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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运动中，曾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于1865年聘用法国人日意格等，在闽江海口江畔的马尾地方，办起了中国的第一所船政局和福建水师。

有此渊源，直至中法战前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法国对福建特别是马尾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中国其他地方的了解。因此，当中法重新起衅后，法国提出“据地为质”的方针时，福州（实际指的可能是马尾）就被作为首选目标提了出来。

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李福协议草签后，清政府加强各处海防时，就派主战最力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前往会办福建海疆防务。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张佩纶到达福建。在与地方各官见面后，勤劳王事的张佩纶马上赶赴马尾视察防务，并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二十八日，将军亲往长门，张星使移住马尾洋楼，劾参闽安协蔡康业，以张诚代之，马尾一切水师惟张城号令是听"。

张佩纶这样重视马尾的防御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天下滨海诸省，独福州海口奇险天生”。

刘子明、丛培在《中法马江战役军事部署初探》一文中称：

从海口到马尾有30公里航程，其中，长门是由海入江的第一要隘，航道水深礁少，大型舰船可直达马尾。长门、金牌两山相峙，中流一束，江面宽仅380余米，总扼芭蕉、五虎、连江三个入口，实为江海之锁钥，福州之门户。

闽安是由海入江的第二要隘、闽江之咽喉。南北两航道至此复合为一，地势险要，两山夹束绵百十余里，水道较窄，最窄处不及百丈，南岸沿江无路，修有设炮六门的暗炮台和设炮八门的明炮台。北岸虽能行人但崎岖，有设炮七门的铁炮台，田螺湾炮台仅有旧式杂炮数门。马尾据闽江口之上游，闽江与乌龙江汇合之处，江面宽阔，罗星塔与海关间宽两里半，水深流缓，为兵商轮船极稳之锚地，是福建水师的基地。

马尾船政局也设在这里，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即厂区，内设锤铁厂、拉铁厂等11个厂；学校，内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以及住宅区。到开战前，已造成各式轮船24艘，开工而未完成的轮船一艘，近三万吨。

时任船政大臣的广东大埔人何如璋，字子峨。1868年中进士，1876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驻日公使，1880年回国后任詹事府少詹事，1883年改任船政大臣。在战争中，他负有指挥水师、保卫船厂的责任。

但他是个书生，并无军事阅历和经验，而且权限不大，难以担负与法国水师对敌的重任。而在战事爆发前夕，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张佩纶赶来帮助指挥。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他是同治年间的进士，1875年授侍读，1883年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并在总理衙门行走。

他是当时被称为“清流派”的一班谏官的主将，曾经奏劾不少大员要吏，因而也滋长了一种睥睨天下的傲气，使他在潜意识中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曾纪泽轻视法国军事力量和海军言论的影响。

他在对待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持强硬态度，多次上奏主战，特别是主张出动中国海军与法国海军作战。

他在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2月26日)上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时，就把法国称为“收合余烬之法”，意为在普法战争惨败后未能完全恢复国力，因而法国侵越海军舰队也就不会很强大。有不把法国侵越海军放在眼里的意思；同年四月初十日(5月26日)，他与陈宝琛联衔上奏《存越固边宜筹远略折》称：中国只要从超勇、扬威两舰中移缓就急，酌调一艘，并得力师船数艘分布粤洋，“虽未必能出洋搏战，而琼崖驻有兵轮，则有可捣西贡，可巡神投、多渔各海口之具"。

六月二十日(8月3日)，张佩纶上奏《统筹法越全局折》，就用轻蔑的口吻称：

法之兵船在越海不过十余艘，中国只要“征津之冲船、闽之轮船驻琼崖以拟其后，可以牵制西贡，可以直捣富春，可以尾截神投之辎重”。从而断言法军舰队在中法对峙中将会失利。

一年后，张佩纶在光绪九年五月十七日(6月21日)上奏《边情已亟宜早定宸谋折》时，几乎逐字逐句地又把这些说词重复了一遍。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严重轻敌情绪。

但是，随着援越桂军在北宁的战败，事后，朝廷追究北宁战败的责任，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军机处被全体撤换。而举荐徐延旭最力的张佩纶则自知罪孽深重，难逃公论，只好准备接受言官的弹劾和朝廷的重责。

他曾多次致函李鸿章称：“误荐晓山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

以至无颜在朝廷再呆下去，有“求去”之心。

但是，由于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统治阶层对张佩纶颇有好感，所以，尽管人言汹汹，弹章不断，张佩纶却不但没受惩处，反而被命出任会办福建海疆事宜。

从后来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张佩纶的这个新差使相当于是中央政府派到地方的钦差大臣，地位几乎与总督平行，可见，他实际上是被破格重用了。

清政府就是在关键时刻，以这个异乎寻常的行动，宣布了对张佩纶的信任，并让他远离京都是非之地，实际上就是示意朝臣不要追究他误荐徐延旭的责任。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让他出任会办福建海防，其实是慈禧太后对他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

张佩纶曾不无得意地致函李鸿章称：

“恭（亲王）、李(鸿藻)黜，徐、唐逮，而鄙人独中流容与，如绵之受弹愈起，岂非咄咄怪事哉！”

并点明是慈禧太后对他的特别眷顾：

“丹老来述慈圣面谕，命不候假满即出。似此内隙可弭，深恩难负。人当腼颜一出，涕泣一陈，冀回天恩。”

所谓“内隙可弭”，指的是平息言官对他的弹劾。这件事，后来却被一些人渲染成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

张佩纶在赴任福建之始，曾致函李鸿藻称赴任福建的想法：

“抵闽三日，略得大凡，炮台苦卑，船局苦敝，枪炮苦杂，子药苦少，而十羊九牧，朝令暮更，尤其辋弊。就福建论，既有将军会办矣，就台湾论，又有省三督办矣，鄙人来此，岂非赘疣？初意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覆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所见颇决。”

正是因为带着这种失意情绪，所以他有一种不顾一切也要将功补过的趋向。

当他拒绝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要他撤出与法对峙的军舰的命令时，就有人讥讽他“好奇尚气，好胜沽名”，并非毫无根据。天生傲气而又急于表现，就成了他在指挥马江之战中犯下战术错误的思想基础。

马尾船政局濒临马江，日常只不定期地驻有兼任福建水师营务处的“扬武”舰及“福星”、“福胜”两舰，其余各船则分驻台湾、厦门等地及出援广东、浙江等省。

在张佩纶离京赴任之始，曾上奏《拟将闽局轮船抽调聚操》一折，得旨：闽局所造轮船分防各省沿海，难以聚操，“张佩纶到闽后，先就留防本省之轮切实考校，认真操练，以立始基”。

所以，他有权调动和指挥福建水师的舰船。他于闰五月十一日(7月3日)到达福建，当即巡视各处海防，然后回到省城福州。然而，这时，中法很快就因观音桥之战起衅，形势已不容张佩纶“从容筹度”了。

当法国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索偿巨额赔款的要求后，法舰陆续进入马江，以防中国不肯就范时，即占据马尾，实行“占地为质”的阴谋。

面对法国咄咄逼人的侵略势头，张佩纶曾与闽浙督抚商讨应付办法。据欧阳昱《见闻琐录》，当7月13日法舰要求进口时，闽浙总督何璟曾举行会议，参加讨论的福建大员共四位：

“制军（何璟）会议，张幼帅（张佩纶）居首座，将军（穆图善）、中丞（张兆栋）以下概在列。”

在这个会议上，张佩纶主张阻止法舰进口，但何璟等查阅历次寄谕，发现早在四个月前，福建督抚曾就类似事情电询过李鸿章：

“设有法国兵船进口，应否阻止，抑分别多寡，如问措置为妥？”李鸿章答复：“各国兵船应听照常出入。推法船进口，若只一二只，尚未明言失和，似难阻止；若进口过多，似应派员询其来意，劝令速去，宜避嫌疑，免致民情惊惶。”

在随后清政府给李鸿章、何璟的电旨中，两次指示：

“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皇。”

法舰进入闽口的前十天，清政府在7月2日的电旨中，还命令沿海将军督抚：“彼若不动，我亦不发。”

由此可见，允许法舰进口，是清政府早在战前已确定的方针，也是此前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国防的束缚，不能归咎于哪一个具体的人。

张佩纶于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得到李鸿章传来的一个消息，即法军可能于二十八日进攻船政局，遂冒雨带兵连夜赶到马尾，与船政大臣何如璋一道指挥抗法事宜。陆上防御包括修筑炮台、举办团练、招募陆军、埋设地雷、储藏粮食等。

六月二十日(8月10日)，张佩纶报告陆上防务称：该处原有陆兵两营、水师一营，“并饬闽安协副将杨廷辉招募两营，补用副将杨美胜、记名提督沈茂胜、补用道刘倬云各募一营，分扎马江及南台”。

期间，不知是不是这样一件事引起张佩纶的误会。

他在二十九日(7月21日)函告黄再同，言下似有法军胆怯的意思。又致函安圃侄谈此事：“敌本虚声，今亦中止。今退去两艘。吓我不动，去吓老穆矣。”又致函李鸿藻：“法人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二十八夜战定可胜。

轻敌之意滥于言外。六月十四日(8月4日)向清政府奏报防务时，他还提到这事。

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使张佩纶头脑中存在的轻视法国海军的战略思想，变成了集中华舰与法舰对峙的战术思想。

六月初一日(7月22日)，张佩纶有电给总理衙门称：

“彼（指法舰）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

将一般适用于陆战的军队数目多少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的规律，搬到海战上来。

而何如璋是船政大臣，福建水师舰船的调动正在他的职权范围，所以在闰五月下旬就调集了“扬武”、“福星”、“福胜”、“建胜”四舰，“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

接着，张佩纶和何如璋还多次致电清政府，要求及时调拨南北洋和广东水师的舰船前来马尾助战，朝廷纳奏，向南北洋下达了旨令。

但南北洋大臣则比张佩纶更有军事头脑，认为海战以军舰的强弱分胜负，而不以舰船多少分高下，当时中国舰船远较法舰弱小，以弱舰敌强舰，无异以卵击石，因而都拒绝派船援闽。

为此，张佩纶以及会办南洋的陈宝琛还和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冲突；只是张佩纶通过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等的特殊关系，调回了福建水师原来调给广东的“飞云”和“济安”两舰，张佩纶在致安圃侄函中称：“香涛以两船及五营来援。”

何如璋则调到出差在外的“振威”和“伏波”两舰，以及一些旧式师船。

还在闰五月底，张佩纶有信给陈宝琛谈其对法舰的看法：

“佩纶所以促南北师船来此者，敌入内港，若水陆夹击，截其后路，实可一胜，欲以破其恫喝之计，而和议亦可得体。”

他六月十四日奏报清政府：

法三船在口外，内船仅多于我两艘，全队登陆，则我水军牵之；以半登岸，则我以二千人敌其数百人，彼未必遂胜。深入数百里，我处处可以截后，而连日潮汐小信，敌船可出入者不过一二时，皆犯军家之忌，此又微臣所以欲战之故也。为此，张佩纶得到清政府的称赞：“览奏具见勇敢，布置亦合机宜。”

六月十八日致安圃侄信称：

“以马尾地势、法人军谋而论，战必先水。现在法船仅九艘，我船足与相当…但敌不骤增多船，水战未必能败。”

六月二十日电告张之洞：“论闽口现在敌情，先发可胜。”

在当时的海战中有一个规律，在一般的情况下，弱舰应该避免与强舰对敌。早在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月4日)复议曾纪泽的建议时，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指出中国水师并非法国海军的对手：“法人水师最精，如中国沿海兵轮未必足以示武，不过聊备一著。”

而李鸿章更清醒地看到中法海军力量的巨大差距，曾多次奏称：中国“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速与西国兵船决胜大洋”。

南北洋水师统领可能多少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肯将他们手中的舰船派来送死。

光绪十年六月十五日，李鸿章曾电寄总理衔门：

“鸿等前在烟台，曾上法铁舰看操，其船坚炮巨，实非南北各船所能敌。今法两铁甲驻闽港口以堵外援，我船铁板厚仅五分，易被轰沉；即曰尾缀勿战，若开衅彼必在海面寻战，倘挫失，徒自损威，于事何济？”

而张佩纶、何如璋不懂海战规律，把陆战和木帆船作战的一些作战方式如“靠近击撞并碎”等，放到新式炮舰的作战上来，何如璋甚至自以为是地写信给他的弟弟：认为福建水师“力足制敌”。

在这些糊涂想法的指导下，他们千辛万苦地将散在各处的弱舰调巢，送到法方强舰的炮口下当靶子，无异是将羊肉送进虎口，怎么不闯祸呢！

至开战前，总共调集了11艘舰船与法舰对峙。它们是木质兵轮“场武”(1560吨)、“福星”(515吨)、“伏波”(1258吨)、“振威”(572吨)、“飞云”(1258吨)、“济安”(1258吨)、“艺新”（245吨)，木质商轮“永保”(1358吨)、“琛航”（1358吨)，“建胜”(250吨)，“福胜”(250吨)，总吨位约一万吨，装备大小各种炮50尊。

“所有这些船只都是木制，未装铁甲，外表美观，但质地脆弱。船身借一些不透水的壁板，多少得以免于沉没。”

加上船上没有机关炮，也没有机关枪，因此，对法方的威胁不大。至于另外九只武装的师船，每只装有七至八尊旧式平滑大炮，载有60~70兵员；另外两只很大的帆船，至少载有兵120~150人；七艘汽艇及三四只使桨小艇，都在船前头装有水雷发射器；其他又有很多装上爆炸物的火攻船，在法舰看来，不过是一些炮靶罢了。

张、何还为各船添配弁勇火夫。六月二十日奏报清政府称：

“各轮船添配升火炮勇水手等项：‘扬武’八十名，“济安、‘飞云’各五十名，‘福星’十五名，‘永保’二十名，‘伏被’三十名，‘福胜’、‘建胜’各十二名，平海中营一号师船添勇十名，平海左右营师船八号添勇一百六十名，就近在尚干乡饬在籍二等侍卫林培基选募水师弁勇火夫共三百四十一员名；署督标水营参将傅德柯招募水勇哨弁火夫一百五十员名；候补水师游击募水师弁勇七十九员名。”

与中国舰船对敌的法舰也是11艘，其中“凯旋”号为装甲战列舰，“野猫”号为铁甲炮舰，“德斯丹”号、“杜居土路因”号、“费勒斯”号为一级巡洋舰，“窝尔达”号为轻巡洋舰，“益士弼”号、“复蛇”号为炮舰，“南台”号为运输舰，还有45号和46号鱼雷艇以及四只小汽艇。

这些舰船总排水量将近15000吨，除“南台”号和两艘鱼雷艇不计外，其他八舰的总炮数为72门，其中，24厘米重炮六门，19厘米大炮约5门，14厘米大炮约47门，各舰艇还配备了每分钟可发射60发子弹的机关炮及机关枪。

和中国舰船火力相比，占了绝对优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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