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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沪尾战后，各有所得的中法军队都需要一个消化战利品的时间，于是战场上出现了难得的短暂休歇，利用这一机会，双方都为下一阶段的作战做了紧张的筹备。

乍闻基隆失陷之始，八月二十二日（10月10日)，清政府有旨：

“基隆要地，岂容法兵占踞，著刘铭传乘其喘息未定，联络刘璈，同心协力，合队攻剿，并募彰嘉劲勇助战，将敌兵悉数驱逐。立功者予上赏，退缩者即正法。”

后来并多次有旨催促刘铭传收复基隆。

十月二十九日(17日)，奉旨督办福建海疆事务的左宗棠到达福州之始，就受刘璈等人的谎言所惑，以为台北形势是敌弱我强，也上奏清政府要刘铭传出兵与基隆法军作战：

“伏查法夷犯台兵不过四五千，船不及二十艘；我兵之驻基隆、沪尾者，数且盈万，虽水战无具，而陆战则倍之。抚臣刘铭传系老于军旅之人，何以一失基隆，遂致困守台北，日久无所设施？”

其实，他们都只是从表面上来看问题，并不了解台北抗法清军的真实情况。

刘铭传所以不能立即挥师收复基隆，起码有如下几个原因：

（1）没有掌握足以收复基隆的人力和物力。

沪尾战后，经过多方添募土勇和增调防军，台北抗法兵力增至约一万二千人，但却须分防四个地方：

首先是沪尾，由孙开华、章高元、柳泰和等淮楚七营、土勇三营约五千人驻守。

其次是基隆外围，由曹志忠六营、苏得胜、林朝栋等土勇五营约5500人防守。此外，由刘朝祜所部800人和土勇200人共1000人驻守台北府城，由游击张得贵率土勇300、并练勇200共500人防守新竹。兵分力单，不能集合为一支有力的打击力量。

由于当时疫气传染台北，军民俱病。章高元所部两营1000人，伤亡病故后只剩200余人；曹志忠所部六营3000人，除去伤病，能战的精兵锐卒不足四成，只有千余人。各军的统领营官也大多染病，“提臣孙开华、署台湾镇总兵章高元、总兵柳泰和俱抱重病，曹志忠六营营官无不病者”。“传亦抱病，岌岌可危”。

以至刘铭传后来提及，仍心有余悸：

“其地瘴烟风雨，寒燠不时，将士随臣身临前敌，死于战阵者十分之一，死于瘴疫者十之四五，其幸而存者，类皆瘴疠锋镝余生，恍如再世。”

这又大大削弱了防军的战斗力。至于土勇数虽不少，皆新募而成，既无精械，又没训练，并未具有多大的战斗力。加以军火不足，到九月时“洋火药已缺”。十一月时，“炮弹枪弹无多，一旦用尽，无以御敌”。凡此种种，使得刘铭传不具备收复基隆可能性。

所以刘铭传于十月间致电清政府，申诉不能进攻和收复基隆，只宜固守待援，相机防剿的原因：

“将士伤病之后，气衰力竭；土勇有胆耐劳，只能倚山守险，难当大敌，法兵增即难支持。旨令迅复基隆，精锐无多，难以力取。敌有兵船守护营垒，攻固难，守尤难。兵情不能稍挫，一败不可收拾，惟相机防剿，期保危局。”

（2）人心浮动，内部不稳。

隐伏在清方内部的门户派系之见，以刘铭传撤出基隆一事为契机爆发出来。与刘璈关系较深的台北知府陈星聚等，先是瞒着刘铭传，向刘璈密禀撤离基隆的种种不是，为刘璈攻讦刘铭传提供材料；接着，他们又不计“饷项军械之有无”，违背刘铭传的意思，胡乱添募士勇，以至闹饷鼓噪，差点酿成大乱；最后，陈星聚在多次禀请刘铭传进攻基隆遭拒之后，暗地里又去怂恿曹志忠孤军作战，直到九月十四日挫败以后，才逐渐老实下来。

就在台北形势危急之际，台湾道刘璈也赤膊上阵，撕下伪装恭顺的假面具，一次又一次地向刘铭传发难，制造各种难题，企图把水搞浑，增加刘铭传的压力。

如他不顾台北饷项支绌，绕开刘铭传，擅自给台北抗法各军加饷，从而给刘铭传增加压力。

刘铭传在《严劾刘璈折》中指出：

上年八月十三日基隆退守之后，台北饷需奇绌，该道不独丝毫不济，忽于八月二十日咨行署提臣孙开华、曹志忠等，据称台北12营俱自六月十六日起加足夫价192人，当经臣商将孙开华三营自七月初一日起支，其余自八月初一日起支。该道明知台北无饷，意在诱胁各营噪饷哗溃，危及刘铭传。

其次是抓住刘铭传撤出基隆一事，与左宗棠等内外勾结，大造舆论，“到处谣涿”，“左相反据刘璈禀奏，先催进攻基隆，欲挤台北速失”。

刘璈还按兵不动，见死不救，顽固地违抗清政府的明确朝旨，不肯派兵援助台北军民的抗法战争。本来，在前八月二十二日朝旨指示刘铭传与刘璈“合队攻剿”，就包含有将台南防军抽调部分到台北助战的意思。

但刘璈却在九月二十九日(11月16日)上奏，拒绝这种安排：

“台南合前后中共支应四路，计大小三十营，各路犹以地阔兵单，纷纷请添防勇，势不能不酌予添招。”

既然台南兵勇尚且如此紧缺，援应台北就无从说起了。

十月初三日（20日)，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澄上奏，提出解救台北危机的办法，其中就包括：“闻台南旧有防勇三十营，兵力尚不甚单。刻下法人全力专注台北，似台南各口防务稍松，请饬杨昌浚檄令台湾道刘璈酌拨数营，由陆路前往台北，以资策应，毋得稍分畛域。”

这些奏词虽然语气平和，内里却包含着很深的谴责意思：

当时刘铭传已被实授福建巡抚，台湾道是他的下属，应该听从他的指挥，现在却要由更高一级的闽浙总督来发号施令，不是明摆着出身湘系的台湾道不以国事为重，不肯服从出身淮系的福建巡抚，策应台北的抗法战争吗？所谓“毋得稍分畛域”，实际是说“畛域严重”。

因此，这份奏折其实等于是委婉参劾刘璈。但是，闽浙总督杨昌浚似乎并不在乎，上奏继续偏袒刘璈，拒绝施加影响以使刘璈拨兵北援：“台事可虑，半在法寇，半在堂属不和。刘璈布置不错，刘铭传恶之，若易生手，恐台南不保。”

靠山既然如此护短，刘璈更加有恃无恐，根本不再考虑与刘铭传合队攻剿基隆法军一事。刘铭传只是在十一月因防守新竹需要，以“现在台南防务较松，已饬刘璈酌拨一营前来协守，以顾要区”。还不知道实行了没有。

综上所述，可见在撤出基隆之始，就出现了李鸿章所曾提出过的：以武臣为督师，容易为地方各官掣肘，“督师者号令黜陟，不能必行”的情况。只是在清政府实授刘铭传为福建巡抚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最后，由于侦探手段的落后，刘铭传所得的敌情情报不准确，以至不但不能正确了解基隆法军的虚实，反而往往为其虚张声势所迷惑。

当时，刘铭传对于基隆法军的了解，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派人潜入基隆侦探敌情，他奏称：“现募勇士夜入敌营摸索，时有斩获。“

二是收买法军营中雇佣的亚洲人，通过这两种办法，刘铭传得到的只是一些低层次以至不准确的情报。

如：现彼族据基陆兵多病，三次共添来1500人，分守七营，皆依山靠海。其实，这些都是讹言，在此期间，基降法军非但并未加添，而且由于撤出伤病员的缘故，还减少了几百名兵员。刘铭传误信这些假情报，以至对于法军的实力估计过高，对已方的力量则估计过低，一度悲观祖丧，认为自保尚且困难，遑论攻敌。

根据上述主客观的条件，刘铭传制定了固守待援，缓攻基隆的战略。

他奏称：

“法兵劳师远涉，利在速战，久亦不支。我军惟固守待援，相机进取。此臣因海岛孤悬，兵单器乏，接济为难，期保危局，不敢孟浪进取攻基隆之由来也。”

事实证明，这是克敌制胜的正确战略，是法军最为害怕的。

孤拔于1884年12月24日致电法国海军部长叹称：

至于目前，准备激战的敌人，其主要目的也许不在将我们逐出基隆，而是要迫使我们将海陆军都固定在这地方，因为我们的海陆军在中国其他地方会更加有效地使敌人受到威胁，敌人便竭其所能地来将我军牵制在这地方，从这最后的观点说来，最近的发展已使敌人感到正中下怀。

根据“固守待援，相机进取”的战略思想，刘铭传将孙开华、章高元等精兵强将集中于沪尾设防，而除沪尾本身五千余兵力外，邻近的台北、新竹两处的约二千守军其实也是沪尾的后备兵力，一且法军进攻沪尾，这两处守军很快就能驰援。

同时，刘铭传还在沪尾加强海陆防御：海路是令把总张泽锦在海口添设浮桩800个，以防法舰袭击。陆路则令孙开华、章高元、柳泰和三将各据形势布防，并督修暗沟，安置地雷。这样层层布防，就给基隆法军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敌人将岛上所有的预各兵和在岛上登陆的授军全部召集到淡水。”

在几个星期内，为了防备我们从海上去攻击，淡水竞成了个非凡地设防和武装地域的中心"，迫使法军不得不最终故弃再次进攻沪尾的念头。

对于基隆外围的暖暖、深澳、六堵、七堵、八堵等处，刘铭传则派战斗力相对薄弱的曹志忠所部六营及土勇五营前去防守。其中，曹志忠亲率五营士兵驻扎五堵；派两营土勇分驻六堵、大武仑一带；苏得胜则率土勇两营驻防水返脚。

暖暖的地理位置重要：

“暖暖街离郡不及五十里，离沪尾止六十余里，山后均有小路可通沪尾一口，为敌人所必争。”

原有团董王廷理、周玉谦等所率土勇500名驻守，曹志忠又增拨300士兵前去助防，刘铭传也加派彰化绅士林朝栋所率500土勇前去协守，共同扼守与基隆九弓山法营通近的隘口石梯岭、鸟嘴峰一带，深澳等处的各董也集练助防。

关于他们的设防情况，卡诺写道：在曹志忠九月十四日(11月1日)的冒失进攻失敷后，“认为恢复攻势作战并无利益的中国人，便采取一种更加适合于他们性格的战术。

他们以如下方法对基隆做有计划的攻围：

在占领一个阵地之前，他们必先在那里筑造壕堑；他们必先遮断谷地，封闭接近的峡路，占领山巅，然后向我们的阵地接近，但始终受着掩蔽”。

与此同时，基隆法军在做什么呢？

由于沪尾一战的惨败，冲淡了法军侵占基隆所带来的喜悦，而且在基隆法军头上笼罩了一层恐惧，使得他们非但不敢乘胜扩大战果，占领垂涏已久的基隆煤矿，二次进攻沪尾；还由于担心清军的反攻，而匆匆在基隆修筑防街工事，以图长期困守。

卡诺写道：

“在提督的卓越和勤勉的策动下，基隆在数星期内成了粮库和舰队的补给中心。改为防御阵地的它的附近各处，勉强掩蔽着军队以备敌人的反攻，幸而敌人在占领初期并不想怎样冒险。”

基隆法军的防御阵地主要分为三部分：

西方防街区。

主要设在基隆港西岸的仙洞山一带，由清军原来修筑的三座炮垒改建而成。开始时曾派遭三个中队士兵，配备七门大炮防守，后来因为此处从未受到过清军的威胁，并且由于疾病的传播使守兵病倒不少，于是孤拔逐渐减少守军至一个中队士兵和三门大炮，只防守一座炮垒。

南方防御区。

主要设在环绕着基隆外围的那些高山上：在南面斜坡中腰的一个清军遗留下来的防御堡里，法军改建成他们称为“淡水炮台”的主炮垒，在这个炮台的东南方和西北方的两座险峻山峰的峰顶上，各修一座装甲防舍以与淡水炮台互为掩护。这个阵地派有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海军炮兵分队及六门大炮防守。而在基隆市街南面的一所方形大屋子，则被法军改建成一个方形射击塔，由一个中队的步兵驻守，以保护基隆市区的安全。

东方防御区。

是将清军遗留下来的，由一道辅有浅草的胸墙连接着的三座堡垒改建而成。其中被称为“A点”的炮台派有两个中队的士兵和装备五门炮，其余两个堡垒各驻一个中队的士兵，其中一个炮台只有一门大炮。

为了防守这些防御点，基隆法军用上了大部分的大炮和八个中队的士兵，以至可以用于防御区以外的军事行动的机动兵力，就只剩下四个中队步兵和四门大炮了。这种部署，说明法军已由侵占全台变为只固守基隆一隅之地。兵力的严重不足，使得法军的“据地为质”方针大大打了折扣，以至变成微不足道。

法军的参谋部、勤务部、宪兵队、海军陆战队的预备中队、医院、炮兵厂等部门，都住在基隆街上的欧式住宅区里，海关内的一栋房屋则成为孤拔及其僚属的宿舍。为了防止抗法军民的武装袭击，法军还焚烧和摧毁了众多的中国居民住宅。

法军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港务部。

正当法军忙于在基隆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碰上了一个远比台北抗法军民的武装抵抗更为可怕的敌人一由于水土不服而发生的各种疾病。

卡诺写道：一段时间以来，基隆法军纷纷病倒死亡。他们死于什么疾病呢？死于赤痢、一般衰弱、伤寒症等，但尤其是死于一种被医生称为“森林热”的怪病，这种被人叫做“病”的寒冷的发作，人们都归咎于当地溶解有植物性物质的饮水中毒。

这种病由剧烈的头痛、晕眩、呕吐开始，随后便突然发热，伴随着关节部的疼痛、全身衰弱、精神错乱、恶寒，以至死亡。病的全部发展每每只需数小时的时间，因而有人早晨还是壮健的，午后却已经死去，连将他送入医院的时间都没有。

疾病最初发生在西方防御区内，该地的守军立即死亡多人，以至孤拔不得不将其中一个炮台的守军全部撤退。接着，疾病蔓延到其他法军阵地，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初，法军已病死11人，住院56人。到九月中旬，又有17人死去，52名重病者需要运送到西贡去治疗，350人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执行军事任务。再过十天，又病死了16人，住院生病的士兵有136人，需要休养的士兵229人。到十月中旬，有26人病死，住院病兵增至220人，休养兵增至260人。到十一月初，有23人病死，法军能够作战的兵力已减少到不足1000人。到十二月，又有12名士兵病死。到光绪十一年一月，法军病倒91人，其中31人死亡。总计在侵占基隆期间，法军共病死了135人，远远超过他们在作战中阵亡的人数。

当基隆法军忙于布置防御阵地和对付疾病的侵扰时，就无力对基隆外围的抗法军民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了。

虽然刘铭传力主“固守待援”，但是，迫于上下的压力，他也不去强硬制止部下要进攻基隆的冲动，以便能够有机会用事实来证明自己决策的正确性。

于是，便有了九月十四日曹志忠部进攻基隆法军的尝试。

事情是由急于收复基隆的台北知府陈星聚引起的。陈星聚大概侦知仙洞法军染病撤退的消息，“妄听谣言，谓基隆法兵病死将尽，又谓业已退去上船”。在多次面禀请求刘铭传进攻基隆均遭婉言拒绝的情况下，就转而去怂恿驻兵水转脚的曹志忠，“并以危言激之”。曹志忠原为基隆守将，有守土之责，虽然撤离基隆是奉命行事，但内心可能并不好受。

加上由于对近代战争规律缺乏了解，不能正确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听了陈星聚的话后，一时愤急，不经请准刘铭传，遂于九月十四日率领本部能战将士1000余人前去进攻基隆法军。刘铭传大概对此也不会毫无所知，但也不作阻拦。

卡诺记载此次战事称：

这天清晨6时左右，法军南方防御区的哨兵报告有大批中国军队接近，他们从淡水河转弯处出现，朝着通往淡水炮台的各地前进。当法军吹起作战的号声并且展开射击时，中国军队绕开法军右翼防线继续前进，他们的首要目标似乎是法军因守备队受到传染病蹂躏而于三天前放弃的一个炮台，这一特殊事件显然已被他们知道了。

虽然清军对于淡水炮台的奇袭战是很猛烈的，但是，在法军的排枪和大炮的猛烈打击下，清军的行动遭到阻挠，作战半小时后，清军放弃了他们的包围行动并向西南高地寻觅退避之处。在同一时刻，另一股清军出现在法军阵地东南方通往淡水盆地的山峡顶上，他们人数众多，遮满了山峰并以战斗队形朝着法军防线的左翼前进，这批清军在法军的狙击下受到了显著的损失，最后也只得退却了。

清军的进攻虽然在整个防线上都受到阻挠，但他们并不因此就停止进攻。到7点钟，他们又对被称为“鹰巢”的法军据点发动进攻，甚至将一门轻炮拉到距离法军据点200米的地方射击。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清军显得非常勇猛，有着法军前所未见的勇气和自信，以致法国阵地一度遭到完全的包围。但是，由于法军的顽强抵抗，而别的据点的法军又以炮轰和枪击来作火力支持，并派出援军前来。清军经过半小时没有效果的努力后，终于撤退了，他们边战边向南方退走，借着丛林和高低起伏的山岭掩护而消失了踪迹。法军则直到10点钟，才停止射击。

通过这次进攻失利，刘铭传更坚定自已“固守待援”的方针，“臣屡于该镇等三令五申，不必图攻轻进；若为基隆一隅之地而失台北大局，获咎更重”。而法军在战斗中据说仅负伤一人。

法军得胜以后，即于第二天派出一支由四个中队法军组成的轻装部队，离开基隆去侦察淡水盆地。这支部队行进至离法军阵地约八里的七堵地方，与驻守在这里的清军遭遇，相互射击一阵后，法军不受任何损失地回到基隆。

八月二十二日，张之洞曾致电刘铭传，提出一个对付法军的办法：

“洋兵最患夜战，不得眠息，若分（兵勇）为十余起，分路更番，日夜扰敌，疲其兵力，耗其子药，数日法必困，官军乘乏，然后可胜。”

现在，明攻既难获胜，又无坐视敌人在基隆从容布置的道理，于是，刘铭传便实施张之洞的办法，“现密选勇敢之士，悬以重赏，乘夜袭其边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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