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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继位后基本上仍是任用道光帝晚期的朝廷重臣班底。其中爵位最高者，当属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他们都是“世袭罔替”的亲王。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特命怡亲王为“世袭罔替”亲王。载垣是允祥的后世子孙，于道光五年(1825)承袭怡亲王，道光年间曾任御前大臣。御前大臣与总管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鼎峙而三，都是清廷亲贵权要的职务。

郑亲王端华，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承袭郑亲王，是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亦曾任御前大臣。

道光帝崩逝时，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都曾受遗诏顾命，辅弼新帝咸丰。这两位亲王虽爵位高、资格老，但政治才能一般，遇事少主见，汉文功底也不大好，在朝政中难于发挥真正的政治作用。

肃顺以其突出的政治才干和敢作敢为的做事风格乘势而起，成为对咸丰朝朝政产生重大影响的灵魂人物和铁腕人物。

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郑亲王端华同父异母的弟弟，道光二十六年(1846)授三等辅国将军，在道光朝并无显赫地位与官职，直至三十年(1850)才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肃顺不但“状貌魁梧，眉目耸拔”，面相中自然带有刚毅果敢之气，而且强闻博记，“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不但具有卓识与远见，且有大刀阔斧改革弊政的胆识与气魄。

正因如此，在载垣、端华等人的援引下，很快得到咸丰帝的信任与重用。自咸丰四年(1854)以后，肃顺先后调任御前侍卫、工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

随着肃顺权势的膨胀，在他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官员，到咸丰十年(1860)左右，基本形成了以肃顺为核心，包括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祐瀛等人在内的官僚集团，时人称之为“肃党”。

肃顺进入最高统治决策集团以后，在咸丰帝的支持下，针对清政府存在的诸多弊病、弊端，进行了一些较为重大的整顿改革。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保证满族特权的民族压迫政策。

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前，生死攸关的军事指挥权，更是很少授予汉人之手。如若某地发生变乱兵事，大多由清朝皇帝“简一亲贵大臣为大将军，或曰经略，副以一人曰参赞”，率兵出征讨伐。年代久远的康、雍、乾各朝姑且不论，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鸦片战争即是如此。

道光帝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奕山（满族人，宗室)、隆文（满族人）、杨芳（汉人）：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扬威将军奕经（满族人，宗室）、文蔚（满族人）、特依顺(满族人)。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循过去的旧例，命大学士赛尚阿(蒙古族)为钦差大臣，乌兰泰（满族人）、向荣两人为大将，调集八旗兵、绿营兵前去镇压。但是，此时的满族亲贵多养尊处优，长期闲居京师，暮气日深，早已失去了清初各位贝勒、贝子那样骁勇剽悍的锐气，知兵善战者更是乏人；而原来所向披靡，战则多胜的八旗劲旅，亦因承平日久而不习兵战。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不但未被镇压下去，反而如燎原之势，迅速燃烧蔓延到长江南北。

清政府内部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满族亲贵重臣开始认识到，完全依靠满蒙亲贵和八旗兵，是绝对不能将太平天国起义彻底镇压下去的，必须倚重汉族官僚。如大学士、军机大臣文庆即曾向咸丰建议：当此多事之秋，“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臣”，因为这些人大多来自田间，知晓民间疾苦，熟谙各地情况。“岂若吾辈（即满族亲贵)未出国门（即指京师，并非现今意义上的国门、国界），懵然于大计者乎？”

肃顺也是如此。他虽然是满族亲贵，却具有一定的政治见识。

不但自己的才识能力“在一时满大臣中，实无其比”，而且特别注意延揽各种优秀人才，对于汉族中的文人名流，更有一些礼贤下士的气度雅量。他曾对一些满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唯知要钱耳。”

他对于后来的汉族中兴名将，如曾国藩、胡林翼等都颇为推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曾国藩）之识量，胡文忠公（胡林翼)之才略”。

肃顺重用汉臣、汉人的主张，对咸丰帝产生了较大影响。刘体仁在《异辞录》中记载：咸丰帝的用人行政，唯贤是尚，不分满汉。都是肃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组建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军，并继而出任各重要省地的总督、巡抚，影响晚清政局，都与肃顺等人重用汉臣、汉人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肃顺主张重用汉臣、汉人，看不起那些无真才实学，昏庸无知的满人。肃顺虽因此而颇得部分汉臣的称道，一些汉族文人聚集其门下，为他出谋划策，但却引起了众多满人的不满，并在以后为此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成为祺祥政变的一个重要助因。

咸丰八年(1858)为顺天府乡试之年。乡试前，朝廷上下均很关注此次的主考官是哪位大人。倒不是这些人都存有走门径、托关系的舞弊想法，而是因为主考官的职差太引人注目了。

每届三年一次的乡试、会试之期，清朝皇帝都要选派德高望重、学问优长的官员充任主考官。派放主考官，虽并非肥缺、要差，但却可谓贵差、显差。哪位官员被选为主考官，不但会引起文人士子的特别关注，即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对其仰慕非常。

更为重要的是，凡本次考试取中者，皆为其门生，从此即具有了师生之谊。新中式的举人、进士等，以后多可进入官场，成为主考官的亲信、亲密之人。因此，主考官既可博延揽人才之美名，又可得广收门生之实利。

这就是多次出任科举考试主考官往往“门生故吏满天下”的原因，也是各位权高位尊的清廷大吏皆以派放主考官为喜、为幸的原因。

此次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柏葰，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蒲安，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等。但是，这些考官们不但未能因此高兴起来，反而引来杀身横祸。

顺天府乡试的地点在顺天府贡院，地处内城的东南角。贡院大门前立有“天开文运”的牌坊，大门之内有龙门及至公堂等。至公堂正中悬有“旁求俊义”御匾，两边是明代的大学士杨士奇题写的楹联：“号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

所谓“一毫关节不通风”，是说在科考过程中各种防范措施严密，不会发生一丝一毫的舞弊行为。但在此次顺天府乡试过程中，即发生了顺天府尹梁同新与提调顺天府丞蒋达因彼此不和而互相攻诘的事情，后来，这两人分别遭到革职和降调的处分。这似乎是一种不祥之兆。

乡试发榜了，镶白旗满洲附生平龄中了此次乡试的第七名举人。

平龄高中举人，却使众多文人士子们颇为不服。

平龄何许人也？当时有不少人识得这位满族的大爷。其人平时很少读书作赋，而是经常与一些游手好闲之人相聚唱戏，是一位有名的戏剧“票友”，还曾在戏院登台演过戏。因此，乡试发榜以后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士人民人一片哗然，皆谓“戏子亦中高魁矣”。

此次顺天府考试发榜后，御史孟传金上奏揭发说：

“中式举人平龄朱（卷与）墨（卷）不符，物议沸腾，请特行复试。”

咸丰帝登基之初，本欲对腐败的吏治官风进行大力整饬，且科举考试又是关系清廷后备官员基本素质的“抡才大典”，因此看到这一奏折后，即谕令载垣、端华、全庚等人认真查办。

经查，此次科举考试黑幕惊人。不但平龄本人墨卷中有七处错误，同考官邹石麟在其朱卷中代替他改正过来，而且又查出有问题的试卷五十份。

这还基本上属于科举考试中评卷、阅卷等具体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更为严重的是查出了主考官、同考官受贿舞弊之事。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广东肇庆人罗鸿绎，托请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向同考官翰林院编修蒲安递“条子”，这就变为了违法的受贿舞弊罪。

“糊名易书”之法最初创行之时，的确收到了较好的防弊作用。

但是，日久则弊生。此次罗鸿绎与考试官约定，其考试时的第一篇文章最后用“也夫”二字结尾：第二篇用“而已矣”三字结尾；第三篇用“岂不惜哉”四字结尾；诗则用“帝泽”结尾。这就使原来的“糊名易书”之法失去了防弊作用。

评阅各卷时，身为主考官的柏葰本欲将罗鸿绎的试卷撤下淘汰，但同考官蒲安嘱托柏葰的家人靳祥，劝说柏葰千万不要将罗鸿绎的试卷撤下。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柏葰遂听从了靳祥的劝说，将一名叫李成忠的试卷撤下，取中了罗鸿绎。

发榜后，罗鸿绎向李鹤龄赠送500两白银；又分别向蒲安和柏葰赠送了“贽敬银”和“门包”不等。此外还有副考官程庭桂父子收受关节条子纳贿之事。

此事内幕披露之后，肃顺建议对柏葰处以极刑。他对咸丰帝说：柏葰身为一品大员，竟“听受嘱托”，取中行贿士子罗鸿绎，请拟斩立决。

咸丰帝对此案极为重视，特别召见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各部尚书等议处此事。

咸丰帝因柏葰老成宿望，不愿杀他，本打算从宽处理；但出于振刷吏治、励精国治等方面的考虑，最后他还是听从了肃顺的意见。

在谕旨中宣布柏葰等人的罪状：“科场为抡才大典”，柏葰身为一品大员，“竟以家人求请，辄即撤换试卷…情虽可原，法难宽宥…柏葰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

在此次科场舞弊案中，另有四人被处死，七人被革职，尚有数十人遭降革处分，共计九十余人受到牵连。此案与顺治十四年(1657)的顺天乡试案（十月十六日案发）、江南乡试案（十一月二十五日案发)，并称为清代三大科场巨案。

柏葰被押解菜市口刑场之时，并未产生大限将至的恐惧感。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而是清廷的某种特赦惯例，使之心存侥幸，甚至是某种自信。

自大清立国以来，凡清廷一品大员被判死刑押到刑场后，往往会有差官骑马送来清帝的特赦令，即所谓的“驾帖”。驾帖一到，即可改死罪为流放、发遣等徒刑。

柏葰被押赴刑场之时，照例要摘去帽缨，一身罪犯之服，临行前，他也是照例向着皇宫叩头谢恩。他认为自己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为了整肃科场之弊，咸丰帝必将重治其死罪于前：为了顾念老臣，咸丰帝又必有恩典于后，刀下留人，将自己改为发遣新疆。

因此他吩咐儿子说：此次皇上必有格外的恩典，必有宽赦的驾帖下来，你可先回家将一切远途应用之物准备齐全，只等宽赦令一下立即赶赴新疆。

柏葰在刑场上耐心地等待着皇上的格外恩典。突然，刑部尚书赵光（柏葰的门生）一路痛哭而至。柏葰见状即知大事不好，难逃此劫。他料此事一定是肃顺从中搞了鬼，悲愤地叹息：“我死不足惜，肃六（肃顺在肃家排行老六）他日必同我一样。”

其实，这不过是柏葰的临终愤恨之语，当时大概没有人，恐怕就连柏葰本人也不会相信这会成为事实。但是，天下居然有这样的巧事，柏葰的诅咒竟然在不到三年后应验了。

柏葰是自隋唐科举考试以来，唯一一位因科考而被处死的一品大员，兼之其平日的官声不错，因此他被处死后有不少人为其大鸣不平，多认为是肃顺挟嫌报复。

只是因为肃顺等人，“意在修怨立威，必杀之而后快”，才被枉杀。甚至有人说，当刑部尚书赵光向咸丰帝敬请驾帖之时，咸丰帝颇为犹豫，提笔在手，自言自语地说：柏葰是“罪无可逭，情有可原”，有意为其减刑，但是肃顺却在旁边蛊惑咸丰帝说：“虽说是情有可原，但终究是罪不可逭。”咸丰帝仍在犹豫之中，肃顺拿起御笔，代咸丰帝书写了驾帖。

这种说法，显然是在指责肃顺在此案中借刀杀人，甚至是自己举刀杀人。

肃顺之所以要将柏葰等人处以死刑，很难说其中一定没有挟嫌报复的因素，但是有几点是要说明的。

其一，柏葰等人如何定罪，是由清廷的王公大臣们共同认定，并经咸丰帝认可，决非肃顺一人所能左右得了的。

其二，此次科考中，有问题的试卷并非平龄一人一卷，而是有五十份之多且柏葰本人也确有更换试卷，取中请托之人的行为。雍正元年(1723)，清廷曾规定：无论是考官，还是士子，凡是交通作弊，采名受贿、听情关节者，一旦审实，将作弊考官和中式举子斩立决。

顺治十四年(1657)的江南乡试案中，主考官方猷、副主考官钱开宗等人，因纳贿作弊而即行正法。如果从整饬吏治，从严治官、从严治政、从严治国方面而言，严惩此次科场舞弊官员，似乎又是完全说得通的。

其三，曾为“肃门七子”之一的户部主事李篁仙，后因“户部钞票舞弊案”入狱。时人多认为肃顺必将庇护其人，但是，肃顺并没有这样做。徐一士的《一士类稿》说：从李篁仙一案，可见肃顺的铁面无私和不事阿徇。

其四，自从严厉处理顺天府科场舞弊案以后，科场的风纪的确有了较大的好转与改变，因此又有人称赞：自道光中叶以来，科场考试的弊窦日滋，自此惩儆之后，科场“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净绝”。由此可见，肃顺力主严惩科场舞弊的措施，的确取得了杀儆百，警示后人的良好政治与社会作用。

“科场舞弊案”刚刚结束，又发生了“户部钞票舞弊案”。

鸦片战争以前，清廷各朝的财政大多收入略大于支出，国库历年多有结余积储。乾隆四十六年(1781)户部存银多达7000余万两，就是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存银虽大为下降，但也还有800余万两。但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于军费开支猛增，咸丰三年(1853)时，户部仅存银22万余两。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廷采取了诸如加捐加税、开征厘金、盐斤加价等措施，其中最为恶劣的做法即是滥发纸币、鼓铸大钱。

由于清廷在发行纸币、鼓铸大钱之时，没有必要的白银储备，因而造成这些货币信用低下，民间普遍不愿行用。清政府设立宝钞处及官钱局强制发行。其间，许多商人与户部官员相勾结，从中舞弊贪污。时任户部尚书的肃顺下令查账，结果查出数桩贪污案，清廷的一些重要官员皆牵涉其中。

咸丰帝命怡亲王载垣会同刑部严加审讯。结果，仓场侍郎崇伦，科布多参赞大臣熙麟等因涉及贪污而被抄没家产，就连恭亲王奕䜣的家人也受到牵连。就在载垣等人查办此案之时，户部忽然失火，不但烧毁了部分户部房舍，而且殃及礼部。

民间普遍传言，户部失火，是因为清廷屡兴大狱，严刑酷法，导致天怒人怨、神人共愤，是上天示警，咸丰帝和肃顺等人却认为，此次户部舞弊案尚未查清之际，户部突然失火，很可能是有人欲借此毁灭相关的账目，以图自保的人为纵火，因而更加快了审查的速度，加强了审问的力度。

此案前后持续了两三年，查出赃款多达千万两之多，前后两任户部汉人尚书翁心存（晚清重臣翁同龢的父亲）、周祖培皆因此案而受到降革处分。翁心存后因不能忍受户部满人尚书肃顺的挫辱，愤而辞官。周祖培更是因此而与肃顺结下了不解的宿怨深仇，这也是他后来积极参与推翻肃顺等人宫廷政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查处户部舞弊案中，为此而被抄没家产的商人及其与之勾结的官吏多达100余家，数百人因此而受到处罚，因此又有人说肃顺是借屡兴大狱为自己立威。

这种说法大概不能服人。俗话说“慈不掌兵，义不掌财”，肃顺等人既要为国理财，就不能讲情又讲义，更不能徇情敷衍。当时就有人称肃顺清查户部舞弊案，是一种为国家清理财政的忠君谋国行为。

肃顺在此次户部舞弊案的清查中，力主严办彻查，对于此案的处理的确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此案审理、处理的所有进程和具体处理办法，都是在咸丰帝本人的直接干预和批示下进行的。

对于肃顺在咸丰帝支持下，果断敢为，雷厉风行，整饬吏治的做法，每个人认识的角度不同，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清史稿》中谈到咸丰初年清廷政治时的一段话，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

文宗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而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

无论肃顺在政治上所作所为的目的是什么，效果如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他在以严为尚的从政期间，的确为怨谤所集，咎过所归，不但得罪了不少的清廷的官员，所树政敌过多，而且也招怨于不少商人。这是他在以后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当咸丰帝及肃顺集团为振兴朝纲而努力时，外患再一次把大清王朝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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