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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业已略见端倪，但尚未表面化。及至战争爆发以后，其矛盾由暗而明，逐步显露，终至激化。但在中日两国决战之前，帝后党争尚若暗若明，只是初显肇端而已。

甲午年（1894年）十月初十日乃慈禧太后的六十诞辰，她本想大举作寿，是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但是，她以阴谋而掌握最高权力，老谋深算，初尚忌惮清议，并对日本亦有轻视之心，故在中日决裂之前曾“传懿旨亦主战”。

8 月 1 日，李鸿章奏报叶志超军“连获胜仗，毙倭贼二千余人。”3 日，慈禧即传懿旨“加恩著赏给该军将士银二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叶志超到达平壤后，又赏给叶志超白玉翎管等“以示优异”。还因“大兵进驻平壤，各军将士冒暑递征，备尝艰苦，恐因水土不服，致生疾病”，发去平安丹 40 匣，“颁给各军将士以示体恤”。

她的这种主战的姿态，甚至使帝党的重要成员一度对她产生幻想，以为她真的会支持主战派。其实，慈禧的“主战”并非本意，她亦无真正把仗打下去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她冷眼旁观，除对重大问题决不放手外，一般不动声色，伺机以操纵大局。

尽管慈禧早已归政，但军机处仍为后党所控制。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遇事模棱，从不建白，但“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李莲英向之屈膝。亦屈膝报之。诸王以敌体待诸奄，前此所未有也”。

因 1884 年醇亲王奕譞与恭亲王奕䜣争政，慈禧尽罢军机王大臣，宫内左右争誉世铎之贤，遂令为军机领班。兵部尚书孙毓汶善权术，直军机逾十年。世铎名领枢府，然其“懦庸无能，毓汶遂专魁柄。夙值南斋，多识群奄，恒于后前称其能，宠以日固。”世铎“亦降心从之”。

徐用仪以吏部左侍郎入直军机，追随孙毓汶之后，亦步亦趋。与翁同龢“论事不合，至动色相争”，成为孙毓汶的重要帮手。

其余两位军机大臣，一为东阁大学士张之万，一为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时张之万已是 84 岁的龙钟老翁，善体慈禧之意，“意在不轻开衅”。额勒和布则“木讷寡言”，随声附和而已。孙毓汶既主政枢府，深得慈禧宠信，又“素与（李）鸿章相纳”，遂成为后党的中坚。

自日本递交“第一次绝交书”后，光绪皇帝非常恼怒，严责枢府“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并派主战的翁同龢和李鸿藻参加枢府会议。于是，翁同龢俨然成为帝党的实际领袖。从此，在中枢内部开始形成了帝后两党对峙的格局。

翁同龢虽参与枢机，但无力改变后党把持的局面。帝党成员编修叶昌炽在日记中写道：

“闻枢府把持，藩篱甚固，翁、李两公虽特派会议，不能展一筹。娼嫉之臣，干古一辙，可胜浩叹 ！”

翁同龢为推行其主战主张，并改变枢府的既成格局，只有依靠发动清议之一途。

其门人侍读学士文廷式自称：

“总署事极秘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尝集议具稿，时有为余危者，余曰：‘愿执其咎，不敢让也’。”

时翁同龢奉旨参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议，又有与翁关系甚密的汪鸣銮在总理衙门行走，即文廷式所说的“一二同志”。翁正是通过文廷式来联络帝党成员与后党抗争的。

其另一门人张謇则为翁同龢的谋士，每每代翁策划，多被采纳。翁、张二人之日记及其来往密信，对此有着详细的记录。礼部右侍郎志锐为瑾、珍二妃之兄，时亦主战颇力。此三人在当时成为帝党最活跃的健将。在他们的发动下，台馆诸人屡上封事，痛切陈词，言战不遗余力。光绪亦“欲得外廷诸臣协力言之”，以推动局面，故言战者更加畅言无忌。

在此阶段中，帝党借助于清议，围绕着以下四个问题与后党展开了斗争：

第一，是选帅问题。

当时众所公认的帅才是二刘，即湘刘和淮刘。湘刘，前新疆巡抚刘锦棠；淮刘，前台湾巡抚刘铭传。先是李鸿章主张以淮将统淮军，提出起用刘铭传，得到朝廷的批准。

7 月 2 日，李鸿章转电刘铭传：

“本日奉旨：前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著即来京陛见。”

刘铭传以“和局可成，病重”为由，表示不肯出山。

后形势日趋严峻，李鸿章又于 7 月 15 日致电刘铭传：

“初盼和成，免劳大驾。今倭坚执不回，内意令大举致讨，有将无帅，恐致偾事。拟即奏请会办北洋督办朝鲜军务。公虽微疴，视鄙人老惫，当胜万万。盼速复。”

在此以前，李鸿章还通过龚照瑗劝其出山：

“倭事急，北省有将无帅，若淮局不振，国将弱，乞速出山，尽公义私情，以全大局。”

后李鸿章又让盛宣怀通过刘铭传的侄子刘盛休“设法劝驾”。但刘铭传“决意不肯出山”，对此，历来猜测纷纷，莫知底蕴。

原来，刘铭传深知即使目下勉强与日本开仗，不久主和派即会居于上风，曾有“知和议在即，我决不出”之语。这才是他不肯出山的主要原因。

或谓刘铭传之不出，与翁同龢有关。事实上，帝党对起用刘铭传并无意见。

而且张謇还向翁同龢进言：

“湘刘帮办南洋，淮刘帮办北洋，取其目前将士一气，亦可统游弋之师。”

这倒是顾全大局的建议。

7 月 29 日，枢府收到李鸿章所转刘铭传“病未愈，目昏耳聋，万难应召”的复电后，才决定以刘锦棠当其任。此时，刘锦棠业已病重，未能命驾北上，不久就病故了。这样，选帅问题便暂时地悬了起来。

选帅问题久悬，使许多廷臣为之焦虑，于是纷纷上疏奏请简派。8 月 17 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奏称：“为今日计，防不可不急，而战则又不能急。所最宜急者，似在我皇上之简将帅。”

翰林院编修周承光奏请“钦简大臣经咯节制，事权划一，举旗东指，节节进兵”。

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仍然疏称：

“刘锦棠、刘铭传皆百战名将，威望素著，或特简一人办朝鲜军务，以一事权，听其居中调度，不为遥制。”

18 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甚至提出：“特派懿亲重臣曾办军务者驰赴朝鲜，调度诸军。”

21 日，翰林院侍讲樊恭煦则请简派是月 16 日由安徽巡抚调山东巡抚的李秉衡以当此任。李秉衡在中法战争期间督办广西后路军务兼会办广西前敌军务，“与冯子材分任战守”。

谅山大捷后，彭玉麟奏曰：“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李以此声名大著。此时，李秉衡已至北京，翁同龢等“询以军事及三省练兵”。李秉衡知驾御淮军甚难，答以“军事未谙”，且“自幼随任，退不能归籍，三省练兵不能办”。

本来，帝党颇寄希望于李秉衡，拟令其督办朝鲜军务，不使李鸿章掣肘。但李秉衡辞意颇坚，只好暂作罢论。

最后，经过军机处讨论，决定：

“其特简大臣督办朝鲜军务一条，查陆路各军向归李鸿章节制调遣，刻下战守机宜应仍由李鸿章妥为布置，以免纷歧。”

先是刘铭传决意不肯出山，李鸿章知总署已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奉旨传知刘锦棠来京陛见。”李鸿章坚决不同意以湘将统淮军，反对帝党“以剂湘淮”的构想。

7 月 29 日，军机处传旨询问李鸿章：

“前据奏，李鸿章奏统率需人，请饬刘铭传迅速北上。昨据电奏，因病未能赴召，现在进剿各军应否另调大员统率？著李鸿章迅筹具奏。”

8 月 2 日，李鸿章复电把朝鲜的战局说得十分有把握，不另派统帅也不会误事，其用意是阻止朝廷在淮将以外另选统帅，并非真的不要统帅。

其实，自刘铭传表示决不出山后，李鸿章正在考虑派何人担任赴朝大军的统帅问题，只是一时尚拿不定主意而已。

8 月 27 日，淮系官员佘昌宇在给盛宣怀的一封信里便透露了一点消息：

“平壤岌岌可危，该处乃三韩最要之地，倘被倭占，东三省已失门户，非特朝鲜大势全去，东三省岂能安枕耶？…鄙意此本傅相重任，而万无亲征之理，刘省帅（铭传）又托病不出，现在伯行（李经方) 星使已到，淮军有将无帅，断难用兵，非伯行代相前去不可。但此举傅相不便陈奏，伯行又难自请，必须廷臣封章入告，望兄设法暗中托人陈奏。如能奉旨赏给三品卿衔，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朝鲜军务，实于大局有益。”

李经方为李鸿章之子，以其经历而督办朝鲜军务，未免过于出格，而且在枢府中也绝难通过，于是，佘昌宇又亲自向李鸿章提出一个变通方案：

“前敌距津三千里，傅相遥控，运筹决胜，似乎太远。必须有一统帅节制、联络各军，随机应变，设伏出奇，俾免将领不和，致生意外之事。刘省帅既有病不出，目前资历最深，战功最著)，首推宋祝三（庆）军门。即可奏请特派督办朝鲜军务，再以伯行星使副之，则淮将无不联络一气。如我傅湘亲临前敌无异，必成大功。”

李鸿章知道以宋庆督办朝鲜军务，叶志超必不服气，而李经方素不知兵，且无威望，以其统帅大军必遭非议。

于是，他手于9 月 7 日致电叶志超；明确表态要叶一人挑此重担：

“方儿向未亲行阵，吾更难内举不避亲，弟惟一力担承勉为联络，求于事有济而已。”

果然，随后即有御史张仲炘奏参李经方“在上海以米三千石售与倭人”；“前使日本，与其官眷相往还，曾认倭王之女为义女，复议聘为儿妇”；“在倭开有洋行一座，赀本八百万”，等等。

所言虽荒诞不经，然亦非毫无来历，盖闻拟委李经方之消息，有以破坏之也。李鸿章未应诺托人奏请此事，也算有一点自知之明。

此后，李鸿章便多次为叶志超渲染战功。

如谓：“六月二十七成欢之战，顷探实倭兵将死亡确有三千内外。”又编造“该军欲移公州”时，“倭兵死者干七百余人”。清廷不明真相，以为叶志超多次率军作战，“自六月二十三日以后迭次毙倭兵不下五千余人”。

8 月 25 日，终于委派叶志超为总统，命其“督率诸军相机进剿，所有一切事宜仍随时电商李鸿章，妥筹办理。”

叶志超平日名声并不佳，张謇曾告翁同龢曰：

“叶志超亦庆军旧部，沾染官场习气，且夸诞，恐不足当大事。”

这说明帝党对叶志超是有一定了解的。但在枢府讨论叶志超的任命时，军机王大臣却认为“叶志超抵韩较早，情形较熟，且历著战功”，予以通过。叶志超在淮军中间威信亦不甚高，据聂士成称：“电旨派叶军门为诸军统帅，一军皆惊。”但是，选帅问题之争总算就此结束了。

第二，是罢孙问题。

在枢府内部，自从 7 月 15 日光绪命翁同龢、李鸿藻参加会议后，在和战问题上矛盾日益明显。会议后，由徐用仪草拟《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折》，于 18 日复奏，竟将翁同龢、李鸿藻之名列于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之前。

翁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余名首列，此向来所无也。从前会议或附后衔，或递奏片，无前衔。”

翁向世铎抗议，告以：

“列衔不应余名在前，以后只递折片，不具衔名。”

又复奏时，军机大臣与翁、李分批进见，意见迥然相左。光绪为调和枢臣之间的矛盾，便于 8 月 6 日谕军机处：“诸臣商办，如有所见，尽可单衔，勿事后异同。”

这种情况引起了主战派官员的极大忧虑。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首先于 13 日奏参军机诸臣，抨击军机诸臣“泄沓成习”、“袖手仍昔”，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揣测之词，而是有所实指的。11 日，翁同龢就在日记中写道：“威海告警，而同僚无忧色。”表示异常气愤。当天傍晚，他又致书张謇，告以日舰扑威海事，并无限慨叹道：“泄泄梦梦，又将如何也！”

表示对军机诸臣的极端不满。到 8 月 16 日，志锐更指名奏参孙毓汶及徐用仪，此折据事奏参，深中孙、徐的要害。

当天，孙、徐即行怠工，办奏片不肯动笔。庆亲王奕劻将志锐折呈于慈禧后，慈禧又召见庆亲王面商近两个小时。次日，光绪以原折示孙、徐二人，“温语慰劳，照旧办事，仍戒饬改过”。孙毓汶为慈禧所亲信，主战派虽欲罢斥之，而未能成功。

第三，是易李问题。

帝党早就对“中国之兵，狃于庆典，不开边衅，翱翔海上”的情况不满。

张謇认为：

“今中国持重，无远略，而北洋敷衍，及其未死而无事之意，各国皆知之”。

因此，他曾向翁同龢建议：

“北洋如果驻扎威海，居中调度策应，置直督者似宜及此即用湘人，俾分淮势而约剂之，茶陵之望尚称。”

“茶陵”，指闽浙总督谭钟麟，盖谭为湖南茶陵人。这是易李之初议。

此议虽不可能实行，但与当时志锐奏参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却是互相呼应的。不久，光绪即命枢臣“南北洋派帮办”。8 月 14 日，总理衙门寄信给李鸿章，让他“酌举一人，请旨帮办一切事，以资襄助”，但并未寄信南洋告添帮办事。很明显，此举表面上是加强北洋军事领导之意，实为李鸿章指挥不得力。

对于北洋添帮办一事，李鸿章是坚决反对的，此时，李鸿章获悉湖南巡抚吴大澂奏请北上抗敌，故在复信中特别点出吴大澂难胜任帮办之职。因李鸿章不同意派北洋帮办，此事只好暂时搁起。

派帮办事既被李鸿章拒绝，帝党便打算实行易李的计划。

8 月23 日，志锐以“李鸿章衰病侵寻情形甚为可虑”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津视师，就便查看李鸿章衰病情形”，如果属实，则留津坐镇调度一切。志锐奏折着眼于李鸿章衰病，并多夸诞之言，如谓李语言“时有舛误”。

因此，军机处讨论的结果，便以其所言非实，驳曰：

“查李鸿章数月以来，并未因病请假，调度三切见于电奏，亦尚周币，军事饷事仍应责成李鸿章一人经理。至津视师应毋庸议。”

否决了志锐的建议。

8 月 24 日，钟德祥继续抨击李鸿章“至今不肯杀敌，居心叵测”，“淮军御倭又类瘫痪”，建议朝廷“迅简将帅，以顾要边，以振全局”，25 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则奏请“特简主将督办军务，以一事权而资攻取”。其真实意图是希望恭亲王奕䜣出来收拾局面，一则抑制后党，一则夺回李鸿章的兵权。但是，钟、长的建议遭到军机诸臣的反对。

26 日，文廷式复奏参李鸿章“侵寻暮气”，“本心都无战志，属僚承其意旨”，无人肯战。同一天，给事中余联沅折参李鸿章贻误大局者，有六事，指出李“膺此钜任，竟有万不能胜者”，“请旨迅简知兵大臣出统其师”。枢府讨论文、余二人之折时，亦未获通过。其驳语有云：“李鸿章身膺重寄，历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可代此任者。所奏毋庸置议。”

帝党在易李问题上也遭到了失败。

第四，是拔丁问题。

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帝党抨击李鸿章的重要一条，就陆海军主将叶志超和丁汝昌“首鼠不前，意存观望，纵敌玩寇”，并谓：“外间舆论论有‘败叶残丁’之诮，其不孚群望可想而知。”引起了光绪的重视，因降旨令李鸿章“随时留心体察，毋得稍有疏忽，致误事机”。

战争爆发后，因为叶志超虚报战功，一时真相难查，所以丁汝昌成为帝党的主要攻击目标。

其罪名有两条：

一是“叶军后路久断接济，由于海军护运不能得力”，二是“寻倭船不遇，折回威海卫布置防务”，显系有意回避。

8 月 3 日，光绪重申察看丁汝昌的前旨，谕令李鸿章：

“着即日据实复奏，毋得稍涉瞻绚，致误我机。如必须更换，并将接统之员妥筹具奏。”

据闻，当时光绪深怒海军不能救援叶军，诘责奕劻，气得把茶碗摔碎，并谓：“丁汝昌不能战，靡费许多饷何益？”

但是李鸿章两封电报，驳回了对丁汝昌的指责。于是，军机处决定对丁的问题暂行缓议。拔丁问题，也反映了帝党和李鸿章在如何使用海军的方针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自从 8 月 10 日日本联合舰队 21 艘军舰袭击威海卫后，言官对丁汝昌的抨击更加猛烈。12 日，张謇致书翁同龢献策：“丁不能拔即已，如其可拔，须极密，毋令有他谟也。”

13 日，军机处讨论议处丁汝昌的问题。会间，翁同龢与李鸿藻“力争丁督不可不严切责成，仍不能加一重语”。 对此，翁同新非常不满，但亦无可奈何。

此后，志锐等人仍继续奏参丁汝昌，军机处皆置而不议。直到 8 月 25 日，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奏请更易海军提督，河南道监察御史易俊奏请治丁汝昌之罪，军机处才再次讨论处分丁汝昌的问题。

在这次讨论中，帝党的意见占了上风，当时所拟缮电旨进呈片写明：

“应请旨将丁汝昌即行革职，带罪自效。其海军提督一缺，请旨饬令李鸿章遵选堪充海军提督之员酌保数人，候旨简放。”

8 月 26 日，明降谕旨：

“海军提督丁汝昌著即行革职，仍责令带罪自效，以赎前愆。徜再不知奋勉，定当按律严惩，决不宽贷，懔之！”

并按军机处进呈片所拟寄李鸿章电旨。但是，慈禧对此不表示同意，仍不得行。

可是，谕旨已经明发，无收回之理，便于 27 日另寄李鸿章一道电旨，“严谕李鸿章迅即于海军将领中遵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至于革丁妆昌职一事，则避而不提了。

通过选帅、罢孙、倒李、拔丁等问题的争论，可以看出，帝党是积极主战的，但不能知己知彼，一味只讲进攻，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克敌制胜的方针；而且不大讲究斗争策略，乱加攻击，甚至天真地认为换掉几个人即可解决问题，表现了他们十足的书生气。

后党则是主张单纯防御、即消极防御。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不讲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只能导致失败，而不可能取得胜利。以李鸿章制订的“保船制敌”方针而言，只防御不进攻怎能制敌？不能制敌，船如何能保住？所以，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帝党还是后党，都无法使中国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获得胜利，但是，由于后党有慈禧做后台，并且控制了军机处，因此每一次争论都是以后党的胜利而告终。

在此阶段中，慈禧基本上是站在幕后，结局尚且如此，这便预示了：随着战局的发展，尽管帝后两党在许多问题上还会展开斗争，但帝党绝无赢得成功的可能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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