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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六年（1652年）六月，面对孙可望的欺凌和软禁，永历帝内心的苦闷和无奈已然是无以复加。

但是，使永历帝最感危机的是马吉翔、庞天寿之流的逼宫闹剧。

马吉翔以善于钻营谄媚得封文安侯。他在朝中历事既久，老奸巨猾，专意勾结太监，因而永历帝的“一举一动，无不预知”。他“巧为迎合”，于是皇帝及皇太后均对其“深信之，以为忠勤”而掌管军政。

当他见孙可望势力雄强，便决定投靠，并暗中取得联系。

孙可望遣曹延生、胡正国入南宁时，他见有机可乘，便对管营勇过营内监庞天寿说，朝廷已岌岌可危，秦王孙可望势力却日渐强大，很有希望，我们应“早有结纳”，这样可以保持荣华富贵。

现在秦王的心腹曹、胡二人已经来到朝廷，何不趁机同他们结为兄弟：庞天寿赞同马吉翔的观点。

二人于是同曹、胡结兄弟之盟。

结盟后，马吉翔便对他们说出了心里话：

“秦王功德兼隆，天命已归。我意欲令主上行受禅事，两公为我先达诚乎？”

其实马吉翔看错了人，曹、胡二人虽为武人，但“性实忠义，闻之愕然”。

他们说：

“此国家大事，公何易言。且我军官也，军事得启之，其他不敢闻命。”

马、庞见被拒绝。

便直接密启孙可望请其夺取大位。孙可望知中外人心未服，不敢轻动。也未同意其请。

本来孙可望早想亲自提兵迎驾入黔，这时也暂停以待时机。

曹延生、胡正国向来钦佩大学士吴贞毓，便将马、庞二人之谋如实以告，并建议说：

“公，大臣也，安危系爵。宜劝上驻广西境，系属人心，号召远近，以阻奸谋。”

所以不久在议论移跸问题时，吴贞毓坚决反对移向云贵，明确指出孙可望无人臣礼，表示恐为所制的忧虑。议而未决。

马吉翔将此事密告孙可望，“谓事将成，为贞毓所阻”。

所以孙可望急派高文贵、狄三品等率兵迎驾。到安龙后，马、庞加快了投靠孙可望的步伐，他们密谋逼永历帝让位给孙可望。

但感到吴贞毓等人是实现此谋的最大障碍。

于是唆使其党冷孟銋、吴象铉、方祚亨等接连上奏参劾吴贞毓，必欲将其排挤出朝。

由于永历帝“素知贞毓忠，俱寝不行”。

他们又密谋建议让孙可望发令，以朝廷内外大事委任马吉翔、庞天寿二人主持，这样群臣不敢不听，于是逼皇帝禅让之事二人便可主持。

为搜罗羽翼，扩大势力，马吉翔派遣门生郭璘拉武选司主事胡士瑞入伙，郭对胡士瑞说：

“今上困处安龙，大势已去，我辈追随至此，无非为爵位利禄耳！揣时观变，当归秦王。况马公甚为倚重，目下即欲以中外事属之。若公能达此意于诸当事，共相附和，力劝禅位，何愁不富贵？不然，我辈俱不知死所矣。”

胡士瑞听罢大怒，厉声斥责道：

“汝丧心病狂，欺蔑朝廷，遂谓我辈亦随波逐流乎！”

郭璘惭愧而退。郭璘仍不甘心，他受马吉翔指使，持白绫一条前往善画有名的武选司郎中古其品处，令其画一幅《尧舜禅受图》，以进献给秦王孙可望。

古其品“愤怒不画”。

孙可望得马吉翔密报后，遣人将古其品锁去，“毙之杖下”。

六月，孙可望札谕庞天寿、马吉翔令其掌朝廷内外机务。

谕中说：

“若有不法臣工，一听戎政、勇卫两衙门参处，以息其纷器！”

这是凌驾于永历帝之上向朝廷发出的命令。但对此永历帝并未介意。

但却引起朝臣的“惶惧”。

在朝臣畏惧孙可望的淫威而缄口远祸的态度时，吏科给事中徐极、兵部武选司员外林青阳、主事胡士瑞、职方主事张镌、工部营缮司员外蔡縯等气愤不过，聚而相议说：

“天寿、吉翔囊在楚粤，怙宠弄权，以致楚粤不戒，銮舆屡迁。今不诲祸，且包戴祸心，称臣于可望。一人孤立，百尔寒心。我辈若畏缩不言，不几负国恩羞鸿列乎！”

由于分别各上疏揭发马、庞二人罪状，“章三上”。

永历帝这才得悉马吉翔、庞天寿欺君卖国的种种罪行。

这时又揭发出他们曾盗用御笔私封龙府土官赵维宗为龙英伯一事。

永历帝大怒，准备召集群臣议其罪。马、庞二人大惧，急入内廷向太后求救，这才“得免”。

但他们毫不悔改，更加变本加厉地谄附孙可望。而孙可望也更加肆无忌惮，他自设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凡四川、云南、贵州地区，也就是奉永历朝正朔的主要地区，文武大臣数百员，均须听孙可望之令，“刻期朝见，授以伪衔，有不从者即诛之”。

他又铸造八叠文的伪印，尽换明朝旧印。他任命吏部侍郎雷跃龙为宰相、贵州总督范鑛为吏部尚书、御史任僎为礼部尚书、四川总督程源为兵部尚书、御史张重任为六科都给事、礼部主事方于宣为翰林院编修。

这个方于宣极尽谄媚之能事。

他为孙可望撰《国史》，称张献忠为太祖，作《太祖本纪》。比张献忠为商汤王、周武王，崇祯帝为夏桀王、殷纣王，进呈孙可望览阅。

孙可望也觉得这样做太过分，说：“亦不必如此之甚。”

方于宣却说：“古来史书皆如此，不如此不足以纪开创之勋。”

他还为孙可望“定仪立制”，设太庙，庙中供奉三王：

明太祖高皇帝神位居中、张献忠神位居左、孙可望父之神位居右。“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位”。

处境本已十分窘迫的永历帝，得悉上述诸情况，更加惶恐万分而寝食不安起来。

困居安龙的永历帝，面对孙可望的不臣之举及其谄附者的日益逼禅，已废寝忘食，坐卧不宁。

他虽然平庸无所作为，但涉及到自身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时，又决不甘心任人宰制，而昼夜焦思，琢磨对策。

当然他深知此刻以自己包括真心追随他的大臣的力量难以逃出虎口，更难与孙可望较量。

在几乎陷于绝望之时，他想起安西王李定国。决定通过他来解救自己的危难，结果又演出了一幕悲惨的历史话剧。

一天，永历帝秘召太监张幅禄、全为国二人说：

“可望待朕无复有人臣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之耳目，朕寝食不安。近闻西藩李定国亲领大帅，直捣东粤，俘叛逆陈邦傅父子。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将来出朕于险必此人也！且定国与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赍驰行营，召定国来护卫。妆等能为朕密图此事否？”

张福禄等立即回奏说：

前给事徐极、部司林青阳、胡士瑞、张镌、蔡縯当秦王孙可望发札任命庞天寿、马吉翔时，曾极力反对“抗疏交参，忠愤勃发”。

是皇帝陛下一德一心之臣。

并说：

“臣等将圣意与他密商，自能得当以报。”

永历帝同意了他们的见解。

二人于是到张镌、蔡縯寓所，正好徐极、林青阳与胡士瑞也同时来到，便密传永历帝之意。

他们听罢便说：

这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当与老成持重的首辅大学士吴贞毓密商之。

五人随即共同来到吴贞毓私宅述说此事。

吴贞毓说：

“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辈致命之秋也。奈权奸刻刻窥伺，恐机事不密，诸公中谁能充此使者？”

林青阳立即回应说：“某愿往。”

他们考虑到为避免孙可望同党的“疑阻”，林青阳借口请假归葬。于是吴贞毓密嘱祠祭司员外蒋乾昌，起草敕文，由职方司主事朱东旦缮写好，张福禄等密持入皇宫盖上皇帝宝玺。

一切妥当之后，林青阳便随身藏好密敕，立即辞别永历帝离开安龙启行。当时孙可望对永历帝实行严密监视，各沿途均设哨盘查，林青阳为避开敌人耳目抄小道，奔赴当时李定国率兵驻扎的柳州。

李定国(1621一1662)字宁宇，陕西榆林人。

穷苦农民家庭出身，10岁为张献忠收为义子而参加农民军。成为大西农民军张献忠部下著名的四将领之一。他身“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农民军中“独以宽慈者”。

他“喜接文士，通兵法、纬象，读《通鉴纲目)，略通大义。”

他“骁勇超逸”，能征善战。

张献忠称帝后，被封安西将军。是张献忠部下地位仅次于孙可望的第二号人物。

张献忠牺牲后，他同孙可望等率大西军余部，借平定沙定洲叛乱之机进入云南，建立大西政权。

他对孙可望的专权独断表示不满，“每事相抵牾”，永历二年(1648)四月，孙可望为树立自己权威，执李定国于演武场，当众责打一百军棍。

之后，孙可望却抱李定国大哭说：

“吾以大义辱吾弟，愿弟改心共济大事，勿相戕也。”

李定国“由是恨可望”。彼此矛盾加剧。但李定国仍以大局为重，自请擒沙定洲，终于平息了叛乱，云南出现了安定局面。

李定国在平叛之战中“声势益强”。

孙可望面对“无以为制”的情形，决定请永历帝封王，以此来约束他人。

这种联明之举，正合李定国心意。

在此之前他曾倡议：

“挈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

永历三年，明封李定国为康侯，赐名如靖。

但孙可望却拒绝接受平辽王的封号，坚持要求封秦王，于是展开了一场封号之争。

李定国不同意孙可望所为，他首向云贵总督范鑛表示：

“可望扶明，我则与之共事，若其渝盟，我则杀之无难也。恢复中原之责，有定国在，乞勿念。”

他“暂扶明室无二心”，是相当坚决的。

不久，孙可望逼永历帝得封秦王。

永历六年(1652)二月永历帝移跸安龙。三月，孙可望分兵两路抗击清军，命李定国取桂林、刘文秀取成都。

李定国率军挺进湖南，在连下沅州、靖州、宝庆之后，挥师入广西境收复全州，于七月初四攻下桂林。

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死。

于是乘胜进军而收复广西全境，取得辉煌胜利。李定国被封为西宁王。

桂林的失守、孔有德的败亡，给清廷极大震动。于是紧急调兵遣将致力南方。

十月清敬谨亲王尼堪统10万八旗兵杀至湖南。李定国为躲避兵锋，主动撤出长沙，并于衡州设伏，十一月二十四，穷追不舍的尼堪中伏毙命。

李定国因其它军队接应不上乃撤兵退至宝庆。虽未能乘胜追击清兵，发展战果，但数月之间的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被评论为自万历戊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公开叛明攻下抚顺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之大捷。

南明及清朝两个朝廷都大受震动，而李定国威名大振。这又不能不引起孙可望的忌恨。

就在李定国退兵宝庆之时，得到孙可望令其赴武冈议事之命令。

“三昼夜书七至，定国不得已西行。”

当行至紫阳渡，就要到达武冈时，突接密报说，“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

李定国大惊，立即引兵向广西转移，他流着泪对部下说：

“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阻，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与抚南弟同起云南，一旦娃误辄遭废弃，忌我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岂得已而奔哉？”

他的沉痛之言引起诸营中许多人的同情，而随他转移。

孙可望见李定国不赴会，自己的计划落空，便凶相毕露、率精骑追赶。不料于宝庆突遇清兵，大败而回。李定国于是引兵入广西屯扎于柳州。

不久，林青阳至。李定国听说有皇帝诏书，便“设香案龙亭，传旨官军皆郊迎开读。哭泣涕泪，众军感动。”

对林青阳优礼有加。

因皇帝诏书系密敕，李定国表示“俟恢取东粤，即来迎驾。”

林青阳恐怕机密泄露，不敢直接回安龙，由连州泛海而去。

永历七年(1653)六月，一直在焦急之中盼望李定国回音的永历帝，见林青阳一去不回，十分担心。打算再派官往催。

吴贞毓提出派翰林院孔目周官前往。

武安伯郑允元上奏说：

“此番比前更要慎重。今马吉翔在左右，日夜窥探，凡事必报可望。必须先将马吉翔差出，使他不得窥探，事乃可济。若吉翔在内，则奸党蒲缨、宗德亮，郭璘、蒋御曦等往来奔走，阴伺举动，深为不便。”

永历帝同意这个见解。

因为孙可望的爪牙及马吉翔之流时刻监视着他，不得不处处提防，谨小慎微。

但又不能轻易将马吉翔打发出去。于是等待时机，直进九月霜降节至，永历帝以派勋臣代祭桂王陵寝为由，方将马吉翔派出。

之后，永历帝便命蒋乾昌撰写敕文，遣周官持往李定国处。周官战战兢兢地涕泣受命，离安龙而去。

十二月份，在粤祭陵的马吉翔听到不少人在议论林青阳将密敕到达李定国军营之事，立即差人前往打听究竟。

不久于途中遇见主事刘议新。刘以为马吉翔定然也参与此事，便说：

“上有密敕与西藩。先差林青阳，后差周官。西藩接敕感泣，不日亲往安龙迎驾。”

马吉翔一听果真有此事，大惊失色。

于是紧急具启上报孙可望，同时嘱咐其弟马雄飞，尽出家资贿赂安隆提塘官王爱秀求其为自己说话。

因为他深感问题严重，他自知如此谋得逞，自己将遭灭顶之灾。即不得逞也将被孙可望怀疑参与其谋，以堂堂永历帝身边近臣竞不知如此大事，他有口难言，无法交待。

只得事先请托王爱秀。这时已是永历八年(1654)正月。

而在此之前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

永历帝以身边臣下都是马吉翔党羽，对他们“布列甚密，日同探听”，深感“孤立自危”。

于是又做出决定：

以内阁缺员，敕部考选，补员任用。十二月二十四他“临轩亲试”，将蒋乾昌、李元开选为翰林院简讨，张镌选刑科给事中，李颀、胡士瑞选为浙江、福建两道监察御史，杨钟、徐极、蔡縯、赵康禹、易士佳、任斗墟、朱东旦等，也以“资深俸久”，分别进级加职。

这样的人事安排显见对孙可望及其同党不利。

庞天寿、马雄飞等人“益相危惧”，他们议论说：“凡我仇敌，俱选清华，我辈危矣。”

这时，林青阳返回复命途中至田州（今广西田阳）总镇常荣军营。

常荣已得知密敕之事外泄，阻止其返回安龙。

林青阳于是留于营中，暗派心腹刘吉前往安龙，密奏永历帝。永历帝得知李定国决心护驾之事十分高兴。

当即提升林青阳为兵科给事中。

同时指示吴贞毓说：

“仍撰敕与青阳，敕内先要说‘寿（庞天寿）、翔（马吉翔）表里为奸，将谋不利于朕，着令藩臣为朕剪除'等语。俟朕与将军握手时，即行告庙晋封之典。”

吴贞毓立即按永历帝旨意照办，撰好敕书后，又发金30两为李定国俦“屏翰亲臣”之印。

交与林青阳差人刘吉领去。林青阳接到敕书和黄金之后，常荣立即发兵护送至廉州，李定国拜受敕书与金印。时为这年正月。

但几乎与此同时密敕之案发生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宫廷清洗即将到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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