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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十四日清晨6时半，清军用装在新炮台上的三门大炮首先向法舰开火，利士比急忙发出作战信号，四艘法舰立即向清军炮台还击。由于这时太阳正照在俯瞰城市和堡垒的群山上，法军炮手的视线被扑面而来的阳光所阻挡，同时，整个海岸又出现了高度的折光现象，并有一阵浓雾把清军阵地完全遮盖住。

这就影响了法军炮手的瞄准，在最初的半个小时炮战中，法军的炮弹都因瞄得太高而打不中目标，倒是清军的大炮打得比较准确，好几艘法舰都被击中。

法来格身历其事，他写道：

清军“炮台发出炮弹，可命中击打法船，将法国维伯战船头桅打成两截，复于其船旁击一大洞，是只维伯战船，为前数日开来本口者。而法国船发出之炮弹，甚不得利，均击中于事无济之他物，独不能打炮台”。

七时左右，随着太阳升起，折光和浓雾消失，法舰的炮手射击才较准确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拉加利桑呢亚”号的24厘米大炮炮弹就轰毁了清军的旧炮台，但新炮台仍旧坚持作战，炮手们不顾在他们周围雨点般落下的敌炮弹，不停地开炮还击，到将近10点，新炮台的大炮才被敌炮摧毁殆尽。

由于害怕港内布有水雷，利士比不敢命令法舰闯入港口，只是指挥他们在余下的时间里，每隔若干时间便向清军阵地发炮一次，据法来格报告，当天，“中国人之死伤者约五十人”。

孙开华致函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报告这次战事称：

“十三日，法船四只约次晨十点钟开战，当率勇丁全队出扎，四路埋伏。沪尾新筑炮垒安八十磅大炮三尊，于六点钟先行轰攻，弹落彼船开花，法人受伤不少。台外筑有围墙，彼未能窥测，轰有三小时之久，见我炮出烟之处，始就此处还击，攻坏围墙一缺，炮架略被击坏。油车口小炮台亦经开放，至午后始被攻毁；仅伤二人，余均无恙，大小炮未大伤。”

当天夜晚和第二天早上，利士比都派出小舰艇潜入港内探测有否水雷，结果，发现港内果然布有由岸上电控的水雷。这证实了利士比从一个曾参与帮助清军安放水雷后，又为金钱而转向法军效劳的外籍领港人那里得知的情报：“这些水雷共有十个，装满炸药及电力自动机。水雷的燃放观察站，据他说是在白堡的后面。”

必须先清除这些水雷，才能炸掉堵塞港口的沉船，完成孤拔交给的任务。而要清除水雷，最彻底的办法是占领陆上的水雷燃放观察站，这就意味着法军必须登陆作战。但利士比认为他没有足够的兵力来进行一次登陆战，于是，他派“德斯丹”号驶回基隆，向孤拔要求派出一个大队步兵的增援。

“德斯丹”号驶回基隆时，碰上孤拔正指挥麾下的三个大队步兵占领清兵撤离后遗留下的阵地。由于道路的缺损、地势的险恶、尤其是极端的炎热，使得基隆法军的占领和部署新阵地遇到了许多困难，加上还要预防清军的反攻，因此孤拔深感兵力不足，认为他所掌握的步兵，在人数上仅足以维持在基隆已攻占的阵地而已，再要抽出一部分兵力去沪尾作战，确是很困难的。

结果，孤拔只派“杜居土路因”号、“雷诺堡”号和“胆”号三艘军舰，并载了300名海军陆战队，于八月十七日(10月5日)驶到沪尾，去增援利士比。

后来，卡诺批评孤拔的决策错误：

“孤拔提督未能将闲驻在基隆的三个步兵大队中的至少一个，拨归他的副手指挥，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这样的一种增援会特别使得利士比少将所担负的任务比较容易。不幸的是基隆方面须预防敌人反攻，而孤拔提督便不以为应当将如此有限的兵士放在一些情形不熟和准备不周的阵地上去冒险作战。这是一种错误吧？给利士比少将派遣一个大队并非绝对不可能的事吧？我们是有权这样怀疑的。总而言之，我们只要将由于占领淡水而来的结果加以考察，便可看到占领军的情况以后会如何不问。”

得到增援后，利士比手下有了7艘军舰和600名海军陆战队。他将这600人编成一个分成五个中队的大队，担负登陆作战任务。这时天气突然变坏，海上波涛汹涌，法舰被迫驶离岸边。直到八月二十日，天气变好，海面很平静，登陆小舰可以驶近岸边，利士比决定执行登陆作战计划。

法军登陆部队除了分为五个中队的600名海军陆战队外，还有两个携带电池和特为爆炸水雷之用的各种器械的水雷兵分队，每人携带一天的口粮和120发子弹。

登陆部队的任务是：

乘小艇到河流北岸的一个小湾靠岸登陆，从那里攀登上到达新炮台，将炮台里的大炮炸毁，随后向下朝旧炮台进发，将设置在旧炮台后面的水雷点火哨占领，使敷设港内的水雷爆炸，然后归舰。全部行程约为6公里，都有舰炮火力掩护，虽然如此，利士比还是告诫登陆部队要避免走进两座炮台之间的密林中去。

登陆部队原拟由参加过基隆首战的马丁中校指挥，但马丁病了，临时改由没有陆战经验的“雷诺堡”号舰长波林奴指挥。

八月二十日上午9时，利士比命令满载登陆部队的小艇出动，接着，所有舰艇都向清军阵地开炮。

法来格函称：

“观法兵开炮，实多奇异。凡见有华式衣冠者，不问为何如人，即以巴贝德炮向之轰击，而总不得一中，其炮弹则常穿人西人房舍。我辈两人惟以身不预诸战事，法兵必无害之心以自慰，然视法人开炮向击之式，实无时不可使我西人中其炮弹也。”

在这铺天盖地的炮火掩护下，登陆小艇很顺利地在预定地点靠岸，陆战队员涉水上岸，在海滨排列队伍。由原载在“拉加利桑呢亚”号和“凯旋”号上的240名士兵组成的第一、第二中队立刻展开作战队形，从新炮台右翼方向前进。

在他们后面约二百米的地方，由原载在“德斯丹”号、“雷诺堡”号、“胆”号、“杜居土路因”号等舰上的260名士兵组成的第三、第四中队接踵而来，构成预备队。

而由原载在“巴雅”号上的100名士兵组成的第五中队则担负着掩护左翼的任务，它就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这支小军队的军容颇为壮观，它以勇敢的自信向前进。它与其说是走的，不如说是跑的。它不久就在低洼多沙的长堤后面隐没不见了。它似是放弃了提督所明智指示的路线，它的热诚带着它直扑白堡，并不从红堡经过。它走人它应当避开的厚密丛林，已经看到它很近白堡了，在青绿的丛林中间，现出水兵们的白布帽。”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由于法军盲目轻敌的结果，他们以为在法军舰炮密集炮火的轰击下，清军一定会跑得看不见影子，因此，在他们看来，“这次行动不过是一种军事的游行散步，一枪亦不用放的”。

这时，就在法军前面的这块密林覆盖的地段中间，清军早已严阵以待了：

孙开华督令擢胜右营营官龚占鳌带勇伏于假港，擢胜中营营官李定明带勇伏于油车口，以后营营官范惠意为后应，认守南路；章高元、刘朝祜各带本部及武毅、铭中两营官朱焕明等共四营伏于大炮台山后为北路，防敌包抄；张李成带所募土勇一营派守北路山涧。刘铭传告城诸将：“待敌薄我而后战。”并悬重赏：“杀敌一级者赏百金。”

很快，法军就走进一个林木覆盖的山谷，该山谷约有一公里宽，在这里，法军的各个中队乃至各个小队被浓密的树丛隔断，不再能保持紧密的联系。波林奴已不能统一指挥，只好由各个中队长独立行动，以那还可以看到的新炮台为目标前进。

这时，穿着红色和蓝色制服、人数众多的中国士兵从新炮台后面的埋伏阵地中蜂拥而下，对法军包抄过来。虽然法舰马上以密集的炮火阻截他们，但他们仍不顾一切地向法军冲杀，很快就和冲在前面的法军第一、第二中队接仗交火，战斗旋即变得非常激烈。

作为预备队的第三、第四中队几乎也在同时到达战场，第四中队立刻去增援第一、第二中队。第三中队却在它的正面发现了敌人，于是也开始枪战。由于地形困难而不能在左翼斜行前进的第五中队，已转而和第四中队汇合一起，向冲杀过来的清军射击。在一条长达1500米的阵线上，两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孙开华的擢胜营冲在最前面，由于法军火力猛烈，交战片刻，即已伤亡百余人，以致前队稍向后退。

正在危迫之际，章高元等将率淮勇大队直捣而进，刘铭传也亲手杀戮逃跑的士兵，将逃兵止住，交给一个姓朱的哨官率领。朱哨官看到法军猖獗，“乃尽裂其衣服，粗身衔利刀持炮狂呼轰击而进，其属五十人亦大呼驰进，遂衷敌师，裂其阵。比罢战，朱哨官血淋漓满身，不可睹面目”。

孙开华见援军到来，勇气倍增，亲率卫队奋勇直前，阵斩法军旗手一人，并夺取法军军旗。清军将士见敌旗被夺，士气更高。

当前队清军与法军紧张厮杀时，张李成率所部土勇抄至法军后面，埋伏在山坡的草丛中，个个赤身散发，口嚼槟榔，吐出红沫润其口唇。一等敌军退后近来，持枪的200土勇就以右脚作支撑架枪，跷起左足，以脚扣动板机射击。法军只闻枪声，却看不到人，都惊骇以为遇着鬼神。

未等他们清醒过来，其余数百土勇又披头散发，手持刀矛，怪叫着从草丛中跃起，冲杀过来，配合前面的清军围歼法军，杀得法兵鬼哭狼嚎。

由于清军冲锋猛烈，法军只得急速射击，波林奴发现弹药消耗太快，原想下令停止射击，但号手已受伤倒下，他只得发布口头命令，可亢奋的士兵听而不闻，未能放慢射击速度。在激战中，第一中队长方丹上尉、第二中队长德荷台上尉、第三中队的笛玛少尉都中弹负伤。

法军发起的几次冲锋，也都被清军击退。最后，法军的弹药快要用完了，一个信号兵奉命登上港口灯台的石柱，用手臂向军舰发出信号：“弹药用罄，损失重大，我们非撤退不可！”在得到允许之后，法军由第一、第二中队垫后，陆续向海滩撤退。

“音汀”号驶近海滩，开炮狙击尾追而来的清军，掩护法军撤退。法军退到海滩后，发现风浪太大，登陆小艇无法靠岸接应，败军只好涉过齐脖深的海水爬上小艇。登陆艇驶近军舰时，海浪更加汹涌，这些虽然没能难往健康的士兵，却给伤员在登舰时增加了许多痛苦。

第一中队长方丹上尉被清军的一颗子弹打伤了脚，不能行走，只得由三个士兵轮流抬着，跟在大队后面撤退。却被埋伏在草丛中的张李成部下用装有长柄的铁钩叉钩住衣服，跳出来杀死包括方丹在内的三人，只逃走一人。第二中队长德荷台上尉为清军击伤脑部，虽然被士兵救回，不久终因伤重不治而死去。慌乱中敌船因救护败兵，开炮乱击，自行击伤小艇一只，其所遗格林炮一尊，亦为我军所获。

事后法方统计，据说法军伤49人，死17人，总计66人；清军死80人，伤200人。这与刘铭传奏称“孙开华部下中后两营，首迎其冲，嘘战最久，战士多伤，阵亡哨官三员，伤亡勇丁百人，其余各营弁勇俱有伤亡”的情形相近。

虽然沪尾之战与两次基隆之战相比，都显得较为激烈，但与黑旗军、援越桂军在越南北圻与法军的多次鏖战相比，则还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

但是，由于它的特殊历史背景，使得它无论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在台湾近代抗法战争史和中法战争史上，都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战胜之后，刘铭传根据孙开华等人的禀报及开列名单，于八月廿四日(10月12日)上奏清政府为有功将士请奖，并特别附片声明：

“现值援绝饷绌，惟恃此重奖以励人心，不能不稍从其厚。是以均照原请上闻，未能遽加删减。”

由于当时通讯阻滞，清政府要迟到九月中旬才能接阅此奏，而在此之前，清政府已从其他渠道得知沪尾战胜的消息，并决定重奖台北抗法有功将士。

九月十一日(29日)，“有旨将刘铭传补授福建巡抚，仍驻台湾督办防务”。这不但是刘铭传个人仕途的重大转折，也是清政府更加重视台湾抗法战争的反映。

在接阅刘铭传的捷报，了解作战的详细经过后，清政府下旨普赏有功将士。

孙开华先是加恩赏给骑都尉世职，十一月初八日(12月24日)，又著派帮办台湾军务，后并实授福建陆路提督；章高元交部从优议叙；总兵刘朝祜赏加提督衔，提督龚占鳌著赏穿黄马褂；总兵李定明以提督记名，赏换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与提督朱焕明均著交军机处存记，遇有各省总兵缺出先行请旨简放；游击范惠意、孙光治均著免补游击、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范惠意并赏给额腾依巴图鲁名号；副将毕长和、陈水隆均著以总兵记名简放；总兵梁秉成著赏给克勇巴图鲁名号，并赏加提督衔；沪尾营守备背定邦著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换花翎；军功张李成著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赏加都司衔：陈振泰、黄国添、蔡国梁，均著以千总尽先拔补，并赏加五品蓝翎；从九品刘恕著免补从九品县丞，以知县留于福建补用；慈禧太后并发去内帑银一万两，赏给此次出力兵勇。

这些奖赏成了鼓励台北抗法将士士气的有力因素。十月间，张之洞所遣云骑尉白维桢到台北住了17日，回粤后报称：台北抗法“将士奋发，士勇甚好，人人思战，不畏法虏”。特别是张李成从布衣白丁被破格提拔为都司衔守备，对于日后号召大批土勇参战起了极大的作用。

因此，沪尾大捷是台湾抗法战争的里程碑，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沪尾战胜还改变了中法外交谈判的形势。

当法军攻占基隆后，一时谣传沪尾也已失守，法方利用中方消息不够灵通的弱点，在占据基隆后，尽量宣传法国据地为质的决心。九月初九日（10月27日)，法国政府以“遥想台北一带，恐已被法人进踞”为由，通过德璀琳向清政府提出四条谈判条件，除仍照津约外，还要挟中国同意“法国要在淡水、基隆暂管煤矿、海关若干年”。否则，中国要赔款给法国，始终不改其勒索中国的初衷。

但当茹费理接到巴德诺通报淡水挫败的消息后，于10月11日向中方提出议和条件，就强调：“赔偿字样不再提及。”

等到清政府接阅了刘铭传的奏报，得知沪尾战胜后，对法态度立刻改变。

九月十七日(11月4日)，当赫德再来总署催问对法国所提四条的答复时，总理衙门表示明确的拒绝：“大约是不能行。”

赫德转换口气说：“法相茹斐礼对人说，现若仍照津约办理，即可了事。”总理衙门答复：“津约已作废纸，你此节略内，批准津约一语，恐仍难行。”不稍妥协。

九月二十三日(11月10日)，军机处拟通过英国作调停夫，向法国提出八条议和条件，其中就包括：酌改津约，中法驻兵北圻，法国取消保护越南名义，立约中应以中国文字为主，中国免索法国赔款等内容。这说明，沪尾战胜改变了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的被动地位，加强了它的抗法信心。

沪尾的败挫，对于法国政府和侵台法军则有着悲剧性的影响。沪尾的战败，大大挫伤了侵台法军的士气，利士比就不用说了，即使孤拔也将沪尾视为畏途。

他连连电告巴德诺称：

“仗打得不好，我们没有得到什么不得了的利益”。“淡水失败严重”。“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

罗亚尔写道：

“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人们可以说，这次的登陆作战不过是一种简单的侦察，这样说以减少这次事件的严酷性。侦察或否，都不管，这总是一次失败。”

当法国政府指示孤拔考虑再次进攻沪尾，进而占据整个台北乃至台湾全岛时，孤拔答复：当此东北季候风时节，不可能再从水路进攻沪尾，而只能在外海军舰的掩护下，从基隆出发作陆上的进攻。进行这样的行动，必须至少派遣步兵3000人、山炮兵两个中队、工兵一个中队、军需人员及对于6000兵员的补助员等，以上各项并不包括已通知派遣到基隆的亚非利亚大队在内，同时还须定海军步兵各大队的兵额均已补充完备。力不从心的法国政府在这些要求面前退缩了，“如此规模的兵力扩展被法国政府认为是不可能之事，对此问题加以一番审议之后，法国政府乃将进攻淡水的行动予以延搁，并嘱提督暂以占领基隆附近的矿山为满足”。

其实，这是放弃进攻沪尾的一种遁词，“十月八日对淡水所作的企图，永不再试了。而且中国方面在那里坚强地筑了防御工事，派去了很多的军队。我们的战舰留在河口前面，仅仅封锁港口而已，就这样，直到和约签订”。

沪尾的败挫，不但完全抵消了法国占据基隆的胜利，使之变成了不能扩大战果的徒劳之举，更因为沪尾清军的威胁，使基隆变成套在法国舰队脖子上的大石，牵制了它的进一步行动。

孤拔多次指出：

基隆的占领，对于中国政府的决定将不能有所影响。可是由于淡水败战而势在必行的对于台湾的封锁，却将使我们的大部分舰艇受到牵制。

“基隆及其矿山的占领，根据孤拔提督的意见，是既不能作为军事行动的根据地，也不能作为认真的保证占领。即使我们占有了淡水以及基隆、淡水间的整个地域，我们也只能从这项占领上取得一些和必要费用不成比例的利益。

中国会在这一带地方和我们不停地作战，至于目前，准备激战的敌人，其主要目的也许不在将我们逐出基隆，而是要迫使我们将海陆军都固定在这地方；因为我们的海陆军在中国其他地方会更加有效地使敌人受到威胁，敌人便竭其所能地将我们牵制在这地方”。

于是，在占据基隆三个月后，认为得不偿失的法国政府和孤拔不得不考虑自动从基隆撤退的问题。法军占据基隆是为了实施“据地为质”，借以讹诈和勒索中国赔款的政策。沪尾的败挫，使它不得不放弃对基隆的占据和赔款要求，从而宣布这一政策的完全破产。

法国借“观音桥事件”与中国起伴之始，曾将战争重心放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即由孤拔舰队攻占基隆及整个台湾，批诈和勒索到中国的巨额赔款。

沪尾的败挫打破了法国政府的如意算盘，加上授越桂军在北圻的进攻，迫使法国政府拒绝了孤拔为了进一步行动而要求增援的3000军队，并把战争的重心转移到越南北圻，从为勒索赔款而战变为保护北圻而战，战略上的这种巨大转折，说明法国政府已默认侵台战争的失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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