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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九年（1883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取得怀德、丹凤之战胜利之时，黑旗军也再次面临绝境。

唐景崧始终没有忘记他劝说刘永福取代越王的计划，当刘永福撤至山西时，他又重提旧事。

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外有强敌压境，内则人心涣散，当此之时，唐景崧劝刘永福乘危据地为王，实为鲁莽之举。只会使抗法阵营内部更加混乱，不待敌人来攻即已分崩瓦解，同时也不合清政府的一向主张。所以，刘永福不为唐景崧的说辞所动，可见他还是有一定见识的。

唐景崧说刘代越为王遭拒绝，他为此感到十分不满，曾在上书诸大臣书中痛心疾首地写道：

“永福终拘泥身系越官，不肯稍逸范围。眼见南交二千年来同轨同文之土地，阮氏不能有，刘氏不能有，中国亦不能有，终妇于非我族类之人而己！伤心痛恨，曷有既极。”

因而老羞成怒，一反以往对刘永福赞不绝口的作法，去函清军将领诋毁刘永福，并危言耸听地预言黑旗军将会发生内哄变乱：

“刘永福自退山西之后，因见越都已和，滇军已退，心中愈加无主，而其人本多疑，吝啬苛刻是其素性，各将弁畏威怀恨，多不敢言。唐主事每劝其宣示以恩，彼则以将弁无一可靠为词，殊不知将士离心，已非一日，唐主事与处已久，目击现在情形，深虑其中有变。”

其实是唐景崧见刘永福不纳己策，即在黑旗军中另觅才能可与相比的将领取代刘永福。唐景崧所物色的人选就是刘永福的得力部将、黑旗军前营督带黄守忠。

原来，云南督抚决定将原驻山西的滇军驻扎退兴化后，一方面答应刘永福仍会暗助军火，密饬增募健勇，扼守山西老营，以与北宁犄角，收其租赋以充军实，号召十州、三猛义勇多树法敌，以存越宗社，固我蕃篱。同时又准备派一个有胆识的人帮刘永福出谋划策，事情才有把握，考虑到唐景崧忠义奋发，不避艰险，并得刘永福信任，遂函嘱留驻刘营，代为调度。

八月十八日(8日)，唐景崧与刘永福面商由黑旗军驻扎滇军原来的营地事宜。刘永福因为越南政府已投降法国，越南官民军队也态度消极，加以滇、桂各军又纷纷撤退，影响黑旗军人心动摇，已逃跑了几十人，心想仅恃黑旗军孤军作战，难抗强敌，也想放弃山西，退守保胜、十州。所以，当唐景崧与他商及扎营事宜时，刘永福迟迟不答。

然而，唐景崧事后一想，终觉得不放心，于是又秘密走访黑旗军诸将了解情祝，他在给徐延旭的报告中，只提到走访连美的情况：

“退后访诸壁峰，始知近日军心散乱，实由渊亭之过。疑昨夕忽有退兴化之议，谓退兴化即退保胜也。其中委曲，一言难尽，非亲语两帅不能再述而细商之。”

其实，唐景崧这份意思含糊的报告中有许多话不便直说，从次日的情况推断，可能唐景崧在走访连美之后，还串连了黄守忠，并密谋如刘永福战意不坚，力主退军的话，即由黄守忠挺身而出发动一次小型政变取代刘永福，指挥黑旗军留驻出西抗法。

而黄守忠此举将会造成什么后果，是刘永福因而改变态度，坚持留在山西抗法？亦或是黄守忠顺利地取代刘永福，取得黑旗军的指挥权？最可怕的是因之而造成两人的流血火拼，互有死伤，从而使已经混乱的形势更加混乱到不可收拾，甚至导致黑旗军的瓦解。

由于不能预料事态的发展，所以唐景崧的报告地就欲言又业，含含糊糊，只说“明日观其动静再为续达”。

其实刘永福的惊慌动摇只是在严重形势下的一时失态，他很快就从慌乱中镇定下来。

九月初七日（10月7日)，黄桂兰向两广总督张树声报告：

“永福现已修整戈矛，准备御敌。日昨复致书法兵头约日会战，如其不来，拟即进别河内。”

在这段时间里，中外曾传说法军向刘永福招降，对于法国侵略者的胡言乱语，刘永福复以拒降书，给予义正辞严的驳斥，表达了毫不妥协的抗法决心。

真正使刘永福在困难中感到支持和鼓舞的，是清政府完全改变了对他和黑旗军的态度。

原来，法国茹费理内阁上台后，改派脱利古取代宝海来华与清政府谈判。脱利古态度横蛮，气焰嚣张，在五月初四日(6月8日)便代表法国提出：中国“若欲稍侵甲戌年约之权利，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

遭到了中国的坚决驳斥，“执论中国不认同治十三年法安所立和约，双方不欢而散。七月，法军攻下顺化，越南投降法国，签订《法越顺化条约》，完全割断了长期存在的中越传统宗藩关系。八月，脱利古再次来华与中国谈判，他宣称法国要占据全越。逼迫中国承认法越新约，撤回入越清军，停止援助刘永福抗法。

清政府不顾李鸿章的阻挠，坚决拒绝法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胁越之约断不认”。而且不撤回入越清军，不停止援刘抗法，即使为此与法国开战也在所不惜。

九月三十日(10月30日)有旨：

“法人既与越南立约，必将以驱逐刘团为名，专力于北圻。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现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为天下各国所共知。今乃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倘竞侵及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

既然准备对法开战，当然要重视黑旗军的作用，于是，清政府一改过去对黑旗军支持不明确不坚决的做法。

为此，清政府传旨严行申饬擅将滇军从前敌退扎、对黑旗军支持不力的云南督抚，接着，又将未奉谕旨即率行回省的新任云南巡抚唐炯革职留营。继八月初四日赏给唐景崧四品衔后，九月二十二日(22日)，还有旨奖赏刘永福、唐景崧：

“刘永福矢志效忠，奋勇可嘉，著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唐景崧多方激励，亦甚得力，如能将河内攻拔，保全北圻门户，定当破格施恩，以奖劳勘。”

而在此之前，岑毓英于九月十九日（19日)奏称：

前拟暗助刘永福军饷，已按月给银五千两作为三营饷需，尚有军装暨先后助之赏号二万金在外。同日，徐延旭也上《密陈力保北圻就近筹办折》，亦称：（黑旗军）所部饷银每月实需五千两，臣与黄桂兰等往返函商，禀经抚臣核准，此后月饷由臣行营的量发给，使无缺乏。

按说，清政府改变态度，完全支持刘永福抗法，对抗法将士来说应该是一件大喜事。

因为饷匮械乏，遭受内外煎迫的黑旗军，在抗法半争中，时刻都渴望得到祖国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但滇桂两省的援越清军，受到“不得衅自我开”的朝命束缚，以致在气焰嚣张的法国侵略者面前，藏头收尾，缩手缩脚，无所作为。现在，清政府明令援越清军可以与法开战，并一次赏给黑旗军十万两银，这将是多么大的鼓舞和支持！

可惜，清政府这时才彻底改变对法态度，时机已是太迟，以致被各种不利因素所抵消，而作用大大减弱。

一是援越清军师老兵疲，锐气全无。

广西防军自光绪四、五年随冯子材入越追剿李扬才，光绪六年为张树声奏留驻越防边，至光绪九年已逾五年。既适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又富于山地作战经验，是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但长期来没有冯子材这样得力的将领的指挥，又拘守北宁一隅，无所事事，兵民混居，致有娶妇生子情事，弄得兵不兵、民不民的，哪里还有什么斗志。

云南边军则出关较迟，不适应当地的水土气候，以至疾病死亡相继，加以又有仓促退兵之举，锐气受挫，战斗力也大大减低。

二是黑旗军因唐景崧的捣鬼，造成刘永福与黄守忠的矛盾激化，分裂在即，战斗力已大大下降。

三是广西文武出于妒忌心理，不满清政府的明令褒奖刘永福和唐景崧，反而多方为难刘永福和唐景崧，给他们的抗法事业制造困难。

当刘永福外受法国侵略者的进攻，内遭叛变投降的越南政府抛弃，清政府态度又十分冷淡，因而处境非常困难的时候，广西关外文武大员因职责所系，倒是愿意以施主恩人的身份去资助刘永福，既可使刘永福感恩戴德，又可敷衍清政府，归功自己。

可是，清政府的煌煌谕旨却表明刘永福并不是他们所想象中的那种卑微可怜的人物，而是简在帝心的抗法功臣。

广西应允助给的1000-5000两银子，和清政府一次就赏给的十万两银子相比，非但微不足道，而且反衬出广西关外文武大员不识大体乃至伪善。

唐景崧赴越未及一年，即得褒奖，而桂军入越四五年，却从未获如此殊荣，这些事情都使广西关外文武大员感到难堪。

因此，他们很快就改变以往支持刘永福和唐景崧的做法，反而处处给他们设置障碍和制造困难。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扣留朝廷赏给黑旗军的10万两银。

清政府曾指示广西，恐协饷迟缓，可先由广西藩库提出10万两拨给。留守省城的倪文蔚遵旨照办，即将广东解到协饷10.5万两悉数解往关外，奏明由徐延旭陆续发给刘永福。

但徐延旭得到这笔款后，却“不肯遽付”给急盼10万赏银募勇购械的刘永福，以至山西战前，“十万赏银分毫未解”。

延至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六日（5月10日)，徐延旭奏称：“先后发过银二万八千三百八十两，准备续发八千两。”

由此可见，这10万两赏银在被扣留的十个月中，只发给3万余两，从而使得本来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一笔巨款，变成一笔笔零碎的小款，作用大大打了折扣。

二是截留拔助黑旗军的枪炮弹药。

广西负有资助黑旗军的任务，北宁战役之前，赵沃曾奉命饬查北宁发给刘团的枪炮子药数目。据报在九、十月间，广西右路防军拨给快枪300支，左路防军拨给200支，另有抬枪200支，弹药则丝毫没拔，这些枪“皆天津解粤之笨枪，药弹多不著火”。

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唐景崧认为是由于赵沃搞鬼：“赵庆池又忌余与渊亭独蒙奖谕，遂不肯接济军火；凡晓帅由谅山解往山西者，皆为北宁截留。”

这样一来，急需枪械弹药的黑旗军就从广西方面得到多少帮助。

三是拒绝派兵援助黑旗军。

早在七月间，徐延旭曾上奏清政府，准备从黄桂兰所率右路清军中，拨四营唐景崧节制，以助黑旗军守山西。九月初，唐景崧从山西返北宁领军，并拟在十月初先带新四营中的两营赴山西。但是，清政府九月二十二日的奖励谕旨下达后，广西防军两统领都反对唐景崧率带所统桂军前往山西，唐景崧经过力争，才被允带一营前往。

后经唐景崧再次请求，才于十一月再拨给李应章半营。但“余一营有半，不及五百人”。此外，唐景崧曾向黄桂兰策划，“请统八营赴山西，会合刘团下击河内，而庆池不肯独守北宁，计亦不行”。

而作为回报，是黄、赵两人反于十月间将原留驻山西的桂军三营撤回北宁。

山西之役时，刘永福和唐景崧曾向北宁乞军，但黄、赵二人无动于衷，仅轻描淡写地报告徐延旭：

“鄙意刘军但能力拒两日，彼族当自气馁，我军在此，复以游兵扰其后路，则亦可分敌势也。”

实际上是见死不救。

由于广西方面的刁难，从八月初丹凤之役到十一月中，山西之役的三个半月中，刘永福所争取到的援助计有：

饷银方面，云南拨给两个月助饷1万两。军火方面，除广西拨给的500笨枪外，又从唐景崧处得枪120支。十一月，“渊亭（刘永福字）购粤商运到洋枪四杆”，但未提到弹药事。人员方面，除已编成的武烈、武炜正、副营共三营外，刘永福曾派员回国招募新勇，十一月已有1000人到营，编为七星四营，由刘荣用管带，但既乏枪械，又未训练，战斗力可想而知。

清军来援者，除唐景崧所率一营半不足500人外，山西之役前夕，唐景崧函恳滇军三营来援，约共1000人。总的说来，是枪械约增加1000支，人员则增近3000人，情况有所改善。只可惜枪不甚精，弹药又乏，3000增兵中约有1000人为新募，无甚战斗力，因而改善又很有限，不足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恶战。

山西的城墙分为内外两层，内城是一座四周砌有高达5米的砖墙，纵横均为300米的四方城郭，城墙上插满交叉相系的竹桩，这些竹桩向外突出约2米宽，可以阻挡敌人登城。城墙上部宽约10米，上面架设着一座炮台和守军的掩体。城郭四面的中间各有一座砖砌大桥横跨在护城壕上，并通向半圆形箭楼的正中，大桥入口处有一扇竹制大门把关，另有一扇木制大门通过半圆形箭楼和城郭，城郭东门已用砖封闭。

城郭四周围有一条宽约20米、深3米（其中有1米注满泥水）的护城河，护城河与城郭之间又有一条8米宽的土道，河的坡面极其陡立其中，俯瞰着远处的景物。

城郭四周即是城厢，系由四排砖房或柴泥土屋构成，这些房屋坐落在通往外城四门的道路两旁。外城四门全用大块砖石砌成。东西两门均已用泥土封闭，南北两门则可开启。城之间有一道防御工事沟通，系由一堵高4-5米的土墙构成，墙上挖有炮眼或雉堞，其上用木块或柴排覆盖，使城上守军可以在开枪施炮时掩护。

女墙周围开有一条宽5米的壕沟，沟中注满从附近小河流入的河水。壕沟上有一层用未经修剪的干茅竹构成的鹿寨。在壕沟和女墙之间还有一道34米宽的坡径，其上密密麻麻地盖有一层高达8~10米的青竹，把整座城市完全掩盖起来，使外人无法窥见，这层竹篱在密集的火力下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外城的西门已被封死。但在门南40米处，却从竹篱丛中开出一条1米宽的通道，直达城堡脚下。通道的人口处筑有一道例柱形围桩，围桩本身也用一扇木门关闭。城外有一条大路通向西门，并且绕过壕沟直达围桩的木门，因此，首先必须通过这道木门才能经过从竹篱丛中辟出的小径鱼贯地进入外城。

北门、南门与东门均筑起圆柱形围桩来保护，各城门的四周及顶上均布满零散的防御设施以及木桩、铁蒺藜和竹篱。

在城外，到处都是村庄和庙宇，村与庙前都用竹丛构成的绿篱和土墙防护，土墙上还开有枪眼，护卫着外城的四周。因为城北离江只有5里远，城东是法军来路，两处都被黑旗军列为防守重点。除沿江扎竹排拦江外，又在河堤上架炮以狙击法舰，从江边至北门外，并筑有竹栅栏五处以御敌。

其中由黄守忠率前营暨吴凤典左营驻扎东门外，派连美、朱冰清带武炜正、副两营扎东门口为先锋营；派韩再勋右营、胡昆山武烈营、刘荣瑂七星四营，并李应章一营共七营扎北门外；南门外有李唐一营及贾文贵半营；西门外有滇军三营，唐景崧带亲兵驻内城，刘永福带亲兵驻外城，黄佐炎等率2000越南官军驻南门外村中。

10月25日，孤拔受任为东京远征总司令。12月初，又接到新的援军，从而使他掌握的兵力约增至9000人，而且装备着新式的洋炮。孤拔认为对黑旗军发动攻击的时机成熟了，他决定先攻击黑旗军的大本营——山西，然后再扫荡其他地方。

12月11日，他带领3艘战舰、10余艘炮艇、40余只民船，运载步兵、炮兵、海军陆战队士兵6000余人，分两路进发，于13日从渴江口登陆，杀气腾腾地向山西逼近。守卫山西的黑旗军、滇军、桂军的总数虽也近6000人，但除其中1000余人为新募，既未训练，亦无枪械外，余下4000余人，只装备了少量的新式洋枪，其余多为旧式的前膛枪、抬枪等老旧枪支，仅有的一些大炮皆为笨铁铸成，最大的不过800斤，连唐景崧这样的书生也认为是些无用之物。

与法军相比较，强弱十分悬殊，但刘永福仍决定在山西迎击法军，于是黑旗军与法军之间最惨烈的一战——山西之战爆发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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