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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四月廿六日(5月20日)，潘鼎新在贵县接收了徐延旭遣差交来的广西巡抚印信，廿七日（21日)驰抵龙州，五月初九日(6月2日)至谅山，正式到任视事。

当时，边关百废待举，颇费踌躇：北宁溃军亟待整顿，愤事将弁等候查处；王德榜、方长华两客军因水土不服，病者大半；随潘鼎新调来广西的湘军则需拨出苏元春所部到思恩助剿莫梦弼之乱，仅到抚标亲兵一营和方友升所部四营。

而前敌屯梅、谷松等处皆在谅山百数十里以外，其地偏僻荒凉，大军久驻，米粮早已无可采办，需从南宁购买，由龙州节节运送前往。其间道路遥远，舟车不通，只靠人力转输，难资接济。枪炮子药等笨重物品，运解尤觉维艰。以至出现了“有全队病而不举火，有一营仅食一粥”的严重情况。

当潘鼎新手足错乱，匆匆布置之时，却发生了观音桥之战（又称“北黎事件”）。

原来，法国政府根据福禄诺关于中国同意限期撤军的报告，即指示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乐派出军队按期前去接收谅山等地。在经过派人对观音桥等几个将要加以占领的地方进行几次侦察后，米乐命令杜森尼中校率领一个310人的海军步兵营、一个携带六门4厘米山炮、有90名炮兵的山炮连、约三百人的两连东京土著步兵及骑兵、工兵、医疗人员共约八百人组成的一支部队前去执行这一任务。

队伍出发时，米乐指示杜森尼要以和平方式进驻谅山，而不是进行一次军事行动，并明确规定，在队伍道到意外阻截时，必须请示。如果仅仅是反击土匪强盗的骚扰，杜森尼可以自由行事，但当碰到中国军队时，杜森尼必须及时请示米乐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这个杜森尼是个冒失鲁莽的军人，他身材高而瘦，面多白色而易动怒，“毫无外交手腕，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被破坏的危险”。

一个法国作家这样评价他，因而不是执行这一任务的适当人选。

北宁战败后，徐延旭在二月廿九日(3月26日)任命唐景崧为总理前敌营务处，所有前敌各营均归他节制调遣。

三月初一日(27日)，唐景崧驻扎距谅山150里的观音桥，一面陆续点验溃退各营，一面以原隶左路的李定胜、李应章、李极光、黄云高等18营布防在长庆路至观音桥一带，诸营“皆残破，不满五千人”。但仍克服种种困难，尽力布防，“拟专挑快枪截击隘口，虚设旗帜于深林曲涧间，以为疑兵而杜声势”。很快就颇具规模、攻守渐固。

杜森尼率军从河内出发时，沿途遭到越南义民的骚扰截击，并将敌情及时禀报桂军。潘鼎新早就从李鸿章的密函中得知中法签约及法兵巡边的消息，但却一直未接到清政府关于进步行动的指示，不知道清政府如何决策，因而和战不定，进退两难。

当王德榜等将请示如何对待即将来犯的法军时，他曾复函称：“战亦违旨，退亦违旨。”

无奈，他只得向清政府电报敌情，请示办法：

“十九日探报，法兵来至屯梅、谷松以外，我军防守戒严，似此则与福使廿日派兵往巡之语相符。若未经说明往来巡边，…经见仗，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且驻军屯、谷，实在边界百数十里之外，显与调回边界议约相反，若一意与战，较易著手。似此进退两难，乞与总署明示以定办法。”

其中，“胜亦从此多事”六字，后来成了人们诟病潘鼎新的口实。其实，这是潘鼎新针对清政府和战未定，欲撤还留的情况而言，因为如果清军打了胜仗，法军肯定会报复不休，战端重开，战事不止，就会影响清政府脱身法越战争的初衷，并非是潘鼎新希望中国军队不打胜仗，不必过于苛责。

据说，在《中法简明条款》签订后不久，越南政府就在法使巴德诺的胁逼下，被迫将清政府颁给的印玺焚毁，这是明显违背中法和约有关决不伤碍中国体面条款的。

因为福禄诺在与李鸿章谈判时，曾请示法国政府同意，将来巴德诺前赴越南任务之一，是将法越条约中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照议删除”。现在却出尔反尔，违约而行，连福禄诺也感到是太过分了：“这一消息等于火上浇油，因为这是与我们保证维护天朝在顺化的尊严相违背的，它给主战派煽动皇太后提供了借口。”

清政府获悉这一消息后，加上主战派一直反对《中法简明条款》，于是对法态度起了变化，决定不再过分迁就退让。

当潘鼎新的电报暴露了李鸿章隐瞒福禄诺曾提出限期撤军一事，清政府就以事先对此并不知情也未允准为由，一方面传旨申饬李鸿章，另一方面根据李鸿章五月二十三日给总理衙门信中提出的办法：

滇、桂边军“倘未奉旨移扎以前，彼或逼战，我军自不能不回击，在我亦不能任咎也”。

指示滇、桂两省的前敌将帅不准退守示弱，而要采取强硬态度。同日并有旨指示潘鼎新：“严饬各营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徜法兵竟来扑犯，则衅自彼开，惟有与之决战，力遏凶锋。”

当时，由于情报不准确，潘鼎新以为法军势大，担心我军寡不敌众：“法兵及黄邪六千余、越匪二万余分路攻谷松、屯梅。”

因而一度信心动摇，力主照约撤军回国，于廿二日(6月15日)电告清政府：一经接仗，和局复败，朝廷得无责备否？桂军恐不可恃，已密疏请照章守界，以顾门户。

针对潘鼎新信心不足的情况，廿八日(21日)，清政府有旨严饬潘鼎新，要他竭力御敌。清政府的坚决态度，一扫潘鼎新的动摇情绪，他马上着手布置，除将二十五日(18日)电旨“即行恭录转行各营，无不人思自奋”外，还因唐景崧称病告假，“观音桥各营既无统将，布置亦未周密。臣仓猝出关，随带员弁亦无多人，当委已革总兵万重暄前往联络，赶筑长墙，坚修营垒，调备粮药，谕以并力死守，不得再蹈北宁故辙。复由那阳调督带副将黄玉贤驰赴前敌，借资统率。并派驻扎屯梅之提督王洪顺挑带小队数百人，帮同战守，谅山各营亦拨派勇夫负粮药以壮军心。臣与王德榜、方长华均在谅山，商筹调度”。

严阵以待，迎击法军。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中法两国军队在观音桥附近发生冲突，根据中法双方资料，冲突经过大概如下：

初一日早晨，杜森尼所部法军先头部队在渡河时曾遇到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法军把这些人驱逐后，桂军派来一个使者与法军交涉，宣称桂军的前锋离法军不远，早晨向法军打枪的不是桂军。又说他们知道《天津条约》，并且避免与法军发生敌对行为，但要求法军给予时间让他们撤移。到10时，又来了第二个使者，再次重申要法军给予桂军撤移时间。

杜森尼回答说，按着《天津条约》，清军应该已经返回边界了，他得到了命令不允许他停止部队的前进，只要中国军队立即撤退，就不会发生任何麻烦，并表斥希望会见清军司令官。

下午，清军使者引着万重暄来到法军军营附近，要求杜森尼出营商谈，但杜森尼却傲慢地派一个军官叫万重暄等入营相见。万重暄不愿意，只责备法军“款议既成，何得复生枝节”，就离开了。

杜森尼恼羞成怒，狂妄叫嚣：

我奉有开赴谅山的命令，我要前去，有了像我这么一支军队，我能够直捣北京，“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并将桂军使者“刃毙二人，枪毙一人，胡弁遇广东通事放回”。接着，杜森尼命令法军向清军逼进，但不得先开枪。

事后，米乐多次指责杜森尼此举的冒失：

在遭遇清军时，杜森尼本应向米乐请示，却没有请示，如果米乐能及时接到报告，他将亲自赶到那里去，这样，一切都会妥善处理而不会发生冲突。

不过，枪声还是很快就响起来了，在事后的交涉中，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开枪，要承担起衅责任。其实，在当时那种剑拔弩张、群情汹涌的情况下，要想弄清楚是谁首先打响第一枪，无异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考虑到在此之前已经发生杜森尼残杀桂军使者的惨剧，显然法方是起衅的罪魁祸首。由于法军因为道路崎岖，随带辎重行军困难，在路过谅江时已将炮兵留下。而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两连东京土著步兵又首先溃逃，只剩下400余人的法军作战。在驻防观音桥的八营桂军约3000人的奋勇攻击下，很快就丢盔弃甲，败溃而去。第二天，双方再次交战，得到援兵的桂军派新正、新副、新左、奋勇副四营分路接战，军中左、军中右、右军中三营于扼守长墙之外，各派五成队分路围攻，左军左营及绥南各营各挑奋勇绕小路接杀。俟法军攻扑前进，枪炮对施，各勇即分路绕出，奋勇直前，又以大队冲杀。其后敌势不支、拼命奔溃。桂军亦于申刻收队，查点伤亡共300余人。

总计两天作战，法军死伤失踪恰巧100人。九月初七日，清政府有旨奖恤参战出力将弁：除黄玉贤业已病故，另案请恤外，“万重暄著准其留营效力，余均照所请奖励。李应华并赏给固勇巴图鲁名号，李定胜并赏给锐勇巴图鲁名号，黄云高并赏给果勇巴图鲁名号”。

在中法议和以后，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一场后果严重的冲突呢？

表面看来，事情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促成的：

假如法国政府不是委派鲁莽军人福禄诺，而是改派老练的职业外交官来和清政府谈判；假如法国政府在李福签约后不再节外生枝地提出限期撤军要求；假如福禄诺没有产生错觉而把未经清政府明确批准的限期撤军要求当作已经应允；很如米乐不是挑选杜森尼而是另一个适当的人选；假如杜森尼在遭遇桂军时，不是鲁莽冒进，而是采取“对中校来说最谨慎智慧的方法，是向在河内总司令将军请示，等候命令”，那么，排除这一系列的偶然因素，观音桥之战也许就能避免了，但如果往深处想，则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偶然性里蕴含着深刻的必然性。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观音桥之战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必然性。

试想，像福禄诺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校级军官，在没有法国政府的授权之下，何以敢擅自插手过问与其本身职务并不相关的重大外交问题，并在致李鸿章的信函中，跋扈狂妄地教训和胁通中国攻府，提出诸如要中国撤换驻法公使、放弃与越南长期存在的传统宗藩关系、撤回援越军队等蛮横要求，从而严重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在和约签订的前后，福禄诺出尔反尔，予取予夺，始则声称对约稿“不能改易一字”，继则在签字画押墨迹未于时提出重大修改，并不待清政府明确批准即视为答允，玩弄清廷君臣于股掌之上；而杜森尼这样一名仅率领400余名法兵的区区校级军官，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冒然敢肆无忌惮地违背顶头上司有关遭遇清军必须请示的明确命令，以为仅恃这点兵力甚至可以直捣北京，因而凶残地杀害中方军使，强硬进逼桂军驻地，以至酿成流血冲突。

联系到在李福谈判前茹费理曾指示巴德诺向中国索要赔款，冲突发生之后，又不顾中国一再退让，甚至主动撤军回国，却一意大兴风波，向中国索要赔款，甚至不宣而战地炮轰基隆和马尾，蓄意扩大事端。

这一系列事实告诉我们：由于在北宁一役中法军轻易地击溃了长期布防的清军，因前从法国政府到军队中都从上而下地滋生了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即以为取得军事胜利就可以随意欺凌和讹诈弱小国家。在这方面，主张暂时不向中国索要赔款的米乐等人虽然比茹费理等较为冷静和收敛一些，但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在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情绪的影响下，从法国军政要员以至普通的海陆军官，都根本不懂得尊重中国政府和军队，不遵守起码的外交准则和国际交往道德，而是把中国政府和军队看成是软弱可欺，可以随便蹂躏践踏的对象，福禄诺的狂妄、杜森尼的鲁莽、茹费理的蛮横，都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下的产物。

在这时，即使换了另外一些人来处理这些事情，也不会对中国更为友好。代替福禄诺前往和中国继续谈判的巴德诺不是明目张胆地违背不伤及中国体面的条款，而强迫越南政府交出并当众焚毁清政府颁给的玉玺吗？

在中法交涉期间，不宜而战地炮轰基隆和马尾的利士比、孤拔者流不是比杜森尼更冒险蛮横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要法方存心挑衅，就不管中国是如何忍让，他们总可以随时随地找到借口挑起冲突，重燃战火，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茹费理、福禄诺和杜森尼者流的表演，正是这种必然性的体现。

法国侵略者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清军在北宁一役吃了败仗，而急于脱身法越矛盾漩涡的清政府宁愿在屈辱的条件下与法议和，但是并不等于中国军民就甘心任由法人欺凌，完全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御寇保国的决心。反之，在他们内心蕴含着强烈的抵抗乃至复仇情绪。

主战派奋起反对《李福条款》的浪潮，使得李鸿章不敢呈报福禄诺的限期撤军要求；而力敌法军的观音桥守军，“皆黄桂兰旧部，淮人较多，盖为桂兰雪愤，加万重暄为之提得，故竟能得力”。一旦法军过分侵逼，就会遭到迎头痛击。

法军因胜而骄，以为可以为所欲为；清军因败而愤，渴望报仇雪恨。这两股相反的力量终于在观音桥相撞，就必然会爆发新的战争。

早在北宁战胜后，法国政府就有乘胜向中国索赔的念头，只不过是由于急于签订李福协议而暂时抑制住了。“观音桥事件”给了法国政府重提索赔的机会，于是，中法两国之间，开始一场索赔与反索赔的斗争。

清政府是在闰五月初五日(6月27日)从张树声的来电中正式得知观音桥之战的消息，初六日（28日)，又得到更详细的报告。同日，署理法国驻华公使谢满禄即前来总理衙门交涉，代表法国政府就此事向清政府提出索赔要求，舌战没有结果，谢满禄将早已准备的照会交给总理衙门。

初七日（29日)，总理衙门复照谢满禄，对法国初六日的照会提出的无理要求，据理作出针锋相对的强硬答复，如果说谢满禄的勒索赔款要求是通过外交词令文质彬彬地提出来的话，那么，利士比的副官日格密向李鸿章提出的同样要求，就显得粗鲁和露骨多了。

初八日(30日)，驻在烟台的利士比派遣其副官日格密赴天津会见李鸿章，以重开战争来威胁恫吓，勒索中国赔款，被李鸿章严词驳回。

这时，新任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本已于闰五月初九日来华，但却逗留上海，不肯赴京津会议。赫德遂去上海两次会晤巴德诺，寻找打破僵局的办法。

法方为什么这样嚣张地利用“观音桥事件”这样细小的冲突来勒逼中国赔款呢，原来是福禄诺从中国返回法国时，曾向法国政府作了一个极端贬低中国国力的报告：

“中华帝国财政上已遭到极大危机，因急办无价值的军备上的开销，海关的存款已尽，商务已告停顿；中国银号在破产后都关了门：国营的大公司，开平的煤矿及招商局，均完全破产，政府不能弥补二百万银两的借款；全国各省的半数，均遭受水灾及饥馑摧残：南方发生武装的暴动，反对官吏特别征收税款的办法。”

法国政府据此便以为中国已不堪一击，只须稍加压力就会投降，所以才借小隙兴大衅，在法方步步进逼的情势下，据1884年7月16日的《申报》报道这时候清政府的动态称：

“总署大臣每日面叩机宜，为和为战，向未有一定权衡。据都中传述，谓圣意：如法仍照前订草约，情愿不索兵费，则可重订约章，或竞将谅山守卒先行撤退；如果坚要赔款，则我国惟有以兵戎相见。”

闰五月二十四日(7月16日)，总理衙门复电赫德，除答应立刻撤军外，其他问题奏派两江总督前往上海与巴德诺会商。在此之前，法军不能开衅。二十七日(19日)，赫德电告总理衙门。法方强调“偿款，万不能免”。清政府则一面照会各国申述事情始末，并宣称：中国“不能认此无名兵费”。一面降旨命署两江总督曾国荃，著作为全权大臣，驰赴上海，与法国使臣办理洋细条约事务。又先后加派会办南洋事务陈宝琛、驻法公使许景澄会办，苏松太道邵友濂、四川候补道刘麒祥随同办理。在军机处二十八日(20日)给曾国荃的电旨中，特别声明：在谈判时“所索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

法方在得知清政府派曾国荃与巴德诺会谈的安排后，认为是中国示弱的表示，态度更加强硬。六月初一日(22日)，谢满禄照会总理衙门，申明法国以中国答应赔款为谈判条件。双方的立场相距很远，从而注定曾巴会谈不会有结果。

曾国荃于六月初四日(25日)到上海，初七日(28日)与巴德诺会谈，巴德诺提出三条要求：

（1）革刘（永福）爵职，拒不与联；（2）索赔二百五十兆；（3）交银地方、期限，口称速了，可减五十兆，“索费志甚坚”。曾国荃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第二次会议，曾国荃将答复交给巴德诺，巴阅后称：“此是决计不认赔”，双方不欢而散。

第三次会谈，已是初九日(30日)，离初十日(31日)的最后期限已近，法方的条件有所削减，但坚索赔款。曾国荃情急之下，向清政府提出：“事愈急，拟允请恩抚迹数十万两。”

第四次会谈，曾国荃告诉巴德诺，“抚恤名目请旨只能数十万两。巴问实数，则许五十。请益，拒之。巴云：电报法廷，直笑柄。临行不允之词甚决”。

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据1884年7月27日的《申报》报道，这时的清政府已决定不向法国的无耻勒索低头，即使因而重新开战也不畏惧。清政府决策已定，所以得知曾国荃的答应给法国50万两偿费后，认为违背了中国既定原则，“实属不知大体”！著传旨申饬。

看到中方态度坚决，法方也怕中国不肯就范，只得大幅度削减赔款数额。十一日(8月1日)，巴德诺的属下李梅私自来与曾国荃属下的张委员晤谈，“两日内恤款能得三百万之数，可以了局；数少不敢必，过期不敢必”。但曾国荃已不敢擅自做主答应了。

巴德诺看到再谈下去也难得便宜，遂于六月十三日照会曾国荃，宣布谈判决裂：“日后我大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

六月十五日(5日)，法舰袭击基隆，开始，法军误报战胜，巴德诺据此于十八日(8日)照会曾国荃称：“我法国现拟向贲国索赔不过银八十兆夫郎克，分十期交与本国收领，一年为一期，十年交清。”

很快，在闻知刘铭传收复基隆的喜信后，清政府的态度因而也强硬起来，于六月二十四日（14日)电称：“此事中国理足，廷议佥谓难给津贴。”

同日并照会各国驻华公使，揭露法国的讹诈勒索面目，其中强调指出真正违约的国家是法国。

二十九日(19日)，谢满禄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

“索八十兆佛郎克，十年交清，限二日，如不允，即离京，孤拔尽力从事。”

七月初一日(21日)，清政府答复法方的最后通牒，重申拒绝向法国赔款的坚定立场。双方谈判完全失败，战争不可避免了。

初三日(23日)，法军在马尾大败中国福建水师，初六日(26日)，清政府颁旨，正式对法宣战。旨中历数法国侵略越南及我基隆、马江，以及撕毁李宝协议及李福协议，挑起衅端的罪行，部署反击侵略。

在当时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亚洲诸国中，敢于向西方强国宣战的，中国是头一个，所以，其行动极具魄力，是亚洲各国反帝斗争的创举。

在这场索赔与反索赔的斗争中，法国政府过高估计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低估计清政府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讹诈的精神与决心，结果碰了个大钉子。清政府顶住对方以开战相威胁的压力，坚决不向法国的无理勒索低头，从而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表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与外国侵略势力抗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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