臂长，头小，面庞清瘦，略带忧郁。最早认识金尚在的时候，他在县地震局工作。我说，这单位好。他却讪讪地摇摇头，唉，怎么说呢，已经不知多少年没有地震了。我说，你们这样的单位跟别的单位不一样，什么事也不发生，才是你们最大的政绩。金尚在说，问题是我们一直在提醒全县人民要预防地震。我问，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他回答说，这个，没有人会给出确切答案。
显然，我的朋友金尚在纠结着自己的单位、自己的工作。这倒也恰恰证明他是一个认真的人、负责的人，并没有把单位和工作单单作为生存的依附，而是努力在发现其中的价值，寻找到方向。我安慰他，慢慢来，尽量让头脑少发烧，阳光些，如果时间有闲，不妨多看看书。他说，你说的是，我也这么想，这不，正看着呢，并顺手摸过一本，《周易》。
从事地震预防工作，看看《周易》确实没有什么坏处。
有天，收到他的信，信中他说我还是写点东西吧。我问他，你想写点什么呢？他说，我是省报、市报、县报三级报社发过聘书的通讯报道员。我说那好啊，你完全可以写写与地震有关的一些事。随后，他便寄来一些报纸，上面有他写的有关地震预防预测的一些基本常识，文章大都不长，一小篇一小篇的，简明扼要，归类的话，可以归到科普一类。我说，挺好的，完全结合和宣传了你们的工作，只要你有兴趣，就继续写。但过了一阵，在他寄来的报纸上，看到的却不是一小篇一小篇的科普文章，而是几首短诗。我说，你怎么又改写诗了？他说，是的呢，我突然觉得写诗挺有意思。我说，你只要觉得有意思就继续写。但不久之后在他又寄过来的报纸上，我看到的却不是诗，大大的一个整版，内容虽然仍与地震有关，但体裁我以为已经可以归属为带点科普性质的散文。说实话，文章写得不错，有自己的思考，明显是往深处走了。我很高兴，回复他说，很好，一定继续写。随后等他再寄过来作品时，我发现他又变了，这回不是诗，不是散文，而是像模像样的一篇小说，题目叫《地下十八层》，内容仍然与地震工作有着似有若无的联系。看来他这是又要转移阵地掉转枪口了。不过，他是研究地质的，又在地震局工作，这类题材应该也算在他的控制范围，写得也不错。我鼓励他说，我学习了，好好写。但其后好长时间却再没他的音信。直到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说他已经从单位辞职了，我一惊，说，好好的，干吗突然辞职呢？从事文学创作不一定必须是专职，专职只是在无聊的时间上有优势，在正面接触生活上没有优势，还是正确处理好工作和爱好的关系才好。对我的劝说他未置可否。不久，他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他已经离婚了。这让我更加惊讶，我有些慌乱地在电话里跟他说，从事文学创作确实需要不食人间烟火的劲头，甚至可以说，心有多静品质就会有多高，心灵有多自由艺术就会有多挥洒，但并不是说作家要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真正的好作家应当主动投身于你所热爱或你所讨厌的生活中，并真刀实枪地摸爬滚打，像老油条一样被反复炸一炸才行，正常的日子终归还是要过的，创作并不是生活的唯一，更不应该是生活的全部。
我记得，当时我在电话里说了一大堆。可是说这话的时候，他工作已经辞了，婚已经离了，我说多和说少又有什么用呢！只能期望对他的以后能有用了。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悲凄。
又过了一段时间，等他再打电话来时，我的心怦怦跳，很紧张，不知道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他又要怎么说。果然，一开口他便说，我，想自杀。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我说，人有时候会无端地生出幻灭感，甚至会感觉身心崩溃，这很正常。人过了四十，还一点崩溃感也没有，说明你并不成熟。但你这么年轻，离四十岁也还远着呢，怎么会生出这种想法……我一直慌张，一直在说，说了半天才发现他那边早已把电话挂了。
我长嘘了一口气。
我必须专程去趟五山县了！
五山县因境内有五座大山而得名，风景秀丽，交通并不闭塞。虽是山区县，但县城并没有山，建设在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上。最早，五山县城只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大街，形成一个十字花，被戏称为“十字绣”。后来，有了四条大街，形成了井字形，一段时间大家便常常以“井县”代指。慢慢地，“井”成了“田”，“田”又成了“曲”，“曲”又成了……总之，五山县已经渐渐露出了些许繁华的端倪。过去两条街时，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现在多条大街了，行人却络绎不绝。这就跟后来大家都知道的一样，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却是车流越大，堵得越狠。
回想那次到五山县城，还是一九九四年的事。那年，我给社里报了个选题，《吾山为县》。想以县域内的五座大山为切入点，认真为五山县做本书。因为当时，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已经开始萌动，并且崭露头角，真正如火如荼也不过是一九九六年以后才开始的事。各地对旅游这一块都开始动作，五山县也着手酝酿和筹备成立旅游业发展局。因此，我上报的这个选题还是很有些前瞻性的，县里需要，市场行情也应该不会差。就策划的书名看，简洁明了，也富有现代意味。再配上副题——你所不知道的五山县之美——一切便齐全了！
到五山县后，旅游局筹备工作组的同志便陪着我一座山一座山地转，一道岭一道岭地跑。转到第二座山的时候，正好碰上地震局地震地质勘探队的一行人马。其中有个年轻人，臂长，头小，面庞清瘦，带些忧郁，在他们那群人中，显得有些扎眼。这就是金尚在。碰面时，我跟他打招呼，他问我，你们也是专门来看山的？我说，是。然后他面带忧郁地看着远处，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不是认为大山就是最沉稳的？还没等我回话，他便继续说，其实最不稳定的就是山，我如果说这些山是专为引发地震而生长的，你信吗？不得不承认他的思维有点特点，甚至说有点问题。我当然不会同意他“这些山是专为引发地震而生长”的说法，但我并不想反驳他，而只是笑了笑，说，你很敬业。
离开五山县的头天晚上，我没想到金尚在会专门过来找我，因为我们只有一面之识，彼此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他却说，我们是朋友。他能迅速把我当成朋友的原因，竟是因为我表扬过他。我表扬过你吗？我好像不记得了。他说，是的，在山上时，你说过，你很敬业。他说，你知道吗，在单位我可从未受到过这种表扬。如果你能说，你很专业，那就更好了。
那晚，我们还就大山是为什么而生长的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因为我看到的山，是外在的、美的、静的，往深里说，可能还含有一点哲学意味，而他眼里的大山，却是内在的，有“山性”的，动的，充斥宿命的意味。他是学地质的，讲地质构造是他的强项，这回我也算见识了，我说，你的确很专业！
他说，听你说这次来是要为五山县做本书，其实书名叫《看山不是山》就挺好，然后加个副标题：关于行将消失的五座山的故事。不一定非要让人看山，也可以让山看人。也许人才是永恒的，山才是可能随时消失的。
我不能不说他这会儿的特异思维又来了，要说他出的主意也不错，但显然那已经是另外一本书，而不再是与旅游相关的这本书。总之，主题已经跑偏。我说，将来你不妨按你的思路去写出来，那可能也是一本不错的书。
这次到五山县，事先我并未跟他联系，因为我想一个想自杀的人，估计不会跑远。没想到到了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我只好把电话打给了县文联主席付荣风。上次来五山县时，付荣风陪过我，但那时他还不是县文联主席，而是旅游局筹备成立领导小组中的一名成员。
一见面，付荣风说，嘿，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我说，金尚在！
他翻了翻眼，沉吟了一下。
我说，他跟我说，他想自杀！
付荣风轻描淡写地说，呃，你也知道了？
你们……后面的话我没说出来，我的意思是他们的态度怎么能这么无所谓呢！这么大的事，仿佛一阵风就吹过去了。
付荣风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说，放心，死不了。
为什么死不了呢？
付荣风解释说，因为你不知道，他那自杀可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他要求必须从五山县最高的建筑物上跳下去。
我说，五山县最高的建筑物？这很好确定啊！
付荣风说，一开始我们也是高度紧张，在县城的最高处进行了布防。有一天，他真的去了，但很快又下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他发现附近正在起一座新的建筑，看那气魄似乎更加宏大，他于是去那边工地问人家，你们这座建筑要建多高？跟那座建筑比怎么样？人家说，肯定比那座要高。为了落实不会再有比在建的这座建筑更高的建筑，他特意跑到县规划局去找答案，没想到规划局给出的答案是一定有。我为规划局能有这样聪明的回答而感到欣慰，为此专门请过他们。不过规划局的同志说，这算什么聪明，我们只是陈述了个事实而已。想想也是，因为五山县是一座发展中的城市，历史欠账很多，形势一起来，需要建设大批的楼群，而且一座要比一座高。再说这金尚在呢，他为了确定自杀地点，不惜一趟趟跑规划局、建设局、工程局、建筑公司，以便了解五山县未来最高的建筑到底是哪一座，什么时候开建，什么时候建成，建成后的高度大致是多少。如此一来，他倒把五山县的规划和建筑这块扒拉得比分管城建的副县长都要清楚得多。
我说，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自杀？
这说来话长。
我说，这几年他又是辞职又是离婚现在又发展到了要自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付荣风说，其实自打他离开县委机关，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怎么，他在县委机关还待过？你也知道我和他是怎么认识的，我怎么从未听他说起过还曾有这么一段？我以为他一入职就是在地震局呢！
待过，付荣风说，在那儿他就是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作人员，但他不满个别领导的行为和做派，公开指责有关领导说你们和封建社会的封官许愿卖官鬻爵有什么区别！实事求是地说，金尚在所指责的问题在县里个别领导身上是存在的，但他把话说得这么重，搁谁身上谁也担当不起。有时他又公开指责有关领导假公济私权力腐败。这事就更大了，放谁身上都是从政的污点，闹不好还得进去。这种事有没有，确实不能说没有，但你得拿出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仅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还很难上升到这个高度。后来组织上找他谈话，说地震局这个单位和这项工作都很重要，事关全县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他如果能去的话会得到更多的锻炼，并且说他是学地质的，那里更需要他，也更能发挥他的业务专长。话说到这个分儿上，他也只能去了。只是去之前他备足了功课，一去便跟局长探讨地震问题，言语间虽然尽显专业水准，但客观上基本否定了地震局此前的工作，这让局长有些抓狂。所以从他去的那一天开始，地震局的同志就把他当作了另类。地震局本来就不像别的业务局那么忙，他再被边缘和孤立，就更没有多少事可干，他于是喜欢上了写稿。等稿件见报，他自己自然觉得很有成就，一一分发报纸，想在同事面前证明自己，但他的同事却都跟商量好了似的，一律把嘴一撇，说，就这么点小豆腐块，谁不会！并且说，什么地震知识，到处都有，还不是这里摘点那里抄点，这是你的原创吗？冲着同事的这种态度，他便点灯熬油在原创上下功夫，写了几首短诗。比如一首叫《相遇》的，就两行，一行是“她来了”，一行是“他走了”。再比如有一首叫《认识》，也是两行，一行是“天空像棉花一样硬”，一行是“大地像石头一样软”。我插话说，嗬，你都能背下来了！付荣风笑笑说，不是我能背下来，差不多全县人民都能背下来，他的诗早都成酒场上的段子了。付荣风接着说，当他很得意地把这些诗拿给同事的时候，同事说，呃，就两行啊，这什么呀这是！然后当着他的面，就把报纸给扔了。那怎么办呢？他只好又改变路数，写了篇长文章，有家报纸的副刊给他发了一整版。他想这下总该行了，于是便买来一些报纸分发给同事。不料他的同事说了，你可真舍得！听同事这么说，他一头雾水，问，怎么了？同事很肯定地说，这明显是花多少钱买来的版面嘛！不然，会给你这么个发法！这次的打击对他应当是巨大的，一气之下，他决定不再写了。同事们见他不再写了，更有了口实，说你看吧，说他没才他还不服，怎么样，这回可是江郎才尽写不出来了吧！没办法，要想证明自己，他只有拿起笔，继续写。这回他换路子，改写起了小说，很快写出了一个叫《地下十八层》的短篇，并且发在了一家刊物的显要位置。他再次挨着送刊物，意思是你们自己看，到底我有没有才，到底能不能写？看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可他的同事们说，《地下十八层》总共写了还不到十八页，这也没什么呀，这算什么本事？要真有本事你写个长的呀，写个畅销的呀。好吧，从此他就窝在了家里，不再出门。这中间有个同事有事去过他家一趟，出来后便到处说，没想到这个人野心会这么大！别人问怎么了，这同事说，你说说这个金尚在，正经作品还没写过几篇呢，就想得茅奖。这一下惹恼了全县城的文人，金尚在一时间成了全城文人取笑的对象。
我说，我怎么从没听他说起过要得茅奖的事，再说，就是想得也没什么不对呀，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难道想想也有错吗？
说的是呢！问题是金尚在的思维跟常人不一样，最大问题是他太在乎别人说什么了，对什么事都太过于较真儿，他的一切在意和较真儿恰恰给了别人对他的恣意发挥的鼓舞，这等于把别人随手玩耍的一段小绳，主动拴到了自己的鼻子上，别人往哪里牵他便顺着往哪里走，一个坑一个坑地跳起来没完。就为这事，他专门去跟那个散布他谣言的同事对质，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要得茅奖了？同事说，是没听你说过，可事情明摆着，还用说吗？他问，怎么就明摆着了？同事说，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在家里养只猫呢！这理由也算绝了，很明显，同事们是在故意气他。金尚在自然很愤怒，说，那是只野猫好不好，是因为没人喂，看它可怜，我才把它收到家里来的。要按你这么说，我天天都需要走路，那我就是想得挪步儿奖了？这话一出，没过几天，全县城的文人便都知道了，金尚在要得的哪里是茅奖，以他的心劲茅奖算什么，他怎么会看得上眼。这次还好，他没再去对质。但他的选项却是十分简单和过激，直接从单位辞了职。意思是，我不跟你们这些人玩了！
我说，他这些同事也太差劲了，怎么能这样！
付荣风说，人家明显就是拿他玩，他却太较真儿。岂不知，较真儿一次，就是往深里再陷一次。可这个道理，他仿佛就是不懂。
我说，那好，就算他为这事辞职了，可也没有必要离婚呀？
付荣风没有马上回答我，看看表，说，也该到吃饭时间了。然后问我，叫上戴亦放行不？
戴亦放是谁啊？
付荣风说，公安上的，原来是治安警，后来改做刑警了，叫他来，是他能跟你说道得更清楚些。
怎么，金尚在还跟公安上的人有交集？
付荣风说，那交集可大了去了。
等戴亦放到后，付荣风做过介绍，然后彼此落座。一番简单的客套之后，我问戴亦放，我真搞不明白你跟金尚在怎么会有交集呢？
戴亦放一看就是公安性格，豪爽之人。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吧，然后哈哈一笑。
我能听出在戴亦放的笑声里已经蕴含了很多故事。
据戴亦放讲，他那时候还是治安警，有一段时间，他只要一出警，就必定会遇上金尚在。这也奇了！戴亦放说，你们也知道，前些年宾馆也好，发廊也好，洗浴中心也好，洗脚屋也好，这些地方都不太干净，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还真不在少数，我们的任务当然就是要扫一扫打一打，少一些颜色，还空气以清朗。这金尚在也算倒霉，总是一扫就扫着他，一打就打着他。这没说，只能对他进行治安拘留。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他老婆受不了了，首先面子上也过不去，但又无法说服他，最后只能把婚离了。对于离婚，他看上去倒没有太大的悲伤。我审过他，我说，经我们了解，我知道你工作上可能一直不顺，心里有些郁积。他说，你错了，我没有郁积。我说，我知道你去那种地方干那种事，不过是想撒撒气。他说，你错了，我没有想撒气，而且我必须郑重告诉你，我也没干那种事。我说你看你这人，现行都抓了，干吗还不承认呢？他说，怎么就抓现行了，你抓的是什么现行，我已经给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们说的那种事我没干！我说，好，你没干那种事。那我就不明白了，不干那种事你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呢？给你说你可能不信。你说。这么说吧，我是为写作。我说，你这么说，我还真不信。真是笑话！难不成作家都得去那种地方才能写得出东西？他回答说，那也不一定。那你为什么要去呢？我是去采访。怎么讲？他说，你应该知道我那些同事，是他们说我写不出长的，那我就要写出个长的来让他们看看。写长的就必须去那种地方吗？这是什么道理？他说，也不是说写长的就一定得去那种地方，是因为他们不仅要看我写得长，还要看我写得畅销，这就有一定难度了。我琢磨什么题材才能畅销呢，后来想，写这种题材或许最有可能。你想啊，在这种地方从事这种职业的女人会是怎么样的，通过这些女人述说出来的男人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这一定会勾起很多人探究的欲望，窥视欲一向是最粗阔的公共下水道。因此，我便想我必须走进去，实打实地去接触她们，一个一个地去跟她们交谈。事实上我也是在跟她们谈过后才知道，这世界上根本就不缺故事，她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那么生动和精彩，在你们的不断干扰下，我仍然积累起了大量鲜活的素材，我相信我能写出一部大书，这部大书不仅好看，而且畅销。看他那个认真劲，确实不像假的，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不虚，他也真的抱来了一摞厚厚的稿纸，一看题目，《特殊工作者实录》，是够诱人。我问他，你预计能写多少字？他回答我说，至少一百万字没问题。说这话时，他的两眼明显放着光。治安队我的那些同事听说这事后，不用说都好奇得不得了，纷纷找我要稿子看，其中有个同事拿着他的一沓子稿纸跟他开玩笑说，你说你这人，与其弄这些费力劳神的事，还不如实打实地办一下呢。为这话，金尚在当场翻了脸，一纸诉状直接告到了局领导那，认为现在的民警队伍有问题，如今这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显然民警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有很大责任。金尚在的观点当然不见得全对，但我那同事却是为此结结实实背上了一个处分。
我突然想起，金尚在的确曾在跟我通话中提起过，说有部大书能不能在我们社里出一下。当时我问，是你的吗？他说，是的。什么内容？现在还不便告诉你。因为后来一直没有下文，我也就没放在心上。看来就是这个题材了。
我问戴亦放，那他那些稿子呢？
戴亦放说，让我那个受处分的同事一把火给烧了。
我说，可惜，这很不合适。
戴亦放反问我，你觉得可惜？
我说，是的。
那么你认为他写那些东西会有价值吗？
我说，当然有。甚至价值很大。至少是一段社会实录。
我继续说，我以为当下这种乱象不可能太长久，终会有彻底整治的那一天。既如此，那么等将来回过头再看这一段时，他这些东西的价值就有了。
戴亦放瞪大眼睛望着我，说，看来他把你当成他的朋友没错。
我说，你想人家最起码是以个人声誉为代价，甚或是以家庭破碎为代价写出来的，怎么着也不能说烧就烧了吧。我又对着付荣风，你不是说他最善于跟人计较吗，怎么这么大的事他反倒不计较了，这也不是他金尚在的一贯风格呀？
戴亦放说，这也许与他后来突然转了兴趣有关。
我说，什么，他又转了兴趣？
接下来，戴亦放讲了金尚在的另一段故事。
戴亦放说，突然的某一天，金尚在领了个女孩儿来见我，那女孩儿很年轻，长得也挺漂亮，我以为是他新找的女朋友，领来让我见见。因为我跟金尚在一来二去的已经很熟了，在他眼里，我已经不单是一名治安警，跟你一样，也成了他的朋友。所以，他如果真的是领着新女友来见我，我想也属正常。不想金尚在却说，老戴，今天来是求你件事，你得帮这个忙。我问，什么忙？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那女孩儿想做那事。我问，什么事？他说，还能什么事！我说，你怎么知道人家要做那事？他说我当然知道，你就说你帮不帮吧？你想让我怎么帮？还能怎么帮，就是别动不动就扫她打她呗。我无法生他的气，我只能说你可是知道我身份的。这小子竟然说，当然知道，正是知道你这身份这不才找你吗？我叹口气，说金尚在呀金尚在，你这人到底什么脑子！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我看到站在远处的女孩儿，身材修长，体形很好，脸上倒没多少表情，但金尚在却哭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把我搞得也很糊涂，后来听金尚在跟我讲，这女孩儿很苦，她其实是考上了大学的，正是因为考上了大学，她父亲才需要赶紧去城里打工挣钱，好供她上学。她父亲去城里做的是建筑，走前带上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但两人不在同一家公司，当然也就不在同一个工地。女孩儿的父亲好心哪，记挂着小伙子刚从学生身份转身，肯定还掌握不了必要的技术要领，于是专门抽时间去看他，想顺便给他一些指导。她父亲去的时候，人家工地上的工人刚吃完午饭，正在休息。她父亲便爬上了脚手架，跟小伙子说，你在下面，我干你看，好好学。她父亲一边忙活计，一边忙讲解，一不小心，脚下打了滑，人从架子上整个摔了下来。小伙子一看人往下掉，本能地上前去接，结果扑通一声被她父亲砸在身下，当场身亡。她父亲倒是因小伙子这么一垫，腰虽然彻底折了，成了废人，但命好歹是保住了。事发后，两家一起去找公司理赔。可公司说，你父亲并不是我们的雇工，他是私自闯入我们工地，属于违规作业。小伙子的父母向公司要人，公司说，小伙子哪怕是被我们公司的一小片瓦块、一半截砖头砸到，然后出了事，我们二话不说，承担责任，但现在的问题是，他是被一个跟我们公司毫无关系的人用身体给硬压死的，你让我们怎么办？这显然是一个车轱辘话题，跟个连环套一样，根本解不开。女孩儿不仅要给自己的父亲治病，而且小伙子还是人家那家里的独苗，小伙子的父母恐怕也得要靠她来赡养。所以说，这女孩儿不仅需要钱，而且需要大钱。
听戴亦放这么讲，好长时间大家都没再说话。
过了一阵，我问，后来呢？
后来，戴亦放说，后来金尚在一看我根本不可能给他帮忙，便挨着门去找县里几个有名头的企业家，企业家听了这女孩儿的家庭变故后，都很同情，也都愿意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的当场掏钱，有的表示可以酌情为其安排工作。按说这是个很好的结局，但你们也知道，金尚在就是金尚在，他那一根筋思维谁都拿他没办法，他说女孩儿需要的是大钱，你们这么做远远不够。那怎么做才够呢？金尚在便一一征求企业家的意见，意思是你们如果想包人的话，反正包谁都是包，不如就包她，她的自身情况也不错，你们需要的是人，她需要的是钱，岂不两全其美！这么一来，企业家没有一个不被他说恼了的，你怎么知道我要包人！我为什么要包人！我包人不包人与你有什么关系！最后的结果不用说大家也能猜到，那就是被企业家们扫地出门，没挨顿揍已经算是好的了。事情办到了这种地步，他倒还来了理，嘴里一个劲儿地嘟囔，我是说你们要包的话，不包，就算了呗。戴亦放说，唉！你们说这样的人怎么说他才好呢。
我还是问，后来呢？
后来，戴亦放说，你问付主席好了。
付荣风说，他听人家说写电视剧很挣钱，于是去北京了。
那女孩儿呢？
听说，是带着那女孩儿一起走的。
对于写电视剧能挣钱，这说法或许并没有错，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从五山县回来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北京的新电话号码，是我从付荣风那儿要来的。我问他，怎么样，顺利不？他说，勉强，也还行吧。我说，如果按正常，你的小说应该写出点名堂来了，就是按照那种大科普散文的路子走下来的话，应该也不会很差，但你这一转恐怕就不是那个事了，我担心会两下里落空。他说，也是没办法，我从来没想过要为了钱去写作，都是为了她。我说，你也算尽力了。我的意思其实是想让他放手那女孩儿，因为他不具备那个能力，既救不了别人，最后还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没想到这话又勾起了他对县里几个企业家的不满，他愤愤地说，他们可真虚伪。我说，人家怎么就虚伪了？他说，我知道他们有包人的，既然包怎么就不能包她！可我一跟他们说包，就跟揭了他们的老底一样。还有那个老戴，听人说他手下专门养着好几个做那事的女人，她们负责给他提供客人的信息，然后由他出手去抓，抓来后罚款……我打住他，我说，你这都说了些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你怎么知道人家包人了，你又怎么知道人家手下专门养着这么些人？他说，我听说。听说就对吗？都这么说。都这么说就准吗？这一刻，说实话我对他失望至极，我说，你也不好好想想，你本身就是八卦和谣言的受害者，你怎么还能跟八卦和谣言再一起同流合污呢！他声音很大地反问我，你是说这都是谣言？我说，当然，只要是道听途说的，都可以等同于谣言。我劝你一定记着一点，那就是不能把放在自己身上的就都看成谣言，而安到别人身上的就全是实锤，事情永远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需要认真判断。他好长时间没说话。我说，你这样不行，你这种思维也有很大问题，我正好要去北京出差，咱们还是当面谈谈吧。他说，我现在不在北京。那你在哪儿？五山县。有什么事吗，怎么又回了五山县？他没回答我，挂了电话。
我接着打，他没再接。
我心里不免犯嘀咕，难道他是要回到五山县去自杀？
因为我相信，他在北京的情况不会好了，以他的说话方式和处世行为很难立得住。如果这个时候他有崩溃的感觉，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我赶紧拨打付荣风的电话，通了，上来我就一阵说，我说，是不是五山县的最高建筑已经竣工了？是不是五山县这两年不再建更高的楼了？是不是……
付荣风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时，我才冷静下来，我说，听说金尚在又回了五山县了。
付荣风说，我知道，不过不是回，是有事回来处理。
我说，他还处理什么事？
付荣风给我说了一件奇葩事。
事情其实很简单，甚至说小得不能再小。就是在金尚在离开五山县城去北京之后，县城里的某个场合人们又说起了他，有人说金尚在这人是个透明人，人家确实就是想写一部大书的，只是有太多的俗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他，把他给看歪了而已。一句话自然扯到了他所写的《特殊职业者实录》。有人便说了，他可真行，能想出这个办法，光明正大地去那种场合晃荡。有人立马接话说，那么长时间泡在黄汤里，能出淤泥而不染，我坚决不信。有人说，我可是听说，他跟县里的某个女作者关系绝对不清白。这一说，气氛就更热烈了，甚至有人模模糊糊地点出了是谁，有人马上补充起了不知真有还是假无的细节，总之是越说越真了。其实类似的八卦，五山县城一天就有可能生产出好几吨，因此没有多少人会拿这当真，就是说过这话的人说过后自己也会很快忘记，不会太当回事。但话都是有腿的，不知怎么就跑到了金尚在的耳朵里，不排除有人知道他那性格专门传话好看热闹的。这种话到了他这儿，又成了大事。听说他撇下手头正写着的电视剧，专程赶了回来。一回来就开始捋着言路，顺藤摸瓜，从那个场合的主办者开始摸起，先后摸到了报社记者、作家协会主席、后现代派诗人和一个非虚构作者，甚至一路追到了菜市场卖菜的大妈，对他们一一进行盘查和核对。主办者承认那个场合是他办的，但说那晚的主题与金尚在毫不相关。报社记者说，说了吗，我怎么记不得了。作家协会主席说，说与不说不重要，即便说也是玩笑话，别往恶意上去理解。找到诗人时，诗人说，是说了，不过，这算得了什么事！别人要这么说我，我根本不理，我还巴不得他们说呢。金尚在找到非虚构作者，说，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话应该不假。非虚构作者说，我无话可说。金尚在不算完，继续往下追，有的被他逼急了，就说，你自己先说这事到底有还是没有呢？他说当然没有。人家便说，那这就不对了，既然没有，何必大老远地专门跑回来呢？这事不可能淘出真相，但金尚在就是金尚在，他有办法，他不再跟那些可恶的人去一一核对，而是直接找到了那个女作者当面求证。见了面，他跟人家说，你最有发言权，是时候说句话了。女作者问，你让我说什么？就说咱们之间到底有那事还是没那事。女作者说，这还用说吗？他说，怎么不用！你不说清楚人家会继续说。女作者说，舌头长在人家嘴里，我怎么能说得清楚？我问你你能堵得住他们的嘴吗？确实，她不能，他也不能。但让金尚在没想到的是，他这次回来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让谣言又有了新料，外界很快开始盛传，看到了吧，他哪是回来辟谣的，分明就是回来再续前缘的。最后，倒是那个女作者的丈夫实在看不下去了，专门安排在一个僻静的饭馆约请金尚在，让他到此打住。并且表现得很大方地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我相信你！金尚在对女作者丈夫的亲自出面很感激，是啊，女作者的丈夫这么说，那是最有力的证明啊！他激动得伸出手就要去握。但就在两手快要握上时，心里也憋着些气的女作者的丈夫说，事情已经让你闹到这种地步了，就是有，我也不会再去追究了。他这一说不要紧，金尚在不愿意了，说，什么叫“就是有”！你要这么说，我无法收手，我只能继续排查下去。这个小场合最后两人到底是怎么结束的，无人得知，知道的只是女作者的丈夫给金尚在买了当晚的车票，并且是亲自送到车站，把他送上车，亲眼看着他离开五山县，直至火车没影了，这才放心地回来。
我让付荣风说得有点头大，我问，五山县是不是加工业很发达？
付荣风很自豪地说，那当然。然后马上反应过来，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加工八卦的能力的确很强。
我决计不再掰扯金尚在的事。因为他的事任谁掰扯也掰扯不清。而且，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也算不得朋友。
但说归说，不想掰扯之后，心里却越来越多出了一些记挂。有一天，我还是忍不住拨通了付荣风的电话，问他金尚在在北京的情况。
付荣风说，不太好。
我问，怎么个不好法？
付荣风说，听说跟一个剧组闹翻了。
听付荣风的意思是说有个剧组，正在拍一部长剧，前五集女主角昏迷，一直躺着，女主角的片酬每集可能不少于二十万，这样算下来这五集就不少于一百万。为此金尚在就去闯剧组，对导演、制片、主演等来回找，意思就是一个，反正是躺着，也没什么台词，也不需要什么演技，就把这五集让给那女孩儿。
我问，事情最后成了吗？
付荣风说，你想想，怎么可能成！
我说，我们一起去趟怎么样？
付荣风说，我所知道的几个电话号码早都打不通了。我刚才说的这事，还是已经过去很长时间的事了。
这……
付荣风说，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长久地陷入了沉思，一时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