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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刘铭传在基隆港登陆上岸。

第二天，法舰“费勒斯”号尾随而至。

基隆位于台湾北部的顶端，由层层叠叠的高低山峦环绕着一个断崖型的港口组成。在当时人的著述中，对基隆地理形势的描述都比较简略。如刘铭传奏报基隆形势，仅称：“口门外狭，船坞天成，不虑风涛胶搁，仿佛燕台。”

在基隆岭之外，还分层环绕着一些更高的山峦。在法国人卡诺的著作中，把这些山峦形象地称为“桌状地形”、“圆形剧场”、“齿状地形”等等。

基隆旧称鸡笼，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及煤矿遍布的缘故，所以很早就成为一个航运中心、商货集散地和煤炭产地。

据陈碧笙所著《台湾地方史》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官府即在鸡笼设卡，以收取航经台湾北部的商舶的水饷和引税。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战胜的英、法、美、俄四国于185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里面就包括开辟台南、淡水为通商口岸的条款。

1859年，台湾当局按约在道署所在地台南设立通商总局。1860年，由于英籍海关税务司的请求，增鸡笼和打狗两口，并各设通商分局，委派通商委员驻扎。1864年，由外人担任的福州税务司、淡水税务司曾先后请求准予开采鸡笼煤矿，均遵清政府的拒绝。

此后，出入基隆港的外国轮船渐多，都要补充燃煤，新开办的福州船政局等处，也需煤不少，这些情况，引起官府注意基隆煤矿的生产。1870年，闽浙总督派员踏勘了基隆的煤矿，发现在海港东边的八指、暖暖、四脚亭、大水窟等处，都有人在开洞采煤。

1875年，钦差大臣沈葆桢着手筹建官办的基隆煤矿，1877年出煤，“质坚亮且轻，能耐久烧，并少灰土，堪称好煤”。“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当”。

从此，基隆煤炭更加名闻遐迩。

1877年，并在基隆设立煤务总局。1881年，岑毓英巡台，以台地孤悬海外，非舟莫波、商诸船政大臣，派拨“琛航”、“永保”两轮船，循环往来，以速文报，并准商人搭货。其后又增派“伏波”、“万年青”两船，而基隆也成为这些轮船的停泊点之一，“载煤至上海者亦较多”。刘铭传的赴台，也沾了轮船航运之光。

然而，可能是由于当时基隆地区气候恶劣的原故，“基隆地方周围不过三十里，日日风雨，烟瘴毒厉，水土恶劣，不独异于内地，亦与全台各口不同。各将士致身行间，不畏死于兵戎，椎恐没于烟瘴”。

因而除土著人士外，只适合于商贾的短期逗留贸易，却不宜于军兵的长期驻守。所以，初时未闻在基隆驻兵，至沈葆桢时，因在基隆修筑炮台的原故，开始驻扎炮勇。岑毓英驻台防日，因基隆距日本最近，遂派随带黔勇驻扎基隆。岑毓英调任云贵，将防务交由前来接替的曹志忠楚勇三营。防法事起，曹志忠已得授福建福宁镇总兵，所部也增为六营。光绪十年四月，孙开华率所部渡台，任台北诸军总统，驻扎沪尾、也从所部三营中抽调一营到基隆助防。

刘铭传虽然在此之前并未实际办过海防，但因军事阅历丰富，加上在赋闲时可能阅读过有关西书，赴任前又从李鸿章、曾国荃等人那里接受了一些海防知识，所以稍作视察，他就敏锐地看出基隆防务的一些重大缺陷：

首先是炮垒的建筑地点选择不当，“其地旧有炮台，势居低下，且在口门以内，不能远击敌船”。以致刘铭传叹曰：“此绝地，恶足恃！”

其次是守军不适应近代战争。霆军虽为湘军系统中著名剽悍之师，但统领鲍超却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将领，早年带兵打仗，只强调统将勇猛敢战，却不大讲求武器装备。

曹志忠早年隶属霆军，受到鲍超的影响，也不大讲求武器装备。刘铭传初会曹志忠，便发现他虽然“性情朴实，稳慎过人”，但对于器械操练却少讲求。以致基隆驻军“军装器械全不能用，炮台营垒毫无布置”，不适应即将来临的战争。

刘铭传在基隆停留四天后即赴沪尾视察防务，在此期间，他赶办了几件事：

（1）晓谕守军提高警惕，戒备法舰。

刘铭传在基隆登岸不久，法国一级巡洋舰“费勒斯”号尾随而至。“询所由来，答以游巡海口”，刘铭传揣知其来意不善，“即密饬各军，严行戒备”。为了侦察基隆守军的布防情祝，“费勒斯”舰又重演“窝尔达”舰的故伎，要求准许派人上岸联系购煤，刘铭传当即予以断然拒绝，“饬封煤窑，不准出售”。

清政府闻知此事后认为：刘铭传断绝接济，是制敌要策，所办甚是，著传旨嘉奖。这样一来，也一扫基隆守军萎靡不振的松懈情绪，为日后战胜法军做好了思想准备。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刘铭传的胆识和魄力，是刘璈、曹志忠等人所远远不能相比的。

（2）增筑炮垒，加强基隆防务。

刘铭传在详察基隆防务后，认为仅只一座炮台，力量太过单薄，决定在基隆外海口门扼要的岸鳞墩、社寮岛两山对峙之处，各筑炮台一座、别建护营一座，各安大炮三门至四门，以遏敌舰进口之路，也使基隆炮垒火力增强两倍。

为此，他向曹志忠面授规模，拨支款项，于闰五月二十八日(7月20日)即令督勇兴工。卡诺的《法军侵台始末》一书，称法军首次进犯基隆时，此三炮垒均已修峻参战。但据中方资料，可能只筑起框架，并未完工，卡诺大概是言过其实了。

（3）添调铭部，加强守军力量。基隆炮台火力单薄，守军曹志忠六营装备窳劣，素质低下，不足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战斗，于是刘铭传又想添调别处军队来加強基隆守军的力量，为此，他除了檄调原为铭部旧人的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所部两营外，还产生了调整全台防务的想法。

这样一来，就等于否定了刘璈的杰作一五路分防方案，这事可能成为二刘结怨的起因。

刘璈是在半个月后才与刘铭传相见的，刘璈在台北一直逗留至十六日(8月6日)，才由陆路星夜兼驰，于二十一日(11日)回到台南道署。

按照刘铭传的行事方式，他在与刘璈相晤期间不会不提出他关于改变全台防务的想法。

而刘璈顶住了刘铭传的命令不办，并为他日后公开强调台南防务紧要，拒绝将台南防军调援台北抗法的行为埋下伏笔。

刘璈的抗令不遵，发展下去，就变成刘璈的按兵不动，见死不数，而刘铭传也无法动用全台防军投入抗法战争。

刘铭传饬调北来的章高元武毅军两营，因士兵患病的缘故，实际到防只有500人，分别由章高元、苏得胜二将管带，章、苏二将都是安徽合肥人，刘铭传的老部下，因为屡建战功，均擢至记名提督，章高元还获赐奇车国巴图鲁名号，署理台湾镇总兵；苏得胜则获赐号励勇巴图鲁。他们的到来，使刘铭传有了自己熟悉的部队，指挥起来较为得心应手。刘铭传当饬章高元率兵靠近炮台驻扎，借资辅助。

刘铭传到达台湾后不久，中法谈判濒于破裂，法方图穷匕见，准备进行一次夺取质押品的战斗来吓唬清政府。

六月初九日(7月30日)，茹费理宣称：“今虽云在沪开议，然初十日不允偿仍即动兵。”

初十日(31日)，法国海军部长指示在华法舰司令孤拔：最后通牒的期限业已届满，立即派遣“拉加利桑呢亚”号和一艘炮艇前往占领基隆和煤矿，直到最后订出赔款额。但是，当孤拔遵命派船前往后，六月十三日(8月3日)，法国政府又向清政府表示：“本国深欲两国仍敦辑睦，商议妥帖，当著巴使且听贵国再行熟商。”

又“止孤（拔）按兵候议”，于停议三天后继续与中国谈判。但已无法阻止或回派往基隆作战的法舰，基隆首战已不可避免了。

六月十二日(8月2日)，孤拔命令他的副手利士比前往攻打基隆，任务是破坏港湾的防务设施并占领市街，及被推测为在市街附近的煤矿。

配备给他的舰艇和兵力是：

旗舰装甲巡洋舰“拉加利桑呢亚”号，舰上装备有24厘米炮塔炮两门，24厘米炮座炮4门，10厘米炮6门，旋回炮8门，舰员350名，并载有原在“巴雅”号上的海军陆战队120名；炮舰“鲁汀”号，装备有14厘米炮座炮两门，10厘米炮两门，旋回炮两门，舰员78名。以及早已在基隆港外，执行监视和封锁任务的一级巡洋舰“费勒斯”号，该舰装备有14厘米炮座炮15门，旋回炮8门，舰员260名，并有海军陆战队80名；三舰总计有大小炮49门，兵员约九百人，其中海军陆战队200人。

这是法国舰队第一次在我国东南沿海作战，其目标则是为了迫使中国屈服，讹诈和勒索到巨额赔款，而长期策划、处心积虑急欲取得的质押品基隆，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孤拔却只能派出这样微不足道的兵力前去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这说明：

（1）法国跨海远征，兵力严重不足，难以承担法国政府所赋予的艰巨使命。此后，兵力不足的阴影一直缠绕着孤拔舰队，使它心劳日拙，疲于奔命，最后不得不以可耻的失败来结束它在台湾的冒险历程。

（2）尽管由于要威胁同驻马尾的中国福建舰队的需要，孤拔确实很推抽出更多的兵力前去攻打基隆。然而，兵力不足，可以拒绝执行这个任务；既然要打，就应该认真对待，因此，派出这样少的兵力就去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毕竟说明孤拔思想上的严重轻敌冒进，这是在北圻战胜后法军上下弥漫的骄做轻敌情绪在孤拔及其部属头脑中的反映，也是刘璈筹办台防不力给予敌人造成的错觉，从而导致孤拔犯下了严重的战略战术错误。

六月十三日，利士比乘坐“鲁汀”号从闽江驶达马祖，于当晚移驻旗舰“拉加利桑呢亚”号，两舰驶往基隆，于十四日(4日)午前与停泊在那里的“费勒斯”号会合。当天，利士比便“迅速调查当地情形及防御工事的地势”，他发现，与三月十八日“窝尔达”号侦察到的情况相比，基隆守军的防御已经大大加强：控制着海港入口的主炮台，是由三合土厚墙筑成，五个炮跟都用20厘米钢板作护板，每个炮跟安放一门17厘米的克虏伯大炮；在港口两旁还有三座小炮台，一座装有四门18厘米的滑膛炮，另外两座各装三门18厘米的滑膛炮。不过，利士比看出，清军的这些大炮均为落后的旧式炮，射程不远，穿透能力不强，因而舰身用15厘米钢板防护的法舰，只要距离敌垒1000米，就足以使它的铁甲获得有效的保护，不必担心受到敌炮的伤害。

根据这天侦察所得的情况，利士比将所率三舰作了如下的部署：

“拉加利桑呢亚”号由于吃水深的缘故，不能驶入内港，胆大妄为的利士比就在港外选择一处仅距守军主炮台900米的地方停泊，战舰的右舷向着守军的主炮台，左舷向着装着四门炮的炮台，舰尾的炮火则可以侧击到一个装有三门炮的炮台。

虽然该舰因此而落在守军炮火到达的范围，但利士比并不畏惧，“他想凭着炮手们的技术和镇定来抵销其位置上的危险”。“费勒斯”号的位置稍远，处于守军主炮台的射程之外，它的左右舷炮火主要对付各装三门炮的两个小炮台。至于“鲁汀”号，则由于吃水浅的缘故，因而进入到港湾的深处，在那里，它将冒着守军炮火的威胁，向两岸的守军炮位进行侧面或背后的攻击。

上述部署完成后，利士比便派遣一名副官登岸，向守军发出最后通牒，宣称中法和议不成，限期已届，要求守军解除防御，交出炮台，否则，定于翌日攻击炮台。守军统领曹志忠、章高元、苏得胜等对此根本不作答复，只是一面指挥将士严行戒备，一面派人飞报已赴沪尾布置防务的刘铭传。刘铭传闻报，知道基隆炮台本无可恃，当即飞驰基隆督战，走到半路，却听到炮声震地，原来战斗已经开始了。

六月十五日(5日)的早上，因为昨天发出的最后通牒得不到答复，7时30分，利士比向法舰发出准备战斗的命令。8时整，法舰的大炮便向清军炮台发出猛烈而准确的炮火，而清军炮台地立即以同样猛烈的炮火还击。营官姜鸿胜奋战甚力，指挥射出的第一排炮就击中“拉加利桑呢亚”号的铁甲，有两发炮弹在击中木制垫板后爆炸，一颗炮弹甚至夹着啸声钴进一门24厘米大炮的炮膛，击坏了这门炮。“费勒斯”号也被从附近小炮台射出的几发炮弹击中帆缆索具，将几根绳索炸断。

“费勒斯”号用全部的炮火向守军炮垒射击，但它的14厘米炮的炮弹对于守军的炮垒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害。倒是“拉加利桑呢亚”号的24厘米大炮发挥了作用，以其准确的舷炮齐射，在第一排炮中就将守军的主炮台轰毁。此后，利士比命令放慢射击速度，以提高炮手的命中率，于是，法舰的炮弹不断地射进守军炮台的各个炮眼，轰毁炮膛和炮架，炸死炮手。

最后，法舰的一发炮弹击中守军主炮台的弹药库，引起强烈的爆炸和大火。率领百余士兵潜伏在炮台墙外沟中的章髙元、苏得胜看到藏身不住，只得命令姜鸿胜带领残存炮手撤退，但已伤亡弁勇60余人。至于其余三个小炮台在法舰的攻击下，很快也被轰毁，失去抵抗能力。守军退往港口髙地，继续用步枪射击法舰。

利士比在指挥舰炮摧毁守军炮台的同时，命令“费勒斯”号上的8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占领守军遗弃的阵地。在海军上尉雅格米埃的率领下，这支小部队很顺利就占领了近海的小炮台，但当他们企图进占主炮台时，炮台里的猛烈大火和不断爆炸使他们退了出来。

接着，利士比又下令“拉加利桑呢亚”号上的120名海军陆战队，在舰长马了中校的指挥下，登陆与“费勒斯”号的海军陆战队会合，在法舰炮火的支援下，准备攻占由撤出炮垒的守军驻守的港口高地。

于是，3艘法舰集中火力向港口高地延伸射击，守军立足不住，再次后撤。其中，协防基隆的孙开华所部杨龙标营表现最差。“六月十五日基隆之战，杨龙标并未接仗，即退奔十余里”。后来，杨龙标为此受到摘去顶戴及撤掉营官职务的惩处。法军海军陆战队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就占领了港口高地，至此，基隆港全部落入法军手中，法军用火药将清军阵地全部炸毁破坏。天黑后，海军陆战队在新占领的阵地上宿营。

当天，以为大功告成的利士比派“鲁汀”号驶往上海，向巴德诺报告占领基隆港的喜讯：“我未折一兵一卒，却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内心甚为欣喜。我同时准备攻占基隆市街，我认为，几乎可以兵不血刃地达到目的。”

而已赶到基隆的刘铭传则沮丧地电告清政府：

“十五日，法船五只攻打基隆炮台，八点钟至十二点，炮台全行打碎。基隆山口曹镇营仍守，伤亡兵卒六十余入，煤矿已令自行轰毁。海外孤悬，信总不通，兵单器缺，茫无措手，先电飞报。”

这里不知是什么原因，刘铭传将来进攻的3艘法舰写作5艘。

通过总结十五日实战的经验教训，刘铭传认识到，与法舰进行炮战，武器落后的守军只有挨打的份，于是将撤下的章高元等各营伤移后山以避敌炮，只有曹志忠所部营垒“虽近海，中隔小山，仍令照常严守”。同时设法激励各军，坚筹血战，誓挫凶威。

因为在十五日的夜间下起了倾盆大雨，法军海军陆战队在新占领的阵地上无法休息。到十六日(6日)早上，天色才转晴。上午，利士比忙于指挥海军陆战队布置临时营地和修建防御阵地。直至下午2时，利士比才准备执行他的任务的第二部分：占领基隆市街及其附近的煤矿。

于是，雅格米埃上尉率领手下的80名士兵首先出发，前去侦察一个俯临基隆市街、四面设防的兵营。但他们一走上大路，就进入曹志忠所部阵地的火力范围内，曹志忠一面布置士兵严守阵地，一面亲自督同副将王三星等率领200名士兵迎敌。“费勒斯”号的海军陆战队寡不敌众，经过短暂的枪战，丢下一具尸首后就仓皇后撤。

马丁中校见势不妙，赶忙率领手下的120名士兵迎前援数。这时，刘铭传命令章高元、苏得胜率百余人从东边，邓长安率亲军60余人从西边夹攻过来，曹志忠见有援兵到来，士气益壮。由于刘铭传已将所带后门精枪配发给各营，并督促将弁认真操练，所以在作战时，“我军所持后膛枪皆能命中”，给法军造成很大的威胁。陷入三面夹攻的法军发现自已无力抵挡，如不及时撤退，将会被清军包围消灭，马丁中校立即指挥撤退。

利士比也发现情况不对，命令舰炮支援海军陆战队。就这样，在法舰舰炮的掩护下，海军陆战队花了一个半小时，才走完200米的道路，溃不成军的法兵沿途丢弃枪枝弹药，还有两面国旗，狼狈地登上守候在岸边的小艇，驶回各自的军舰上。法军承认死亡2人，受伤11人。

当天，心灰意懒的利士比派“费勒斯”号驶回马祖，向孤拔报告战败的噩耗。刘铭传则兴高采烈地向清政府报告收复基隆港的喜讯：“即日十点钟，法人上岸四百余人，携炮四尊来攻曹营，经派曹镇、章高元等带队旁抄，生擒法人一名，死伤不下百余，抢来坐旗一面，乘势破其山头炮台，得炮四尊，帐房数十架，洋衣帽甚多。”

虽然其中的歼敌数字夸大过甚，但胜利的喜悦仍溢于言表。

当基隆首战的硝烟散尽之后，极度失望而又不肯甘心的利士比，还演出了以下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十六日，基隆税务司帮办英人鲍琅荣受利士比委托，致函刘铭传，“法乐提督意甚殷勤，欲邀臣赴彼船面商事件”。

由于清政府早在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命两江总督曾国荃赴上海与巴德诺谈判时，在电报中就提醒曾国荃：在谈判过程中，“切勿登彼船只，受其挟制”。

十九日(9日)，利士比又邀沪尾税务司法来格到法舰，请他向刘铭传转达：中法两国未失和，欲请来商，只当未开仗，彼此候信。对于利士比的这些要求，刘铭传答称：偿和非所知，应由全权做主。

拒绝为利士比传话。清政府闻知此事后，有旨称赞刘铭传的做法：“刘铭传不登法船，具有识力，嗣后如有此等诡计，切勿为其所绐。钦此。”

利士比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企图玩弄外交阴谋仍不得逞。

捷报传到京城后，清政府十分高兴，于七月初二日(22日)下旨奖赏前敌后勤有功员弁：刘铭传调度有方，深堪嘉尚，著交部从优议叙；尤为出力之记名提督、福建福宁镇总兵曹志忠，著赏穿黄马褂；提督章高元、苏得胜，均著遇有海疆总兵缺出，即行简放，章高元并赏换年昌阿巴图鲁名号，苏得胜并赏换西林巴图鲁名号；副将王三星著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给额腾依巴图鲁名号；已革游击邓长安著开复原官。参与后路转运的基隆通判梁纯夫著赏换花翎，县丞游学诗著以知县补用，补用盐大使钱寿益著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补用，游击孙安邦著以参将补用并赏加副将衔，已革道员裕庚著准其留营效力。

慈禧太后也由内帑节省项下发去银3000两，赏给尤为出力兵勇。清政府的这种及时奖赏，对于鼓舞台北抗法军民、特别是基隆守军的士气，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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