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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战败后，徐延旭被革职拿问，溃败的桂军大部分被裁撤，清政府改任潘鼎新为广西巡抚，配以从各省抽调的精锐生力军，赶赴广西前敌抵御法军。

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合肥人。1849年中举，1857年从军。1861年奉曾国藩之命募勇成立鼎字营，编入李鸿章新组建的淮军序列。1862年，潘鼎新随李鸿章赴上海与太平军作战，所部逐渐配备洋枪洋炮，并扩充至十营之众，战斗力也不断提高，成为淮军的主力之一。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潘鼎新逐渐升官。

同治年间，从知府、道员擢升至山东按察使、布政使、云南布政使，光绪二年（1876年）升任云南巡抚。同时还获赏黄马褂、赐敢勇巴图鲁名号、加头品顶戴、予云骑尉世职、晋一等轻车都尉。

光绪三年，他与云贵总督刘长佑交恶互参，因清政府左袒刘长佑，潘鼎新遂去职，从此赋闲在家。光绪五年，他的老上司李鸿章曾把他接到天津帮助筹办海防，并千方百计为他图谋复职，都被清政府以“物望未洽”为由婉拒。

中法衅起之始，李鸿章曾希望潘鼎新能任广西巡抚，由于张佩纶等谏官上奏反对而未果，张佩纶称：“其人特偏禆才，难以独当一面，内多欲而外无威，终必偾事，”只得在光绪九年署理湖南巡抚，很快就因“开爽明晓，事理平易”而获真除，仕途重变顺遂。然而，广西前敌抗法形势的陡然变化，却完全改变了潘鼎新的人生道路。

早在光绪九年十二月，因为担心北宁援越桂军无法抵御法军的进攻，张树声便致电李鸿章，建议用潘鼎新取代徐延旭主持北宁战事：

“如得琴轩（潘鼎新字）任桂事，则能联岑，能用黄，前敌一气，庶望有济。”

虽然清政府没有马上批准，但李鸿章已写信与潘鼎新谈及此事，潘鼎新于光绪十年二月十二日(3月9日)复函，“已有慷慨筹边之意”，被李鸿章认为“尚非外行也”。

直到二月十七日(14日)，李鸿章向清政府报告北宁战败的噩耗，由军机大臣李鸿藻出面推荐，两天后清政府才匆忙下旨：“湖南巡抚潘鼎新驰赴广西督办军务。”廿九日(26日)又命潘鼎新署理广西巡抚，接统广西边军。奉旨后，潘鼎新随带湖南抚标小队560人，于三月十三日(4月8日)自长沙启程。途中接奉十七日(12日)朝旨：“广西巡抚著潘鼎新补授”，四月廿七日(5月21日)驰抵龙州视事。

与徐延旭相比，潘鼎新有许多长处。

首先，潘鼎新虽然官居文职，本人却是行伍出身，历经战阵，军事经验丰富，特别是具有较多的近代战争知识。早在上海、江苏等地镇压太平军时，潘鼎新除所部大量使用洋枪洋炮外，还曾奉命兼统上海的英国教练勇和常胜军，“于洋人火器用法颇知究心，所部鼎字淮勇十营，洋枪居多，内有开花炮队一营，炮位器具皆臣陆续购自外洋，为中土难得之物，堪为海疆镇守”。光绪五年后协助李鸿章筹办海防，见识更加开阔。

光绪九年四月，李鸿章奉命督办滇、桂、粤三省军事，就欲借重潘鼎新：“执事倘能据鞍顾盼，率诸将以南征，足张吾军矣。”

后因清政府改令李鸿章回任北洋而不果行。

当他于光绪十年二月十九日（16日)临危受命前赴广西时，李鸿章廿五日(22日)去电鼓励他：

“执事老于戎行，智深勇沉，断无避危畏难之理，务望闻诏即行。此局全仗执事挽回，切盼切盼！”

期望很高，寄托很大。

其次，潘鼎新在官场的关系较多，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帮助。李鸿章是潘鼎新的同乡兼老上司，二十余年来两人的关系一直密切。而李鸿章在清政府中地位特殊，权势很大。他既能随时窥伺清政府最高领导集团的决策和动向，又有与各国使节交涉的便利，因而能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政治迷雾中，掌握底蕴，抓住要害，提供给潘鼎新作参考。

李鸿章自己也有丰富的政治和军事经验，对于未来战事的预测和决策定计，也比一般纸上谈兵的御史言官易中要害，随时奉告，对于潘鼎新也会是不小的帮助。李鸿章掌握军事二十余年，囊中尽多精兵良将、新式枪炮，可以大量接济潘鼎新。此外，潘鼎新在淮军时与张树声长期共事，关系融洽；在云南任官时，又与云贵总督岑毓英同事，关系尚好。

他在三月二十日(4月15日)奏称：

“臣维张树声与臣结交最久，岑毓英相契亦深，谊属寅僚，而情同手足。矧边蠹有事，同在行间，尤当针芥相投，患难与共，断不敢稍存意见，致负平生。”

至于与诸将的关系，则周寿昌原是淮部旧人，杨玉科、蒋宗汉均为云南故将，苏元春、方友升、陈嘉则是湖南新交，都有一定的渊源，而不似徐延旭那样在武员中孤陋寡闻，交游寥寥，仅得一个赵沃作为亲信的情况可比。

再次，是由于北宁战败，就宣告清政府的“示形慑敌，援越抗法”决策的失败，潘鼎新前赴广西，是为了防备法军乘胜侵入我国西南边疆，负有保境固边的责任，意义较单纯授越抗法更为重大。清政府对此比以前更为重视，再加上李鸿章等人的帮助，使潘鼎新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得到极大的支持。

关于财力支持。

在潘鼎新受命之始，李鸿章就在三月初二日(3月28日)去电为他出谋划策，要他向清政府提出解决军费问题：“饷需请拨，未必有著。"

于是，在四月初二日(4月26日)甫抵桂林，潘鼎新就上奏清政府提出：

“臣添此一军(指潘鼎立五营)合之前所调杨玉科、方友升、苏元春、叶家祥等将及二十营，每月需饷银五万数千两，除苏元春、叶家祥共三千余人若能仍用湖南原饷外，尚须银四万余两，可否饬部照数筹拨。”

对于筹拨广西前敌的军费，清政府早就有所考虑。户部曾于二月初一日(2月27日)上奏，自五月起至十二月底止，由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省和江海、闽海等关，每月共协拨广西饷银四万两。

三月廿四日(4月19日)，清政府有旨：著准潘鼎新截留京饷十万两，以资饱腾。四月十八日(5月12日)又有旨：潘鼎新现需军饷，拟于前拨云南银100万两内拨给银30万两。苏元春等所带三千余人仍用湖南原饷。

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再次指示：所有苏元春一军，除留湘营外，共到粤1800余人，所需饷银，仍著庞际云按月拨解，毋误要需。这样，潘鼎新在赴任之始，就得到清政府拨给的七十二万多两军费，超过徐延旭等所得65万两军费的总和，基本能满足了前敌的要求。

关于物力支持。

早在二月甘五日(3月22日)，李鸿章就函告潘鼎新准备拔给他的军械：前携去毛瑟枪千支，即尽数带往。顷解两批后门枪炮，由振轩转拨，即尽数提用。

三月初二日(3月28日)，又再函告潘鼎新：

六月间订购克鹿卜过山小炮，到沪当再分拨二三十尊，可专立炮队二营，再调教习弁勇随往。十二日(4月7日)，因为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粤军所用军火等项，极关紧要，并著设法接济。李鸿章于十七日(12日)复奏，干脆提出要将原来推备拨济滇、桂两省的军火两磅过山炮十尊，林明敦后膛枪一千杆，士乃得后膛枪二千杆，配齐子弹各项，全部转拨给潘鼎新。

因电商两广督臣张树声全数截留梧州转运局，就候提用。并咨明潘鼎新知照，可备目前急需。

七月初一日(8月21日)，李鸿章去电潘鼎新：

“前咨拨尊处后门枪、克鹿卜过山炮是极精品，应遴委员搭轮赴沪提解。”

可能又考虑到潘鼎新派员赴沪提解有一定困难，李鸿章干脆自己找人代运，于初三日(23日)又通知潘鼎新：“枪炮电苏道代解，月杪可齐。”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大概是受到李鸿章的感染，已被解除两广总督职务的张树声，也在等待交卸期间，尽自己的能力所及帮助潘鼎新。

他于五月廿九日(6月22日)报告清政府：东拨西饷，潘后军共解11万。现又在东省炮营内抽来复炮六尊，借拨新购毛瑟枪千杆，子30万，解济要需。闰五月初十日(7月2日)又称：“东省现又加拨毛瑟子二十万，洋药十万斤，钥帽三百万。”

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也于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一日(2月25日)电称：

“冬腊两月解过桂军士乃得枪千五百杆，毛瑟各种弹百七十万。闻谅急，电饬龙局截留唐、刘枪千济桂。”

这样，潘鼎新就从李鸿章、张树声和张之洞等处得枪近一万支，炮50尊。

此外，潘鼎新还通过其他办法弄得部分枪械。

一是争取各省援助。如他四月初二日奏调安徽皖南镇总兵潘鼎立募勇五营2500人，就要求两江总督配以枪炮军械，四月十八日有旨批准了潘鼎新的要求，著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荃遵旨办理。

曾国荃于光绪十年五月十八日(6月11日)复奏：

“皖南镇总兵潘鼎立招募淮勇赴粤，奉旨由两江拨给枪炮。经臣伤军械所于五月初三日(5月27日)拨发温者斯得十七响步枪四十杆，药弹一万六千颗，马梯尼枪六百杆，铜管自来火子十八万颗，燕非来福枪一千五百杆，铜帽二十万颗，点交该镇来弁领齐。”

潘鼎新奏调的杨玉科招募三营1500人，据四月廿二日(5月16日)上谕：“杨玉科在湘募勇，已将应用后膛枪如数选配给领。

照此类推，则方友升四营2000人及赵济所募一营500人，亦应由各省配给枪械。二是通过奏调各省现役防军，连人带械一起携赴前敌。如奏调湖南防军苏元春所部五营1800人，周寿昌所部黔军一营500人，以及潘鼎新本人随带的湖南抚标小队560人（疑为由叶家祥统带），估计随身都有枪械，这样又解决近3000人的装备。此外，先期到达前敌的王德榜所部楚军十营已配备有枪械，溃退裁撤余下的桂军估计也会有部分军械。

综上所述，潘希新到广西前敌督办军务，所率各部将士军械装备都要比徐延旭时候充足精利，从而为与法军打硬仗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至于人力支持。

一是由清政府出面，主动指调各省生力军给潘鼎新调遣。三月十二日(4月7日)，清政府指示李鸿章推荐其他得力将领给潘鼎新调用：

“前有旨令潘鼎新署理广西巡抚，克日驰往接统徐延旭所部各营。边事正殷，需才孔亟，潘鼎新到粤后，必须有人相助为理。著李鸿章于各将领中择其堪胜边疆提镇之任者，据实保奏一二员，听候简用。”

十七日（12日)，李鸿章复奏举荐唐仁廉、周寿昌二将，三天后，清政府批复，不但允准了李鸿章的举荐，而且加派驻军湖南永州的记名提督苏元春所部五营前赴广西。

但是，唐仁廉奉旨署理广西提督后，“求奏拨专饷未允，求带仁字一巷亦未允，遂观望不前”。并由于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四月十四日(5月8日)上奏，以海防紧要为由，请仍以唐仁廉留驻北塘。清政府纳奏，将唐仁廉留而不遣，改派了丁忧在家的湖南籍记名提督方友升募军前往广西，于廿四日(18日)有旨：“所有驻扎永州之提督苏元春统带防军二千四百余人，著潘鼎新全数调往，俾资厚集。并著委提督方友升招募二千人陆续前进。”

在此前后，清政府还曾令告病在籍的前广西提督冯子材驰赴关外接统黄桂兰所部各营，前浙江提督黄少春酌带江南五营驰赴广西，与潘鼎新会办军务，均因故未果行。

二是潘鼎新自己提出奏调人员，由清政府允准调往。

如潘鼎新曾奏：

“粤西边防吃紧，奉命前往援剿，已奏请著杨玉科招调旧部一千人，作为亲军，随同前往，统领粤西防军。”

清政府于四月廿四日批复：

“潘鼎新奏请调员差遣等语。前广东高州镇总兵杨玉科，即著准其带领亲军并旧部弁勇，随同潘鼎新前往广西。署四川越隽营参将徐联魁、署四川阜和协副将蒋宗汉、江苏候补道赵济川，著曾国茎、丁宝桢笏令各该员迅速前赴广西军营，交潘鼎新差遣委用。”

又如允准潘鼎新奏调潘鼎立等。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清政府调给潘鼎新差遣的这些将领，大多是清军中的一时人选，《清史稿》上的有名人物，远胜于无籍籍名的黄桂兰者流。

如苏元春，广西永安人，生得躯干雄硕，轻对好士，能得人死力。其父因抗拒太平军被杀，苏元春遂投入湘军。在镇压太平军和贵州苗瑶等少数民族起义中，积功晋提督，赐号健勇巴图鲁、更勇号锐勇、法什尚阿，赏穿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赐头品秩。到广西后，即调剿思恩莫梦弼之乱，因功为潘鼎新保奏，于五月奉旨署理广西提督，很快就得实授。后来因为参与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及督办广西边防的缘故，成了清末的名将。部下有骁将陈嘉等。

陈嘉，字庆余，广西荔浦人，从苏元春征伐，累勋授记名总兵，赐号讷思钦巴图鲁。他在苏元春部下一直担任先锋头敌，打仗骁勇，屡建奇功，战后伤发，战殁于防所。

杨玉科，回族人，祖居湖南善化，寄籍云南丽江。早年随岑毓英镇压云南杜文秀起义，为将素有谋略，用兵如神，曾被刘坤一称为：“年力正强，留心洋务。”左宗棠称他：“才略出群，饶有气概，战阵勇往，实为边才之选。”

积功至提督，赐勇号励勇巴图鲁，易勇号瑚松额，赏黄马褂，两予骑都尉世职，改一等轻车都尉，晋锡二等男，赐头品服。先后署理云南开化镇总兵、广西右江镇总兵、广东高州镇总兵、署理广东陆路提督，光绪初年告病回籍调治。

光绪十年为潘鼎新举荐募勇2000人随征，实际募得广武军三营1500人，于闰五月十二日(7月4日)弛抵边关防所。部下有骁将蒋宗汉等。

蒋宗汉，云南鹤丽人。投军后隶杨玉科麾下，每战辄为先锋，智勇双全。积功赐勇号著勇巴图鲁，更勇号图桑阿，擢记名提督，赏黄马褂。曾署腾越镇总兵，实授顺云协副将，杨玉科战殁后，代统其军，在取得镇南关大捷中立下功勋。

方友升，湖南长沙人。咸丰末从军，随左宗棠、刘锦棠西征，有骁勇名，“宗棠大器之”。积功至记名提督，赐勇号哈丰阿巴图鲁，赏黄马褂，赐头品秩。光绪八年丁母忧归，奏调后，募勇四营2000人从征。

周寿昌，原为淮军大将周盛传部下将领，李鸿章评论他：

“淮军讲究利器，以盛军为最。现贵州安义镇周寿昌为海舲所擎赏，性情虽少有出人，精悍能战守，又略习枪炮用法，似可就近奏调。”“且与潘鼎新曾共征役，气谊投治，采用洋械，亦知讲求”。

奏调后，率带黔军一营500人赴桂。

潘鼎立，是潘鼎新的堂弟，五月招募五营2500百人赴桂，七月，“触暑遄征，中途病故”，死于广州天字码头。所部改由潘鼎新亲自率领。此外，尚有叶家祥率领的湖南抚标小队560人，江苏候补道赵济川招募的亲兵一营500人。

这样，潘鼎新奏调带赴广西的各省生力军就有将近一万人。

此外，先期到达广西的王德榜所部楚军及裁撤归并后的援越挂军中，也有一些骁勇善战的将领，如王德榜、董履高等。

王德榜，字朗青，广东东莞人，三世前迁居湖南江华。咸丰初与其兄起乡兵对抗太平军，后隶左宗棠部下。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积功擢升福建布政使，赐号锐勇巴图鲁，赏黄马褂。复随左宗棠西征，因为有勇有谋，屡建奇勋，受到降敕褒嘉，赐头品秩，以丁母忧坚请解职回籍省墓。

光绪七年入京，教练火器、健锐诸营。

左宗棠为江督时，饬留江南督其旧部专办修水利石工，对其评价颇高，曾致书李鸿章称：

“王朗青英锐能战，亦一时之选。”

光绪九年，左宗棠欲赴抗法前敌，因误信刘永福为王德榜旧部的讹言，趁王德榜回籍省墓之机，命其募兵八营，配以枪械入桂，以作前驱。

在赴桂途中，王德榜又派员到广东东莞、连州增募两营，合以原募共十营5000人。部下有骁将张春发、肖得龙等。

张春发，字兰陔，江西新喻人。初隶刘松山麾下，从征陕西，积功授记名提督，赐号杰勇巴图鲁，更勇号哲尔精阿，赏黄马褂，予世职。治军严，尝云兵佚则骄惰，以故朝夕躬训练。

肖得龙，湖南蓝山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积勋至记名提督，赐勇号博奇巴图鲁。

董履高，字仰之，安徽合肥人。同治元年春投入李鸿章淮军营中，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积功授记名总兵。光绪五年，随张树声至广西，署浔州协副将。

中法等起，奉命寡军四营移屯南宁、龙州，以备策应。光绪十年，再署浔州协，旋因参与平定思恩莫梦弼之乱，著以提督记名，并赏给奇车伯巴图督名号。

调署新太协，仍驻龙州。张之洞曾称誉他：

“智勇深沉，勋勤卓著，忠勇苦战，公论交推。”

有了这些人力、物力、财力作基础，广西前敌的形势大为改观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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