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作者：李泽厚
今天我们要讲的书，叫作《美的历程》。
在历史长河中，“美”如同一条蜿蜒曲折又璀璨夺目的河流，穿越千年的风霜雨雪，滋养着人类文明的广袤土地。从远古的岩画图腾到现代的艺术殿堂，从东方的水墨丹青到西方的油画雕塑，“美”以千变万化的姿态，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人类精神的升华。
在世界文明的长廊中，中华民族对“美”的感知与追求，具有独特的韵味和深度。《美的历程》这本书，聚焦中华文明从史前至明清时期审美趣味的变化，将器物、文学、书画、雕塑等不同领域打通，勾画出民族审美意识产生和流变的历程，彰显了别具一格的美学精神与文化传承。
本书的作者李泽厚，是当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家。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化领域亟待复苏与重建的背景下，他秉持着“美源于生活实践”的观点，撰写了这本《美的历程》。此后，本书一举成为八十年代的畅销书之一，李泽厚先生也因此被一代青年尊为精神导师。
在书中，“美”被赋予了生动而亲切的面貌，它既不遥不可及，也不拘泥于教条，而是一种细腻、感性的存在，与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紧密相连。它拥有敏锐的感知力，能够穿透表象的迷雾，触及人内心深处最迫切、最真实的渴望与追求。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场跨越千年的美学巡礼，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那些古老又鲜活的美的瞬间，领悟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美学真谛。
美的初现与奠基
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原始先民还未形成明确的审美意识，但石器工具的进步显示了他们对形体性状的初步感受。
生活在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的北京人，使用的石器尚未定型，距今约5至10万年的丁村人的石器则初现规范，到一万多年前，山顶洞人已经能够制作规整的石器和钻孔装饰品，而且装饰品的穿绳都用赤铁矿染成了红色。这表明，他们对形体和色彩等方面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
不过，对工具形式上的要求和在装饰品上的自觉加工，在性质上大有不同。前者基于现实劳动，后者则是精神生产的产物，标志着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萌芽。
比如，山顶洞人将装饰品染成红色的行为，并非是随意、偶然的，而是具有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表明红色被赋予了特定的象征含义。其成熟形态便是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也就是远古图腾活动。当然，这一时期，审美潜藏在巫术礼仪中，还未独立出来。
图腾活动或巫术礼仪的真实面貌，我们已经无法追溯，但流传后世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原始时代的想象和符号观念。
比如，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神”或“英雄”，女娲、伏羲及《山海经》中的“烛龙”等，都是“人首蛇身”形象，实际上代表了远古氏族的图腾和标志。它后来演化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远古祖先的艺术代表。
龙蛇形象作为图腾符号，代表了原始时期的氏族崇拜，它是幻想与观念的产物，蕴含着原始先民的强烈情感与信仰，可以看作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的萌芽，凝聚了原始社会的深厚文化和精神内涵。
在原始社会各阶段中，巫术礼仪和图腾符号具有多样性。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相对和平安定，其巫术礼仪和图腾符号也显得平和。
以仰韶时期的半坡与庙底沟遗址彩陶为例，其纹样多为生动的鱼、狗、蜥蜴、鸟与蛙等，虽然蕴含了巫术图腾的神秘性，却也展现出活泼纯朴、天真烂漫的艺术风格，洋溢着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息。
进入新石器末期的黄帝、尧舜时代后，母系氏族让位于父系家长制，残酷的大规模战争时常爆发，社会剥削、压迫加剧，陶器纹饰从前期天真稚气的风格转向沉重，动物纹样几乎消失，几何纹样中直线压倒曲线，弧形、波浪减少，显得僵硬、封闭，着重凸显的是权威和力量。
陶器纹饰的美学风格由活泼愉快走向沉重神秘，也标志着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自黄帝至夏代，宗法等级制度逐渐确立，贵族与平民分化，巫史文化兴起，宗教与政治逐渐紧密结合。
这一时期，巫师成为政治顾问，以神秘巫术影响国事，编造祯祥以巩固统治。青铜器纹饰成为这一意识形态的体现，象征着统治者的意志。
在青铜器纹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饕餮纹。饕餮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凶兽，以怪异、恐怖和残酷为特征，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造成一种神秘、威吓的感觉，代表了当时统治阶级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反映了文明初期充斥着血与火的野蛮战斗之路。
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不是审美的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贡献的宗教礼器。后来在宗教观念淡化、物质文明进步的背景下，它才最终成为展现历史前进方向与命运力量的审美对象。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巨变期，意识形态活跃，百家争鸣，理性主义盛行。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崛起，它强调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发扬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重视入世和实用主义，这成为中华文化的坚实基础。
同时，以庄子为代表、崇尚自然与超脱的道家学说，则成为儒家学说的对立和补充，二者共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与艺术追求。
先秦的理性精神，也反映在青铜艺术领域。这一时期，审美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严酷、压抑的青铜艺术被人间趣味所取代，礼器也逐渐失去了神圣性。青铜器的图案由象征到写实，器形由厚重到轻灵，造型也更为巧妙，比如春秋中期的莲鹤方壶，以展翅欲飞的仙鹤和盛开的双层莲瓣作为装饰，灵动自然，被誉为“青铜时代的绝唱”。
此外，我国的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以及重视生活情调的宫廷宗庙建筑，也体现了实用、理智的审美倾向。
美的繁荣与深化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北方理性精神崛起，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都逐渐摆脱了巫术宗教，形成新的风貌。相较之下，南方楚文化在原始氏族结构体系下，维系并发展着丰富多彩的远古传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保留了神话与巫术交织的特点，洋溢着奇异的想象力和浓烈的情感色彩。
这种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审美意识形态，被后来的大汉王朝所继承。汉朝基本承袭了秦代的社会制度，但在文化艺术方面，它受楚文化的影响最深。
比如汉代赋体文学源自楚辞，具有阔大、瑰丽的风貌。汉代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像砖，刻画了丰富的远古神话故事，其中的女娲、西王母以及各类奇禽怪兽，都是“神话-巫术”世界的艺术表达。尽管随着文明的发展，汉代艺术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加深，但原始浪漫幻想仍然是其艺术之魂。
从主题内容上来看，汉代艺术虽然受到儒家实用观念的影响，却没有拘泥于狭隘的功利主义，而是展现了一个多彩的世界。它融合了神话、历史与现实，体现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与爱恋，尤其是对长生不死的追求。神仙世界与人间相距不远，神话不再代表恐怖、威吓，而是人的想象延伸。
同时，汉代艺术重视对现世生活的关注和肯定。在汉代画像砖中，既有“周公辅成王”“荆轲刺秦”等历史故事，也有普通百姓劳作、娱乐的场景，丰富绚丽，异彩纷呈。
汉代艺术是中华帝国繁荣时期的产物，内容丰富，集中表现人对物质世界的征服与热爱。这就是汉代艺术的基本特征。
这种特征表现在具体形象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比如射鸟画像、长袖陶俑、奔马、说书人、刺秦场景等，形体夸张而简洁，很少有细节修饰，强调大动作与粗线条轮廓。这种不拘小节的夸张姿态与大型动作，正是汉代艺术生命力的体现，展现出强大的力量与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强盛帝国消亡，各方势力分裂割据，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地位。
社会局势的变化，一方面带来了战乱和动荡，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酷后果，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对世界和自我的重新认识，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破旧立新。
这一时期，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不再占据统治地位，并且，由于不存在统一的政权，也就没有皇家制定的严格标准，文化思想领域复归自由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盛行，哲学思想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辨深度。这一时代潮流在意识形态和文艺领域的集中体现，就是“人的觉醒”。
比如，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反复吟咏的是前途的渺茫、离别的忧愁、相思的无望等情绪，充满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悲伤。
表面上看，它显得消极、颓废，但实际上，这恰好反映了怀疑论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正是对两汉时期权威思想的怀疑和否定，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正因为对生命有着强烈的渴望，才会对失去充满恐惧。
因此，“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这类的表达，虽看似贪图享乐，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则深刻体现了对生命与生活的热烈追求。
除此之外，这种觉醒也体现在文艺与美学的自觉上，文学、雕塑、书法等艺术开始探索创作规律与审美形式，讲究“为艺术而艺术”，比如，在文学上注重言辞的藻饰，在雕塑上强调秀骨清像、潇洒自如，在书法上讲究对结构、章法的研究，营造出飞扬飘逸、气质超群的魏晋风度。
步入大唐盛世，国家繁荣昌盛，文化艺术领域开放包容、勇于创新，形成了独特的“盛唐之音”。
唐代的审美风貌，结合了汉代与魏晋时期的精髓，既有对外在世界的关注，也有对心灵和哲理的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对人间现实的真挚感受与热烈追求，洋溢着青春的激情与执着。即便描绘颓唐与哀愁，也仍然闪烁着自由和欢乐的光芒，这就是盛唐艺术，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
唐代诗人数量众多，作品数以万计，在这浩瀚群星中，李白可以算得上是独领风骚，比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等诗句，个性鲜明，反叛不羁。既怀抱壮志，追求功名，又超脱世俗，笑傲王侯。在盛世之中，他挥洒自如，书写了明朗向上、畅快淋漓的精彩诗句。
与诗歌上的豪情满怀相呼应，唐代的草书发展达到巅峰，展现了浪漫不羁的艺术风格，两者共同构成了盛唐的艺术风貌。
由唐至宋，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科举制度更为完善，儒家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宋明理学”，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社会风气趋于保守，审美观念相较于唐朝也更为内敛和含蓄。
这一时期，山水画的发展达到巅峰，反映了士大夫的审美从人事转向自然，与社会变迁及心理变化紧密相关。
当时的士大夫，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他们由平民变为官员，从地方到京城，从乡村到城市，对他们来说，自然山水、野店村居并非陌生的景观，而是一种熟悉的,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也因此，描摹自然风光，对这个阶级具有独特的意义。
宋元山水画是世俗地主的艺术，具有人民性和普遍性，但也有其阶级局限性，集中表现为地主们对自然生活的理想化描绘。
在他们的绘画中，乡村、劳作都显得宁静而诗意，缺乏对真实的不幸和痛苦的展现。这种特征，是宋代知识分子高雅趣味和审美意识的外化。
从楚汉至宋代，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在文人领域内不断繁荣与深化。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和社会风貌，也展示了文人们对于美的永恒追求与不懈探索。
美的转型
明清时期，社会思想巨变。李贽、张载、王夫之等众多进步思想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封建传统加以批判，形成了巨大的启蒙思潮，促成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这种背景下，审美意识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传统的诗词歌赋、文人绘画等高雅艺术，不再是社会的主流，讲述世俗生活、展现市民文化的小说、戏曲等文艺形式空前繁荣。
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戏曲，聚焦于世俗人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尽管文辞水平不算出色，但在满足大众娱乐需求方面，其效果远远超越以往的贵族文艺。
市民文学的代表作是“三言二拍”，包括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作品题材广泛，既有赞美高尚的友谊和真挚的爱情，也批判背信弃义、负心薄幸的行为，具有进步意识。
比如，“三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展现了杜十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渴望爱情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思想。
作为近代社会新因素的市民文艺，在明朝末年发展到了极致，但随后遭遇了重大挫折。李自成失败后，大清立国，推行保守政策，闭关自守，巩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发展受挫。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强调复古主义、禁欲主义，市民文艺走向萎缩，失去生命活力。
在这一时期，《红楼梦》的出现，是对这个封建末世的总结。《红楼梦》全书弥漫着感伤主义色彩，书中描绘的钟鸣鼎食之家、富贵奢华的日常、青春少女及欢乐宴饮与盛大仪式，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迅速成为空幻。
与明代市民文艺的世俗描写不同，《红楼梦》是上层士大夫文学，但其对世态人情、悲欢离合的深刻描绘，也可以视为市民文艺的升华，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成为晚清和现代进步小说的先声。
明清之际，在基本为文人士大夫主导的绘画艺术中，也经历了与文学类似的转变。在市民文化繁荣的明中叶，仇英、文徵明、唐寅等著名画家，作品中都反映出接近世俗、采用日常题材的倾向，其笔法流畅潇洒，风格秀润纤细，顺应了时代潮流。
到了明末清初，受国破家亡的冲击，朱耷、石涛等画家引领绘画进入新阶段。他们的作品以简练构图、突兀造型、奇特画面及刚健笔法，直抒悲痛愤恨，同时深藏其中的，是孤独与伤感之情。
再之后，以郑板桥等人为代表的花鸟绘画，逐渐褪去了时代的感伤与愤慨，转向简略的形象和超越现实的抽象意味，着重表现主观情感，具有鲜明的个性，反映了封建末世情调，预示着近代对自由解放的憧憬。
这种具有思想解放倾向的作品，直接为晚清和现代画家铺路，成为了齐白石、潘天寿等人的先导。它们的意义，就如同《红楼梦》之于晚清和现代小说的意义一样，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把握和探求这些文学艺术中的深层逻辑，对理解与欣赏它们至关重要。
在《美的历程》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跨越了数万年光阴，追溯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诞生与发展过程，见证了“美”是如何随时代变迁而绽放出千姿百态的绚烂光芒，更深刻地理解了它作为人类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与我们的心灵紧密相连，共同编织着民族文化的独特图谱。
我们可以看到，“美”首先不是学术，是生活，是生命的渴望。沉淀在历代审美趣味中的，是普遍而丰富的人性，映射出时代的灵魂。它具有强大的力量，从远古时代延续至今，不断带来改革的先声，创造丰富的世界，并激发我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带领我们走向辉煌的未来。
由此，人类文明得以璀璨夺目，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