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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五年(1651年)四月,永历帝朱由榔的嫡母王太后去世。
这位“性慈惠,通大体”的女性,最了解其子非治世之才,曾竭力阻挠朱由榔即帝位。
而朱由榔当上永历帝后,她操尽了母亲之心,多次垂帘干政。对永历帝之失有所匡正。
1、永历帝求援罗马教廷事件但囿于见闻,她所信任的是太监夏国祥这类谄佞小人,而夏与马吉翔等狼狈为奸,他们又与奸臣悍将相勾结,许多坏事便通过夏国祥影响太后。
太后发令,永历帝“虽知其不可”,但却“不敢违”,而加以推行。
当遭到群臣谏阻时,太后便垂帘,“引群臣涕泣”说:
“予唯一死以殉社稷,不似尔等可去可降,以国家为戏。”
对这种近似撒泼的作法,“群臣莫能对,上亦不能以意行也”,显见这又是帮了永历帝的倒忙,干了坑国误国之事。
后来朝政日坏,国势日危,太后无能为力而心急如焚。
他平生信仰天主教,教名烈纳,子无可奈何之际,她便想起借助外力之事,永历四年(1650年)十月,她致书罗马教皇,“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更冀圣父多遭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
与此同时,她所信任的天主教徒、太监庞天寿,也致书教皇,汇报了永历朝中君臣文武信教情况,请求“多令耶稣会士来我中国,教化一切士民悔悟,敬奉圣教,不致虚度尘劫,仰邀大造”。
信函由耶稣会士波兰人卜弥格专程送至罗马教廷。由于旅途波折及罗马教廷为此举行多次会议的耽搁,卜弥格携带复信返回澳门时,已是永历十二年(1658)年末,大陆已几无永历片土。
他又在广西与交趾(越南)边境上徘徊数月之久,不幸病殁。太后求助外援之事终成泡影。当然这是后话。
2、何以为家?由于形势吃紧、南宁已不安全。
永历帝又开始考虑移跸之事。正好,孙可望遣总兵曹延生、胡正国率兵600以入卫之名入南宁,上呈请帝移跸云南之疏。
永历帝急召廷臣集议,吴贞航等主张赴钦州依李元胤。阁臣朱天麟则力请赴云南依孙可望。
他说:
“元胤屡败之余,众不满千,栖依海滨,士气不振,其何以护万乘?云南山川险阻,雄师百万,北通川陕,南控荆楚,今既臣顺,亟宜就之,以坚其推戴之心。”
但吴贞航坚决反对,他说:
“可望跋扈无礼,若一入黔,则上下俱为所制,国事危矣。”
此议不决,移跸之事,便又放下。
九月,陈邦傅诱杀焦琏,以浔州降清。随后他便为清朝效命连取平乐、清远,南宁危急。
永历帝得警报后,已无暇再议,急忙仓皇登舟,逃出南宁,奔至新宁。
十一月,永历帝拒绝了李元胤请移跸防城的请求。但此时何去何从,仍然拿不定主意。
他在盼望赵印选、胡一青抵抗清军的消息。十二月七日,清攻陷南宁,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兵败,已无路可走,本“以可望无人臣礼,雅不欲就黔”的永历帝,这时在庞天寿、马吉翔的极力鼓动下,终于最后决定移跸孙可望控制的贵州。
仓皇速行,由水道走土司,于十二月十日至濑湍。这时得报说清追兵已过新宁州,从陆路追击,仅隔百余里。
于是君臣大惊失色,“悉弃船只辎重登陆,兼程而行。其力能上岸者,得随车驾,余皆星散”。
永历帝连皇嫂桂恭王妃“亦相失,不复能相顾矣”。当逃至罗江时,与追骑相距仅30里,危险至极。多亏清兵停追撤退,方幸免遇难。
于是由安平、下雷、归顺一路进发。终于告别了他苦苦支撑了5年之久的两广之地,这时跨进了永历六年(1652)正月。
3、安隆落脚永历帝的将领,抵挡不住清三王入两广的兵锋,节节溃败。致使永历朝廷再次危如累卵。
当此大难临头之际,永历帝又运用他惯用的出逃之法以避之。经过一路狂奔,终于摆脱追兵,于永历六年(1652)年初,逃出广西,进入云南广南府境。
由于仓皇出逃,并在逃亡中不断出现追兵将至的险情,为保住性命,几乎将所携带的缁重抛弃殆尽。所以逃出虎口之后紧接面临着物资匮乏的困境。
多亏经过地区的“诸蛮”即各少数民族,闻讯热枕前来“供粮纳并从官夫役”,得以不窘。
因而顺利通过了人烟稀少的崎岖难越之地。正月十二日至富州,十六日到达广南府城。
但又令永历帝君臣十分伤心地是,于危难之中真诚前来支助而“归朝”的两部土司竟遭孙可望部将的“剿洗”,而“积尸遍野,目击惨伤”。
原来这是孙可望所遣的天威营高文贵、外后营狄三品二将率领的迎驾兵所为。
永历帝在未见到迎驾将士之前,已先睹其暴行之惨象,真是不寒而栗。而作为万乘之君的他,对此却不能做出判断严加处理,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受屈辱滋味。
他已预感到未来日子的不妙。但此时他已毫无办法。
永历帝进入广南后,高文贵等迎驾兵方出现,朝见时表达了孙可望迎驾之意,随后便率所部返回云南。
按孙可望的安排,永历帝既不能前往大都会的云南省城昆明,也不能到达贵州省城贵阳,甚至连一般的府、州也不能进。
仅把他安排到贵州西南端普安州辖下“万山之中”的安隆所。这是罕有人知的“群蛮杂处,荒陋鄙俗,百物俱无”的僻远之地。
永历帝心中又很不是滋味。
尽管如此,终算有了一块可以立足,而朝廷活动可以展开之地。
他于是特为此发出玺书,向三军将士、官民人等郑重宣布移跸安隆之事。
从云南广南至贵州安隆路途虽不算遥远,但山林茂密,沟壑纵横,跋涉不易。又多亏“得土官依治用输饷进贡,赖以获济”,永历帝及文武诸臣、这才于正月二十五日从广南出发,经晒利、鼎贵、加蒲、那羊、姪堂,于二月六日到达安隆所。
4、孙可望的傲慢永历帝逃难大队,在向导引路无人迎接的情况下,径直进入了安隆小城。这里屋舍简陋,居民不多。一片冷落景象。
这时大西军西胜营总兵张胜正屯兵安隆城外,按兵不动,当他见永历帝君臣陆陆续续都进入小城之后,才进城谒见。永历帝“慰劳之”。
张胜传达了孙可望请旨改安隆所为安龙府的建议,将原安隆所办事之处改为行宫,请皇上于此驻跸。
同时提出指派督捕张应科前来,为总理提督,驻扎安龙负责警跸任务,实际是随时监视皇上。
对这一系列安排永历帝只有唯唯同意。
但当时他的耳边就听到不少议论,认为贵州如此之大何处不可驻跸,为何非安置在安龙不可,“得毋以竹加龙,义取牢笼乎?”
“可望置帝于安龙,是以鸟而笼治之。”对此,永历帝“颇不自安”,但自己无力振作,寄人篱下,心虽不满,却不能提出半个不字,委屈求全而已。
张胜将一切安置妥当之后,便撤大营而去。随后。张应科率兵至安龙,管理提塘驻镇事务。待一切安排就绪,他才向永历帝呈上秦王孙可望奏安请贡之疏。
对这种怠慢之举永历帝仍然无可奈何。
按常理说,作为臣子的秦王孙可望,当永历帝遇到危难理应亲自提兵火速勤王或亲自提兵扈驾,请帝移跸更应亲为先异开路。
当这些事,他都没做到而皇帝已经驾临安龙之时,他也应立即趋赴行在朝觐问安。而他仍然做不到。
他迟迟不露面。直到两个月后,他从云南返回贵阳,路经普安时,才准备借便赴安龙陛见永历帝。
他的兵部尚书任僎向他进言说:“国主欲入安龙、恐二龙不便相见。”
孙可望立即接受,赴安龙之想作罢。这个任僎博学能文尤其占卜之类,常常向人们散布说:“明运已终,事无可为矣。”
实际他是以此为幌子,暗地里有拥戴孙可望之意。孙可望在昆明大修宫殿之时,他曾“具疏请进”,建议孙可望自行称帝,虽然孙可望早有此意,但他心中有数,此时条件尚不成熟,不敢冒然行动、对任僎之举“甚匿之”。暂时保守机密。
可是对任僎却十分信任,故言听计从。这样便进一步确定了他对永历帝、对朝廷的方针,即采取冷漠、傲慢的态度。他处处挟制皇帝。
5、被架空的永历帝孙可望将永历帝迎驾至安龙,并不尊而崇之,而是加以控制,作为多余人员来养活。他谕令张应科只要按时上报永历帝每年日常生活用银即可。
而规定的用银是每年2000两、食米600石,由府库仓中支给。于是孙可望任命的安龙知府范名旭便在其支销簿上明确写道:“皇帝一员、后妃几口,月支米银若干”的字样。
而仓官在发放粮米的开销册上,也有与此相同的记录。
孙可望见之“恬不为异”。久而久之,费州的镇、道、府等各官见这种记载也习以为常,没有在何人提出反对意见。
在他们看来,永历帝已是无足轻重的赘员一个。
在这里,永历帝的生活来源看来有了保证,其实孙可望的供应远远不够支出。
随永历帝而来的数百口臣下、官着人等日用困窘,“臣工纷纷告艰借俸”,他“日居宫中,一筹莫展”,只有将所有银器销毁发给臣下以解燃眉之需。
小朝廷的朝不保夕,使许多随跸之臣对前途丧失信心,或“银米已至,即以呼卢取快”,或“灌园怡情,不复计军国事”,从而“人心解散”。
这是永历帝面临的更严重问题。
永历帝驻跸安龙日用支出十分窘迫,而“宫室礼仪”更是“一切草简”。
与此形鲜明对照是孙可望的昆明王府,其屋舍俱用帝王方能使用的黄瓦,其王府“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殿悬五龙,设螭陛,选有声音者为鸿胪寺赞礼,显然有僭称天子之形。”
更使永历帝愤懑地是,他来到这里虽然远离了风波,但却受制于孙可望,出现“凡一应诏命,悉非帝出”的局面。
孙可望“假天子号令,行中外调兵催饷,皆不上闻。生杀予夺,任意恣肆”。
以任之聪为安龙知府、朱用九为通判、谭江藩为推官的任命均是孙可望发布。动用库银为新任命之官建公署也是孙可望决定。永历帝几成傀儡。永历帝的这种处境,引起不少大臣不满。
6、御史李如月惨死尽管这时人心涣散,但永历帝的50余名随臣中,也不少忠直之士。
这年六月,大西军分兵两路向清朝发起攻势。七月,李定国率军攻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死。
投降于清的明叛将陈邦傅父子被擒,押送贵州。孙可望以其劫驾、害从官、诱杀焦琏诸罪下令剥皮杀掉。杀后传尸到安隆,根本没有向皇帝奏报之意,更没有奏报之疏。
孙可望还明确下令传示安隆之后,立即离开再转递他处。根本没把皇帝放在眼里。对此,御史东莞人李如月劾奏孙可望不经请旨,擅杀勋镇是“罪同操、葬”的“无君之奸”,特“请除国患”。
同时为陈邦傅加恶道,“以惩其逆”。
永历帝见上疏之后,便把奏疏留在宫中不向内阁批发,同时召见李如月入朝,当面斥责道:“谥法乃褒奖忠良字样,从无恶道之例。尔小臣何得越典妄言!”
下令革职,在午门外廷杖40棍驱逐了事。李如月确也糊涂得可以,陈邦傅本是叛逆之人,他却称之为“勋镇”,以罪被杀之人却请“加谥”,尽管他不学无术,不了解起码的常识,但对孙可望却是是非分明。
永历帝是深刻认识这后一点的。他生怕李如月之奏疏被孙可望获悉而招引大祸。所以只追究他不懂谥法越典妄言之事,加以处分了事。
不料此事终究被孙可望安插的张应科揪住不放。张应科可能有所耳闻,他特地入朝要查阅科钞,当得知此本留中之后,便直接找李如月索要疏稿。
李如月毫不示弱地笑道:“何须用稿?自有揭帖,明早发来。”
届时张应科果然收到了李如月遣人投来的揭帖,只见封皮写道:
“大明山东道御史揭帖递至伪营提塘当堂开拆。”
张应科对这种公然的挑战,怒不可遏,立即驰报孙可望。很快,孙可望颁令张应科杀李如月并剥皮示众。
张应科将李如月缚绑至朝门。张应科捧孙可望之令,大喝如月下跪。
如月怒斥道:“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走至中门,向永历帝所居的皇宫再拜。
他大哭道:
“太祖高皇帝,我皇明从此无谏臣矣。奸贼孙可望,汝死期不远,我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遗万年之贼号,孰得孰失?”
张应科遂下令将其残害致死。
一个揭露孙可望无人臣礼的忠耿之臣,就这样惨死在皇宫之前,而永历帝及其朝臣竟不能过问一声。
7、永历帝唯一的胜利但永历帝并非已屈服于暴力,在困境里他进行艰难的挣扎与抗争。终于使孙可望撤回张应科。
原来安龙行宫低下狭小,容纳不了所有宫中之人,随驾侍候的内监宫人仅百余名,并轮班入值。其余皆居朝外民居之中。
宫人夏良璞年方19,“聪敏姝丽,能诗、工真草书,驰马试剑,皆绝技也”。多才多艺。当时住在西城,应科一日过而见其“据案作书,心动”。乃串通巴东王妃诱致之。后良璞昼入王第,夜宿应科署。”
事被发现,立执良璞拷讯尽吐实情。永历帝遂下令将其杖毙,内监李某以知情不举司时杖毙。赐巴东王及妃自缢。同时密遣人将此事谕知孙可望。
孙可望对来使说:“朝廷何苦因一宫人杀多命,孤当遣人去处应科,尔可同回。”
张应科被革职、于永历朝门之外遭杖打之后,押回贵阳。尽管不久,孙可望对他又任用如故。
但这毕竞是来到安龙后一直处在困境中的永历帝,维护尊严的一个胜利,是他鼓起勇气同孙可望斗争的唯一一次胜利。
其实他的举措并非高明。
一位史家说,当时孙可望正跋扈难制,“而应科又其爱将,能举足为重轻。良璞解人,安知其非献身自靖,阴有所谋划,以冀俾益于国事哉?”
即非如此,永历帝之举,也是器小识短、缺乏“恢阔大度”。这是正确的评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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