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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当局在抗战胜利初期的半年内，陆续接到来自四面八方关于研发原子弹的情报，毕竟，研制原子弹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不仅是科技上的考验，更是财政能力的一大考验。

然而，在蒋介石接到这些汇报时，考虑核武研发实在攸关国防科技之重大突破，象征中国国力巨大提升。

因此，蒋介石即使无法从专业层面思付分析，他还是很认真地研究这些情报讯息，逐一查证它们的真确性及可行性。蒋介石很清楚，以中国当时的国力与技术水平，尽管距离自力研发核武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在案牍劳形浏览成堆的原子弹情报公文过程中，蒋介石燃起了心中更强烈的研制原子弹兴趣。

为了逐一过滤抗战胜利之初纷至沓来的原子弹情报，军政部长陈诚整合各种讯息、淘汰糟粕之后，给蒋介石上了一份堪称完整的报告，针对从抗战胜利以来，那些自称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来源，详细考察其可行性和真确性。

陈诚在1946年7月24日提出的这份报告中表示：

“…二、办理经过经转电北京大学吴教授大猷洽办结果如后：

（1）日人西田已返国，未能晤及其所拟计划。可注意之部分，仅为日人调查我国北部铀矿之结果，所拟“提炼”及“化学”部分俱无具体计划。该日人既已离华，其调查结果现亦无法取得。

（2）日侨石畅茂光等所拟之计划及图样等，多属谬误，显未受物理与化学基本训练，无考虑之价值。

（3）探寻日人古川孙八、石泽平次郎等之行踪皆无结果。

（4）日俘平尾等三人，至6月18日（吴大猷离国时)，尚未抵平，已函吕参谋长，请其与北大郑华炽教授接洽。

三、拟定办法俟吕参谋长与北大郑教授洽复后再行呈核。”

陈诚这份给蒋介石的汇报，说明自抗战胜利以来，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讯息，经过逐一查证过滤，结果证明都只是镜花水月，徒然空欢喜一场。事实证明，日本在战时的原子弹研究计划的成果与研究人员，其核心部门均集中在日本本土，精华人才与研究成果几乎全给美国人“整锅端走”。

日本鬼子原子弹研发计划的“剩余物资”“残羹剩饭”残存在中国的已经所剩无几。因此，对研发原子弹产生高度兴趣的蒋介石，不得不另起炉灶。他早已把注意力从寻求日本专家协助的方向，转移到由我们中国人自行研制的途径。

陈诚在给蒋介石报告的结尾，提到北大教授吴大猷、郑华炽等我国著名科学家，就是受命组织班底研制原子弹的第一批中国军工科研生力军。

其实，早在李宗仁向蒋介石汇报，北平尚有逍遥法外没被俘虏的日本原子弹专家的情报之前，蒋介石正悄悄计议着如何组织训练中国专家，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一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俞大维，1897年出生，他从小在湖南长沙成长，父亲籍贯浙江绍兴山阴，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蒋介石毕生最钦敬两位古人，并终身奉为圭臬，一位是王阳明，另外一位就是曾国藩。风云际会，蒋得识俞大维这位青年才俊留学德国、美国，得悉俞大维竟是曾国藩孙辈，爱屋及乌。俞大维先祖和曾国藩的这一层血脉关系，先天上为他的仕途，甚至尔后到台湾能和蒋介石家族结上姻亲，预先铺设了绝佳的客观条件。

然而，俞大维之所以能从一众民国政府官员中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能够出人头地？

这实在与日后与蒋介石闹翻，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将之绑赴台湾杀之以谢国人的陈仪密切相关。1928年北伐成功，东北易帜，蒋先生一统天下之后，军队的现代化是蒋刻不容缓之要务。

陈仪奉蒋之命，到德国考察是否两国之间能取得军事合作之谅解。就在德国旅途，陈仪得悉德国的留学生里头，有位俞大维十分了不得。俞大维21岁去美国读哈佛大学，靠着他的天赋奇才，及在圣约翰大学打下的根基，勤学努力，他3年拿到哈佛博士学位，又赴德国学数学，论文被刊载在德国最负盛名的数学期刊上。陈仪对这位号称“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的奇才激赏不已，当下礼贤下士，邀聘俞大维回国服务。

完成德国的学业之后，1929年6月，俞大维应聘回国任职军政部参事。

这职务的位阶相当高，一般考上公务人员高等考试的青年学子，从基层政府职员干起，干到参事，即使平日不犯大错，也要10年到20年才爬得上参事职位，可证陈仪对俞大维这位二十岁的小青年，的确是破格任用，赏识有加了。

然而，俞大维之得识蒋介石又是缘何机遇呢？

这又与另一位民国政府的军事奇才蒋百里密不可分。蒋百里即蒋方震，中国留学德国的兵学耆老，他与德国的兴登堡元帅、鲁登道夫元帅交情匪浅，与德国军界建立起良善之人脉网络，蒋介石便运用蒋百里的德国关系，多方培植青年后进。

日后对中国抗战建立众多战功的民国军事将领，有许多人都是蒋百里推荐前往德国学习军事的。例如王叔铭（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曾先后留学苏联、意大利习飞行)、桂永清（德国步兵学院毕业，先后出任驻德武官，与德国上层关系密切)、毛邦初、邱清泉、徐培根（中国著名兵学家，德国参谋大学毕业)、李忍涛（中国化学兵之父，德国参谋大学毕业)、黎玉玺等都曾赴德、意研修深造。

而俞大维也是再次留学德国，公费出国研习军事的特别保举人才。1930年5月，俞大维第二次赴德留学，他还被民国政府派任为驻德国“大使馆”的商务专员，专门负责采购军备，同时专门深造军事科学，诸如兵器制造之学、战役分析、弹道学等。

留德两年，俞大维用德文写了40多本的学习笔记，尝自谓两年德国之行，学习到的智识与经验比在美国哈佛读3年博士还学得多。

1932年，俞大维从德国回到祖国，此刻正值蒋介石如火如荼建军备战，即近代史家惯称“黄金十年”的大力建设阶段。

蒋介石求才若渴，次年，36岁的俞大维被蒋介石破格晋升为兵工署署长兼任兵器教官。按照国民政府的军政官制，由于俞大维任职署长，所以没有当过一天兵的俞大维被授予陆军中将的军衔。兵工署职司军火制造与军器维修。蒋介石对俞大维的赏识，可以从一桩小趣事窥见一斑。

有一次，兵工署预备在靶场检测国造中正式步枪到底合不合格。蒋介石非常重视这次检测，特地抽空到场巡视。随同蒋介石前往靶场的高级军政首长有何应钦、陈诚、张治中、冯玉祥、程潜、俞济时、商震、蒋经国等人。

试射完毕，蒋介石等对俞大维等人的神准枪法及武器精良性能都大为称赞。钱大钧和俞大维开玩笑：“你们武器马戏团表演得真动人，不但枪法百发百中，而且有声有色，太精彩了！”

俞大维也哈哈大笑对曰：

“我还真希望我是马戏团的团主，我保证场场客满，一本万利，这样我就可以收门票大赚钞票了！”

蒋介石闻言一点不以为忤，也跟着军政首长开怀大笑，对这位后生小辈格外青睐。

俞大维之所以具有神射手的能力，是赴德国深造期间，努力钻研枪炮武器的“弹道学”并学以致用的成果。

然而，俞大维真正得蒋介石欢心绝对不仅止于此，而是他的留德背景资历恰巧配合中国积极建军备战，预备枕戈待旦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客观需要。放眼当代所有的东西方列强，实践证明，只有德国愿意帮助中国整顿其落伍残破之军队，使之成为一支足以抗衡日本军阀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现代化武装力量。

蒋介石因为早年留日学习军事的经验当中，日籍顾问对德国军事备极推崇，及至掌权后，受同侪及智囊如陈仪、蒋百里、杨永泰、黄郛等人之力荐，更是唯德是崇，大凡只要是德国东西必唯其马首是瞻。

对来自德国的顾问更是备极礼遇，空前绝后。以德国国防军之父汉斯·冯·塞克特上将为例，蒋介石批示支付他的薪水是每月2000美元，这个数字甚至比蒋介石本人的薪水都来得高。此外，蒋介石特许塞克特拥有专车、专机、侍卫、厨师，甚至还有一支专属于他的乐仪队。更神气的是，蒋介石交代军政首长及侍从人员，凡他不在南京的时候，塞克特有权坐镇在他统帅的办公桌召见中国军官。

塞克特也对蒋先生的厚待涌泉以报。

他给蒋介石三大重要建议：

其一，建立60个师的常备兵；其二，训练军队的先决条件，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军工业；其三，中国应该成立一个训练团，调集各部队将官来集训，逐步推广德制军事训练，完成中国建军的任务。

以上三项，蒋介石几乎均奉若圭臬，无愧于德国国防军之父的传授。

为了建立“自给自足的军工业”，蒋介石自然需要延揽像俞大维这样兼具德国通及军工专业双重专长本领的才俊之士，来扎根军工民族产业。

塞克特的继任者法肯豪森总顾问，与俞大维草拟了一套“五年军火发展计划”，最高期望是尔后中国即使进入战争状态，外援断绝之后，基本的武器装备仍旧能够自行生产、不虞匮乏。

德国顾问和德国军火商提供策略指导和技术支持，固然为蒋介石的建军备战提供了客观条件，更重要且可喜的是，中国当时能有像俞大维这样一大批确实而专业的执行者，因而架构起了抗战前夕武器国造的军火工业基础。

譬如仿造自德国毛瑟步枪的中正式步枪，改造自捷克式轻机枪的国造轻机枪，改造自德国马克沁重机枪的中国国造机枪，都为抗日战争准备工作，做出了杰出的基础性贡献。更值得嘉勉的是，抗战爆发后，我国为数有限的军工器械工厂设备，全在俞大维氏的督责之下，陆续跋山涉水，千艰万险，自东南地区迁移至西南大后方。俞大维自己形容我国兵工厂的迁移是“有条不紊，全师而退”，堪称大时代悲壮之奇迹。

蒋介石半生戎马当中，与德国顾问的互动，以及包括朱家骅、徐道邻、俞大维这些“德国通”军政官员，都是蒋介石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抗战时，俞大维创建自给自足的军工产业功绩昭著，更增加蒋介石的信赖，俞大维官运亨通，又高升为军政部次长。战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尤以原子弹制造这种专业问题，蒋介石及军政部长陈诚等人，自必再次运用俞大维之长才不可。

在蒋介石交办之下，1945年11月，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邀请西南联合大学知名学者、物理学家吴大猷博士、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等人，共同商议我国发展原子弹的问题。

吴大猷等学者认为，以中国当年脆弱的军工产业，技术上实在不足以研发核子弹，如要突破瓶颈，端赖自培育人才开始。

当天的会晤，陈诚、俞大维与吴大猷等专家学者最后的共识，希望能够筹组一个考察团，到原子弹首先研发成功的美国学习。吴大猷等学者便开列了一份名单，专家考察团的人员还包括：王瑞駪、唐敖庆、孙本旺及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人，这个民国政府筹组的原子弹专家考察团于1946年启程赴美学习之旅。

吴大猷等人选定的年轻学者，已经陆续赴美深造，中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正式启动。

1946年6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这个名为“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的特殊单位，也是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之后，第一个成立的国防科技研究单位，但由于事涉机密，这个单位始终是鸭子划水，只在台面下秘密运作。

“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成立，核心人物包括俞大维、曾昭抡等11人，按照计划，“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和早先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

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东北战役的开打，国民党当局的军费渐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研制原子弹而派遣的年轻学者，仍在美国继续深造之中，当局仍然持续供给经费，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为了节省经费预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徒然维持着虚有其表的空壳子，研制原子弹的组织单位不仅不再扩大，还有逐步缩减的打算。

从一份国防部长白崇禧草拟计划扩大研发原子弹却遭上级否决的密件公文，可以窥见国民党当局原子弹计划逐步胎死腹中的端倪。

国防部长白崇禧于1947年4月21日，呈送了一份《要件简报》给蒋介石，白崇禧在简报开宗明义，即建议蒋介石“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白氏在《要件简报》中称：

“本部对于原子能研究问题，曾报奉钧座批准成立原子能研究委员会，聘请俞大维、曾昭抡等11人为委员，因无足够的款，仅能做策动及建议诸工作。关于实施研究方面，前军政部已派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三教授，赴美国考察原子物理研究。顷据该员等拟呈国立物理科学所设备计划及预算，应需开办费约140余万美元，第一年补充设备费100万美元，共为240余万美元，至建筑所需之国币数字尚不在内。”

为了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发展原子弹，白崇禧在报告中，向蒋介石提出如下建议：

“(甲)请指拨专款美金240万元，筹设一个‘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或称‘特种物理研究所’)，附属于‘中央研究院’，但与该院原有物理研究所致力于一般物理之研究者应有分别。

(乙)经费由国防科学研究费内酌为支出，不足时项目请款。

(丙)与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取联系，并须适应国防部所提请之要求。

以上（甲）（乙)（丙）三项拟请发交行政院分别核办当否？”

白崇禧将这份公文发出后，却犹如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下文。

一个多月后，由蒋介石兼任院长的行政院，终于把这份公文递送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办公室（无异蒋介石的左手交给蒋介石的右手）。

兼行政院长蒋介石在白崇禧这份公文上批示着：

“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

国民政府第三局的上校参谋陈廷缜，在白崇禧这份公文的“拟办”栏中写下：“本案经伤据行政院五月卅日核议，拟从缓办理。”

同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则以红铅笔写下“如拟”二字。

“如拟”，即意味着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国共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期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如昙花一现般成为明日黄花。

原子弹计划搁置后不到3年，蒋介石已败退台湾，他二度准备研制原子弹，已是四五年后的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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