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的宫廷外交在明太祖时期得到开创，明成祖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仁宣时期得到适时调整。在历史大环境的作用下、统治者的推动下，明代前期的宫廷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以政治活动为主线明朝皇帝向各国进行册封赏赐，要求对方向自己“称臣纳贡”，这实质上是明朝封建从属关系在对外交往上的延伸，宫廷外交的背后无不体现政治意图。尤其在洪武与永乐两朝，宫廷外交的开展是以政治活动为主线。明太祖遣使往谕周边各国，开拓外交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稳固明朝统治的需要。
同样地，明成祖派遣陈诚通西域、郑和下西洋，也是期望通过“锐意通四夷”和“万邦来朝”的方式树立权威，巩固自身统治，并有效地钳制蒙古势力和海寇侵扰。政治宣谕、争端调解、人员封赏等政治活动始终贯穿于宫廷外交之中，并以此为主线，推进宫廷外交的发展。
在明前期的宫廷外交中，为使政治活动取得预期成效，往往辅之以经济手段，这来源于明朝君主的自我认定和价值标准。作为“大国之君”，他们对传统“华夷秩序”下的政治伦理更为重视，却将经济上的损失置于次要位置。政治活动为经济活动服务，在宫廷外交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厚往薄来”的中外贸易。
在明代以前，与海外国家的经贸往来主要是民间行为，而在海禁政策的支持下，民间海外贸易被禁止，宫廷外交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正规途径。因此，明朝的宫廷外交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使命，它既是明朝与外国官方外交的重要形式，同时也兼具中外贸易的职能。
各国遣使向明朝皇帝进贡，除了携带贡物外，还被允许携带大量的附近货物与明贸易。在郑和下西洋及傅安、陈诚通西域这样的大型遣使活动中，明朝宫廷与西洋、西域各国的经济贸易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伴随宫廷外交而进行的中外贸易，并不遵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且明朝长期放弃对商税的征收。
通过“厚往薄来”的“贡赐”方式对各国施以经济好处，明朝“以示怀柔之意”，吸引更多的海外国家向明朝君主称臣纳贡。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换取政治上的满足，长此以往，既拖垮了明朝的财政，又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构成广，阶层多明朝宫廷外交涉及到的国家众多，且这些国家呈层级分化。明前期宫廷外交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历朝历代中首屈一指，尤其永乐时期，与明朝建立“贡赐关系”的国家在数量上和范围上都超越以往。
这些国家虽都与明朝建立了外交联系，但与明朝的密切程度却不尽相同。根据各国对明朝宫廷外交参与度的高低，可将其分为3个层级。
第一层级的国家与明朝是实质的宗藩关系，它们节日时入明朝贺，王位更迭时向明朝禀报；第二层级的国家虽向明朝称臣纳贡，但进贡不常，王位的传袭也不受明朝管控；第三层级的国家仅以外交之名与明朝进行贸易，与明朝的“贡赐”关系也随着“郑和下西洋”等外交活动的停止而终结了。
面对不同层级国家的外交表现，明朝对不同国家的待遇也有所差异。所有的贡国中，朝鲜与琉球修贡最“勤谨”，两国在明初的宫廷外交中也最受优待，并享有两项特权：一是进贡不需履行勘合手续，二是于会同馆开市贸易不拘期限。
除此，明朝更是多次遣使对朝鲜、琉球进行嘉奖赏赐。这是文化、地域影响的结果，更是明朝对各国入贡态度的反馈。
明前期宫廷外交涉及到的人员阶层十分广泛。在明朝方面，宫廷外交既涉及到皇帝、后妃、太子等为主的皇室成员，也有宦官、宫女等的参与。同时，宫廷外交的开展离不开外事机构的全力配合，行人司的行人、翰林院的官员等直接被任命为外交使节，作为皇帝的代言人出使外国。
礼部、会同馆、四夷馆等相关人员也是保证宫廷外交顺利进行的关键力量。像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大规模宫廷外交活动，每次出使都要数万人，人员构成阶层十分广泛。宫廷外交活动中，除了皇室阶层、宦官阶层、朝臣阶层外，宗教人士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明初对日本和西天尼八剌等国的出使中，佛教僧人都曾担任使节，为中外友好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明朝的建交国方面来看，各国的国王、王妃或地区头目、外交使节等是明朝宫廷外交的主要的参与者。而宫廷外交兼具贸易职能的特性，吸引了大批商人伴随外交使团入明，这在西域国家使团中尤为明显。
明朝前期，来自西域的使团都保持在一二百人的规模，这其中包含了大量求利的商人，明朝统治者为“怀柔远人”，也一般会默许这种情况。足以见得，明朝宫廷外交涉及到的人员阶层十分广泛，这也铸就了更丰富更有活力的宫廷外交。
重视文化交流自先秦以来，中华传统思想中就有了“华夏与夷狄”之分，中原王朝居于华夏，周边属蛮夷之地。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有一种地位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都将自己视为“天朝上国”的主人，始终认为华夏族的道德礼教高于蛮夷各族。
明朝的统治者也不例外，自认有责任，有能力去教化周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让各国“共沐华风”、“共享太平”。因此，明朝的宫廷外交是带着传播中华文化的任务进行的，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播。
在明前期的宫廷外交中，文化传播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遣使册封，要求对方使用明朝的历法，向部分朝贡国家颁科举诏、接收留学生、祭祀山川等。洪武三年（1370）五月，明朝向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颁科举诏，诏曰：“如有行修经明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会试，不拘额数选举。”
高丽人金涛在洪武四年（1371）三月的殿试中考中三甲第五名进士，被授予东昌府丘县丞，但他以不通华语为由请求还国，明太祖“诏厚给道里费，遣舟送还”。对于各国进贡时的求书请求，只要不涉及禁书，明朝皇帝也会对这种“感慕华风”的行为欣然应允。
此外，明朝还欢迎高丽、琉球等国派遣留学生入国子监学习，并定期向留学生赏赐衣物、生活用具等。“明自洪武初，即有高丽、琉球中山、山南遣子入学，其后来者络绎。”
在对外交往中，明朝非常重视宗教文化的交流，使节在外交出使中布施佛寺、虔心朝觐，并注意宗教经典及宗教器物的收集，这其中既有传播也有借鉴，是对宗教文化交融的促进。
著述“出使游记”是明朝宫廷外交的一大特色。每次遣使活动，都有专人负责记录整理出使国的情况，所到国家的生活方式、人文风俗、宗教信仰、物产特色等都被记录成书。
明朝影响较大的几部书籍，都是成书于洪武至宣德年间的。包括李思聪、钱古训出使缅甸、百夷时所著的《百夷传记》，陈诚出使西域所著《使西域记》、《西域番国志》，郑和下西洋时期，马欢、费信、巩珍分别著述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这些书籍是明朝人感受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它们共同促进了外来文化在明朝的传播。
远航开支大，国库耗费严重明前期的宫廷外交由初创到全面发展，在给明朝带来无尚荣耀的同时，也使国库遭到严重耗费。入明的外交使团从踏入明朝土地开始，就受到明朝官方的优厚待遇。《日本一鉴》记载，四方诸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斛，酒半瓶……
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斤，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二十斛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这还只是餐饮方面的提供，加上衣靴、被褥和各类赏赐，明朝每接待一个使团，都将付出不小的经济代价。
为了充分地“怀柔远人”，明朝皇帝甚至会答应一些“过分”的要求。永乐十五年（1417），别失八里“遣使来贡，言将嫁女撒马儿罕，请以马市妆奁。命中官李信等以绮、帛各五百匹助之”，这又增加了明朝的额外负担。
明前期甚至整个明朝的宫廷外交活动中，国库耗费最严重的当属郑和下西洋。持续近三十年的远航活动，促成了“万邦来朝”的盛世局面，但这背后是靠牺牲国家经济利益换来的，正如明朝士大夫所言：“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
从巨型船舶的建造到船队数万人的饮食起居，都是极大地经济耗费。每次远航携带大量的丝绸、瓷器、钞锭等，以赏赐或贸易的方式运往海外诸国，将各国的奇珍异宝和珍禽异兽运回明朝，看似是物物交换，但换回的物品更多的是满足宫廷上层人士奢侈生活的需求。
对于国内普通百姓来说，没有任何用处，且长期的入不敷出，拖垮了国家财政。明朝统治者为缓解财政赤字和货物积压府库的状况，以“折奉”、“折赏”的方式，把苏木、胡椒等当作俸禄和赏赐发给各级官员，一些不法官员为使物品折现，采取强卖手段销给下层百姓。
郑和下西洋对明朝财政和国内各阶层造成了一定地消极影响。明当朝的官员就对郑和下西洋活动提出了猛烈抨击，官至兵部尚书的刘大夏曾言：“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结语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记载，“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但在明宪宗下令向兵部调阅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之前，时任兵部侍郎的刘大夏为防止明宪宗好大喜功重启下西洋活动，早已将相关资料全部烧毁，最终以资料散佚为由告知明宪宗。
虽然刘大夏的行为从文物资料的角度来看是不明智的，但也从侧面说明了郑和下西洋的确对明朝国内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