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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永福孤立无援的窘态相反，东京地区的法军不但得到了大量的援军，而且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

光绪九年（1883年）7月30日，何罗恾、孤拔和波滑三巨头在海防聚会，共同制订一个行动计划，当时，法国政府认为：

“顺化是冲突与斗争的策源地，从那里发出了（一切）在东京继续战斗的命令及向中国（请求）援助的呼吁。一天顺化政府被打败，在红河两岸的抵抗失去了领导，这抵抗或者就会停止。至于中国，在安南屈服之后，或将不至于为自己直接的原故继续战争。这就是(法国)负责这问题的政治及军事人员们当时的意见。”

于是，东京三巨头决定实行双管齐下、两路出击的计划，即由孤拔率领7艘舰艇和1000名士兵，攻取顺化，波滑率2000余士兵攻打黑旗军防守的各据点。

而早在此之前，波滑已着手进行进攻黑旗军的准备。他不时派出几艘舰艇沿河前往侦察，但都遭到黑旗军的狙击。如五月十四日(18日)，有法人轮船三只，驶上山西省辖之瑞香社，刘团旧有炮船六号驻防该处，登即开炮轰击。该船炮位不大，只有二百数十斤，连发五十余出，无不击中轮船，最后碎其三桅船头板片，乃各仓皇遁去。

当时刘团派出快枪手一百名在江干助战，目睹桅上一人中炮坠落，登时毙命，其余纷纷倒向舱内，不知其数。及后探确，伤者29人，毙者二人，刘团阵亡一名，炮船亦被击漏二艘。

二十四日(28日)，又有轮船三艘上驶，直逼山西省辖之丹凤口，人心惊慌，至有挈家迁避者。右军都司田福志管带奋勇一营适至山西城下，立即会同滇军悉去号衣，另树黑帜，伪作刘团勇练，列阵江干，放枪争击，逾时始退。刘团派队援应，猝遇其船于浅狭之处，竭力截击，相持良久，终被脱逃，探知法人伤亡四十余名。

六月十九日（7月22日)，法人轮船二艘上驶，欲犯山西省城。刘团截击于上池社，其船只到左凤即行折回河内。

七月初五日(8月7日)清晨，探报法人由河内出队来犯，其众不过五百名，多系客勇、教民，法兵绝少。刘团派三营出外，分途埋伏，而以劲旅赶先迎诱，自率亲兵一营，直当其前，拟俟彼众来至府坡，即行发号，三面夹击，聚而歼旃。

殊料其甫至河岸，侦知我军大集，不敢轻进，转过近村，掠牛数十头而退。初七早又来，我军照前布置，各施枪炮，击中数人，彼即退去，我亦不追等情。

经过几次这样的试探后，波滑对黑旗军的防备和战斗力有所了解。

8月14日，波滑向法国政府报告黑旗军防御阵地的情况称：

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自纸桥始，至四柱庙终，途经安西。第二道防线自怀德府至内村与洪村。在洪村以北，有多处木制内堡，四周又围有竹栅栏，旁边有两座炮台，可朝沿河行驶的炮舰进行炮击。在这两层防线后面，又有一条宽10-12米的小河，称作元江，形成一个圆弧，小河后的桥梁已有部分被拆除，但在断口处布上竹竿。这样，只要把竹竿一撤除，交通就被截断，这一阵地是敌人的中心堡垒了。

山西公路路面状堤伸展经计村面前经求仙山桥的公路路面可通行火炮，其他公路路质较差，租亦并非不能通行…此乃一马平川之地，其间杂陈数座竹林掩映的村落，村村之间有稻田小径相通，竹林沿径而栽，构成了天然的防御物。

波滑认为他手中目前掌握的兵力不足以在作战中稳操胜券，还需要一些时间来作准备。但是，为报复心理所激动的何罗恾对他的这种行为不满，他向波滑指出：

“我们犹豫不决的态度，长期呆在栅栏和壕沟后面按兵不动，给我们由于5月19日的不幸事件而已经受到严重破坏的威望带来极大的损害；任何推迟向前挺进都会被我们的敌人视为一种软弱无力的迹象…我恳求将军至少要加快夺取怀德府的堡垒。”

由于受到这样的压力，波滑只得在兵力不足、准备未够的情况下，于七月十三日(8月15日)向黑旗军踞守的怀德府发动进攻。

事后，波滑于8月23日向海军殖民部报告，认为是打了胜仗：

15日，我率领全部可以调动的兵力一千八有人、十四尊大炮，向敌人进攻。左翼，利维雍上校向五千中国人严密防守的工事发起进攻，经过整天战斗，于夜间返回。中路，科罗纳规长占领了怀德府的工事，在怀德府城下陈兵，打了一整天，就在该阵地上过夜，至6日傍晚返回。右翼，比硕上校在所有炮艇的支援下，沿红河前进，由舰队轰击敌人的炮台，夺取筑有防御工事的塔庙。

在大堤的缺口处，上校让一半士兵登上炮艇，一些炮艇停泊在塔庙旁。这一重要事件后，敌人撤出他们的阵地，向山西逃窜。洪水使军事行动无法继续进行，水流太急，炮艇无法上溯行驶。

波滑认为，虽然这一仗使黑旗军付出了死300人、伤1000人的代价，但是，对方装备精良、作战勇狂的精神无可非议，使法军损失惨重，两名军官和10名士兵阵亡，两名军官和47名士兵负伤。波滑承认：法军所取得的并不是一次彻底的胜利，而只是一次进攻性的侦察。要战胜黑旗军须要法军出动一个整师的兵力才行。

但是，在法方内部却有人认为波滑这次作战不是战胜而是失败。

关于中方对于此次战事的记述，据徐延旭八月五日的奏折，可知刘永福曾有专折向他报告战事经过，但刘折已找不到。

倒是唐景崧当时恰好在刘永福营中，在七月十三日报告了耳闻目睹的情况，并在《请缨日记》中作了记述，黄桂兰、赵沃也在七月十五日(17日)根据探报向倪文蔚报告了战事经过。综合这几份资料，战事经过如下：

十三日卯刻、法军分水陆两路进攻怀德府，势甚凶猛。唐景崧当即嘱刘永福严饬各营坚伏不动，待敌人近前始起奋击。

刘永福率庞振云管带的武烈营、黄守忠管带的前营、韩再勋管带的右营、吴凤典管带的左营、张慎泰管带的亲兵营准备迎击敌人，并传语各自为战，彼此势难兼顾。另有法舰数艘掩护法兵五六百人，进攻在距怀德十里的河岸驻扎的武炜营。

法军欺负武烈营新近成军，战斗力不强，逼攻甚紧，韩再勋率右营前往数援，打退敌人的进攻。法军又集中兵力攻打怀德大道，黑旗军在此筑有坚墙，凭墙还击。法军不能得手，只好撤退。武炜营孤悬河岸，仅唐景崧派去扼守的把总何有龙一哨有后膛枪35枝，其余都是寻常火枪。法军先以舰艇大炮轰击，然后派500法军进攻，情势危急。营官连美率何有龙、朱冰清等拼死抵挡，奋勇还击，叶成林则率兵坚守炮台。法国因受洪水影啊，车舰炮火威力不能发挥，登陆法军的攻势受阻。这时，黄守忠分兵前来救援，法军只好撤退。

事后，刘永福与唐景崧谈及各营战绩，认为右营最得力，武烈营次之，亲兵营又次之，由于这三营合力扼击大路，挫敌凶锋，法军才败退。

七月二十日(22日)，唐景崧函告徐延旭：

“渊亭（刘永福字）极赞连参将，以孤营力御强寇，顾全大局，独赏是营哨长百金。”

徐延旭在八月初五日(9月5日)的奏折中，摘录了刘永福报告中关于战果的部分：

嗣据刘永福折报十三日之捷，较为详晰，“实在阵新法人兵头三画一名，二画两名，一画三名，兵众一百余名，重伤抢回者二百余名，生擒四名，夺获快枪五十余杆，杂物数十件，查点各营勇丁阵亡二十二人，受伤四十九人，哨长并未阵亡，推受重伤，可以医痊无碍。”

十四日（16日)，因天降大雨，双方无战事。十五日(17日)，洪水涨发，黑旗军驻地被淹没，只得撤往30里外的丹凤。

综合各方的战报，波滑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指挥官，他在作战前对黑旗军的情况侦察了解不够，在作战时各部法兵的联络协作也不好，而且作战时机选择不当，炮兵的作用没能发挥出来。就黑旗军而言，以他们的劣势装备，战胜只有400士兵、两门大炮的李维业已很吃力，与拥兵2000、有炮14门的波滑作战，胜负实难预卜，他们完全是靠自己的机智勇敢，才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当波滑从怀德无功而返时，孤拔却指挥法军在经过三天战斗后，轻易攻占了越都顺化外围的顺安炮台，直接威胁到越王宫的安全。

越南政府由于嗣德王刚死，继立的瑞国公应祯旋即被废黜，新立朗国公洪佚为协和王，朝政一片紊乱，无法组织有力的抵抗，只得在法军逼迫下，接受丧权辱国的《越法顺化条约》，最终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完全割断了与中国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越南政府接到黄佐炎、刘永福关于怀德之战的捷报，悲喜交加，不知如何是好。

协和王愀然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交机密院和兵部区处。院部臣复奏：“该次有此胜仗，固应奖赏，但今情势既异，“另俟拟办。”

波滑见孤拔得手，也急于向西线进攻，在得到一部分增援后，于8月31日重施故伎，亲自率领舰艇十余艘，士兵二千余人，分水陆两路夹攻丹凤。

丹凤是怀德与山西之间的小镇，四面环江，筑有大堤防洪，堤宽五尺，高五尺至一丈不等，砌石填土，战时可作临时工事。因为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法军舰艇可循江直逼河堤，而堤内洼地积水数尺，不便驻守，是个攻防皆不宜之地。

波滑很不走运，他选择的进攻时机不当，湍急的洪水使法军的舰艇炮火威力不能充分发挥，而大雨和洪水又使法军兵力无法展开，勉强登陆的法兵寸步难行，以至被黑旗军的顽强抵抗压制在堤下。就这样僵持了三天，在付出一定的伤亡后，法军只得退回河内。

9月8日，波滑向法军海军部报告这次战斗称：

我们终于领教了对手的厉害，参战的欧洲兵员中有十分之一丧失战斗力。敌人坚守自己的阵地，并在拼刺时被杀，其兵力在不断增加，并配有新式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幸亏他们缺乏优质火炮，但不难预料，这类炮火他们最终也会有的，至于他们选择防御阵地之机灵和巧妙，那是无可置疑的，9月1日他们在48小时内赶筑的那个阵地堪称典范。

9月16日，孤拔根据一位参战的鱼雷艇艇长的来信，向沁冲报告了波滑再次受挫的消息。

20日，沁冲又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海军殖民部：

“孤拔向我报告，9月1日和2日，在东京与黑旗军进行了新的战斗。舰队从河内运载八百人前往巴兰，溯红江江面而上，攻击丰村坚固阵地前面的三个村庄，以便将敌人赶到底河，那里已埋伏有三艘炮艇，准备将其退路截断。尽管逍到激烈抵抗，两个村庄还是被攻克。

鉴于黑旗军得到二千援军，我们不得不把纵队集结在巴兰。二十名法军被击毙，其中有两名军官，大约五十人受街，其中有三名军官。”

早已和东京民政特派员何罗恾意见不合的波滑，由于这两次失利，被法国殖民当局撤去了东京军队总司令的职务，改由海军将领孤拨担任此职。

1883年9月21日，孤拔向法国海军部报告对怀德、丹凤两战后东京形势的看法：

黑旗军是要认真对付的对手。东京远征军在和黑旗军的作战中，已经死亡了一些人，还有更多的人受伤不能战斗，与我们现有战斗人员总数相比，是巨大的数目。我们日益削弱，为了补充缺员，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前线，而留下少数部队驻守我们现已占领或将占领的城堡，调来大批增援部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孤拔要求法国政府给东京增援一个配备三个营的野战团、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15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两连炮兵。从这里可看出，黑旗军普给法军沉重的打击。

丹凤之役战胜后，刘永福与越南官员商议，准备移营河内省辖的青威县地方，那里地势高爽，不畏水潦，不近江河，轮船不能驶至，距河内20里。移营既毕，即进兵收复河内，谁知，形势的变化，使他的这个计划不能实现。

原来、越南政府与法军签订《法越顺化条约》后，一改抗法变为顺法，下令北圻抗法越军停止抵抗，撤兵罢团。

越南政府这样做，给黑旗军带来了两个不利的影响：

一是黄佐炎等率领的越南官军接奉命令后，不顾刘永福及清军将领的劝阻而停止抵抗。

黄佐炎回兴化经营私事，其他人也惶惶不可终日，军心涣散。这就使黑旗军失去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同盟军。

因为越南官军虽然打仗不行，但驻扎后路、协助后勤等还是有用的，在紧要的关头，有时也能帮上一点忙。反之，如果这些越南官军受越南政府指使或法军胁迫，助纣为虐，帮助法军攻打黑旗军，摇旗呐喊，旁敲则击，则会给黑旗军带来很大的威助。

二是使黑旗军面临断绝粮饷的危机。

刘永福官居越南提督，黑旗军虽然不算是官军，但长期为越南政府作战，越南政府也支给黑旗军一份相对越南官军来说还算很优厚的粮饷。越南政府投降法国后，继续坚持抗法的黑旗军就成了法越两国的共同敌人，越南政府当然不会再给黑旗军支发粮饷了。

八月十八日(9月18日)，法使德理固与李鸿章谈判时，就曾傲慢地宣称：

“黑旗从前有越南王接济军饷。现越之府库粮税均由法人管理，越南不能再行接济。”

中国方面也考虑到这种情况，当黑旗军随同黄佐炎等退回山西后，八月二十一日(21日)，徐延旭有函致黄佐炎等越南官员，要求他们设法保证黑旗军的粮饷军火供给。

唐景崧也向黄佐炎提出：

“刘团之聚散系乎粮饷之有无，今尔虽抗疏请战，设富春为敌所胁，一纸停厥粮饷，则不散之散。须将粮饷之柄暗授之永福，虽有国命停饷，而永福自可抗之。刘团一日有饷，则一日不教。”

但越方表示难以遵办。

形势的变化也引起了援越清军态度的变化。

清军入越，本意是要助越抗法，但清政府又不想明显与法决裂，所以一再告诫清军不要卷入法越战事：

“第法人并未与我失和，我军总以剿办土匪为名，未可显露助战之迹，致启衅端。”

当时滇军张永清等三营已进扎山西为刘永福声援，清政府于七月十三日(8月15日)有旨给云南督抚、担心清军驻扎山西容易和法军发生冲突。

岑毓英、唐炯于八月接奉这道朝旨后，鉴于越南已投降法国，遂决定将进驻山西的滇军撤退至兴化、大滩。已出省到新安所督率防军的新任云南巡抚唐炯，也借口旋省接篆，与岑毓英面商增兵、筹饷事宜，于八月十一日(9月11日)回昆明，而让黑旗军独守山西，由云南每月助给饷银5000两。

广西本来也有军队驻扎山西，现在见越南政府投降法国，因而军心动摇，态度消极，也准备继滇军之后撤军。八月十一日，受命出关督师的徐延旭向倪文蔚提出置身事外的建议。新任广西提督的黄桂兰则准备将派出各营暂加收束。

倪文蔚将这些意见转呈清政府时，也表示赞同：“不为无见。”

刘永福曾惊叹：

“黑旗一军，原足防守省城，但滇军一退，粤军继离，值此人心惶惶之秋，岂不更形解体？”

甚至连万里请缨入越助刘的唐景崧也对刘永福失去信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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