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那个夏天，部队的操场上热浪翻滚，我正忙着准备副连长的晋升考核，一切都很顺利。

然而，一封从湖南老家的信却打乱了我的所有计划。信是妻子小梅写来的，她说她怀孕了，这次是个“二胎”。

我愣了好久，脑袋里乱成了一团。

1976年入伍，靠着自己努力一步步从战士做到排长。我们家从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总说：“志强，你得走出去，不能一辈子像我一样种田！”

那股不服输的劲让我在部队咬牙坚持，也让我有了今天的成绩。

可这“成绩”眼看就要被一个孩子打破了。当时计划生育抓得严，我和小梅都是公职人员，她在县钢铁厂，我在部队，谁也躲不过政策。

我站在连部办公室窗边，盯着操场上那些拼命训练的战士，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这个孩子，到底该不该留下？

接到小梅的信后，我那几天茶饭不思，心里七上八下。

这可不是小事！放在平时，听到家里要添新丁，我巴不得开开心心放鞭炮，可这“二胎”在当时的政策下，绝对是个烫手山芋。

我那时正准备副连长的考核，领导对我印象不错，几次都在会上夸我业务扎实，作风正派。

同事们也开玩笑，说这次提拔稳了，让我早点请客喝酒。我表面上笑呵呵应付着，心里却乱得像团麻。

小梅那头，我没敢回信，也不知该说啥——能说啥？

要么引产，孩子没了；要么留下，工作没了。

我不敢跟她讲真话，怕她一急，就做出啥不好的决定。

几天后，我实在坐不住了，向连长请了假回家一趟。一路上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这次回去得说服她把孩子打掉，不能因为一时冲动毁了我们俩的前途。

可一进家门，看见她的时候，我那些“说服”的话却一个字都没出口。

小梅挺着肚子，站在厨房灶台前炒菜，锅里一阵油烟冲上来，她咳嗽了两声，还强撑着笑：“志强，你回来了，快坐着，饭马上好。”

我看着她瘦弱的肩膀和稍微隆起的肚子，心里一阵刺痛。这些年我常年不在家，家里地里的活她一个人扛，带着儿子，还得伺候我的爸妈。

这么个女人，我真狠不下心让她去做引产手术。

饭桌上，我试探着说：“小梅，要不……咱还是别要这个孩子了吧？现在政策那么紧，万一……”

她放下筷子，低着头没吭声。

我心里也没底，接着又说：“你看你身体也受不了，这么大年纪了，咱们还有一个儿子呢。”

过了好一会儿，小梅才抬起头来，眼圈都红了：“志强，这孩子我真的不想打掉。是个生命啊，咱俩都快三十了，再过几年，就算想要也要不了了。再说了，家里虽然不富裕，可不至于连多养一个孩子都做不到吧？”

我被她这一句话怼得没了话。是啊，这事儿从法律上说，我错了，但从人情上讲，她说的也没错。

一个女人愿意冒着风险生下孩子，除了母爱还能是什么？

可我再一想到部队的纪律和严格的政策，我心里又犹豫了。

毕竟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我一个人，还牵扯到小梅的工作和我们全家的未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家里陪着她，但脑子里一直在做权衡。乡亲们听说我回来了，时不时来串门。

村里的李大叔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笑：“志强，你这日子过得好啊，听说还要添娃了？老李家这一辈人里，数你最出息了，两个孩子齐活儿，羡慕死人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跟着他呵呵笑，却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别说别人了，我爸妈也没少在我耳边念叨：“志强啊，这二胎政策说严也严，说松也松，咱村好几个都生了，也没见有多大的事儿。要不，干脆就生了吧！”

他们是真不懂部队的规矩，觉得农村能逃过去，部队也没啥大不了。

我不敢跟他们解释太多，生怕一个不小心传出去，引来什么麻烦。

临走前一天晚上，小梅坐在床边跟我说：“志强，我知道你难做。这孩子要是让你丢了工作，我愿意认这个错，你要是想让我去做手术，我也听你的。可这孩子是咱俩的骨肉，我真的不忍心……”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我抱着她，心里像刀绞一样。

那晚我一夜没睡，翻来覆去想了无数次，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孩子。这是一条命，我不能让小梅受那份罪，也不能让她一辈子都后悔。

可我也清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我很可能丢掉工作，前途也就到头了。

回到部队后，我主动向连长汇报了这件事。

连长皱着眉头抽了半天烟，最后叹了口气：“志强啊，这事儿你自己心里要有数，政策就是政策，我也保不了你。你能提干到今天不容易，可要是坚持这个孩子，那接下来的路就难了。”

我点了点头，咬着牙说：“连长，我认了。”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选择了留下孩子，也等于选择了放弃我的军旅前途。

提干的事自然被搁置，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志强啊，你这个情况特殊，部队也不能给你开绿灯。按政策走吧，转业回地方，地方上安排得好，也未必比部队差。”

那时候，我虽然表面上装得很淡定，但心里怎么可能不难受？

我可是从一个新兵蛋子一路拼上来的，靠的就是吃苦耐劳和心里那点不服输的劲。

可这条路到头了，我只能接受现实。

1987年冬天，我办完了转业手续，带着小梅和儿子回到了湖南老家。

刚开始，地方安排我到乡政府做个办事员，工作不忙，基本就是骑着自行车下乡跑腿，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跟我在部队时的工作一比，差距别提有多大了。

我白天在乡里跑腿，晚上回家帮着小梅干农活。冬天的田地里一片荒凉，我们俩踩着泥巴拔萝卜，一边干活一边聊家里的琐事。

小梅看我情绪低落，试探着问：“志强，你是不是觉得委屈了？”

我低头拔着萝卜，闷声闷气地说：“有啥好委屈的，咱们家能这样就不错了，至少没挨饿受冻。”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些不甘心的，但一看着她肚子越来越大的样子，我就告诉自己，这条路是自己选的，怨不了别人。

那段时间，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有人说：“志强啊，你不是在部队混得挺好的吗？怎么又回来了？”

还有人偷偷嘀咕，说我这人“福气薄”，媳妇怀个孩子，连工作都保不住。

我听着不说话，只当没听见。

但这些话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总觉得自己从一个让人羡慕的“排长”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乡村办事员，活得越来越不像个样子了。

小梅看出了我的心思。

有一天晚上，她端着一碗热水坐在我身边，说：“志强，你别老往心里去。咱这日子好歹过得去，还有爸妈帮衬着，再苦也就这几年。等孩子大了，我们俩再想法子过好日子。”

我没吭声，但心里有点熬不住了。孩子出生那天，我正在乡里开会，接到消息赶回去时，小梅已经生了个女儿，粉粉嫩嫩的，哭声又亮又响。

她给孩子起名叫“丽丽”，寓意简单，就希望这孩子以后漂漂亮亮、健健康康。

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我心里那点遗憾被冲散了不少。这么小一团肉呼呼的生命，能有什么错呢？

为了这个家，我愿意再咬牙坚持。

可坚持归坚持，现实的压力一点没少。

我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家里老的小的都得花钱，小梅还得伺候我的父母，时间长了，她身体吃不消，脸色越来越差。

1990年的一个深冬晚上，我坐在堂屋里，看着账本发呆。

这时候小梅端着热茶走过来，说：“志强，我琢磨了下，这样下去不行。乡里的工作说白了也没啥前途，要不你出去闯闯吧，趁着年轻还能吃得了苦。”

我抬头看着她，愣住了：“出去？去哪儿？”

她低头捋着围裙上的褶皱，说：“现在不是都说广东那边工厂多，工钱高嘛。村里的张大哥去年去了深圳，回来都修了房子了。你不试试，咱这日子啥时候能翻身啊？”

小梅的话扎在了我的心上。是啊，我总不能这样一辈子混下去吧？

再说，家里父母年纪大了，孩子也在慢慢长大，不能让他们总跟着我吃苦。

第二年春天，我揣着攒了半年的100块钱，带着小梅做的干粮，踏上了去深圳的绿皮火车。

那天，她站在村口送我，抱着丽丽，拉着儿子，小声叮嘱我：“志强，你放心去，家里有我在呢！”

到深圳后，我才知道生活比我想的还难。工地上全是背着包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民工，活儿又苦又累，晚上睡通铺，吃咸菜配白粥，一天只挣几块钱。

可我咬着牙干了下来，不为别的，就为了不让小梅和孩子失望。

后来，我开始琢磨着转行，试过卖水果、摆夜摊，还被骗了几百块钱。

虽然辛苦，但我一直记着小梅跟我说的话：“再苦也就这几年。”

这句话就像一盏灯，指引着我走过了最难熬的时光。

日子虽然艰难，但想到家里的妻儿，想到小梅一个人撑起那个家，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在深圳打拼的第三年，我渐渐熟悉了这座城市的节奏。

那年，厂里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有个亲戚在东莞开玩具厂，想找人合伙。

我听完心里动了起来：这几年，工地上没少吃苦，挣的钱也勉强够家里用，靠这样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翻身。

要是能跟着干点小生意，说不定日子会好过些。

我带着攒下的几千块钱，跑去找那位亲戚。

他带着我参观了一圈厂房，说是“厂”，其实就是几间破烂的小屋子，工人也就七八个，生产的玩具也很简单——小风车、小娃娃之类的，工艺粗糙，主要销给乡镇市场。

“志强，要不你投点钱，咱俩合伙干，挣了钱对半分。”亲戚点着烟，拍着胸口保证。我看了看厂房，又想了想家里的小梅和孩子，最后还是点头了。

这次决定彻底把我推向了人生的高潮，也几乎把我逼进了绝境。

合伙的第一年，工厂经营得很难。我跟亲戚每天跑市场、找渠道，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但赚的钱还不够给工人发工资。

年底的时候，我甚至把自己攒下的一点积蓄都拿出来填了窟窿。亲戚拍拍我的肩膀说：“别急，志强，生意嘛，总有个起步的过程。”

可我哪能不急呢？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子都在读书，开销越来越大，而我每个月往家寄的钱却越来越少。

春节那年，我硬着头皮回了一趟湖南，家里那破旧的老房子和小梅日渐憔悴的脸，让我心里一阵难受。

大年初一晚上，小梅在厨房做年夜饭，炒菜时烟熏得她直咳嗽。

我站在灶台边上帮她打下手，听见她低声问：“志强，厂里还行吧？我看你这几年忙得没日没夜的，也没见挣下啥钱。”

我搓着手，犹豫了一会儿，说：“还能撑住，今年肯定能好起来。”

她没再多问，默默端起菜往外走，留下一个背影让我心里发酸。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自己的选择，想着家里的光景，我突然觉得压力大得快喘不过气。

转业到现在，这一路走得太难了，但我已经没有退路。

过完年，我带着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几千块钱回到了东莞，狠狠心买了一批质量更好的玩具模具，还拉了几个有经验的工人。

那段时间，我白天在工厂盯生产，晚上拉着样品跑批发市场，不管再累再苦，我都咬牙坚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五一节前夕，我们接到了一个大订单，一个批发商一次性订了上万件玩具。

我记得接到订单的那天晚上，我坐在厂房门口，看着灯火通明的生产线，眼圈都红了。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看到希望。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订单多了，原材料却供应不上。我和亲戚四处跑着调货，有一次甚至为了催到一批货，硬是蹲在供货商的仓库门口等了一夜。

后来货终于到了，我和工人们连续干了三天三夜，总算按时把货发了出去。

那一批订单赚了钱，厂里终于开始有了周转资金。我第一次给小梅打电话说：“你放心，今年孩子的学费我包了，家里的房子也快能修一修了。”

电话那头，她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笑着说：“志强，你可别太拼了，别累坏了身体。”

这话让我心里一阵暖。我知道，家里有她在，我就能撑下去。

后来，厂子慢慢步入了正轨，生意也一年比一年好。我终于把家里的老房子翻新了，两个孩子的学费也从没拖欠过。

儿子后来考上了重点大学，女儿也争气，读了师范毕业后成了一名老师。

每次站在村口看着孩子们欢天喜地回家的样子，我心里总算觉得这一路没白坚持。

小梅说我这些年老得快，头发都白了不少。我笑着对她说：“那不就是被你和两个孩子给折腾的吗？”

其实只有我心里明白，这一路走来，她才是我最大的底气。要不是她留在家里撑着，我哪能放下心去外面打拼？

日子到了今天，回头看过去的那些苦和累，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放弃部队的前途，选择留下孩子，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

人这一生，功名利禄都比不上家人齐齐整整，过得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