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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外蒙古全域范围内的大起义和战争威胁的日益迫近，促使斯大林考虑外蒙古所面临的内外局势，尤其是外蒙古面临着深刻的内部危机，在镇压外蒙古起义的过程中，斯大林做出了放弃外蒙古内部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的决定，并改行较为缓和的“新方针”。

与此同时，斯大林并未放松对外蒙古控制，向蒙古领导人提出了彻底解决喇嘛问题和加强军队国防建设的“建议”。

苏联通过在外蒙古实施的左倾激进发展路线，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蒙古经济和社会的改造，但同时负面作用也很快显现出来，左倾路线下实施的全面集体化、强制喇嘛还俗等过火措施激化了蒙古的内部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1932年初在外蒙古全域范围内发生了大起义，波及了外蒙古人口和牲畜最为稠密的省份地区，乌兰巴托甚至一度告急。

对于苏联而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从外蒙古获得的牲畜原料急剧减少，1931年苏联从外蒙古获得了10万头大型有角牲畜和110万头小牲畜，1932年运走了6.5万头大牲畜和65万头小牲畜，而1933年时苏联在外蒙古总共获得的牲畜不到25万头。

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地区的侵略攻势不断增强。此种背景之下，斯大林和苏联高层领导人对于外蒙古局势给予了密切关注，这点可以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针对外蒙古问题的讨论决议数量可以看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3月16日至1935年11月2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外蒙古的决议超过了60项。

1932年3月16日，更是在政治局下成立了由伏罗西洛夫领衔的蒙古委员会。

战争威胁的迫近和外蒙古内部局势的恶化，促使斯大林对外蒙古的政策方针做出调整，为此，斯大林决定放弃在外蒙古实施的左倾激进发展路线，改为实施较为“缓和”的新方针，并于1932年5月29日做出了专门决议。

在斯大林私人代表埃利瓦的直接指导下，1932年6月底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了特别联席会议，通过了实施“新方针”的决议，决定实施包括允许和赞同蒙古阿拉特（农牧民）民众的私人经济、支持私人的商品流通和私营贸易、支持包括富农在内所有阿拉特阶层的经济活动的系列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新方针”的实施只是斯大林在对外蒙古内部政策领域做出的调整。

1934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九大召开之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遣代表团抵达乌兰巴托出席了大会。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强调来自日本的威胁，同时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继续实行“新方针”。

9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科拉罗夫在大会期间的发言中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非常严峻的国际局势下召开的，当前国际局势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战争的问题，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准备战争，在西方是德国，在东方是日本，事实上，自1931年起战争已经在远东地区开始，日本已经侵占满洲地区已经三年，三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日益增强，逐步侵占了中国的北部地区和内蒙古的大部地区，正将侵略的目标转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

可以看出，共产国际代表团一方面致力于向蒙古人强调来自日本军事威胁的迫切性，一方面则要求蒙古人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实施“新方针”。

事实上，“新方针”确实得以在外蒙古长期实行，而且成效显著，在“新方针”实施之后的1934至1939年期间，外蒙古的牲畜头数增加了550万头。

1940年4月，乔巴山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作总结报告时强调了“新方针”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确立了“新方针”政策的长期不可动摇性。

应当说，“新方针”是苏联战时对外蒙古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是外蒙古国民经济转入战时体制的基础，整个战争期间，外蒙古之所以能为苏联供应大量的牲畜原料显然与“新方针”的坚持贯彻实施密不可分。

但如果因为苏联在外蒙古实施“新方针”政策，就认为苏联放弃了对外蒙古的经济控制，那就显然大错特错了。

“新方针”只是斯大林基于外蒙古大起义和面临的日本威胁局势下对外蒙古经济政策的“调整”，经过左倾经济发展路线时期对外蒙古经济社会的改造，苏联已经逐步控制了外蒙古的国民经济。

这点可以从一些数据对比中可以看出：

在1931-1940年的十年间，蒙古从苏联进口输入的机器设备总额为1860万卢布，与之对应的则是外蒙古从苏联进口输入的石油产品和有色金属急剧增长，在从1923至1930年间蒙古从苏联只进口了7600吨石油产品，但是从1931至1940年间，蒙古从苏联进口的石油达到了16.02万吨。相较于1923-1926年间，1935-1940年期间苏联向蒙古输入的石油产品增加了45.4倍、水泥增加了89.7倍，茶叶增加了11.1倍，面粉增加了18.6倍，糖增加了18.3倍，烟草增加了84.3倍。

在中国等国家的资本和经济因素被从蒙古市场清除出去的情况下，显然，苏联己经实现了对外蒙古的经济独占，在经济上将外蒙古纳入了自身的发展轨道之中。而且苏联对外蒙古的经济援助从未停止。

1937-1938年间，苏联对外蒙古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计划，包括帮助蒙古建设砖厂、石灰厂、水泥厂、机械修理厂等等。1937年1月1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筑乌兰巴托-纳拉哈窄轨道路和为此补贴近2800万卢布的决定。

后来根据蒙古委员会1938年1月20日至联共（布）中央的申请，此项预算又增加了2000万卢布。此外，苏联对蒙古的补贴数额，不再计入苏联对外蒙古的工业项目贷款之中，而是单独计算，1938年补贴额度达到1000万图格里克。

但如卢佳宁所言，苏联的援蒙计划不是“利他主义姿态或纯粹的意识形态合作行为”，其出发点是苏联的国家战略任务——必须在远东建立强大且有效的民族安全体系，在这一体系里，苏联和蒙古实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弱小和落后的蒙古不符合这一体系的要求。

斯大林对外蒙古领导人的重要“建议”之一是，加强外蒙古的军队国防建设以便应对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因此，在稳定外蒙古国内经济局势和确保外蒙古对苏联的牲畜原料供应以及苏联对外蒙古的经济影响控制力的同时，苏联对外蒙古战时经济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快外蒙古国民经济向战时体制转变的步伐，具体即重点推动蒙古国家预算向国防建设大力倾斜同时扩大军队的数量。

俄国解密档案披露的统计资料显示：

1930年蒙古的国家预算为2150.4万图格里克，其中用于国防的预算开支为520万图格里克，约占总预算的24.3%，1932年蒙古的国家预算为3262.8万图格里克，其中用于国防的预算开支为800万图格里克，约占总预算开支的24.5%。

两年间，蒙古用于军队国防建设预算开支虽然增加了280万图格里克，但是国防开支计划所占当年度国家总预算的比例却只增加了0.3个百分点，在日本侵略威胁日益迫近的情况下，蒙古如此的军事预算投入，显然不能令斯大林满意，因此，斯大林一直极力“建议”蒙古领导人加大军事预算投入，增加军队数量。

1933年12月25日，斯大林接见了蒙古代表团，在与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的额尔敦布奥其尔会谈时，斯大林重点询问了蒙古军事预算情况和军队数量以及武器装备情况，当斯大林在会谈中获悉了蒙古人民军只有8000人和20辆轻型坦克时，表示这显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并指示同时参与会谈的伏罗西洛夫“帮助蒙古增强军队”。

1934年11月15日，斯大林在同根敦会谈时，正式向根敦提出了“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强大的国家”的“建议”。

斯大林认为蒙古的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无法应对日本的侵略威胁，在斯大林看来，以当时蒙古的军事力量来看，日本人甚至只派遣一个摩步师“便可以占领乌兰巴托”。

1936年12月23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接见了蒙古代表团，会谈记录表明，在根敦下台后的不到一年时间里，蒙古方面在组织军队国防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蒙古人民军军队和内务部部队数量增加至1.9万人，投入军队的费用为2100万图格里克，其中包括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800万图格里克，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将提供占蒙古1937年度军事预算四分之一的无偿军事援助。

1937年1月4日，双方就蒙古军队建设和军事预算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会谈，从会谈记录中可以得知，1936年蒙古的国家预算为4600万图格里克，其中国防预算为2100万图格里克，国防开支占到当年蒙古预算的45.5%。

而1937年度蒙古的国家预算为4900万图格里克，其中国防开支计划为3300万图格里克，占到当年度国家预算开支的71%，其中，莫洛托夫在会谈中答应向蒙古提供1000万图格里克的无偿军事援助，计入蒙古的国防预算开支当中，莫洛托夫更是在会谈中向蒙古代表团指出“为了你们的国家利益，应不计代价地加强军队建设”。

1942年12月14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同乔巴山进行了会谈，乔巴山在会谈中指出，蒙古军队连续三年没有进行复员工作，蒙古人民军和边防部队总计达到3.6万人，占蒙古全部居民人口的5%，用于军队的开支超过了国民预算总额的60%。此外，蒙古提高了后备役部队数量，后备役部队的数量为7.4万人。

可以看出，蒙古用于军队国防建设的预算开支在急剧增加，1932年时为800万图格里克，占当年国家总预算开支的24.5%，而1937年时的国防预算开支达到了3300万图格里克，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71%，五年时间，国防开支增加了2500万图格里克，占当年度国家总预算的比例增加了近50%，而且从1942年乔巴山同莫洛托夫的会谈纪要可以看出，至少在1937至1942年间，蒙古的国防预算开支平均占当年度国家总预算开支的60%。

此外，蒙古军队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1933年时为8000人，1934年底时为1万人，1942年时达到3.6万人，算上预备役部队则超过了11万人。

如乔巴山所言，蒙古1942年的现役部队占到了蒙古全部人口的5%，如果算上预备役部队则超过了蒙古全部人口的15%。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关于蒙古加强军队的“建议”得到了坚决的贯彻执行，无论是军队数量还是军事预算，均表明，外蒙古已经完全转入了战时体制。

斯大林深知，以外蒙古的军事实力，无论如何也无法抵挡日本的进攻，为此，1934年11月27日，斯大林在同根敦为首的蒙古代表团会谈期间达成了苏蒙签署互助协定的“口头君子协定”。

进入1935年7月，苏联支持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日本扶植下的满洲国之间不断发生边境冲突，并呈加剧之势，显然，将苏蒙口头“互助君子协定”变为书面形式的互助协定已经刻不容缓。

此种情形之下，1936年3月12日，苏蒙双方代表在乌兰巴托正式签署了《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互助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提到，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考虑到，在1921年以来，苏联红军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从白卫军的手中解放出来，为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于，决定将1934年11月27日两国之间存在的“君子协定”改为文本议定书的形式，要求双方在避免和防止军事攻击的威胁方面尽一切可能地互相援助。

《议定书》规定蒙古或苏联的领土一旦受到第三国攻击威胁时，苏联和蒙古政府约定立即就此情势进行协商，并采取各自认为的保卫领土安全的所有一切必要措施，如果缔约国一方遭到军事攻击时，双方应互相给予各方面的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对于苏联来说，《议定书》的签署无疑为苏联红军在“必要的情况”下再次进驻外蒙古提供了法理依据，对于外蒙古来说，在日本侵略威胁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议定书》也为从苏联获得庇护提供了重要保证。

此外，外蒙古战时对苏联大量牲畜原料以及军需物资的支援，也正是依据于该《议定书》的签署，或者说《议定书》也为外蒙古成为苏联的后勤保障基地提供了法理依据。

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的边境冲突日益加剧，依据《议定书》的原则精神，1937年苏联红军进驻了外蒙古，这是自1926年苏联红军撤出外蒙古之后，苏联军队再次进驻外蒙古。

很快，《议定书》签署后的苏蒙关系迎来了真正“考验”，1939年59月，苏蒙军队同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国联军在哈拉哈河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哈拉哈河战役（诺门坎战役），战役以日本关东军的失败而告终。

经此一战，充分检验了《议定书》的有效性和苏蒙双方的“友谊”，毫无疑问，外蒙古军队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击败了来犯的日本关东军。

对于苏联来说，来自日本的军事侵略威胁基本宣告解除，苏联军队可以全力应对西部德国的侵略威胁。而对于外蒙古来讲，苏联无疑“用实际行动捍卫了外蒙古的独立”，这不能不加深外蒙古对苏联的“信任和依赖”。而后，苏德战争期间，外蒙古确实也以实际行动为苏联供应了大量的物资，成为了苏联的后勤保障基地。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6月22日当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部长会议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了关于“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问题，并做出决议，决定声明支持苏联并向苏联表示“蒙古人民将同苏联人民手牵手、肩并肩地共同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保卫苏联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蒙古将依据1936年3月12日签署的苏蒙协定全力支援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

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公使桑布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送了照会，表示蒙古人民将全力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

1941年1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了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外蒙古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

决议指出，蒙古党和政府将努力向苏联红军战士提供直接的物质援助，在广泛动员和最大限度发掘蒙古内部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蒙古经济，为向苏联人民提供物资援助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增强蒙古自身的国防能力。

1941年1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的召开及其决定的通过，标志着外蒙古正式转入战时模式，会议决议明确了蒙古党和政府首要迫切的政治经济任务——最大限度地动员外蒙古内部的经济资源潜力，全力支援苏联对德战争。

1941年11月，蒙古政府以蒙古人民的名义向苏联红军前线赠送了第一批礼物——用以装备1.5万名士兵的军用衣物，包括短皮大衣、毡靴、手套等。

1942年11月30日，恰逢十月革命25周年之际，蒙古总理兼外交部长乔巴山一行11人携带三军用列车的礼品抵达莫斯科，准备前往前线慰问苏联红军。

此次赠送苏联红军的礼品包括：

3万件短皮大衣，3万双毡靴，3万件军用背心，3万条绳索、连指手套、软底毛皮靴、斗篷、睡袋、皮袄、胶鞋、帐篷，以及1000吨各种食品——肉类、黄油、灌肠、鱼等。蒙古代表团分成四个小组，分别携带礼品前往了前线的四个战区对苏联红军进行了慰问。

蒙古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莫洛托夫同乔巴山举行了会谈，乔巴山向莫洛托夫表示，蒙古人民已经开始为苏联红军收集筹备新一批的礼品，包括军大衣、马鞍、肥皂等军需物品以及牲畜原料等物资。

1943年3月16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泽登巴尔率领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向苏联军方转交了2军用列车的礼品。

1944年，蒙古方面向苏联赠送了1列军用列车共计32车厢的礼品。

1945年1月，蒙古为苏联红军运来了127火车车厢的礼品，这些礼品包括：

3万双毡靴，1150双细毛毡靴，军用短皮外衣2万件，皮袄超过1000件，毛皮背心2.7万条，毛皮手套3.2万双，军大衣2000件，指挥员皮带2000条，士兵皮带2万条，肥皂60吨，毡毛帐篷6顶，粗毡毛5000平米，军用马鞍500件，皮手套250双，皮靴子1500双，女士皮靴200双，100双鞋子，猪肉45吨，山羊1.3924万只，野禽2365只，水果5吨等物资。

除了为苏联红军收集提供“礼品”，蒙古政府还组建武装部队直接参战。1942年1月召开的蒙古人民第25届小呼拉尔会议决定，组建了名为“革命蒙古”的坦克部队支援苏联红军。

1943年1月12日，乔巴山率代表团抵达苏联红军前线，将“革命蒙古”坦克部队转交给了苏联红军第112红旗坦克旅。

蒙古组建的“革命蒙古”坦克部队由53辆T-34坦克组成，全部由蒙古政府出资购买组建，苏联军方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接收仪式。

1943年，根据第26届小呼拉尔会议的决定，蒙古政府组建了“蒙古阿拉特”飞行大队，并转交给了苏联空军部队。

此外，外蒙古方面为苏联红军收购和无偿赠送了大量军用马匹。

1942年夏天，蒙古为苏联红军征购的马匹超过10万匹，其中超过6000匹是无偿赠送。

1944年间蒙古政府向红军出售的马匹为1万匹。整个战争期间蒙古出售给苏联的马匹超过48.5万匹，而无偿赠送给苏联的马匹超过3.2万匹。

整个战争期间，蒙古同时向苏联输入了大量的牲畜原料，仅在1944年间，蒙古便出售给了苏联价值3265.6万卢布的牲畜，价值3632.6万卢布的羊毛，价值475.4万卢布的皮革原料等等。

1941-1945年间蒙古出售给苏联的牲畜原料总计达到5亿8970万卢布。

总结来看，苏德战争期间，外蒙古以赠送礼物的方式向苏联红军无偿赠送了11军用列车价值超过6000万图格里克的军需物资。

为苏联红军征购包括赠送在内的马匹超过了50万匹。蒙古政府同时向苏联政府出售了价值接近6亿卢布的牲畜原料。此外，外蒙古甚至出资组建坦克和飞机部队直接参战。

毫无疑问，外蒙古的国民经济已经纳入到了苏联的战争轨道，完全服务于苏联的战时需要，苏联也将外蒙古完全变为了自身的后勤保障基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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