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一日

雨停了，天还阴着。我急不可待地骑车上了路。乡村土路，下了点儿雨泥泞不堪，走不多久就得停下来，用棍子把粘在前后轮上的湿泥刮掉，才能继续行进。愈走近东大王村，我的心情愈加激动。

我的老家原本是孝义县居义村，幼年因家庭生活困难，我守寡的母亲就带着我们姐妹三人，搬到娘舅家村里寄住，为的是得到亲友们的照顾。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直到我参加抗日才离开。东大王村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离开这个第二故乡八年多了，家里情况如何？一点也不知道。我母亲是否还健在？也不清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过了护村堰。村西口那座白衣庵没有了，庙门前的几株大柏树也没有了。后来才知道是日寇修碉堡拆毁砍伐了。

街上有两个纳鞋底的女人，看着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是谁，也就没打招呼，一直骑到我家那个小院子门口。房子还是我记忆中的老样子，只是更破旧了。在门口我一眼就看到了我母亲，她正坐在院里的台阶上拆一件旧棉袄。人老了，头发也花白了。可一见她老人家健在，我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当我把自行车搬进院里的时候，她望了一眼，问道：

"你找谁？"

我忙叫了一声"妈"，她一下子惊呆了。随后这才惊叫道："老天爷，你回来了！"说着就用手抹眼泪。回到屋里她仍然不住地抹眼泪。屋里还是摆着我走时的那几件旧家具，只是更陈旧了，但仍然擦抹得一尘不染。她边忙着生火做午饭，边不住地说话，说我高了，瘦了，黑了。我问起了我妹妹。她说已经出嫁了。我又问起了我二姐，她哭着说前几年病故了。我的舅父也病故了。我听了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回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首先来到我家的是左邻右舍，也就是我妈远房近房的亲属。我不是叫舅舅、妙子，就是叫表兄、表嫂。他们都为我妈盼回儿子来高兴，不住地向我问这儿问那儿。我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接着来的是村干部和区里一位驻村工作人员。从他们的问话里，我听出来是要了解我的身份。八年前我离开家的时候，参加的是阎锡山二战区随营学校，如今究竟是勾子军还是八路军？他们弄不清楚，当然要查问了。我当即把介绍信拿出来给他们看。这封介绍信是路条，也算身份证。那位区工作员看了，立即热情地和我握手，一迭连声地说："哎呀，你就是马烽呀！你的名字早就知道了。你是名人，想不到你就是咱们二区的人呀！"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连我妈也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接着区工作员就替我介绍开了，说了《晋西大众报》的《吕梁英雄传》受欢迎的一些情况。我的那些亲友们听说我是办报的，是写文章的，惊喜异常。我妈脸上也浮满了笑容。她万万没想到，她儿子离开八年竟然变成文化人了。

一下午，一晚上，我们家里还是人来人往连绵不断。连小学校的两位老师也来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想看看《吕梁英雄传》的作者是个什么样子。我妈一直在忙于接待客人，烧水，倒茶，递烟，点火，跑出跑进，精神抖擞，完全沉醉在一种兴奋状态中了。一直到熄灯睡在炕上，我们母子俩才算有了谈心的机会。我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她大概从我和客人们的闲聊中已经知道了，也就没再问什么，倒是她不停地给我讲述这些年来艰苦的生活情况。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曾在太原第一中学、法政学校当过校医。那时他在民营的晋兴书社入了一小股。股本是多少？闹不清楚。我在家时只记得，每年凭股票可以领到十元左右的红利。这是由在太原干事的一位远房舅舅经手的，十元钱虽然不多，可那就是我们家最大的一笔收入。日寇占领太原后，这一点点经济来源也断绝了。地，还是那七亩地，还是由亲戚们代耕代种，收成倒也没有减少，就是负担太重。这里是敌占区，可西山里的八路军、孝义城的勾子军也断不了来此活动。日伪军要粮不敢不给，八路军要粮当然要给，勾子军要粮不给不行。三给两给也就剩下没有几颗了。以往，她还可以给娶媳妇嫁闺女的人家做些针线活儿，赚点手工费。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谁家都是简单办喜事，很少有人家绣这儿绣那儿了。再说她已经年老眼花，看不清绣花针了。生活自然一年比一年据。后来我妹妹出嫁了，她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只好到壕南女儿家住几个月。

我闹不清壕南是个什么地方，问了半天才算弄明白：阎锡山的十九军从日寇手里接管了孝义城后，就在汾阳和孝义交界处挖了道壕，作为分界线。这道壕既不宽，也不深。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

我妹妹年龄刚刚十六岁就出嫁了。我妈说，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常常发生年轻女子被糟蹋的事。早早嫁出去，免得整天替她提心吊胆。当时大王村也有两家说媒的，但她还是把她嫁到了孝义县我的老家居义村。她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宁可嫁到壕南阎锡山统治区，也不能嫁到壕北日本人占领区。再怎么说，阎锡山总是中国人。

从我妹妹出嫁就说到了我的婚姻问题。她说我已经是二十四五岁的人，早该成家了。村里和我同年同岁的人，早都当上爹了。她说这些年虽然我无影无踪，她日日夜夜为我担心，有时夜里常做噩梦吓醒。但她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这也就是她苦苦挣扎着活下去的原因。我能平平安安回来，结婚生子，传宗接代，是她唯一的希望。她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枚结婚戒指。说着她就点着灯，穿上衣服下地，从炉坑里挖出一个小瓷罐，解开里边的红纸包，拿出一枚金戒指来。样子像干韭菜叶卷成的小圆圈。她说这一带结婚最流行送金戒指，别的东西没有可以，金戒指是非有不行，即使分量再轻也不嫌弃。这枚金戒指是日本投降以后才准备下的。她想不出别的办法来，只好把她结婚时的一对包金手镯上的金刮下来，打成了这个金戒指，手镯的银胎就做了匠人的工钱。这对手镯，是我爹留给她的唯一纪念，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她都没有舍得变卖掉，但为了儿子遥远的婚事，竟然把它毁了。我妈要我在年龄相当的表妹中间选择。她一连数说了好几个，她要我第二天就到这些舅舅家拜望，顺便亲眼看看这些表妹，最好能早点订下来。我只好告她老人家说，我不打算在家结婚，事实上我也还不够结婚的条件。那时候根据地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干部结婚必须够"二五、八、团"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就是本人年龄必须在二十五岁以上；参加革命的时间必须在八年以上，这两条我倒也够了。可第三条至少要县、团级干部。我只是个一般编辑，当然够不上县团级，也就不够结婚的条件了。我母亲见我坚持不打算在家找对象，也只好让了步。她说："能在外边找下也成，这事可不敢再拖了！"她要我把这个金戒指带在身上，以备需要时使用。我没有要，我劝她留下来做纪念。争来争去，最后还是又埋在了原地方。直到四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五年夏天，我在北京结了婚，我妈终于把这枚金戒指戴在了我妻手指上。她总算如愿以偿了。

这天夜里，我们母子俩絮絮叨叨直到头遍鸡叫，这才入了睡。

第二天，我妈打算托我表弟树勋，骑自行车去壕南把我妹妹接来。我则打算去王树瑞、王恩滋家看看。八年前，我们三人是一块离开东大王村，走进抗日阵营的。晋西事变发生后，王恩滋随前锋剧社去了太行山。王树瑞则是随部队打到了晋西北，后来编入了八路军陈支队，开赴山东去了。虽然他们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不能不把过去的情况向他们家老人说一说。另外我还打算把村里读过《晋西大众报》的人，找到一起座谈座谈。可谁知刚刚吃完早饭，那位区工作员匆匆跑来了。他说孝义城的勾子军带着十几辆大车，窜到壕北抢粮来了，很可能到大王村来。他要我提高警惕，早做准备。我很感激他及时通报情况。我的感激话还没有出口，他已匆匆走了，大概是做准备工作去了。

听到有情况，我倒并没有感到意外，我妈则显得有点惶惶不安。一时要我到邻居家躲一躲，一时又要我换成便衣就在屋里待着，哪里也不要去。她慌忙揭开箱子给我找便衣，忽然又停了手，叹了口气说："我看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赶快回西山里去！"她无可奈何地继续说，"如今你的名声已经在村里传开了，万一传到勾子军那里，那可是不得了的不得了呀！"说着说着就不住地用袖子揩眼泪。很显然，她舍不得让我马上走，可为了儿子的安全又不能不下这样的决心。我虽然有点依依不舍，但也只能赶快离开家，因为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说："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回来看你老人家！"然后就骑上自行车，顺原路奔到了杏花村，去完成这次下平川的主要任务。

这次回家，虽然只在家住了一夜，我也心满意足了。离家八年，总算见到了日夜牵挂的老母亲。她仍然健康地活着，我也就安心了。

编辑、出版、业余创作

这次下晋中平川，连来带去走了十多天。当我回到编辑部的时候，正好上级布置下一件紧急任务：立即出版《吕梁英雄传》。因为全书还没有写完，因而决定先出上册。这次下去在农村召开座谈会，不少读者提出了赶快出书的要求。这可真是瞌睡捡了个枕头。可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先出半本书呢？其中有个缘故。

国民党蒋介石，在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强烈要求下，宣布要召开国民参政会。中共中央决定派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代表团赴重庆出席。代表团准备带一些反映抗日根据地生活的文艺作品，向国统区宣传。《吕梁英雄传》就是其中的一本。为了尽快把书印出来，我和西戎连明继夜进行了整理修改。周文同志审阅后，特意写了一篇序言。苏光同志设计制作了套色木刻封面，赵力克同志绘制了一些人物肖像和插图。这部书稿作为特急件发到印刷厂，很快就印出来了。初版就印了五千册。这可以说是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有史以来，印刷最快、工本最大、印数最多的一本文艺作品。过了没多久，各根据地就大量翻印了。据说上海一家出版社也出了单行本，可惜我们没有看到。

这事刚刚告一段落，编辑部就有了一个大的人事变动。首先是周文同志调走了，中央调他去重庆担任《新华日报》副总编。他把《吕梁英雄传》也带去了，很快就在重庆《新华日报》开始连载。他走后，社长一职由《晋绥日报》（原《抗战日报》）社长郝德青同志兼任。主编樊希骞同志因身体过分虚弱，干脆辞职养病去了；编辑李文辛同志因肺病发作住了医院；吉喆同志调东北工作去了。与此同时，先后调来了辛景月、洪流、田平、卢玲等几位同志。编辑部已由北坡搬到了《晋绥日报》驻地高家村。一切生活供应还像过去一样，依靠报社总务科解决。吕梁印刷厂、新华书店发行部、新华社晋西北分社也都由河西杨家沟迁到了这里。高家村自然也就变成新闻出版社也都由河西杨家沟迁到了这里。高家村自然也就变成新闻出版中心了。

在这一场人事变动中，万万没有想到，我竟然被任命为主编！我自知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不能胜任此职，再三向领导上辞谢，结果不但没有答应，反而挨了一顿批评，最后只好勉为其难服从组织分配。好在那时候编辑部的同志都能全力配合，工作倒也能进行下去。报纸照常出版，方针没有改变，只是把名称改了，《晋西大众报》改名为《晋绥大众报》，因为晋西北根据地扩大了，包括了绥远省的一些县、盟、市，发行数量自然也有所增加。

编辑部的工作还和过去一样，除了编报，同样也编辑出版一些通俗文艺作品。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孙谦写的小秧歌剧《闹对了》《闹嘴舌》；束为汇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地主和长工》，以及一些配合政治形势的快板、鼓词等小册子；还翻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这些作品都给予了我们鼓舞和启迪。我们特别喜欢的是赵树理的小说。那时候并不知道赵树理是何许人，但他的作品却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又从与太行区交换来的报刊上，陆续读到了他的《地板》《福贵》《催粮差》等短篇小说，我觉得篇篇都精彩，自然而然赵树理就成了我学习的榜样。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工作外，就是写完并出版了《吕梁英雄传》下册。我和西戎都大大松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一任务完成了。不过也并没有因此消闲下来，常常要利用业余时间写点儿文艺作品。

那时，胡正从文联调到了《晋绥日报》，和殷白一块编文艺副刊，经常约稿。穆欣则办起一个综合性半月刊，叫《人民时代》，也经常约稿。我陆陆续续写了《毛主席的相片》《追队》《一个雷雨的夜里》《贾善人》等一些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水平都不高，只能说明那时候虽然行政事务工作增加了，但仍然没有放弃业余创作。

《人民时代》杂志社，没有专职编制，所有编辑人员都是兼职，连主编穆欣也不例外，他是《晋绥日报》采访部主任，同时又是新华社特派记者。他是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人，除了自身的业务，其余时间都投入到办刊物上了。从约稿、审稿、编排，到看清样，事无巨细都亲自动手。我是该刊物的编委之一，自然也要帮他处理一些编辑业务。而且每期都要和另外一位编委杨效农合写一篇时事述评。杨效农是《晋绥日报》国际国内重要版面的负责人，他对国内斗争形势相当熟悉，记忆力也很强，电报码都记得一清二楚。有时新华社发来的重要电稿，译电员还没有译出来，他拿起电报纸就能一字不错读出来。每期的时事述评，都是由他把需要参考的消息挑选到一起，提出他的看法，然后由我执笔写。最后再由他审定。这件工作对我来说倒是进行时事学习、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好机会。

这一时期，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公然打出了反共旗号，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竟然派重兵攻占了延安。毛主席坚持在陕北与敌人周旋，各解放区也展开了自卫反击。前方在打仗，后方则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口号叫"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就是要从根本上摧垮封建势力。当时上级决定从各机关抽调一些干部，参加土改试点。编辑部因人员太少，只抽调了李束为一个人去了临县。我则参加了驻地高家村的土改试点工作。因为报纸还要继续出版，我只能是两头兼顾了。

一九四七年春末夏初，根据地大规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争取平民实现耕者有其田。晋绥各机关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参加土改，《晋绥大众报》是农民报纸，土改是要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因而上级决定报纸暂时停刊，编辑人员尽可能都去参加土改工作团。大家情绪非常高涨，都积极报名，都想在这一场农村大变革中经受一次洗礼。但编辑部又不能不留一个人处理未了事宜。经过反复协商，决定张友同志留下来，除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外，同时参加《晋绥日报》的编辑工作。我们在最后一期《晋绥大众报》上刊登了一篇报纸暂时停刊的启事，然后就背起背包，分别到各个工作团去了。

参加土地改革

我被分配到六专署工作团，团长是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副团长是报社社长郝德青。我们开赴六专署驻地后，又增加了一位副团长，是第六军分区政委龙福才。同时和六专署从部队、地方抽调出来的一批干部合编在一起，首先是集中学习了几天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然后就确定去崞县（今原平县）十八村水地各村进行土改试点。

崞县在晋北一带算是比较富庶的县，素有"东山摇钱树（产梨）,西山聚宝盆（产煤），阳武流金富万民"之说。这最后一句指的就是沿阳武河的十八村水地。这里是崞县的平川，紧傍北同蒲铁路，长期处于敌占区。解放战争一开始，铁路就被我方破坏了，这就使抢占了太原和大同的阎顽军处于分割状态。选在这一带试点，除了要取得新解放区土改经验外，重要的是要巩固这一片新解放区，为将来解放太原、大同做准备。

工作团混合编成了十几个队，分别进驻各村。我被分配到了大牛堡工作队。队长是总工会的老吴，副队长是六地委宣传部部长老范。全队有二十多个人，有男也有女，有边区来的也有本地干部。我们一进村就分散住到了贫苦农民家里。我和李玉明同一个单门独户的老光棍挤住在一盘土炕上。李玉明是地委宣传部的年轻干事，参加工作以前，在村里念过书，种过地，当过民兵，对农村比较熟悉，精力充沛，工作也很认真。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也爱好文字工作，后来我们曾一块儿写过通讯报道。

大牛堡是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可贫富悬殊，大部分土地集中在邸、彭、任三大户手里，一般人家都是依靠当长工、打短工、租种地过活。租子重，捐税多，不少人家是搅糠拌菜度时光。工作队进村后，首先是进行社会调查，整天和贫下中农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然后就是组织贫农团，讲解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召开大大小小的诉苦会，和地主们清算剥削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就是分配胜利果实。

我觉得两位队长在掌握政策上都比较稳妥。斗争虽然十分激烈，但从始至终没死伤一个人。对多年压榨贫雇农的地主，都是按照中央精神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同样给他们留下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促使他们自食其力，重新做人。

分配完胜利果实，全村贫下中农开了个庆祝会。团部副团长龙政委来讲了话。他讲话一开始就闹了个大笑话。他说："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刚说了这么一句，全场子的人都哄堂大笑了。原来那时候这村群众忌讳说"高兴"二字，平素人们只说"欢喜"或"喜欢"。不知为什么，他们竟把"高兴"二字当成了男女性生活的代名词，故而一听这话忍不住就笑了。当时工作队本区张区长，忙写了个纸条递给龙政委。条子上写的是："请勿说高兴。"龙政委看了，把条子往桌上一拍，大声说："我们打倒封建剥削，土地回了老家。今天正好又是中秋节，为什么不能说高兴？不但贫下中农说高兴，我们工作团也要和老乡们一块儿高兴！"这等于说：工作团要和老乡们一块过性生活。全场群众笑得更厉害了。有人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有人笑出了眼泪，笑岔了气。龙政委觉得莫名其妙，忙转身问道："这是怎搞的？!"张区长忙低声给他解释了一番。龙政委笑着低声骂了一句："他娘的，这么好的两个字，怎么在这村变味了！"

这可以说是庆祝会的一个小插曲。后来我曾问过好多人：为什么"高兴"二字变成那事的代名词。谁也说不清楚。

我在大牛堡住了将近四个月，吃派饭几乎吃遍了全村。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极好机遇，增长了不少农村社会知识。对农村的剥削形式、宗族关系、一代一代农民的兴衰过程，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他们处世哲学的影响等，有了一些了解。这等于是做了一次"解剖麻雀"，对我后来从事农村工作，从事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创作，也打下了一个基础。各村土改试点结束后，都集中到了团部驻地砂城村，进行工作总结，经验交流。工作团内部也进行了一番整顿。然后就分成了两个团，由郝德青同志率一个团去了代县，我仍留在崞县团。崞县土改很快就大面积铺开了，基本上是一两个人去领导一个村。我也很想单独去领导一个村的土改，可是目的没有达到。谭政文同志把我留在团部了，主要任务是与各村联系，了解工作情况；另外就是给《晋绥日报》写稿。团部给我配备了一辆旧自行车，还有一支左轮手枪。那时候，与崞县接壤的忻州城就驻有阎顽军。虽然前边有战斗部队防守，但小股敌人仍常窜扰破坏。我单枪匹马活动，不能不有所防备。

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土改点上访问，听取工作组的汇报，参加村里的会议，研究工作中发生的问题。除及时向团部汇报外，也给报纸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实际上变成《晋绥日报》的特派记者了。除了报道"土改"情况外，也写了一些别的新闻报道。有次在县城听人说：苏龙口村一位乡村医生，组织群众成立了一个农民医疗合作社，做出了不少成绩。我认为这对缺医少药的农村来说是个好方式，很值得推广。我本想去苏龙口采访，可村子在津沱河东，河上既无桥又无船，只能涉水渡河。当时正是洪水季节，我不想冒这个险，于是根据人们的口头叙述就写了一篇通讯报道。《晋绥日报》发表后，不久就收到苏龙口群众来信，指出这篇报道有失实之处，也就是有些情节不对头，有的是张冠李戴了。后经我查证，确实如此。这事不便在报上更正，于是我就写了一份检讨在报上公开发表了。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就是：绝不能道听途说写新闻报道。"新闻贵于新"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贵于真"。从此以后，每逢写这类稿件，我都要查证落实之后才动笔。

这一个时期，我比以前在一个村蹲点生活范围要广泛得多了，山区平川、大村小村、贫村富村我都去。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一有空就找老乡们闲聊天，东家长西家短，婆媳纠纷、男女关系什么都聊。这使我了解了不少民情风俗，生活细节，结识了一些各具性格特色的人物，记录了不少群众语言。

我自从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调到《晋西大众报》之后，一直有意识地学习群众语言，随时随地记在了小本子上。没事时候就翻出来看一看，对照书本上的语言进行研究。这些零七碎八的素材，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起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我还顺便搜集了一些民间故事、传说。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把前后搜集到的那些民间故事，经过加工整理编成了一本民间故事集，以其中一篇《宝葫芦》为书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当时正值全国总工会在各工厂推广职工业余学习，大办速成识字班，这本民间故事集被定为课外读物，第一版就印了五十万册。

土改结束，当我返回高家村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秋末冬初了。离开一年半，这里最大的变化是有了电。据说是在车家沟炭窑上刚刚建起的一座小型火力发电站，除供各机关照明外，有的工厂也用于生产。吕梁印刷厂的两部印刷机原先是人力摇把，如今改成电动机，快捷多了。

领导本打算要我筹备《晋绥大众报》复刊，因编辑部大部分人还没有回来，于是就要我和西戎暂时先在《晋绥日报》上办一个专版，起名叫"大众园地"，主要是刊登通俗文艺作品，也是五天出版一期。这样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业余创作了。这期间，我主要精力用在了整理土改中积累的一些素材，也写了几篇短篇小说。《金宝娘》（原名《一个下贱的女人》）就是这时候写成，发表在《晋绥日报》上的。后来还写了《村仇》《光棍汉》《赵保成老汉》等几篇，也都是参加土改的收获。这些短篇，自我感觉比以往的作品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从此，我也更加坚信毛主席《讲话》中所指出的"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真理。我本来打算试着写一部反映土改的长篇小说，还粗粗起草了个提纲。及至后来看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之后，自知无论对生活的理解还是写作技巧，都不可能赶上这两位大作家，我写长篇的想法就打消了。

一九四九年春节前，编辑部的人陆续都回来了，《晋绥大众报》复刊又提上了议事日程。组织机构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改名为晋绥出版社，社长由原文联副主任卢梦担任，我教育出版社改名为晋绥出版社，社长由原文联副主任卢梦担任，我被任命为总编辑。出版社下设报纸、书籍两个编辑部，任命西戎为报纸主编，束为任书籍主编。与此同时又新调来一些年轻编辑。正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离开了。

四月间，中央决定在刚刚和平解放的古都北平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我被选成了代表，相随晋绥青年代表团离开兴县，奔赴北平。我以为开完会很快就回来，没想到青年会后，接着又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后就留在了新成立的文协（后改为作协）工作。从此也就离开了生活、战斗多年的吕梁山区。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