花红二万两行刺之说，合营俱发腰牌，上携平西二字，出入俱手执护牌或文件，‘亦可为严密矣。各路水旱均筑炮台，挖断来路，由江人山西省城，本有两路，今只留一道。”“其富良江干亦经刘军构筑炮台在前扼守，以塞彼船入口之路。”

但是，由于缺少新式的枪炮和充足的弹药，使得这些防御工事在未来的战争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清军中一心一意愿意帮助刘永福的只有唐景崧而已。本来，清政府曾有旨催唐景崧赴云南听候差遭，却为广西奏留。

他是坚决主张实际援助黑旗军的，但位微言轻，“不操寸柄，仅以虚言激励刘团，庸有济乎？”

唐景崧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争取招募武炜正、副两营和亲兵一营，共三营1200人加入黑旗军作战，并调动部分清军援助黑旗军。唐景崧所做的主要事情，是在精神上随时激励刘永福及黑旗军将士。

由于中越政府及广西地方文武对助刘抗法一事态度消极，因而在力歼李维业后，黑旗军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补充和加强，就投入与法军的生死鏖战之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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