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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派翁同龢去天津探询联俄之议，实际上只是她准备乞和的一个由头。她是有病乱求医，不管俄国还是英国，谁肯出面斡旋，便依靠谁。她遣翁同龢赴津的主要目的，是向李鸿章暗示求和之意，以便让李鸿章好放手进行乞和活动。

在慈禧探询俄国的同时，枢府诸臣也在频频与英人总税务司赫德接触。因当时英国公使欧格讷不在北京，清政府便企图通过赫德请英国政府出面斡旋和议。10月4日，奕劻等与赫德会谈，决定以中国“放弃宗主权”、由有关各国“相互保证朝鲜的独立和中立”为条件，与日本讲和，并请英国政府从中主持。

5日，赫德致电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转英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中国请英国政府赶紧按上述办法（指奕劻与赫德商定的和议条件)出面斡旋，以免日本侵入中国本部，加重困难。这一建议，日本可能轻率拒绝，但鉴于战争是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应予支持。直接有关国家是中、日、俄，但广泛的保证更佳。中国希望英国参加，也希望对于朝鲜感有兴趣并对日本具有影响的美国参加。如能邀请有约各国，包括德、法、意、奥都参加则更佳。最好立即行动，阻止日本再前进。目前局势既是如此，已到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再不能拖延时日了。”

最后，特别说明：

“此电系应总理衙门之请，并经授权拍发的，已经赋予行动的全权。”

10月6日，奕䜣和奕劻与赫德再次会议，微露可以答应赔款之意，表示：

“中国既系被迫应战，原难容许任何过奢的要索，但如认为非此不可，仍可提出办法再商量。”

同一天，孙毓汶和徐用仪又与赫德从下午4时谈到6时。

他们对赫德说：

“政府有责任力撑危局，现在也知道继续作战没有把握，早日和解是最好的办法。”

孙、徐二人“几乎痛哭流涕，愿意听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以后办这样办那样”，这实际上暗示允许赔偿军费。

10月8日，英国政府向其驻日临时代理公使巴健特发出试探日本政府意图的训令，其电云：“日本国政府可否向各国承诺，以担保朝鲜独立及向日本国赔偿军费为条件的媾和？”

9日，英国政府通过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转电赫德：

“英国政府已向德、法、美、俄政府提出，在共同保证朝鲜独立的基础上，由各国联合调停，并另加赔偿战费的建议。”

这便为英国政府再次倡议的调停奠定了基调。

英国政府还怕清政府在赔偿军费问题上后退，转电赫德继续动员清政府：

“以朝鲜独立的单纯条件，是没有希望能开谈判的。提出发动战争的道义问题也没有用，必须完全面对既成事实。迄现在为止，与各国的磋商是顺利的，而日本却是气势汹汹，除非中国立即同意英国所提朝鲜独立，另加金钱赔偿的建议，恐将错过目前有利于谈判的时机。”

其实，在清廷内部，只有慈禧、奕䜣、奕劻、孙毓汶、徐用仪等几人知道英国提出的赔偿军费问题，翁同龢、李鸿藻以至光绪皇帝还都被蒙在鼓里。在慈禧的支持下，奕䜣等人不经枢府诸臣讨论和奏报光绪，便答复赫德：“赔款虽然难堪，但并非绝对不行。”

原则上接受了赔偿军费的条件。

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在天津与欧格讷和喀西尼先后商谈。10月10日，欧格讷到天津，与李鸿章会晤时告以：

“外部以中日战事未便持久，两有损伤，嘱相机解劝，已电驻日英使探询日政府，尚未接复，”并申明英国政府的态度说：“如从前先令撤兵再议朝鲜办法，事必无成。今要讲和，非允赔兵费不可。”又称：“两国战久，不但两国伤人伤财，亦与各国商务有碍。且看各国主意如何？但可从旁劝说，未便用力强压。”

12日，喀西尼又带同巴福禄往访李鸿章，首先表示：

“俄国政府尚未明言作何主意。现值中日用兵之际，局面未定，如中日和议成后，日久踞韩，俄国必照前议出来干预。目前宜暂守局外之例。”

又进一步表明对中日战事的态度说：

“俄暂难搀越，亦无可如何。日人自以为水陆之战皆甚得手，现时如与议和，中国已须吃亏；然如不趁此了结，将来日兵再进一步，贪心更大，和局更难。”

欧格讷要中国赔偿兵费讲和，喀西尼也劝中国“趁此了结”，李鸿章不加评论地将他们的话报告给奕䜣，正说明他本人对这种条件是同意的。

10月13日，欧格讷到总理衙门，正式代表英国政府提出，以中国允各国保护朝鲜、赔偿日本军费为条件，出面联合各国调停。

并限定即日定议。奕劻派人飞促奕劻到总理衙门，一直议至晚上10点钟，奕䜣等答应英国提出的条件后会议始散。14日，军机处讨论与日议和的条件问题，争论十分激烈。

在此以前，奕䜣也将此事向慈禧报告。

故在讨论议和条件时，孙毓汶、徐用仪气势汹汹，以为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翁同龢和李鸿藻初闻赔款之议，大吃一惊，坚决反对，谓：

“英使不应要挟催逼，何不称上（光绪）意不允以折之？”

奕䜣胸有成竹，并不多言。孙、徐已知慈禧出面做主，光绪不允也无用。因此，当翁、李提出“俟俄使到再商”时，他们执意不可。然而，慈禧为了在她的60寿辰前结束战争，赔款也在所不惜，岂是翁、李二人的谏诤所能挽回？

当天，翁同龢在日记里愤慨地写道：“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

但是，对于英国倡议的联合调停，列强的态度究竟如何，这是日本政府所必须考虑的。因为当时确有“欧洲各国试图对日清两国交战进行干涉的传言”，所以，日本政府对此采用了非常审慎的态度。10月9日，日本驻德国公使青木周藏致电陆奥宗光，向他建议“给英国的答复尽可能地推迟时间。”

陆奥接受了青木推迟答复的建议，但提醒他决不要流露出有关议和条件的任何言语。

事实上，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联合调停的态度并不是真正积极。

10月9日，意大利外交大臣布朗克接见日本公使高平小五郎时说：

“列强干涉之事，今日虽未成为议题，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必有此事，这将对贵国产生甚为不利的结果。故贵国应确定朝鲜独立及赔偿军费二事，使各国满意，庶可以不受列国之干涉而结束大局。”

早在9月25日，日本驻俄公使西德二郎即电陆奥宗光：“我秘密得知，英国在此刻无干涉之意图。”

30日，他又致函陆奥，进一步分析英国政府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说：

“英国之所以最初对清国表示同情，皆因考虑战争取利必归于清国。清国强大的海军可以阻止日本运送士兵的船只，并在同日本的海上作战中获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清战争的第一期，全胜已归于日本。于是，其政府突然转变态度，以至各报也高唱英国应予日本以援助，使日本获得战胜的结果，并尽力使列国不加干涉。”

事实正是如此。

10月15日，英国政府便向赫德通报对调解一事的基本情况，共五点：

“(一)赔款是首相提议而由外交部采取的；（二）不能希冀列强用武力干涉来支援建议中的解决条件，（三）某两个国家（指美国和德国)不赞成对日本使用道义压力；（四）不能希望英国政府在外交行动以外另作单独行动，（五）日本态度坚决，料有最后答复，现尚未收到。”

对于这次联合调停来说，英国政府是倡议者，它对中国的态度是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必须赔偿军费，而对日本的态度则仅限于“外交行动”、即传递信息，其倾向日本的立场就很清楚了。

美、德两国确实连对日本使用“道义压力”也表示反对。

10月6日，英国驻美国代办戈申致函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询问：

“美国政府是否愿意与英、德、法、俄联合干涉中日纠纷？这种干涉的基础是：各国保障朝鲜的独立；日本取得战费赔偿。”

从10月8日英国询问日本是否愿意有条件的媾和以来，十几天的时间过去了。在此期间，日本政府一面为进攻中国本土而积极作准备，一面施展外交伎俩，纵横捭阖，使列强站到日本一边。

从当时欧洲的资产阶级报纸看，舆论界有对日本一边倒的倾向。日本驻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兴高采烈地向陆奥宗光报告说：

“本职曾接受英国上流社会人士对我国战胜的贺词。该国报纸大都赞扬日本的战胜，并表示满意。兹列举其重要者，如《泰晤士报》说：‘日本的军功不愧享受战胜者的荣誉，吾人今后不能不承认日本为东方一方兴未艾的势力，英国人对于这个彼此利售大体相同，而且早晚要密切相交的新兴岛国人民，不可丝毫怀有嫉妒之意。’《帕尔美尔报》说：‘往日是英国教导日本，现在应该是日本教导英国的时候了。’《每日电讯报》说：‘应劝告中日两国讲和，而且主张中国在履行全部和约以前，日本应占领台湾岛。’由此可见，英国人民在牙山战役以前对我国所怀的感情，现在已是如何地大为改变。

又，此时另有一家报纸上描写法国人的感情说：‘富贵人家，门庭若市。今日本在欧洲取得的胜利，比战胜中国更为伟大。此后，日本可以毫无顾虑，为所欲为地纵横天下，亦可略取敌国的士地而蚕食之。总而言之，日本可以象其他自认为有势力的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欧洲列强不仅无法干涉日本人的这种行动，即对其所抱理想亦不能加以干涉。”

报纸是该国资产阶级政府或政党的喉舌，是其对外政策的折光反映。英国本来是各国联合调停的倡议者，此时反倒“对日本有更加亲密之意”，甚至“对由清国割让土地一事并无非常之异议。即关于日本国于朝鲜占有首位一事，亦无不同之意见”。

所有这些，都已经超出它强迫中国答应的两项议和条件了。

当时，日本国内的“一般气氛，称心快意，欢欣若狂；凯歌之声，到处可闻”。因此，“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一些军国主义性质的团体，此刻非常活跃，只有一个口号，就是：“进攻！”

在此国际国内条件对自己有利之际，日本为满足更大的贪欲，决定迅速扩大战争。

陆奥宗光寄给在广岛的伊藤博文的一封私函说：

“外国干涉之端已开，故我军行动，尤须特别迅速。在外国干涉尚未达到十分棘手以前，不论占领何地，皆为必要。阁下当必洞察机微，尤望注意此事。”

10月23日，日军进攻鸭绿江防的准备已经就绪，便由陆奥照复英国公使巴健特，拒绝了英国政府的调停建议：

“在日本军队处处获得胜利的今日，帝国政府认为，在战争的现阶段，事态的发展尚未达到足以保证在谈判上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目前根据何种条约来结束战争，帝国政府将保留自己的观点，”

10月24日，即日本照复英国的第二天，日军便发动了进攻中国本土之战。

自10月间英国倡导联合调停失败后，慈禧并不死心，决定进一步乞请列强继续出面调处。

11月3日，经清政府约请，英国公使欧格讷、法国公使施阿兰、德国公使绅珂、俄国公使喀西尼和美国公使田贝齐集总理衙门。

奕䜣请求五国公使建议本国政府“出面干涉，以获取对日和平”。

并向五位公使各递交一份内容相同的照会，提出中国讲和的条件是：

“日本应从满洲撤去它的军队，中国同意朝鲜将来独立。中国将赔偿战费，数额由各友邦共同决定，并且在一定期内付清。”

另外，总理衙门有电致意大利政府，也提出这一请求。这是甲午战争期间关于列国联合调停的第三次建议。

日本政府虽在10月间拒绝了英国的调停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毫不考虑和议问题。伊藤博文等人已经看到，西方列强的干涉势所难免，中日议和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

所以，日本当局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二：

一是选择最有利的时机议和；一是确定最有利的议和条件。

为了实现这两项目标，日本决定趁列强干涉尚未达到十分棘手之前，迅速扩大战争，占领更多的中国土地，以便为日后议和时满足自己更大的贪欲。其实，日本在以“事态的发展尚未达到足以保证在谈判上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为由拒绝英国建议之前，已经研究了议和的具体条件问题，但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所以决定在攻占辽东半岛后再谈议和问题。

11月3日，即总理衙门约见五国公使的同一天，日本外务省也在同李鸿章的顾问、美国人毕德格主动接触。毕德格早在1874年就来到中国，起初担任美国驻天津的副领事，由于熟悉汉语和法、德等国语言，后来便成了李鸿章的秘书、翻译和顾问，又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的英文老师。

日本外务省主动邀请毕德格会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其目的有二：

第一、表露愿意直接与清政府议和，既可堵塞列强插手干涉之路，又能鼓励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主和派，使乞和成为清政府不可逆转的方针，以便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抵抗力量；第二、所提五条既原则又颇具弹性，如提出赔偿军费而不说明具体数字，提出割地而又说割取何地须俟临时酌定等等，皆为日本希图满足其最大的贪欲而埋下伏笔。

奕䜣会见五国公使以后，英国政府根据清政府提出的请求，曾询问德、法、俄、美四国是否愿意“在共同保证朝鲜独立及赔偿适当战费的条件下，干涉中国与日本的战争”。

但是，其他欧洲国家则宁愿暂时采取观望的态度，以便伺机而动，好摘取熟透了的果实。所以，并没有一个国家积极响应英国的建议。

美国虽然同“欧洲两三大国”一样，再次拒绝了英国的联合调解建议，但是它却表示愿意承担“单独的调停”。

11月6日，格莱星姆训令驻中国公使田贝，向中国表示美国“随时可以在双方都体面的条件下出面调停，以结束目下的对日战争”。

日本政府反对第三国介入，拒绝了美国的调停，却又感到美国有可用之处。

陆奥宗光认为：

“中日战争不能无限期延长下去，媾和谈判的时机迟早必会成熟，那时对于第三国的公然调停虽无必要，但若有某一国从中周旋，特别是能成为一个互相交换意见的中介是非常便利的，而担当这个中介的当然没有比美国更为合适的了。”

无非是想让美国仅仅充当一个居间传信人的角色。所以，他在致送备忘录时，又以私人谈话的形式对谭恩说：

“目前日本政府如果公开请求美国政府为中日两国调停，可能引起其他第三国的干涉，所以不得不暂时避免此事。将来中国如果愿意开始媾和谈判，而美国也愿意为彼我周旋交换双方意见的便利时，我国政府深愿倚赖美国的厚谊。”

陆奥的谈话，既点明要中国先提出讲和，又婉转地把美国的作用限制在传递中日双方的意见上。

对此，谭恩心领神会，当天电告格莱星姆说：

“日本外务大臣请求于中国对和平问题希望与日本接洽时，经由北京美国公使馆办理。”

20日下午3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即至总理衙门通报：

“我的政府通知我说，日本可以考虑中国通过我向它直接提出的和平要求。”

并特别说明：

“我只要作一个中间人…日本既然不希斡旋，而是要考虑中国‘直接’提出的条件，所以我预备把中国的提案用密码送达东京美国公使，再由他转送给日本政府。”

清廷惟恐和议之不速，当然求之不得，立即表示同意。于是，从1894年11月22日起，直至1895年6月，计7个月间，田贝、谭恩二人一直是中日两国间传递信息和交换意见的中间人。

清政府请求列强调停后，急切地等待答复。中国驻西方国家的使臣也奉命往访各国外交部，进行游说。

11月5日，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会晤，金告以：

“前以韩自主、偿兵费调停息事，倭不允。英廷又因各国不尽同心，遂未另商办法，今不便再与倭重申前议。”

龚恳请说：“事关各国大局，总望切商各国持公论。”金答：“向来有要事，英先与俄商。当即电俄，俟电复，再酌电各国。”

6日，龚照瑗又至法国外交部，得到的答复是：“即电商各国。”

7日，总理衙门接驻美公使杨儒电：据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称，“总统已允调处，即日电驻日本使备陈利害劝其息兵，但不会同各国。”

英、法两国既皆含糊其词，并无明确的答复，而美国虽允单独调处，但日方态度如何尚难预卜，这不能不使枢府诸臣陷于惶惶不安之中。

恰在此时，旅顺前敌传来警报，奕䜣、奕劻等益感各国调停缓不济急，有另谋救急之策的必要。

第二天光绪在养心殿召见奕䜣等4人，继之慈禧又在宁寿宫分两起召见奕䜣等和军机大臣，随后孙毓汶、徐用仪二人亲拟“密寄”而一反常规地不假章京之手，再由翁同龢面交张荫桓，从凌晨3时半到下午4点整整忙碌了12个多小时，可见它是多么重要了。

最后决定特派大员直接与日本议和，由张荫桓等亲至天津与李鸿章商谈如何开议，以救燃眉之急。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派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督办军务处文案景星前往天津。

11月10日，张葫桓和景星带着奕䜣等的密函抵天津，这封致李鸿章的密函中说：

“阁下数月以来，独任其难，九重业已深悉。此时应如何设法以期了结之处，阁下受恩深重，义无旁贷。且系奉旨归我等数人办理，必可合力维持。”

那么，派何人到日本去呢？李鸿章选中了在津海关担任税务司的德人德璀琳。

16日，张荫桓和景星回到北京，即至军务督办处报告德璀琳东渡事。此时，清政府求和之心极为迫切，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

11月21日，李鸿章致函奕訢等，告知德璀琳赴日后的计划：

“密约所知倭人，中途探商，再行往晤伊藤。…如倭人愿望太奢，再电巴（兰德）登新报，遍告各国，愈见东洋无理取闹，届时或耸动各国出而弹压调处。如果伊藤肯与商量，不受其属下自由党人挟制，或先停战，或徐议和，即不烦各国调停矣。”

当然，这只是李鸿章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奕䜣等人看来，这不失为救急之方，当即电询德璀琳行期，意在促其速行。结果，德璀琳到日本后吃了闭门羹，只好怅然而返。李鸿章的这步棋算是白下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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