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杂志社

作者：詹得雄（新华社《参考消息》原常务副总编辑）

《南方》杂志2024年第11期刊发《“在自由世界里摇滚”可不是好玩的》一文，言犹未尽，还想就“自由世界”中的“自由”再说几句。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看来，“自由世界”就是西方世界，是“山巅光耀之城”，值得大家都去“摇滚”。言外之意，其他的地方都是不自由的。这就需要说说西方自由的由来和本质了。

500多年前，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世界，整个中世纪那里都由天主教控制，是个神权通过教会和王位统治的地方，其治理水平远不如中国等东方国家。例如，最可笑可恶的是教会出售“赎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罪孽，只要花钱，你就无罪了。

这时候，一个叫马丁·路德（1483—1546）的神父勇敢地站了出来，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腐败，反对赎罪券，并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主张，即只要真心信仰上帝，自己阅读《圣经》，无需通过教会。

马丁·路德可以说是西方文艺复兴过渡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让信徒从忍耐现世所有困苦、等待上帝救赎的“迷途羔羊”，变成了一个人。这是从神督神佑到自己做人的大解放，新教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如果都是人，但为什么有不同的人呢？感受最深的人中有一批鱼贩子。到过欧洲的人会看到一个个城堡，这是当年国王和贵族的据点。到海边贩了鱼想运到巴黎去，要在每一个城堡留下各种捐税，几经折腾，运到时鱼都臭了。用经济学的词语来说，这种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呼之欲出。

为这场革命提供理论和舆论准备的重要人物之一是让·雅克·卢梭（1712—1778），其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卢梭去世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自由”是这场大革命的旗帜。类似于那些鱼贩子的工商业者们要从国王和贵族手中夺权，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这场革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其中也包括罗兰夫人（1754—1793）的言行。她曾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却又在1793年被推上了断头台，临刑前说了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以行！”而那些冲在大革命最前头、敲着平底锅高喊“我们要面包”的家庭主妇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历史的吊诡是：法国大革命在1799年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法国以帝制强行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法国大革命前13年即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这里值得说说新教徒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如上所述，新教是对天主教的改革，长期被主流视为异端。早期新教徒是一批吃苦耐劳、生活俭朴、为发家致富而敢闯敢拼的人。为了安放灵魂，他们相信致富就是为上帝争光。但是，他们真正的伦理基础是个人主义。历史证明，如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能把握好个人利益的分寸，是能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但个人主义很难控制，若放任到极端个人主义，那就会催生灾难。金融大鳄操纵市场，兴风作浪，难道不知道有人就会跳楼吗？

不妨说说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亚当·斯密（1723—1790）是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频发，催生了凯恩斯（1883—1946）的理论，他主张政府还是要管一管，不能任自由市场成灾。罗斯福的“新政”就是受了它的影响，西方世界似乎安定了一些。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成了顽症，于是“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里根是主要推动者，说什么“政府不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他们放任资本家特别是金融投机家赚大钱，同时压制社会福利，结果弄成今天的样子。

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最近写了一本新书《通往自由之路：经济学与美好社会》，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反思。书的首页引用了已故牛津大学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一句话：“狼的自由往往意味着羊的死亡。”这句话抵得上很多大部头的著作，自不必多作解释。

西方自由世界是自由的吗？5月，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印裔学生施鲁蒂·库马尔在会上愤怒谴责校董会不发给13名参加过抗议以色列狂轰滥炸加沙的学生毕业证书，视频在网上热传，有网友留言说：“呵呵，自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