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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之战后，清廷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逐渐表面化了。这个分歧，首先表现为帝党处分和罢黜李鸿章的斗争。

1894年9月17日，平壤败绩的电讯传来，在枢府诸臣之间又引起了一场争议。李鸿藻指责李鸿章“有心贻误”。张之万、孙毓汶、徐用仪等皆持不同意见。

翁同龢则支持李鸿藻，谓其言乃是“正论”，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最后，定议以李鸿章“统筹全局，是其专责，乃未能迅赴戎机，以致日久无功，殊负朝廷委任之意”。

拟定两层：

一、“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二、“交部严加议处”。

当即草拟明发谕令二道，请光绪择定一道发下。当天12点1刻，军机处将奏片递上。到1点半即发下，对李鸿章的处分，用拔去三眼花翎、褫黄马褂一道。光绪皇帝不请示慈禧太后便匆匆降旨，可见对李鸿章愤恨之深了。

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帝后两党斗争的发展可以旅顺口陷落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在此以前，帝后两党虽在和战方针问题上意见不一，矛盾时隐时显，斗争或明或暗，但尚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旅顺口陷落后，慈禧决定不顾一切地推行求和方针，便不惜公开撕破面皮，向光绪本人实行压服了。

本来，早在9月下旬，慈禧即露出乞和之议。但是，她当时还有顾忌，不得不问群臣剖白说：

“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

于是，有联俄之议及英国再倡调停之举。日本政府正式拒绝了英国的调停建议后，清政府求和的活动仍然一直没有停止。

及至日军突破鸭绿江清军防线和登陆花园口，朝廷震动，诸臣束手无策。

翁同龢和李鸿藻往见恭亲王奕䜣，“痛哭流涕，请持危局”，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懿亲元老身上。11月1日，慈禧召见亲王大臣，问诸人计将安出。孙毓汶首陈请各国调处事。

翁同龢表示反对，说：

“此事不可成，亦不欲与，盖将来无以为国也。”

慈禧不动声色，但心里已有了主意。当奕劻建议令奕䜣督办军务时，她立即允准。

2日，即传下谕旨，派奕䜣督办军务，奕劻帮办军务，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办理。慈禧在两个月以前让奕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如今又派其督办军务，是要加强战争的领导吗？

恰恰相反，这正是她推行求和方针的一个关键步骤。

因为她已经瞅准了必须内依奕䜣，外靠李鸿章，才能贯彻自己的求和方针。

奕䜣之复出，时人有诗云：

“再起贤王晚，终凭伯父亲。艰难扶病日，恐惧引嫌身。”竟被言中。

奕䜣派为督办军务的第二天，便约请英、法、德、俄、美五国公使在总理衙门晤谈，请他们向政府发电，共同“出面干涉，以获取对日和平”。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帝党指望奕䜣扭转局面的幻想完全破灭了。

对于此次重请各国调停一事，翁同龢开始是坚决反对的。光绪如何呢？11月5日，翁同龢利用进讲的机会，探听光绪的口气。

归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上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明，事理切当，天下之福也。”

不难由此看出，君臣二人在对待各国调停的态度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光绪自知难以阻止乞和，一时陷于异常苦闷之中。当时，有位官员上折请下罪己诏，光绪“深韪之”。

但是，翁同龢进谏说：

“此即盛德。然秉笔甚难，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胪列乎？抑讳弗著乎？讳则不诚，著则不可。宜留中省览，躬自刻责而已。”

翁同龢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因为下罪己诏必然要涉及到一些讳莫如深的问题，只能促使帝后矛盾的激化，所以是下不得的。光绪心中的不平使其性格变得粗暴起来，有时对亲王大臣声色俱厉，大发脾气。并以额勒和布“才欠开展”、张之万“年逾八旬”为由，将二人逐出军机处。

当然，这既不能改变军机处的格局，也不会使慈禧回心转意，打消乞和的念头。

帝党虽然反对乞和，但后党主持的乞和活动却正在积极进行。

后党一面派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赴天津，同李鸿章密商办法；一面与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等继续保持接触。与此同时，主和派也活跃起来，或密通信息，或公开制造舆论。

吉林将军长顺在给慈禧的亲信荣禄的密信中即透露了一点消息。长顺身为前敌统兵大员，却告荣禄战不可恃，希望枢府王大臣周知此事。

他的话包含两点意思：

一、保护陵寝重地，必须出自于和，二、设法让光绪皇帝承担和议的责任。

对后党来说，长顺的话当然是很中听的。荣禄当即复书委婉地表示赞许，并提出谨慎从事的劝告。

长顺读信后称：

“反复寻绎，言简意赅，至引义之高，见爱之切，具征忠告盛心。”

关于长顺提出的第一点，当时即有反响。这就是盛京陵寝总管联瑞等20余人的电报：

“东边为龙脉所在，安危实系于此。现在倭人到处盘踞，任意挖掘坑陷，修台埋雷，元气必伤，根本势将动摇，大局何堪设想？贼氛渐逼渐近，窃虑倭人乘虚占领陵寝重地，上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联瑞等籍隶辽沈，世受国恩，值此地方摩烂万分危急之际，不得不同声呼吁，上达天听。因念夷狄侵扰中国，自古恒有，然历代圣贤之君每为和戎和番之举，不肯频事兵革者，为欲保全民命故也。”

电报还恳请光绪速定大计，即及早求和。

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如长顺所说，“和则犯千古之不韪”，连主和派也不敢公开宣扬和议。联瑞等人之所以敢于公然主和，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一个“名正言顺”的题目。因此，连光绪看了这份联名电报，也不但不怪罪他们，反而“颇曾动容”。但是，不难由此看出，在这份联名电报署名者的背后，有着长顺的影子。长顺当时正在沈阳，很可能是此事的策划者。至于让光绪承担和议责任一事，慈禧后来正是这样做的。

可见，荣禄和长顺这两个后党的幕后人物，在当时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帝党虽不能阻止后党乞和，但帝党的不合作态度却成为后党乞和的障碍。11月21日，奕䜣等人决定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赴日，翁同龢“未过问”，表示消极对抗。22日，奕䜣、奕劻晋见慈禧，告田贝已奉美国政府来电，为中日调处。

为此，总理衙门草拟了一份给美国公使的复照，略谓：

“大清国大皇帝、大美国大皇帝同派田贝讲解日本事，以朝鲜为自主，并议赔偿兵费，议定再定数目，先令停战；若议不成，仍开战。”

呈此稿时，光绪亦不谓然，说：

“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帝党对乞和活动处处抵制，使慈禧大为光火，她已经失去了耐性，为了扫除乞和道路上的障碍，不惜施展手段，以迫使光绪就范。

这样一来，便导致了帝后矛盾的激化。

11月26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枢府诸臣，趁光绪不在座之机，突然宣布：

“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

翁同龢再三请求缓办，慈禧终不答应。

翁同龢问：“上知之否？”慈禧云：“皇帝意正尔。”

当天降旨曰：

“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准干预朝政。瑾、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是以优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而陈。若不量予做戒，恐左右近侍借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过了两天，慈禧怒气依然未消，当着群臣谈及瑾、珍二妃，“语极多，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并宣谕将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处死。在盛怒之下，她还抓住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弹劾孙毓汶一折，序为“语涉狂诞”，声称事定之后，“当将此事整顿”。

29日，军机处又奉懿旨，撤礼部右侍郎志锐“回京当差”。先是在11月8日，光绪闻金州不守，旅顺告急，决定派志锐赴热河招练兵勇。“志锐于10日请训，13日启程，至是撤还，招募团练均停办”，数日之内，慈禧黜二妃，杀内监，斥文廷式，撤志锐，搞得阴气森森，究竟为何？

事实上，慈禧所迁怒的对象都跟光绪宠爱的二妃有关。志锐乃二妃之兄。文廷式以世交旧谊，与志锐友好，且于二妃前居家时常为之授读，又为光绪所器重。

所以，慈禧此举不单纯是打击帝党主战派，而主要是针对光绪本人的。对此，有些帝党成员是看得很清楚的。

翰林院编修叶昌炽便在日记中写道：

“闻宫廷种种龃龉。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可怕，可怕！”

对于慈禧的处置，光绪不敢公开抗争，还装作一种“意极坦坦”的样子。但是，此事却引起帝党和接近帝党的官员的极大不平。

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首先上折抗论，成为甲午战争中言官公开指责慈禧的第一人。

高燮曾字理臣，湖北武昌人。素以敢言闻名。

战争爆发后，高燮曾针对慈禧为大举作寿而筹备点景事，即曾上《军务孔亟请停点景事宜折》，今见时局危殆，慈禧竟悍然不顾，滥施淫威，他决定置生死于不顾，于11月30日上折指斥前日懿旨，谓“枢臣不应唯阿取容，无所匡救”，并有“挟私朋比，淆乱国是，若不精白乃心，则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必诛殛之”等语。

慈禧见折后大怒，于当天正午召见枢臣于仪鸾殿，“首指高折，以为离间，必加辨驳”。

翁同龢劝解说：

“明无弗照，圣无弗容。既调护于先，何必搜求于后？且军务倥偬，朝局器凌，宜以静摄之，毋为所动。”孙毓汶则奏称：“言者结党陷害，夙习已然，请鉴悉。”

慈禧犹豫甚久，始压下怒火，谕曰：

“姑以汝等请，后再有论列者，宜加惩创；否则，门户党援之习成矣。”

慈禧虽处置了瑾、珍二妃及有关诸人，然意犹未足。12月4日，她在仪鸾殿召见枢臣时，又宣布了三件事：

一、以志锐“举动荒唐”，命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实则以此名义将其贬出京外；

二、授奕䜣首席军机大臣，使其集政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以便主持议和事宜；

三、撤满汉书房，以隔断光绪与其身边主战的近臣的接触，使其孤立起来。

当9月27日慈禧初露议和之意时，光绪曾在当天单独召见翰林院侍读学士、南书房行走陆宝忠问计，告以为难情形，陆宝忠奏对：“社稷为重，母后只可婉劝，而不可奉命惟谨。”

光绪说：“拂意太过，于孝有亏”。但又露“欲得外廷诸臣协力言之”之意。南上两书房人员还多奏停办点景，大触慈禧之怒，她发恨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于是有书房辍讲之举。至此，帝后关系已发展到极为紧张的程度。

不过，这只是慈禧给光绪的小小警告而已。十分清楚，如果光绪不肯就范，慈禧必定还会使出更毒辣的手段。对于慈禧撤两书房之举，光绪十分不满，在召见枢臣时不禁怒形于色。

无论黜二妃、斥文廷式还是贬志锐，他都能默不作声，但感到撤书房一事却非同寻常，会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有成为空头皇帝的危险。

然而，他自知无力对抗，只得命奕䜣在谢皇太后恩时为之求情。这表明他在慈禧的压力下开始屈服了。慈禧见光绪愿意服输，也就给他留一点面子，谕旨：“前日予所论太猛，今改传满功课及洋字均撤，汉书不传则不辍之意可知。”

通过撤书房，可以看出，光绪虽有收揽大权之志，但终究还是跳不出她这位“老佛爷”的手心。

经过精心的谋划，慈禧使光绪不得不降心相从，这就扫除了她乞和道路上的最主要的障碍。从此，慈禧便毫无顾忌地操纵和议了。

12月12日，她批准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准备正式与日本议和。对此，光绪虽不敢表示反对，但帝党的一些成员却在酝酿谏争。27日，他们邀集翰詹科道30余人在松筠庵会议，准备联衔上奏。因为第二天发生了福建道监察御使安维峻革职发军台事，帝党的这一计划只得暂时中止。

安维峻（1854一1925年)，字晓峰，号槃河道人，甘肃秦安人。

1875年中举人，用为七品小京官。1880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1893年11月，始迁福建道监察御史。战争爆发后，先后上40余疏，全是关于战争的条陈。

安维峻忧虑时局，“当军情吃紧时，每缮折，辄痛哭不能已”，有时“连数昼夜不寐”。凡此皆被言中了。然此折递上后，并无反应。27日，复草《请诛李鸿章疏》，“迨缮真，夜已二鼓矣，即呼正阳门入趋上之，意以命拼一疏，倘可上回天听，虽死无恨”。

他在折中抨击枢府诸臣说：

“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

并将矛头直接指向慈禧及其心腹太监李莲英：

“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安维峻冒死上疏的正义行动，赢得了朝野爱国人士的广泛同情，以此“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志锐特制“陇上铁汉”印章相赠。时人赞之曰：“吴柳堂后一人也。”

12月28日，光绪览奏，因慈禧有“后再有论列者，宜加惩创”之语，深恐不为慈禧所见谅，借此以兴大狱，表示震怒，饬拿交刑部治罪。后党诸臣从而迎合，亦言宜加惩办。翁同龢力排众议，为之辩解：“究系言官，且彼亦称市井之言不足信。”乃定革职发军台效力。

对于安维峻之遭戍军台，主战派官员私下议论纷纷，或认为“几遭不测，枢府营救，仅予薄谴”，或认为“皆出枢府之迎合”，莫衷一是。实则二者兼有之。

光绪此举既是对主战派的保护，也是对后党主和派的屈从。围绕着和战这个大方针，经过几个回合的特殊较量，光绪感到了自己力单势薄，不得不暂时妥协。

翁同龢是反对和议的，却也变了口气，娓娓地表示同意议和。

他对慈禧说：

“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借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

由此可见，光绪名为亲政，并无实权，且性格软弱，根本不是老谋深算的慈禧的对手。帝党在斗争中不但无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谈不上。这就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通过这一阶段的斗争，慈禧扫除了乞和道路上的障碍，便决定沿着这条路走到底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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