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毅得知陶勇自杀的消息时，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在陈毅看来，陶勇是个性格直率、心胸开阔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自杀？他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陶勇同志的去世并非简单的自杀事件，背后存在诸多疑点。我坚信有必要向毛主席当面汇报，彻底查明真相，澄清事实。
【陈毅：主席，您知道陶勇的情况吗】
1967年1月，经过陶勇的积极努力，东海舰队的局面开始改善，局势逐渐趋于平稳。面对这一积极变化，陶勇感到可以完成毛主席交代的任务，心情放松下来，打算整理一下自己疲惫的仪容。
1月21日上午十点刚过，陶勇带着一身的疲惫，走进了东海舰队司令部大院内的海军招待所，随后在105号房间短暂休息。
午后，陶勇醒来，简单地洗了脸后，便离开了房间。他走到楼边的花园，和正在整理植物的园丁交谈起来。
招待所负责人刚进门，陶勇就主动打招呼，说自己头发长了，麻烦他安排理发师过来修剪一下。
15分钟后，所长领着理发师来到花园，打算给陶勇剪头发。到了地方，所长却发现陶勇不在，于是和理发师一起在周围找了起来。
当所长走到浇花用的小井边，意外看到陶勇已经在井中，他立刻高声呼喊："陶司令掉进井里了！"
所长大声呼救，理发师和园丁闻声赶来，三人合力将陶勇从井中救起。医护人员迅速到场进行急救，但未能取得显著成效。
不久后，救护车把陶勇送往海军医院进行抢救，但遗憾的是，经过全力救治，他还是没能挺过来。
当晚，朱岚接到丈夫陶勇离世的消息，情绪崩溃，痛哭失声。她坚定地表示：“陶勇一生追随毛主席，历经生死，绝不可能选择自杀！他的死是被人所害，必须揪出凶手！”朱岚的呼喊充满了对丈夫的信任与对真相的强烈诉求。
在朱岚的指示下，上海第一医学院对陶勇的遗体进行了详细检验。最终，法医给出了明确的鉴定结果，确认陶勇是因溺水身亡。负责此案的法医在报告中指出，这一结论基于对遗体的全面检查和分析。
关于死者是主动跳井还是被他人推入井中，目前难以确定。要区分自杀与他杀，关键在于现场勘查。然而，死者被打捞出水后，现场已被破坏，无法进一步调查。
关于陶勇离世的消息，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说法，使得整件事显得扑朔迷离。这些言论为他的去世增添了不少疑团，让人难以看清真相。原本简单的事实，因为种种不确定的表述，变得复杂起来。这种不确定性，无疑让人们对陶勇的去世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和猜测。
陶勇离世后，海军政委收到了东海舰队提交的《关于陶勇自杀经过及初步分析》文件。海军政委迅速审阅并签署了这份报告，随后向全军发布通知，明确指出陶勇的死因是自杀，并将其定性为“叛逃后因畏罪自尽”。
作为新四军抗日战场上的杰出将领，他本应享有崇高荣誉，却不幸遭遇了不公正的指控。这段历史见证了一位抗战英雄在胜利后所承受的冤屈，其经历折射出特殊历史时期下的无奈与不公。
得知这一消息，陈毅感到难以置信，他无法接受自己昔日的得力干将竟然选择叛逃和自杀。作为陶勇的上级，陈毅对陶勇的为人非常了解，内心充满疑惑，不禁喃喃自语道：
陶勇同志并非死于自杀，他的去世存在诸多疑点。我决心在适当时候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彻底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
一月底，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与几位老帅会面。谈话过程中，陈毅向毛主席提起了陶勇，询问主席是否了解他的近况。
听完陈毅的汇报，毛泽东感到十分惊讶，立刻坐直了身子，追问道：“陶勇出什么事了？”陈毅随即回答：“他被开除了党籍和军籍，还被定性为叛徒。”
陈毅刚说完，毛主席立刻把铅笔重重地拍在茶几上，语气坚决地说：“简直胡来！你马上给上海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毛泽东就是陶勇的后盾，我倒要看看谁敢动他！”
目睹毛主席情绪如此激动，陈毅声音哽咽地开口道："主席，已经太迟了......"毛主席瞬间领悟了言外之意，随即回应道："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语毕，毛主席缓缓转身，迈着沉重的步伐，默默离去。
陶勇在毛主席眼中是一位性格直率、作战勇猛的老红军战士。他在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斗志。
【粟裕：好一个拼命三郎】
1913年1月21日，陶勇在安徽省霍邱县（现为六安市叶集区）的一个贫困农家出生。幼年时，他的父亲便离世了。年仅7岁，陶勇为了生计，不得不去地主家当放牛娃。
1929年2月，陶勇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同年4月，他受组织安排前往河南商城，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当时，陶勇年仅16岁。
1931年春天，陶勇被指派为鄂豫皖保卫局的保卫队队长；随后，他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到了6月，陶勇先后担任了红4军第12师35团2连的副连长和连长，之后又升任为1营的副营长。
1932年11月，陶勇被提拔为第10师28团2营的营长，之后又先后担任了副团长和团长的职务。
1936年，陶勇接到命令前往红军大学进修。这次学习经历使他从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青年迅速成长。完成学业后，陶勇被提拔为红9军教导师的师长。
没过多久，陶勇带领的部队就与马步芳的军队展开了激战。经过数月的持续战斗，陶勇筋疲力尽，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倒下便沉沉睡去。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无数枪口团团围住。
1937年秋天，周恩来和孔石泉在西安的一处拘留所里与陶勇会面。周恩来紧握陶勇的手，郑重表示：“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重返队伍。”这次会面标志着陶勇正式回归党组织。
陶勇随后被派往抗日军政大学进修，在学期间他还担任了学员排长的职务。
1938年，陶勇被委任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4团的副团长，随后晋升为团长。与此同时，陈毅担任该支队的支队长。
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僵持状态。陈毅与粟裕接到命令，带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主要力量向苏北进发，并在黄桥一带建立新的抗日基地。
陈毅和粟裕抵达黄桥后，国民党将领韩德勤调动了第89军主力以及江苏省保安旅的兵力，向新四军发动进攻，意图彻底消灭新四军主力部队。面对这一局势，陈毅和粟裕迅速作出反应，指挥新四军对韩德勤的部队进行反击。
在黄桥战役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由陶勇指挥，负责坚守阵地。面对激烈的战斗，陶勇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他脱下上衣，挥舞马刀，高声激励士兵：“同志们，随我冲锋！”这一举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带领部队奋勇向前。
陶勇二话不说，带头冲向敌军，瞬间击溃了前方的敌人。这一幕被正在指挥的粟裕看在眼里，他感动得眼眶湿润，感叹道：“真是个不怕死的勇士！”
紧接着，友军协同作战，成功击溃了韩德勤的主力部队，赢得了黄桥战役的最终胜利。战斗结束后，陈毅以诗人的身份，为这场胜利创作了一首诗。
历经十年战火，幸存者寥寥，如今与昔日战友并肩凯旋；长江淮河之间的广袤土地已归人民所有，十月的红旗在天空高高飘扬。
12月，当陶勇带领主力7团参与曹甸战役时，韩德勤下令驻扎在南通石港的江苏游击6纵队指挥官徐承德，联合位于如东马塘的保1旅旅长詹长佑，共同对新四军3纵的根据地掘港发动突袭，形势极其紧张。
面对紧张局势，陶勇果断行动，驾驶缴获的日军摩托车直奔马塘镇，径直闯入詹长佑的指挥所。他开门见山地对詹长佑说："听说你要对我们动手，我主动来见你，看看你有什么打算。"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既表明了立场，也展现了胆识。陶勇的行动不仅化解了潜在冲突，更体现了他处理危机的智慧和勇气。
经过陶勇的耐心开导，詹长佑最终决定维持中立立场，这一关键选择帮助3纵成功摆脱了被两面夹击的困境。
1942年11月，时任日本总参谋长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飞抵南京，向侵华日军总司令田俊六传达了在苏北地区实施"清乡"行动的指示。这一命令旨在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通过军事手段清除抗日力量，巩固日本在华东地区的统治地位。
东条英机刚走，伪34师师长施亚夫（中共地下党员）马上把田俊六的清乡计划透露给粟裕。粟裕意识到情况紧急，立刻前往陶勇的第4分区，亲自指挥对日作战。
在反“清乡”战役中，陶勇作为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兼苏中第4分区司令员，依据毛主席的战略指导，带领部队巧妙利用日伪军之间的空隙，灵活机动地展开行动。他们避开敌人重兵防守的区域，选择薄弱点进行突击，成功攻占了金沙、余东等7个日伪据点，并捣毁了108座敌碉堡。这一系列胜利不仅重创了日伪军的士气，还得到了粟裕的高度评价。陶勇的指挥艺术充分体现了灵活作战的精髓，为反“清乡”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俊六因未能成功实施“清乡”计划，被东京总部召回日本。这一调动直接反映了其在中国战场的失利，也标志着他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东京总部的这一决定，不仅是对田俊六个人能力的质疑，更是对“清乡”策略在中国实际效果的一种否定。田俊六的调离，为后续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调整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揭示了日军在占领区治理方面面临的困境。这一人事变动，无疑对当时的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5年1月，陶勇被正式任命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的司令员。随后，他又调任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的司令员。在此期间，陶勇带领部队参与了天目山战役和高邮战役。
1946年，陶勇被委任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师的副师长，随后升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的司令员。在他的领导下，部队参与了宿北、莱芜和孟良崮等关键战役。
1948年10月，陶勇接到任务，带领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迅速赶往新沂，目标是黄百韬兵团。在行动过程中，陶勇收到了来自野战司令部的作战指令。他展开电报，看到上面写着：
第4纵队和第8纵队在陶司令和郭政委的带领下，迅速集结主力部队和炮兵力量，首要任务是攻占运河车站并消灭守敌。行动要求迅速果断，以确保占领阵地，为后续阻截敌军增援争取时间，从而为主力部队围歼敌第7兵团创造有利条件。
接到野战军司令部的指令后，陶勇迅速着手制定作战计划，淮海战役正式打响。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在11月15日前成功夺取了加口圩、邱县和大兴庄等战略要地。
11月19日，陶勇接到了粟裕直接拨来的电话，命令他们不计任何代价夺取尤家湖。为了确保战斗胜利，粟裕专门调拨了4辆坦克支援陶勇的部队。
陶勇随即指挥步兵、炮兵和坦克部队展开联合作战。经过三小时的激烈战斗，他成功攻克了尤家湖地区。
随后，根据粟裕的指示，陶勇负责协调由第4、第11、第12纵队及渤海纵队组成的东路阻援部队，成功占据了徐州东南的水口、二陈集和关帝庙等关键区域。在陶勇的有效阻击下，敌方南下支援的计划未能实现，迫使杜聿明带领国民党的第2、第13和第16兵团撤离徐州，转而支援黄维兵团。
在敌军撤离徐州后，粟裕迅速指示陶勇带领部队追击。陶勇随即提出了“全力追击，持续作战，抓获杜聿明”的口号，激励士兵们克服挑战，持续追击敌人。
陶勇注意到士兵们显得有些疲惫，他立刻鼓舞士气：“兄弟们，再加把劲！别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赶紧追上去，别松懈！”
在陶勇的激励下，部队迅速展开追击行动，敌军被彻底击溃，陷入混乱状态，纷纷丢弃武器和装备，四散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不给对手任何喘息之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战斗胜利。整个过程中，敌方完全失去了组织性和战斗力，只能仓皇逃命。
1949年1月7日，陶勇指挥的部队联合友军对杜聿明集团发动了全面进攻。经过激烈战斗，陶勇部队下属的第12师第35团率先攻占了杜聿明集团的总部所在地陈官庄。
陶勇接到手下报告，说在张老庄逮住一个叫高文明的战俘。这人自称是第13兵团的军需官，但连兵团机关几个处长是谁都答不上来。他穿着讲究，身上别着派克钢笔，手腕上还戴了块进口的防水游泳表。
陶勇接到下属的报告后，心里不禁疑惑：“仗都打成这样了，怎么还一点杜聿明的音讯都没有？难道这个高文明其实就是杜聿明本人？”
高文明被押送到纵队指挥部时，郭化若一眼就认出了他。郭化若和杜聿明曾是黄埔军校的同窗，他笑着对高文明说：“老杜，你怎么改名叫高文明了？”
陶勇随手从烟盒抽出一根烟，递给杜聿明，示意他坐下：“来，先坐下。你们是老同学了，难得在战场上碰面，正好聊聊往事。”
见到昔日黄埔同窗郭化若，杜聿明意识到继续伪装已毫无用处。他默默垂首，不停抽烟，一言不发，以此方式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此后，解放军进行了整编，原来的4纵被划归第3野战军，番号改为第23军。陶勇出任这个军的军长。
4月20日，前沿观察所发布消息：江面上有几艘外国军舰停靠。经核实，这些是英国政府派来的"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此前，英舰"紫石英"遭我军炮击受损搁浅，"伴侣"号也被迫撤离，这次英国政府派舰前来进行报复行动。
陶勇走进观察所，仔细查看了一番，果断说道：“不管是谁的船，妨碍我们前进就得处理！”他随即拿起电话，联系了炮团。
通话中，陶勇直接告诉炮团团长：“挡路的狗就得赶走。我现在向兵团领导请示，一旦批准，你立即行动！”不久，中央军委下达指示：“我们不开第一枪，但如果对方先动手，我们绝不手软！”
陶勇注意到这几艘军舰的存在可能会对解放军渡江行动造成阻碍，于是打电话向叶飞请示：“叶司令，这些船会干扰我们渡江，要不要解决掉？”叶飞回应：“先警告他们，让他们马上撤走。”
我军在江边点起了三堆火作为信号。但英国的两艘军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把炮口对准了我方阵地。
4月21日早上，英国军舰突然对我方阵地发动炮击。我们的炮兵部队迅速予以反击。陶勇得知此事后，并没有追究部下未经请示就开火的责任，而是首先关心了部队的伤亡情况。
在获悉202团团长和参谋长阵亡、政委受伤，以及超过40名军民负伤的消息后，陶勇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反击命令：“立即还击，给我全力反击！”
在我军炮火的猛烈反击中，英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被迫放弃“紫石英”号，带着被炮弹击中的伤痕，匆忙向上海方向撤退。
战役结束后，野战司令部将炮击事件的详细经过上报给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对此明确指示：“任何阻碍我军渡江行动的外国军舰，不论其国籍，均可予以炮击。”
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同年11月，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宋时轮与陶勇带领第9兵团奔赴朝鲜前线。
在东线战场上，宋时轮与陶勇带领的第9兵团，成功拿下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发了一份电报给彭德怀以及第9兵团的宋时轮和陶勇。在电报里，毛主席提到：“你们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重要的战略任务。”
1952年，陶勇在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后，带领第9兵团返回国内。随后，他很快被委任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随后，毛主席在陶勇的引导下，对华东海军进行了考察。见面时，毛主席亲切地握住陶勇的手，笑容满面地说道：“你就是陶勇？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在视察过程中，应陶勇的邀请，毛主席为华东海军题写了词句。
抵御外来威胁的关键在于打造一支具备强大实力的海上力量。面对外部势力的扩张野心，我们必须优先发展海上防御能力。建设一支现代化、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海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手段。只有拥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才能有效遏制潜在的侵略企图，确保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因此，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升整体作战能力，是我们当前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之一。
1955年9月，陶勇获得中将军衔。紧接着在10月，他被任命为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随后，他还兼任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和海军副司令的职务。
【周恩来：一定要把陶勇的事情搞清楚】
1967年1月21日，陶勇逝世的消息传来。许世友得知后极为震怒，他猛地拍桌怒吼：“胡扯！陶勇犯了什么错？我非得揪出害死他的凶手，亲手毙了他不可！”
许世友眼中的陶勇，性格直率，重情重义。每当战斗结束，凯旋而归的陶勇，总是会大声招呼：“上酒！”
许世友和陶勇性格相近，两人关系一直很融洽。当许世友听到陶勇去世的消息时，他既感到难以置信，又十分愤怒。
许世友后来跟肖永银提起一件事：“陶勇的孩子现在到处漂泊，得想办法解决。”在他的干预下，陶勇的子女们终于得到了妥善安置。
1968年，陈毅在国务会议上偶遇了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他关切地向彭德清打听：“陶勇同志去世后，他的家人现在过得如何？像陶勇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自杀？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粟司令，他对陶勇很了解……”
粟裕随后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此事。周恩来总理听后表示：“陶勇同志在抗日战场上表现如此坚定，硬说他是‘日本特务’，这完全不合逻辑！”他立即下达命令，要求彻底查明事情的真相。
1977年，陶勇的冤屈终于得到平反。同年7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办了庄重的骨灰安放仪式。粟裕、许世友和萧劲光等人都出席了这次活动，并对陶勇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陶勇同志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杰出的干部，他的一生充满了革命和战斗。他参与了著名的红军长征，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陶勇同志为人正直，立场坚定，对是非有清晰的判断，无私奉献，始终以大局为重。他擅长团结同事，与群众保持紧密联系，是海军官兵的楷模。
粟裕将军凝视着墙上陶勇的画像，眼中泛起泪光。他心中充满了满足感，因为终于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的嘱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