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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法战争，就得说黑旗军，就更不得不说刘永福。

刘永福，字渊亭，因为母亲是改嫁的寡妇，与刘父成亲时带来前夫所生儿子，故刘永福在家中排行第二，所以又称刘义或刘二。他的祖籍是广西博白县，1837年10月10日生于钦州防城司古森峒的个穷苦的农民家庭。

8岁时随家迁往上思，因家贫，刘永福13岁时便到滩艇上做小工，经风丽，见世面。两年后，年仅15岁就被船主雇为滩师，坐在船头指挥行船。每次行船回来，还在父亲的指点下，学习棍棒武术。但由于年成不好，刘永福一家终年辛劳，也难得温饱。刘永福也无法念书识字，以至一辈子都被人看成是“不学”和“不识字”的人，这就限制了刘永福日后的发展和施展才干。

刘永福天性纯孝，稚齿时就懂得孝顺父母，友爱兄长。

1854年，刘永福17岁。他的一家老小虽然累死累活地辛勤劳作，但家境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这年八月，刘母病死，“死后无以为殓，媪为人慈祥，为乡人所喜，因酵资致唁。（刘父）以来得资授族弟使买棺，推族弟嗜博，一去不返。以来父子益悲恸，乃另市四合板草草薄葬。葬时，永福立坟场博膺而号，遂晕”。

同年十一月，刘父也在贫病交加中悲惨地去世，一贫如洗的刘永福兄弟只得用家中仅有的几块床板拼成一副棺材，才勉强将父亲入土埋葬。

十二月，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叔父刘以定也一病不起，这时，刘家穷得连床板也没有了，刘永福兄弟只得以木屑垫坑，草席裹尸将叔父掩埋。以后，刘永福处境好转，就惦记着为父母叔叔迁墓。

晚年时，他与好友铁禅上人商议建刘氏家庙以祭奠父母。岁己亥(1899年)，刘永福择地白云山麓，沙河之南，为建刘氏家庙，庚子(1900年)落成。

半年之内，家中接连死了三个长者，只留下孤苦伶仃的兄弟俩。谁知丧事刚过，债主又追上门来讨债。无奈，刘永福兄弟只得将仅有的房屋家产变卖抵债。结果，两人除了一个光身子外，已别无他物，连个栖身的地方也没有，只好暂住邻乡高凤村陆二叔家的茅舍居住，依靠每日打鱼采樵换取衣食，一直到20岁。其间，刘永福“尝随友人赴安南，佣于芒街博舍”。

这段经历成了日后刘永福入越寻求出路的先声。

1852年，广西新宁州渠芦村(今广西扶绥县属)的附学生员吴凌云，因不堪贪官污吏的迫害，在新宁州属的东罗圩聚众揭竿而起，附近各处的会党组织纷纷响应，到东罗与吴凌云会合，势力很快就扩展到相邻的迁隆州、江州（今广西崇左县属）、养利州（今广西大新县属），纵横数百里。

1853年又发展到南宁府、太平府（今广西崇左县属)等地。第二年又得到龙州农民军的归附，声势更大。

1860年，吴凌云挥师攻占太平府，龙州、宁明等地望风投顺，至此，吴凌云义军的势力已发展到左右江流域的主要州县。

1861年元月，吴凌云在太平府称“延陵王”，建立“延陵国”，印文曰“延陵印玺”，延陵国成为当时西反清农民起义的重要地区之一。

据说，在刘永福20岁前，曾认识邻村一个叫王者佐的地主儿子。王者佐能文能武，见闻甚广。刘永福在和他的交往中，不但识字和学到了武艺，也多少知道一些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农民起义的情况，思想上对起义者产生了共鸣。

生活上的走投无路和思想上对古今农民英雄的朦胧向往相结合，使刘永福产生了外出寻找生路的念头，于是衔生出那段“黑虎出山”的传奇性的故事：

一天，刘永福上山打柴，午后倦睡在一块石头上，迷糊中梦见一个长髯老人对他说：“黑虎将军耶？尚在山林稳伏，曷不出山乎？”

醒来才知是梦，但这梦却勾起他离乡出走，投身农民军，依靠一刀一枪另闯生活道路的想法。为此，年已20岁的刘永福首先寻找两块吉壤安顿父母的骸骨，然后与同母异父兄弟李保哥邀约几位乡人，同外出参加反清农民军。

从刘永福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来看，他投身农民军的原因，既不是由于对清王朝统治的不满，也不是由于不堪忍受统治阶级中某个具体成员的迫害所致，而是由于年成不好，以至依靠正当的劳动无以为生，只好用参加农民起义的方式来寻找活路。

刘永福在投入农民军前曾喟然叹道：

“大丈夫不能为数百万生灵造福，已觉可羞，况日夕啖稀粥以充饥，尚不能继，又焉可郁郁乎久居于此乎？吾当出而相机作事耳！”

这样卑微的思想动机，就决定了刘永福在以后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行动方式：

只要不危及他及黑旗军的生存条件，刘永福不在乎是和谁合作；是郑三那样的农民军小头目，抑或是吴凌云、吴亚终那样称王一方的大人物；是邓志雄那样的入越农民军余部，抑或是越南政府或清政府；甚至，在法越矛盾尚未激化到发生第一次纸桥之战时，刘永福对过往黑旗军根据地保胜等关卡的法国商人如堵布益等也并不过分为难。

但是，一旦对方危及他和黑旗军的安危，那么，不管是称霸一方的盘文义或何均昌，还是人马成千上万的黄崇英，抑或是装备洋枪洋炮、船坚炮利的法国侵略者，刘永福都会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寡敌众，以弱斗强，拼个你死我活，并不轻易就范。

1857年，刘永福和同母异父的兄长李保哥在迁隆投入以钦州那良人郑三为头目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的小部队中，李保哥很快就病死了，刘永福却在那里待了三年。

期间并未和官军打过什么仗，倒是在一次农民军自己的火并中，刘永福受了重伤，差点送掉了性命。1860年，刘永福改投到农民军头目吴二的部下。在吴二手下，一开始待遇尚好，有粮饷发给，但很快就没有了。于是刘永福又改投到农民军头目王士林的部下，在那里呆了五年。等到没有粮饷可领后，又改投到农民军头目黄思宏军中，在那里只呆了年余，因为黄思宏弃军而去，群龙无首，刘永福便率领愿意追随他的二百余人，于同治五年(1866年)改投到吴凌云儿子吴亚终的部下。

这时，吴凌云早已死去，所部农民军改由其子吴亚终统率。在那里，刘永福第一次受到了重用，吴亚终任命他为所率二百人的头目，这件事也成为黑旗军诞生的契机。

“惟永福初任旗头时，以宜有旗帜为标识，询众应用何种形式与颜色，亦未能决。时安德土入庙中所奉神有水神，用七星黑旗植庙中。永福遂仿制一大森，卜吉日悬之庙前，并盟诸兄弟。”

众皆大悦曰：

“此大旗我等应崇奉，义哥之信义如神明。永福适过前，闻言，因声称旗已悬立，今吾等聚义，当祭旗，用牲昭告天地，以志大家同心共德。众皆以为然。于是永福治牲醴，祭七星旗于庙前。当行礼时，旗忽为风吹歪，众失色，以为不祥。适永福面旗下拜，旗在转瞬间，又为风吹正，植立不倒，如有人扶持之者、众又以为大吉祥，拍手欢呼，将旗稳植之。”

黑旗军成立后，刘永福率领作战，屡立战功。吴亚终十分赏识刘永福，委他为“左翼先锋”，并准备将自己的妹子嫁给他。

刘永福投入吴亚终部下不久，形势就急剧变化。作为清政府心腹大患的太平天国运动已被镇压下去，清政府可以腾出军队来扑灭各地的小股农民起义。同治六年(1867年)，广西官府以候补道覃远琎统领的楚军为主力，集中数万大军围攻吴亚终据守的归顺。

吴亚终虽然明知不敌，但仍坚守归顺孤城，顽强抵抗，双方互有胜负。然而，随着吴亚终在一次作战中负伤，不能亲临前敌后，农民军的指挥大受削弱，土气逐渐低落，原来供给粮饷的百姓也改变了态度，情况就对农民军不利了。刘永福见势不妙，求生的本能又使他考虑要另觅出路，于是决定脱离吴亚终，率黑旗军退入越南，以避清军追剿的锋芒。

这年，年已30岁的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将士300余人退入越南。

他们入越的第一个落脚点是由原为广西农民军头目、后入越取得越南政府授予官职的邓志雄、梁俊秀等率领百余人据守的苏街大墟。当时，部下有人建议袭杀邓、梁，夺踞苏街大墟，但为刘永福所拒绝。原来，刘永福认为农民起义已走下坡路，必须另觅出路才能生存，于是产生了投靠越南政府的想法。

他曾对部下说：

“刻下安南苗谣造反，各霸一方，越国王家战则必收，无法以救百万生灵。弟此去一探情形，意在为越王攻击苗瑶。事可为则为之，事不可为又当见机而行耳。”

而袭杀邓、梁，将意味着与越南政府对抗，这正是刘永福所不愿做的事情。

刘永福这种不与为敌的态度，感动了邓志雄和梁俊秀，他们成了与刘永福和平相处的好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经过将近一年的徘徊和选择，同治七年(1868年)春，刘永福打着邓志雄等人帮助从越南政府那里弄来的民团名义，率领黑旗军进驻六安州。

六安州下辖六董，每董有三十余社。在刘永福到来以前，属于白旗军头目盘文义的势力范围。盘文义为人凶狠异常，所有受他控制的各府州县，遭其茶毒残害者，呼号无门，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无可奈何，只得任其鱼肉。

越南政府多次派兵征剿，但都被盘文义打败，以至各乡受害者，只得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显然，这是一股与越南政府和人民为敌的恶霸势力。

黑旗军进驻六安州，这就激怒了盘文义，他对刘永福恨之入骨，多次起兵前来攻打，据说兵力最多时达到万余人。

而黑旗军只有300余人，众寡对比悬殊。但刘永福依靠当地老百姓的帮助，巧布竹签阵，终于打败了盘文义的进攻。趁着盘文义部下因战败而军心动荡时，刘永福又施反间计，收买盘文义的部下刺杀了盘文义，除去了黑旗军入越后的第一个对手。

接着，刘永福派出黑旗军将士，将六安州附近各处盘文义所设的各级伪官陆续捉获斩首，并将这些伪官的首级及盘文义的首级派人一同送给越南宣光巡抚。经宣光巡抚保奏，越南国王赏给刘永福等人官衔仅仅是不入流的九品百户。

当时，越南虽是个小官，但设官员却极多，越南国王曾叹道：

“本国地不广而设官吏多，一府县不及中国一乡，一省不及中国一县。”

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中，百户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属于最起码的职衔，而且刘永福所获的还只是一个虚衔。

当时，越南政府对于愿意归顺的入越广西农民军头目，如邓志雄、周祥麟等，都是赏授百户职衔的，可见纯属羁縻性质，但它却是越南政府开始接纳刘永福的标志。

尽管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越南政府还对刘永福抱有很大的戒心，一些越南官员甚至还持敌对的态度。

几乎就在打败盘文义之后，抱负颇大的刘永福就嫌六安州的地盘太小，不利于黑旗军进一步的发展，便率领在六安州作战时招收的农民军头目黄胜利、许元彬等部，着手准备攻打保胜。越南史书记称：1868年五月，“刘永福、黄胜利与逸匪黄宾兴相合，图攻兴化保胜铺”。

越南的红河发源于我国云南省，上游叫沅江，蛮耗以下才叫红河。河从西北流向东南，和从东北流来的南溪河汇合，合口的地方北岸是云南的河口，南岸即是越南的保胜。

因此，取道红河无论是越南商货进入云南，或是云南的货物输入越南，都要经过保胜。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为在保胜设关收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是，这个地方却被一个名叫何均昌的武装头目占据，到处设立关卡，强行征收过往客商的关税，越南政府却不能过问。刘永福决定起兵攻取保胜，“一则为越王出力，一则为自己栖身”。

这时，黑旗军已发展到六七百人，刘永福除留小部分人守六安州外，自己率领主力去攻打保胜。

何均昌听说黑旗军来攻，急忙派兵迎敌，却哪里是黑旗军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归。何均昌派人到云南招来上方佬千余人和张来庆的数千人，帮助抵御黑旗军。

黑旗军人马精壮，以一当百，以少胜多，多次打败何均昌及其帮手。何均昌势穷力竭，只得派人去河阳请黄崇英部前来助战。

黄崇英是广西农民军的重要头目，原为吴亚终手下的得力部将。吴建立的延凌国失败后，他率领部分农民军败退入越，占据河阳地区。他手下有兵数千，他的几个兄弟也分别率领数千人占据邻近的地方，他同时还不断招集和联络其他败退入越的农民军余部，形成一股与越南政府对抗的割据势力。

黄崇英在吴亚终部下时地位就远远高于刘永福，入越后统率和联络的人马又是黑旗军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所以就很自然地以大头目自居。

刘永福自知还不是黄崇英的对手，在强敌面前只好暂且低头，卑辞厚礼地与黄崇英周旋。他表面上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其实却是貌合神离，对黄崇英处处提防，时时戒备，暗地里寻找机会与黄崇英摊牌，终至公开为敌，刀兵相见。

一天夜晚，刘永福得知黄崇英部出动的消息，认为是来偷袭黑旗军，便先发制人，抢先向黄崇英部发动进攻。黄崇英猝不及防，被黑旗军杀得丢盔弃甲，死伤惨重。以后，双方又交手数次，互有胜负。最后，黄崇英坚持不住，狼狈地丢下辎重，带领残兵败将逃回河阳，前后约为一个月。

黄崇英虽然不是黑旗军的对手，但是与越南官军作战却得心应手，特别是在吴亚终战死后，他更成了中越两国政府追剿的主要敌人。

同治九年(1870年)，冯子材应邀率兵入越追剿黄崇英，他得悉刘永福与黄崇英结仇的消息后，就派部将杨瑞山、冯月亮来保胜见刘永福，邀刘永福出兵助剿，答应事成后赏给刘永福蓝翎功牌。这是刘永福求之不得的好事。他马上从黑旗军中挑选精壮，编为福字两营，交部将农秀业率领前去和清军会剿。这两营黑旗军作战英勇，协助冯子材部攻下黄崇英的根据地河阳。

后来，冯子材果然赏给刘永福五品蓝翎功牌。虽然这些也不过是一些虚衔，却意味着刘永福开始和清政府搭上了关系。这样来，刘永福和黑旗军就不再是清军追剿的对象了，从而能够在中越两国官军对入越广西农民军的得剿中硕果仅存。

到光绪元年（1875年)，因协助云南滇军截剿大窝子匪巢出力，经署云贵总督岑毓英保奏，清政府赏给刘永福四品顶戴。光绪二年（1877年)，刘永福在云南捐局由监生报捐游击衔，请以二品封职，与清政府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与此同时，刘永福自己也率领黑旗军主力，在兴化省一带与黄崇英作战。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刘永福在龙鲁将黄崇英打伤。三月，越南地方官为他向越南政府请功。此事虽然没有下文，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越南政府从下至上已对刘永福产生了好感，这也进一步巩固了黑旗军在越南的地位。

此后，随着黑旗军在保胜的站稳脚跟和不断战胜黄崇英，刘永福的声望大振，入越广西农民军的几支小部队，如杨著恩、吴凤典及黄守忠等部先后前来投奔，特别是黄守忠部的加入，一下子就带来了千余人，这就使原来只有几百人的黑旗军，很快就发展到二千余人，成为北圻地区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靠着这些人马，刘永福虽然还未能完全制服黄崇英，却可以改变以前坐待敌攻、被动挨打的态势，转而主动出击黄崇英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黄崇英派部将陈亚水统兵攻取湖宁县，部将廖四统兵攻取立石县。越南官军前去争夺，却哪里是黄崇英的对手，被打得落花流水，节节败退。北圻统督黄佐炎无法可想，只得派人去请刘永福，要他出兵帮助越南官军收复这两座县城。

刘永福遂率黑旗军前去与越南官军协同作战，屡战屡胜，很快就收复湖宁和立石两县。事后，黄佐炎于九月奏报越南政府，以刘永福协同官军作战有功，请擢升为防御使。越南政府开始并不同意，驳回了这一请求。

可能是由于不久就发生安邺攻占河内城的事变，越南政府需要黑旗军出兵收复河内城，这才勉强给刘永福“权充头化保胜防御使”的衔头。“权充”的意思是署理，还不是实授。后来，由于阵斩安邺的功劳，越南政府才赏给刘永福副领兵衔，仍充兴化保胜防御使，这才是实授了。

对于刘永福来说，无论是副领兵或是防御使，都不过是一些虚衔，黑旗军并未因此就增加了一兵一卒，或是扩大了地盘。但是，这两种职衔却是越南的三四品武职，比起八品百户是高了许多，这表明越南政府对待刘永福的态度，已从单纯的利用转变为逐渐信任。

同治十三年（1874年)是越南政府进一步信任重用刘永福的一年。这一年，黑旗军先后在立石、夏和、镇河、保胜等地屡败黄崇英，越南政府将刘永福由副领兵提升为正领兵官。同时还决定在红河弛禁通商，允许黑旗军在保胜设关收税，以补军用。

得到越南政府允许黑旗军在保胜设关收税后，刘永福遂大力经营保胜。保胜原来并无城池，现在刘永福建起一座周围约二里许的小城，城边修有五座高大坚固的炮楼，以拱卫全城。

他除了在保胜设关卡由自己收税外，又在其下游保河、屯鹤、壮支等地设支关，在上游程舍、家喻等地设正关，由黑旗军的左右营管带吴凤典、杨著恩承办收税。当时进出这些关卡的商货，由云南而下的，除烟土照例不收税外，抽税商品以锡为大宗，以2500斤为一票，每年可抽2000余票；由河内而上者，以盐为大宗，每年可抽税首万斤。

合计保胜关每年可抽税银五万两上下，商家如银不足，可用货物相抵，这些税银都由刘永福支配，主要用于黑旗军的军费开支。红河其余各关则收铜钱作税款，计程舍、家喻两关每年各可抽税钱十六七万贯，壮支、屯鹤、保河三关每年各可抽税钱六七万贯，这些钱则由左右两营分收使用。而黄守忠则率前营在河阳、宣光一带设卡收税，以补军用。有了这样巩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经济来源，这就为黑旗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因追剿黄崇英的需要，越南政府命刘永福权充三宣副提督。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因助剿李扬才有功，越南政府实授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和黑旗军被越南政府接纳，并有了一块根据地和相当稳定的粮饷来源，就为他们开展抗法斗争创造了条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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