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刘永福与唐景崧会晤后，大受鼓舞，解除了思想负担，坚定了抗法意志。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十九日(4月25日)，他在山西祭旗出征，然后率领黑旗军进驻离河内十里的怀德府。

从四月初一日(5月7日)起，连续三天，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各营进攻河内，但由于没有攻城利器如西洋大炮之类，所以都没有什么战果。而在这时，法国政府已决定向越南增派2000士兵，并批准法军攻占山西和北宁，交趾总督沁冲指示李维业固守待援，不要轻易出兵。李维业也比较谨慎，认为仅凭部下的四五百法兵，只宜坚守，不宜出击，因而决心固守待援。

刘永福知道黑旗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坚，因此和唐景崧商议：

“当养威重，勿浪攻坚，多方挑战，以诱其来。”

必须将法军诱出野外，才能加以歼灭。为此，他想出计策，从两方面去激怒法军，诱其出击。

一是向法军发出挑战书，于四月初三日(5月9日)派人贴在河内城的东南门上；二是频频出兵夜袭河内城外的教堂。早在法国传教士入越不久，即于嗣德三年在河内城外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居住教士教徒多人。

李维业占据河内后，在教堂旁边修筑一座碉堡，驻兵一排看守。四月初一、初二、初三等日，黑旗军攻打河内时，都曾被这两座建筑物的看守者首先发现，报告河内法军预作防备，因此，黑旗军要攻取河内，首先就要拔掉这两颗钉子。四月初九日夜，刘永福派兵偷袭这座教堂。

教堂虽然最后没有攻下，但刘永福的诱敌之计却奏效了。

自从进军北圻以来，李维业仅率数百法军，却将数以千计的越南官军视为木人土偶，到处征伐，战必胜，攻必克，如入无人之境。河内、南定这样的大省重镇，都被他不费多大力气即已轻易攻取。

这一连串的意外胜利，使这个军事素养本来就不很高的李维业逐渐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情绪，很快就地弃了那种小心谨慎的作法，认为“黑旗一军，不过中国刘某一人，号召无赖之徒，乌合之众，不值李某一击，前胜安邺，乃偶然事耳，何足为虑耶”！

他并把刘永福的挑战书看做是“中国式的吹牛”，怀疑是否可以在怀德的约战中找到他。李维业不相信关于黑旗军骁勇善战的情报，认为“他们实际上的炮兵只有黄佐炎驸马借给他们的不良的平滑小炮，并凡错误地认为他们快枪少，子弹又不多”。

他很恼火黑旗军的夜袭教堂，因为这使法兵丧失了体面。因此，李维业决定不再等候已向交趾总督请求增援的1000士兵到达，即接受刘永福的挑战，立即对怀德府采取军事行动。

四月十三日(5月19日)，李维业率领河内法兵向怀德出击，在纸桥一带与黑旗军展开激战。

据法方参战人员的回忆，《李维业远征记》、《请缨日记》等资料所载，这次战斗经过如下：

四月十三日，在法军出发前，黑旗军已从谍报中得到此事。当时，右营管带杨著恩闻知法军将于平明倾城出战，他杀敌心切，一反黑旗军的作战惯例，要求让向来当先锋的前营黄守忠部靠后出发，而让一般都在侧翼作战的右营充当前敌先锋。

刘永福看到他情绪激动，曾告诫他：“战洋人不可急，急则损！”

杨著恩答道：“见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虽死愿任先锋！”

归队后，他等不及做饭进餐，即率全营出发，在纸桥附近设伏待敌。刘永福也命吴凤典率左营埋伏在路左为奇兵，黄守忠率前营扼守大路迎敌为正兵，自率亲兵等营随后接应。

杨著恩率右营300余人刚在纸桥设伏完毕，李维业亦率海军陆战队两个连及炮兵、勤杂人员等400余人赶到对岸。法军先用炮火对黑旗军的阵地作火力侦察，富有作战经验的黑旗军将士静伏不动，法军又用望远镜细细观察后，认为确实没有敌情，才放心前进。

由副司令韦医带领骑兵过桥，刚刚走到桥中，黑旗军伏兵枪炮各施，韦医和几名骑兵应声落马，法军队伍混乱起来。李维业见势不妙，赶紧从后面到前面指挥反击，激战开始了。由于法军装备优良，火力猛烈，多持土枪土炮、仅有少量洋枪的杨著恩部抵敌不住，只得向后退却。激战中，杨著恩先是双股中弹倒下，但仍坐在地上继续指挥作战，开枪射击敌兵。后来他的右腕又中弹骨折，不能开枪，但他咬紧牙关，改用左手开枪杀敌，直至被一颗子弹击中胸部，壮烈牺牲为止。

李维业在击溃杨著恩部后，以为黑旗军也和被他打败的许多越南军队一样，在第一次抵抗被击破后，就会溃不成军，法军只要大胆向前推进，就可以大获全胜，于是，他得意洋洋地指挥军队，大摇大摆地向前推进。

这时，黑旗军各部亦赶到设伏地点，进入阵地，等到法军走近到百米左右，及时射出密集的枪弹，法军猝不及防，马上呈现一片混乱。

李维业立即站到法军的前列，企图平息自已士兵的慌乱情绪，但是，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肩头，李维业倒下去了，法军上尉连长雅关企图以自己的身子蔽护李维业，也被击毙了。刘永福趁机指挥各部冲锋过来，先前后撤的右营溃兵也回头反击，双方纷搅一起，混战一场，黑旗军将士短刃交下，法军枪不及施，只得狼狈退却。刘永福因杨著恩战死，吴风典受伤，便没有指挥黑旗军过桥穷追，而整队凯还。

事后，法军清点伤亡，计毙命32人，受伤52人，总计伤亡84人。

横行一时的李维业的结局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在混战中受伤倒地，被黑旗军取首级而亡。

另一种说法则谓李维业受伤后，被溃兵遗弃，成了黑旗军的俘虏。黑旗军将他捉回怀德斩首示众，法军曾遣越官往说黄佐炎，愿以3万金赎回李维业的首级，遭到刘永福的拒绝。刘永福将李维业的首级到处示众后，装进一个漆盒里，埋在大路土，使过路人践踏，以示轻蔑与侮辱。后来，黑旗军撤离怀德，法军才去找回这个首级。

第二天，刘永福将力歼李维业的经过禀报黄桂兰，其中有：

该匪抵敌不住，溃败而走，我军大获全胜，直追过纸桥。当阵斩获五圈匪首一名，三圈一名，一圈三名，匪党二十三名，教匪一名；炮毙四圈匪首一名，三圈一名，匪党八十余名，伤数甚多。夺获快枪二十一支，马一匹，射毙四圈匪首所骑之马一匹，该匪败窜稍远，追之不及，收队回营。查点各营弁勇，右营管带杨著恩，右营哨长何承文，左营哨长陆天球俱阵亡，左营管带吴凤典被炮重伤，计阵亡勇丁四十七名，受伤五十五名，现在医调。

四月十九日(5月25日)，刘永福专足递书唐景崧报告此役战况，侧毙伤敌数又略有所增：

“阵斩创谋吞越之五画李威利，斩四画至画兵头三十余人，斩法兵二百余人，伤者无算。”

四月二十三日(29日)，刘永福又向出驻谅山的徐延旭禀报：

“十三日，法兵出城接仗，复阵斩其五画官、四画官各一员，三画官、一画官各三员，义炮毙其四画官一员、三画官、二画官各二员，法兵死伤各百余人。”

与法国、越南资料关于这次战役法军伤亡数目的相比较，应以刘永福四月十四日(20日)报告的数字较为准确，后两个报告则尤其夸大。

究其原因，大概黑旗军此仗虽获全胜，但伤亡却比法军略多，黑旗军亡50、伤56，法军仅亡32、伤52。四月十四日，刘永福新胜之时，不及考虑其余，故能据实直书。四月十九日后可能醒悟自己的伤亡较法军尤重，才略略夸大法军的伤亡数字。

黑旗军为什么能够力歼李维业，取得此战的胜利呢？

从黑旗军方面来看，胜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刘永福的指挥得当，设计诱敌出城，在野外设伏聚歼之。以及黑旗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

如杨著恩的请当前敌，受伤不撤；黄守忠的不畏强敌，死战不退，一反越南官军一触即溃的作风；黑旗军就是这样以其英勇顽强的精神战胜强敌。

当然，人数较多也是一个原因。

从法军方面来看，失败的原因主要应该归咎于李维业的骄傲轻敌，指挥失当。

事后，担任东京总司令的波滑根据参战法军各部的报告，从单纯军事技术的角度，分析了李维业指挥部署疏忽的地方：

（1）从对5月19日行军部署的研究可以看出，没有执行步兵各单位按规定可以独立作战的原则，反而将步兵连队与海军陆战队混在一起，从而完全妨碍了部队长官的协调一致、一切有效的领导。

（2）从战斗的本身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完全忽略了先头部队的作用。先头部队可以发现突然袭击，如果别无办法，它可以部分承受袭击的后果。虽然先头部队因一场精心策划的袭击而受到损失，却可以使部队主力免遭暂时的失败。当把大部队投入战斗时，先头部队就处在这种暴露的位置，然而，尽管韦医营长提出这个意见，人们还是把整个这支大部队变成了先头部队。

另一方面，人们忘记，一个纵队的展开，不应该一定要在尖兵的位置上进行，在正常的情况下，当先头部队与敌人遭遇，并且占据有利位置时，部队主力一般都在其附近集结。但是，当先头部队不管愿意与否，所占据的位置很不利时，一个指挥官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其附近集结，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在后面选择一个阵地进行布阵，然后将先头部队召回到那里。

（3）关于炮兵，要指出的是，没按现行规定的原则来使用这支部队，它对进攻或者撤退，都没有以炮火作准备进行突破，加以支援。相反，它起的是跟土著步兵一样的作用，结果把纵队所有剩下的人都吸引到它这边，因为部队相继都来把大炮拉出来，所以这天里两支部队的作用完全颠倒了。我要补充指出的是，在一个只能在堤坝上行走的地方，人们不应将炮车拉到火线上。

（4）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阵地上没有布置后备部队，以防备可能的后撤，保护作战部队的运动。

1883年9月12日，法国海军部长在致外交部长的函中，引用6月7日的中国报纸摘要，委婉地批评了李维业：

“李维业司令是非常勇敢的，但不太懂军事，也不够聪明。战斗的前一天晚上，当他和他的军官们做第二天的部署时，两个中国仆人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知道了他们的行动计划，于是告诉了黑旗军，黑旗军便在法国军队的通道设下了埋伏。”

从上述的这些分析来看，也许是由于本身的指挥能力太低，或许是过分的骄做轻敌，李维业完全忽略了起码的军事指挥规则，无怪乎会招致兵败身死的悲惨结果。

我们认为，决定法军战败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李维业、韦医、雅关等各级指挥官的过早被击毙。

事实证明，虽然刘永福指挥得当，黑旗军将士英勇善战以及人数超过法军七倍，因而占有一定的优势；而法军由于李维业指挥失当，人数较少，因而从一开始就居于劣势。但是，由于法军的武器装备远较黑旗军精良，军事素质也较高，因此，在经历最初的打击后，只要指挥官能略加指挥，法军会很快镇定下来，重新组织反攻。

如作战一开始，韦医即被打死，但李维业稍加整顿，法军很快就向黑旗军反扑，给黑旗军以沉重的打击；作为前敌先锋的黑旗右营300人组成的三道防线被突破，主将杨著恩战死；接续而来的黄守忠前营1000余人组成的三道防线也被冲破两道，伤亡惨重。以至后来刘永福不能乘胜追歼残敌，原因都在于此。只是由于李维业等各级指挥官相继毙命，法军失去指挥，不能形成一致的军事行动、才最后溃败。

在攻取河内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只率领数百法军的李维业俨然成了北圻的太上皇，他气焰嚣张，行动霸道，忽战忽和，随心所欲，攻城掠财，肆无忌惮、玩弄越南群臣于股掌之上，毫无信义可言。越南政府和文武官员言战言抚，议论纷纷，实际上是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但在纸桥一战，敌酋授首，从狠狠地打击了法国殖民当局的气焰，延缓了北圻的沦亡，大长了抗法军民的志气，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喜事，捷报传布，人人惊喜若狂。

唐景崧身历其事，曾写道：

“一时谅营大小将弁、华裔、越庶以及巡扰、布、按文武各官，齐来致贺。”

兴奋之余，唐景崧于四月十六日（22日)，动笔为刘永福起草了一封大义凛然、浩气干云的告四海檄文，檄文则是站在中越两国的立场上说话，并提出请各国评论是非曲直，号召越南教民和西贡旧民共同抗法的设想，都是刘永福从前很少涉及的，与唐景崧的历来主张相近。

因此，这篇檄文虽然以刘永福的名义发布，但主要反映的是唐景崧的思想，刘永福认可这篇檄文，说明他在唐景崧的影响下，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从中越两国的立场上考虑抗法问题了。

刘永福力歼李维业，在中法越三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当刘永福和唐景崧起草檄文时，他们可能希望看到十年前的那幕重演：

李维业像安邺那样授首后，法国侵略北圻的势头又被遏止住了，法军龟缩在有限的几个据点里，接着，又是长达数年乃至十年的和平对峙时期，从而为越南人民争得一段喘息的时间。但是，形势的发展，使他们的希望落了空。

1883年的法国政府已不复是十年前的那种虚弱无力的状态了。早在李维业被歼之前，因驳回《李宝协议》的缘故，法国政府已一反前任的容忍退让做法，决定增拨侵略北圻的经费和添派远征军。

当这些提案被提交议会讨论时，传来了李维业被歼的消息，法人毕乐记录了法国政府当时的反应：

这位勇敢富有同情感的军官的悲剧的结局，产生了一个哀痛的反响，在议会里，在全国里，只有一个声音，即应该为这个光荣的牺牲者报仇，应该使国旗所受的损害获得补偿。法案被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同时政府宣布，已采取了步骤，以保证法案的执行，并追求一个光辉的补偿。

为运送远征军团而预备了的运输船马上就要出发，交趾政府在等候这些远征军团的到达的时候，接到了命令：指挥一切可抽调的军队到战场去，交趾军司令波滑将军受命为东京的高级指挥官。

法国侵略者活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为了一劳永逸彻底地消除他们并吞全越南的最后障碍——黑旗军，他们准备派出为安邺所率56人和李维业所率200人多达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军队（最多时为2万人）到北圻去。

五月十七日(6月21日)，茹费理用恶狠狠的口吻对前来交涉的曾纪泽说：

“今昔情形大不相同，其所以然者，乃因法国统将李维业等遇害，死亡甚多，此事无论中国、西洋皆有雪耻之义。盖统将既死于战，其本国必当报复也。…法必欲扫靖盗贼，平定地方，使百姓安堵而已。”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