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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马关议和之前，清政府曾先后三次派员与日本谈判。

第一次，是在1894年7月下旬，李鸿章拟命记名海关道罗丰禄作为秘密特使赴日，与伊藤博文就朝鲜问题开始谈判。

并通过日本驻天津领事荒村已次“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

当时，日本政府的答复是，并“不特别反对罗丰禄来日本”，但不能保证“在朝鲜之军队放弃敌对行动”。只是由于日本海军发动丰岛袭击，罗丰禄才未能成行。

第二次，是11月间，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派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赴日谈和，但日本拒而不纳，徒劳往返。

第三次，是在1895年1、2月间，清政府为打开和谈的大门，决定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

张、邵之东渡，在甲午议和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由于此，才揭开了李鸿章马关议和的序幕。特别是张、邵东渡时特聘美国人科士达为和谈顾问，故更引起世人之注目。

张荫桓奉命东渡议和，深知前途多艰，自称“此行原无把握，盖“和议之难易，必视战事之利钝为转移”。

他考虑到日方会无理刁难，因有1895年1月2日聘请美国人科士达为议和法律顾问之奏：

“倭人动援西例，侈言公法。光绪十四年海军船兵斗杀之案，南洋特延英律师往办，重费不惜。臣此行应办之事，较为繁重。中日战争，倭俗屡播新闻，工于掩著，欧美诸洲间为所惑，有律师可以诘其情伪，代鸣不平。其他要挟，能查两国例案以折之，或不为所欺饰，大致亦易就绪。惟律师颇难其选。臣前使美国，所延律师科士达，人极公正，熟谙各国条例；又曾奉使俄、墨诸国，曾充美国外部大臣。现在优游林下，行年已老，臣虑其不肯远涉，前日试与电商，乃承慨诺。当电杨儒代拨盘用，令在神户相候，修脯酬劳晤时酌订。”

像科士达这样经历的人确实难找，朝廷在当天便批准了张荫桓的奏请。

其实，张荫桓对科士达并不真正了解，特别是对其政治外交倾向似乎是不太清楚的。科士达虽曾在中国驻美公使馆担任过法律顾问，同中国有一定的关系，但他实际上是亲日的。

他自称，陆奥宗光任日本驻美公使时即和他建立了友谊。1894年春，科士达曾游日本，又与陆奥过从甚密。

当时，日美在华盛顿进行的修改条约谈判正陷于停顿。陆奥请科士达回国后去看望国务卿格莱星姆，尽力使谈判取得圆满的结局。7月，科士达回到华盛顿，立即访格莱星姆进行游说，使其态度有所转变。

为此，陆奥写信向他道谢：

“数日前，我驻华盛顿公使来电，说在修改条约问题上，格莱星姆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并告诉我，由于你有力的影响以及你善意地把日本的真实情况向格莱星姆说明，才出现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感谢你现在对我的帮助。我希望您在将来以同样的态度继续帮助我们。”

两个月后，日本新任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到职，又带来陆奥的一封信，内称：

“现在委任栗野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修订条约，我请求您给他友好的信任，给他最需要的帮助，使他工作得到圆满的终结。”

几个星期后，在科士达的帮助下，日本的“这位新任公使就签订了这个渴望已久的条约”。虽然科士达自己辩解说：“关于此事，我的服务不是职业的，而纯粹是友谊的及私人的性质。”

然而，以上事实表明，他和陆奥宗光之间绝不是仅限于一般的私人友谊关系。

科士达接到总理衙门聘请他的密码电报是在1894年12月23日早晨。他担心美国政府是否会阻挠此事，当天便去拜访他的“终生好友”格莱星姆。这位国务卿认为这项使命并无不合适之处，但在这个事实公开时应当声明此事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或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几天后，根据科士达的认可，美联社发表的消息即公开说明科士达此行“完全是以私人的资格，作为中国和谈使节的顾问，没有权力代表美国政府或替美国政府发言”。

但是，科士达最担心的还是日本政府的态度究竟如何。

他后来在外交回忆录中追述当时的情景说：

“我往下所担心的，是要知道日本精神上将如何接受我的使命。有两个动机使我担心：第一，我知道我的职务的效能，将大大受该政府对我个人态度的影响；第二，多年来国内外都认为我是日本人治外法权解放出来的积极提倡者。

…在这种情形下，我感到重要的是，假若我担任了中国皇帝请我做的工作，我应该使日本政府了解我接受这工作的意思。因此，在向格莱星姆报告并离开国务院后，我便直接到日本使馆同栗野会面。”

可见他是多么急迫地想知道日本方面的态度。

12月23日正是星期日，科士达到日本公使馆密访栗野慎一郎，不巧栗野有事外出，因留言谓有要事相商。

当天晚间，栗野亲自造访科士达。

因关系并非一般，科士达不多客套，便直告栗野说：

“关于此次日中两国间的议和谈判，中国政府来电委托本人作为此次向日本帝国派遣之中国全权大臣之顾问前去日本，预定于1月7日由温哥华乘加拿大邮船赴日。”

随后，二人便“秘密进行推心置腹之谈话”。科士达向栗野保证：

“此次虽应中国政府之聘而赴日，然与陆奥大臣具有亲交之谊，对日本所怀友谊之精神一如既往。”

栗野回馆后，立即向陆奥宗光发电报告：

“科士达秘密通知我，他应中国之请求，协助中国全权大臣。他说在收到下封电报后，将于1月7日离开温哥华。看来，中国对领土之声明非常焦急。”

12月26日午夜，栗野慎一郎接到陆奥宗光关于科士达担任议和顾问的训示，陆奥指示栗野尽力阻止科士达前来日本，甚至采取“花费必要的费用”的办法。从陆奥的密电露出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科士达肯定过去收取过日本提供的“费用”；否则，陆奥不会、也不敢这样贸然地提出对他“花费必要的费用”的。

陆奥宗光的指示给栗野慎一郎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他认为靠少量金钱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不花钱反倒有可能解决问题。因此，决定说服科士达按日本政府的意图行事。

12月27日早晨，科士达按约定时间来到日本公使馆。栗野慎一郎根据陆奥宗光训示的精神，作为一已之见对科士达说：

“足下此次受清国政府之委托，作为中国特派全权大臣之顾问前往我国，乃基于清国政府之聘请。帝国政府对足下担任该大臣之顾问，自不能任意干涉，但前此英国政府曾以赔偿军费及确认朝鲜独立等条件建议和谈，帝国政府已于三月前拒绝其调停。其后，帝国连战皆捷，军国敌忾有急副上升之势。因此，若提出与前此相同之条件，可以想象，无论如何不能为帝国政府所满意。故阁下欲助清国大臣，愚见以为了解此事是为至要。否则，此次虽特意行成，或将成为泡影，亦未耳知。”

科士达早已成竹在胸，当即表示：

“尔来日本政府所取之措施至当。军国之机运将由此而起，乃势所难免。阁下所示为本人所充分了解者。故本人对清国之境地将予以相当之忠告。并不得不尽力斡旋，以使日本政府满意而许诺嫌和。”

结果，日本政府没花一文钱而有收买之实，清政府花费巨资礼聘的顾问却成了为敌人效力的帮凶。但是，纸里究竟包不住火！

当时美国报纸即报道：

“科士达系与日本公使“熟谈之后，经日本政府之同意而赴日的”。

栗野不得不向报界发表声明，“以更正其错误”，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12月29日，科士达同他的私人秘书汉得森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到达温哥华，改乘加拿大的太平洋邮船印度女王号前往日本，于翌年1月21日晨抵日本横滨。

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在码头迎候，并将科士达接往东京。当天午后，在谭恩的陪同下，科士达拜访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并转交了英国驻美大使庞士福特的一封介绍信。科士达拜访楚恩迟的目的显然是想探听日本可能会向中国要求哪些条件，但毫无所得。从英国使馆出来，他又拜访了日本外交副大臣林董和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然后，他前往神户，以等候张荫桓一行的到来。

事实上，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早已商定要破坏这次会议，所以并未因为中国全权大臣有科士达作为顾问而使和谈得以开始。

1月30日早晨，张荫桓一行抵达神户，与在码头迎候的科士达相会。

据楚恩迟公使向金伯利报告：

“目睹中国使团登岸的人群采取了不友好的行为，尤其是日本当局故意让他们受到冷遇。”

成群的人从码头一直跟随到中国使团下榻之处，“并用激烈的言辞发泄自己的感情”，而日本政府甚至“没有向中国使节提供四轮马车”。

从《日本每日邮报》所发表的《神户记事》一文，也可约略窥知张荫桓一行到达日本时的情景：

“人们不能说中国使节在星期三受到的接待是个良好的和平开端。就日本官员的态度而言，显然非常冷淡，必要的仪式成了草草过场的形式；就前夹观看的民众的态度而言，任何一个旁观者都能看出，充满敌意的气氛仿佛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当中国使节离开码头时，人群里顿时发出阵阵长时间的叫喊声，情况变得严峻起来。但幸运的是，人群设有把明显的敌意进一步变成行动，否则中国使团可能会吃亏。因为虽有大批警察在场，但其人数仍不足以对付动武的暴徒。”

中国使团乘小火轮离开神户上船时也遇到了麻烦：

“一艘正在装煤的驳船搁浅了，而且不可能迅速开走，以便为小火轮让路。中国使节们只好站在煤斗和苦力中间等待着，直到一切恢复正常为止。我们不知道该驳船以什么理由为借口获准在一个专供旅客上岸的码头装煤。.…此事和发生的其他几件事情一样，都证明日本当局似是敌意地冷淡中国使节及其随员。”

张荫桓一行抵达广岛后，处境更加困难。

日本方面：

“令居旅店，同人分为三处，均有日弁兵监守。有事出门，须先通知巡捕派兵同往，名为护送，免生意外事端，实则防我窥其虚实底蕴。该处坐无轿马，出入皆乘东洋车，星使亦然。书信往来，先拆阅而后送。其防闲如此。而居处直似牢笼，不令自如。”

张荫桓欲往北京发密电，日方不允；中国国内打来电报，也扣压不送。

中国使节提出交涉，伊藤博文竟然答称：

“欲收发密电，须先将密码书送交译看，方可接递。”

对于日方的无理刁难，张荫桓非常愤慨，让科士达再出面交涉。科士达去见日本外务省外交顾问美国人端迪臣，也仍然未解决问题。对此，中国参赞官伍廷芳慨叹道：“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彼而受此欺慢。”

2月2日，日方终于按照既定的谋划，以中国代表“全权不足”为借口中止了谈判。事后，陆奥宗光同楚恩迟有一次关于广岛会议流产的谈话。

楚恩迟向金伯利报告说：

“尽管陆奥先生谈话很谨慎，但仍能听出，他认为张、邵并非举足轻重的人物，无权使谈判成功。…他对身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张荫桓评价很低。邵友濂曾出巨资悬赏过日本兵的头颅，成为不受日本政府欢迎的人自在意中。从他的口气中推测，他是希望中国派出恭亲王和李鸿章这样职位显赫的人担任全权大臣。若能如此，和平会大有希望。”

这番谈话合盘托出了日本破坏广岛和谈的真实意图。

日本方面为实现中国派恭亲王或李鸿章赴日的目的，一方面由伊藤博文向中国使团头等参赞官伍廷芳暗示，一方面指派端迪臣对科士达作工作。

通过端迪臣的拜访，科士达认识到：

“日本人对于他们拒绝中国代表并不完全觉得安心，希望通过我向世界更完满地说明他们行动的正当。”

科士达也就不负所望，“临去时，对使节的不妥适表示愤怒。对人说，我到北京必请清廷派遣完全的使节，以充分的诚实完成媾和。”

这样，日本既破坏了广岛会谈，又巧妙地通过科士达为李鸿章东渡点出了题目。

广岛会议刚刚被日本方面蓄意破坏，中日两国又在准备进行新的媾和会谈了。

2月17日，即日军占领刘公岛和俘获北洋舰队全部舰船的当天，日本政府便经谭恩转来一电，内称：

“中国另派大臣，除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议地土及与日本日后定立办理交涉能以画押之全权，即无庸派其前来。”

日本既实现了消灭北洋舰队的计划，又认为迫使清政府派遣“负有重望官爵”者赴日和谈当无问题，便急切地盼望早些重开谈判。这与当时变化莫测的国际形势也是有关系的。

日本之拒绝中国使节，是以所谓全权不足为口实，但其阴谋究竟欺骗不了世界舆论，于是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莫大疑虑”。

当时，欧洲几个主要国家驻东京的公使，皆向日本政府提出过劝告：

“日本对中国之要求，希勿过苛，务以中国能接受之程度为止，速谋恢复和平。”

英国《泰晤士报》还刊载署名文章称：

“俄国政府已训令其驻外大使，联合英、法等强国对中日事件进行干涉，其时机将在中国自认战败、正式乞和之时。欧美各国当不允许日本割取中国大陆寸土。”

情况确实如此。

德国驻英大使哈慈菲尔德在给外交部的一封信中写道：

“现在，由于危机快要来到，或是三国（英、俄、法）联合一致作共同决定或行动，或是提供证据，说明他们不能达到谅解，各国必须寻取它自已的利益如果我们想要一些东西，从我所得到的情报来推度，现在似乎色到决定我意旨的时候了”。

列强都在积极窥测时机，以便获得渔翁之利。对此，日本政府是非常清楚的。鉴于欧洲的形势已经逐渐露出不稳的情景”，陆奥宗光认为：

“不如设法诱使中国政府草再派媾和使臣，速行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以改变列强的视所，要想达到这目的，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再对中国政府隐秘我国的媾和条件。往中国使臣再来之前，至少须将重要的条件先行知照中国，使他们事先有了决心。”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日本政府才经谭恩向北京转发了那封开列重开谈判条件的电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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