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麦子吐穗，竖起尖尖麦芒；枝叶光润，庄稼茁壮生长。哦，那个顽劣的浑小子啊，不愿意同我友好交往。这首《麦秀歌》是箕子朝周时慨愤而作的诗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寥寥十数字中，将亡国惨状和亡国原因和盘托出，而且又是凄凉悲惋。全诗语言朴实，音律优美，声情相生。后世对此诗评价甚高，认为它“文词悲美，含义深刻”。后人常以之与《黍离》并举，来表示亡国之痛。
箕子，子姓，名胥余，殷（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商王文丁的儿子，商王帝乙的弟弟，商王帝辛的叔父。官至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箕子朝鲜（被认为定都在大同江流域今平壤一带）。
箕子与微子、比干齐名，史称“殷末三贤”。在走朝鲜之前，在历史上留下了关于他的不少故事。首先是“见象箸而怖”，即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对此，《韩非子》中说：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则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泛指粗劣的杂粮），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也。称此以求，则天下不足矣。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作为叔父箕子见纣王这般无道，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说：“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于是，他在眼见成汤所创六百年江山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之时，干脆在心痛如割中割发装疯，披发佯狂，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王见了他的样子，以为以为他真疯了，就将他囚禁起来，贬为奴隶。
被贬奴隶的箕子遇到了周武王兴兵伐纣。即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前1057年，一说前1027年），得知商纣王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而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这便有了牧野决战，又称“周武克商”、“武王克殷”或“武王伐纣”。商朝后期定都于殷，史称殷商，殷纣王则为其末王帝辛的贬称。牧野之战是一场贵族革命之战，该役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有文字可作印证，可谓信史上明载的第一仗。
牧野在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朝歌，曾为殷商末四代帝都和春秋时期卫国国都，两朝故都。因有北方漓江之称的淇河流经于此而闻名，即今河南鹤壁市新区南部的鹿台遗址及附近。西周为卫国都。春秋属晋。《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齐侯伐晋，取朝歌”。战国为魏邑。《史记·魏世家》：景湣王二年(前241)，“秦拔我朝歌”。秦置朝歌县。
周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于十二月二十八冒雨继续东进。从汜地（今中国中部河南荥阳汜水镇）渡河水（黄河，一说由孟津渡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于一月初四拂晓进至牧野。纣王兵败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灭。
在这商周变易之际，箕子便趁乱逃往箕山（今山西东南部晋城市陵川县棋子山），在箕山（今棋子山）过起一段短暂的隐居生活。随后便武王访箕子、箕子明夷等民间故事传说。据说，箕子当时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两色石子摆卦占方，借以观测天象，参悟星象运行、天地四时、阴阳五行、万物循变之理，未曾想不知不觉演绎出了围棋，他因此被称为围棋始祖。
有一次，求贤若渴的周武王访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恳切请教治国的道理，箕子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告诉了武王。武王听了，十分钦佩，就想请箕子出山治理国事。无奈，箕子不从。武王走后，他便迅速率领弟子与一批商的后裔匆匆离开陵川向东方而去。从此陵川便留下了箕子履迹的传说，棋子山也渐渐被人们称作了谋棋山、谋棋岭。
《洪范九畴》是一政治经济学作品名称，相传是夏禹提出的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9条大法。具体内容是：
1.五行，即：“水、火、木、金、土”。水曰润下（指属性），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指味道），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2.“ 敬用五事”，即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态度要恭谨而严肃；说话要和顺，说话和顺办事就顺利；认识要清楚就能辨别是非；听事要聪敏谋事就能成功；思虑要通达，思虑通达就能圣明。
3.“ 农用八政”，即管理民食、管理财货，管理祭祀，管理建筑，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
4.“ 协用五纪”，就是要和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一致。
5.“ 建用皇极”，即树立皇极的威信，并建立遴选官员和赏罚的标准。
6.“ 义用三德”，即治理众民要以”正直”为本，同时在必要时又要刚柔并用，或者以刚制胜，或者以柔制胜。
7.“ 明用稽疑”，就是通过龟卜和诬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
8.“ 念用庶徵”，就是通过雨、晴、暖、寒、风等的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
9.“ 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就是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等“五福”劝导人向善；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等“六极”警戒和阻止人们从恶。
“箕子明夷”语出《周易·明夷》六五爻辞。本卦坤上离下，坤为地，离为日，日在地下。夷，伤也，明，显露。明夷，就是显露出受到损伤的光明的意思。箕子明夷指的是箕子接近至昏之君殷纣，无法逃避，只好把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隐藏起来，佯狂以自晦其明，这样才免去了杀身之祸。殷纣覆灭后，武王访箕子，箕子才再度显现其才智，授武王以《洪范·九畴》，这好象晚上太阳被地球遮掩，把光明藏起来，等到白天地球绕过太阳，为保证天在东方得以再显光明之象一样，故曰箕子明夷。
武王走后，箕子向东方而去，去了哪里呢？当然是朝鲜。据说，箕子一行到了黄海边，便乘了木筏向东飘去。几天后登上了一岛，因见山明水秀，芳草连天，一派明丽景象，便将那地方叫做朝鲜。这是朝鲜叫法的早最来源。后来，汉武帝时期在朝鲜地区设置了四个郡，其中的乐浪郡之下有一个朝鲜县。这应该是朝鲜一词在行政区划上的首次出现。再后来，高句丽兴起于辽东地区，征服了原本的朝鲜旧地，半岛南部也出现了新罗和百济这两个国家，朝鲜一词不复存在。
当时，这三个国家同时存在于半岛之上， 天天干仗，最后是中国唐朝出手，帮助新罗荡平了高句丽和百济。不过唐朝后期，半岛持续分裂，直到王建所立的高丽统一了半岛，史称王氏高丽。朝鲜之名重现于明朝时期的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自立为王。不过，自古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小国的宗藩关系是小国国君一件不可轻视事情，于是李成桂派人前往南京，呈上“朝鲜”与“和宁”两个名字，请明太祖朱元璋选择，朱元璋最终择定朝鲜，作为李氏王朝的新号。大概意思就是“国在东方，先受朝日之光辉，故名朝鲜。”
与箕子同去朝鲜的殷商贵族有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他们率领弟子与一批商的遗老故旧一大批人大约五千余人，到那里后，大家一起建筑房屋、开垦农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开始了定居的生活。随后，箕子创立了箕氏侯国，这也是在朝鲜半岛上的第一个王朝，史称箕子朝鲜。这个政权定都在大同江流域的平壤一带，箕子对侯国进行了良好的教化，百姓多柔顺，政权在历史上存在了数百年，直到后来被燕国将领卫满率领的一千多人推翻，建立了新的政权——卫满朝鲜。
中国古籍对此的记载是非常有趣的，根据汉初儒生伏生所传《尚书大传》的说法，箕子是因为不愿意周朝来释放他，而自己前往朝鲜的。周天子得知消息后，便将朝鲜封给了他。箕子在接受周朝分封后，曾经觐见过周天子姬发。武王向箕子请教人伦规范，箕子便作《洪范》，向周天子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
这就是说，箕子向周天子讲述定国安民的道理是在他去朝鲜之后，而不是在他去朝鲜之前。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它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武王就以朝鲜封之。班固《汉书·地理志》则认为，箕子来到古朝鲜的时间是在商朝末年，而不是武王灭商以后。当时，箕子也许是看到商朝大势已去，便率领一部分商民迁居朝鲜。后来周天子封箕子于朝鲜，只是承认一种既成事实罢了。
中国古代以上汉文资料的记载，虽然存在一定的出入，今天一些人对此也多少有一些纠结，但这都不能否定箕子入朝鲜这一事实。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都有箕子入朝的记载，并基于中国儒家正统文化观认为，箕子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除了史料的记载，对于这件事考古学材料也透露了一些信息。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龙山文化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济南市章丘区）而得名。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年代为前2500年至前2000年（距今4000年前）。
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时期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之前或与夏初略有交错。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为汉族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我国商、周之际，大致相当于朝鲜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中期。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中，朝鲜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有石斧、石镞、石刀等。特别是其中数量众多的半月形石刀，这正是中国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中朝学者普遍认为它与商朝的灭亡是有关系的。
箕子入朝带去了懂诗书、礼乐、医药、阴阳、巫术的知识分子，懂得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他们把中原文明带到朝鲜半岛北部，教化臣民，使古朝鲜习行中国礼乐制度，衙门官制、饮食起居逐渐沿习中原习俗。中国史书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其中，《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得比较具体：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这里所说的“犯禁八条”是古朝鲜惩治罪犯的条例，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为箕子制定。原有8条，但有文献可查的只有3条。反映古朝鲜时期私有制已经产生，进入了阶级社会。这是在政治法度上，在经济上，箕子推广殷商的田亩制度和中原先进的耕作、养殖技术。据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著的《东史纲目》记载，箕子在朝鲜治理不到三年，当地民风大变，夜不闭户，没了盗贼，妇人守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礼，民众节俭敬睦，社会和谐安定。还有人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黄河，把永明岭比作嵩山，编成歌典来歌颂和赞美箕子。
这之后，自然而然地有了箕子朝周的事，把自己的侯国管理好了，箕子就想来到故国看看。他到来时正好赶上武庚叛乱被消灭。武庚是纣王之子，武庚叛乱也叫三监之乱、管蔡之乱。他有意经过故殷墟亳都（今曹县城南）凭吊汤王，眼见商汤故都宫室毁坏坍塌，禾苗丛生，殷商六百年江山已失，触景生情，悲从中来，很想大哭一场。但因随行人众，他觉得不适合，想小声抽泣，又感到近于妇人品格，不禁脱口吟出《麦秀歌》。殷的遗民听了，个个都痛哭流涕。
见过周天子，箕子在商王帝乙的长子、商纣王帝辛的长兄微子的陪同下再经故殷墟，凭吊了涂山汤王陵、历山太甲陵、曹南盘庚陵、亳东伊尹墓、亳北仲虺墓，瞻拜了列祖列宗先代功臣陵丘。其时，微子已被封于宋（今河南商丘），代替武庚奉守商祀，为宋国第一代国君。按理说，身边有个亲人陪着，箕子心里多少有些安慰才是，但他去越发伤心，最终一病不起，殇于中土。
其后，中国大地上便有了两座箕子墓。一座在河南商丘；一座在山东曹县。
商丘箕子墓位于河南商丘梁园区蒙县故城，也就是商丘古城北四十里。
晋代杜预《春秋释例》：“梁国蒙县西北有亳城。” 梁国蒙县即河南商丘梁园区蒙县故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薄城西有箕子冢。所谓蒙薄为北亳也。晋代伏滔《北征记》望亳蒙间，成汤伊尹箕子之冢皆为丘墟。按古蒙城即大蒙城。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箕子冢在宋州宋城县北四十一里二十歩古蒙城内。宋州宋城县即河南商丘睢阳区商丘古城。《大清一统志》记载：“箕子墓在归德府商丘县北。”历代历史文献均明确指出箕子陵在商丘蒙县故城内。
曹县箕子墓位于山东菏泽市曹县南20里郑庄乡王场村。
明清时期《曹县志》记载：“箕子墓在邑西南二十里盘庚里，月堤前野田蔓草中，冢土坚凝，周围十数步。”清代曹县人徐继孺的《曹南文献录》记载：“箕子冢，在曹县西南二十里盘庚里，汤陵之西。”
与墓地一样存在于中国大地的是箕子庙——箕子去世后，世世代代的朝歌民众，对箕子这位同乡先贤非常崇拜和敬佩，唐代，人们在朝歌城南为箕子修建了一座庙。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还为箕子庙写的碑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评价了箕子的事迹：
1.“正蒙难”是说箕子在隐居时心忧天下，以“箕子操”来寄情书怀；
2.“法授圣”是说周武王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
3.“化及民”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
“法授圣”前文已经讲过，箕子操是一首歌，也叫《箕子吟》，其文曰：嗟嗟纣为无道杀比干。嗟重复嗟。独柰何。漆身为厉。被发以佯狂。今柰宗庙保。天乎天哉。欲负石自投河。嗟复嗟柰社稷何（对社稷怎么办）。“化及民”就是箕子在朝鲜教化百姓，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此，《高丽史》也有记载：1102年，礼部上奏称，中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并乞求为其立祠以祭。不管是中国文献还是朝鲜史书，箕子对古朝鲜的开发都是功不可没的，日本江户时代前期（17世纪初）的史学家林鹅峰认为，箕子到朝鲜开创“东方君子国”，“东方君子国”这种称谓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箕子庙之后还有三仁祠、箕子台——明正德年间，朝歌在南门内路西建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祠，以祀其位，遗址尚存。据当地史料记载，朝歌三仁祠西厢房，挂着一块横匾“箕子馆”，迎门是箕子的塑像，南、西、北墙上，是一副长五丈四高五尺五的工笔彩色壁画。壁画撷取了商朝重臣、三仁之一箕子一生中的六个片段，表现了箕子波澜壮阔的人生。
箕子台在河南省西华县，为箕子被纣王流放后读书之所，即箕子读书台。原址位于县城东南，建于何时不详，1593年当地重建始改县城西北隅。1693年，当地知县李培捐修。距西北城墙约30米，台高5米，总面积30平方米。砖木结构，下部呈圆柱形，台顶上尖下方。有四压脊，门南启，东西各有有砖砌圆窗。四周环水，每逢路霞浸空，回逃返照，波光荡漾，台影倒置，景色宜人。俗称“畴亭夕照”。
《陈州府志》载：“华邑，箕子之旧封也，故城号称箕城。县城东南隅，其势甚高，有箕子祠在焉。”《西华县志》亦载：“《史记》武王克殷，访问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范陈之”。1979年箕子读书台因受黄水浸泡倒塌，现仅存遗址。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曾有诗赞之：九数陈亭岂有穷，当年恒雨有恒风。沧桑不改商臣迹，犹在畴亭夕照中。
与中国大地上的陵、庙、碑、祠、台对应的是，箕子陵在朝鲜半岛也有一座，是古代高丽国为纪念箕子而建的陵墓。原址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牡丹峰脚下。1102年，高丽肃宗接受礼部的建议，访查箕子埋葬的地点。最终认定箕子埋葬于牡丹峰下，人们便为箕子修筑了陵墓，又在旁边建立箕子庙以进行祭祀。
不过，若根据史籍记载来推断，平壤的箕子陵不是真正埋葬箕子的地方，而仅仅是箕子的衣冠冢，真正的箕子墓仍然存在中国。朝鲜半岛历代君主都对箕子陵进行定期祭祀，并进行过数次修缮。箕子陵与乙密台、七星门、浮碧楼毗邻，成为古代平壤著名的景观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1959年春季，为了建设牡丹峰青年公园，金日成下令将箕子陵拆毁。
箕子的历史就这样在半岛变得默默不语，而今天关注一些学者对于周武王分封箕子，也持怀疑态度，原因在于明代经学家马明衡《尚书疑义·周书·洪范》中说：“若说武王封之，必有命辞若微子之命者。夫子必录之，即《书·亡序篇》亦无有，是未必武王封之也。”他认为，周武王有可能未曾分封过箕子，并说：“武王不臣箕子而问道，箕子传道武王而不臣，各行其本，心之诚然而无所愧焉耳矣。”但这在我们看来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箕子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到了朝鲜，改变了朝鲜的社会面貌。
即使周武王虚怀若谷，宽宏大量，对箕子的政治选择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不求他为臣；箕子也率真诚恳，和武王阔谈治国之要，但原则分明，不称臣于周。二人之间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表现出两位杰出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和超迈气度。也并不影响到后来的历史走向，即在秦王朝统一中国后，箕氏朝鲜即确立了对秦的臣属关系。总的看，自西周至秦统一，箕氏朝鲜的性质与同一时期内中原各诸侯国的性质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秦统一中国后箕氏朝鲜臣属于秦，也与秦吞并中原各诸侯国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秦王朝开创的中国大统一时代，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同江流域也是统一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完全能够说是周秦海外之属国。后来，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