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纬中
作者父亲叶滨儒
我的父亲叶滨儒，1908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渠口村。他7岁开始上渠口初小，1919年考入枫林高小，但只读了一学期就因家庭贫困而辍学，随后跟随我的祖父、他的父亲学习中医。我的祖父去世后，父亲继承父业，自学成为一名中医。在解放前，他一边经营药铺、从事商业活动，一边参与农业劳动。解放后，他加入诊所，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医师。1998年12月11日，他在温州市区离世，享年91岁。
父亲一生忠诚正直，思想先进，痛恨邪恶。青年时期，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对外畏惧列强，丧权辱国，对内则欺压百姓，导致民不聊生，因此他萌生了革命的志向。1930年，当胡公冕（1930年5月首任红十三军军长）受命来到温州领导革命时，父亲通过他的表兄卓平西、表姐卓珠英以及陈叔平（胡公冕的同学，温州的知名绅士）等人的推荐，得以见到胡公冕，并表达了参加革命的愿望。
胡公冕在详细了解了父亲的家庭背景和职业情况后，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向他阐述了许多革命道理，并给出了指示。考虑到父亲作为自由职业者和书生气质，目前并不适合参加艰苦的武装斗争，因此建议他一方面为党做掩护和联络工作，另一方面设法渗入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机构，为革命解决经济上的困难。父亲遵循胡公冕的指示，通过卓平西的努力，谋得了原永嘉县田赋征收处沙头、巽宅粮库的临时稽征员职位。
在任职期间，父亲多次将征收到的银元秘密送交给红十三军作为活动经费。有一次，他亲自将三百多银元送到温州朔门的一家南货店。这是红军的联络站，当时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也在场。1930年期间，胡公冕隐匿在温州卓珠英家中进行秘密活动，父亲也多次将节余的银元送交给他以支持革命。每次交接时，胡公冕和金贯真两位军首长都会郑重地嘱咐父亲，敌人极其凶恶，我们的言行必须非常谨慎，时刻都要保持高度警惕。
同年夏秋之际，红十三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相继攻克了地主反动堡垒枫林镇，并乘胜攻打或占领了缙云、丽水、平阳等县城。渠口村作为大小楠溪的必经之路，通讯员汪瑞烈以及过往的革命同志经常躲藏在我家中。从那时起，我家就成了地下联络站。关于这一事实，有胡公冕夫人彭猗兰的证明，以及永嘉县人民政府的文件确认。
为了更巧妙地掩护革命同志并探取反动政府的内部消息，胡公冕指示陈叔平为父亲谋取了一个“白皮红心”的伪乡长职位。然而，在此期间，父亲却遭国民党政府以“通匪、资匪、窝匪”的罪名关押在温州长达两个多月之久。后来，经卓珠英和陈叔平的全力营救，父亲才得以出狱。
叶滨儒老屋现貌
同年冬季，国民党政府为保住浙江腹地，大举调集军队对红十三军展开了残酷的“围剿”。当时红军粮食和弹药都极度匮乏，且孤立无援，武装斗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胡公冕下令将队伍化整为零，埋藏武器，有的回归农田，有的则避居他乡。国民党政府对胡公冕设下了重重关卡，并悬赏重金缉拿他。胡公冕与刘蜚雄（原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长）一同隐藏在垅岙溪的深山密林中，后来由卓平西、卓珠英精心策划，化装护送他们离开。然而，在行至乐清虹桥镇时，他们被当地自卫队查获。经过卓平西、卓珠英等人的多方斡旋，并由金碎娒同志以店铺作为担保，他们第二次化装成农民，由卓母舅柯泰好护送，避开集镇，来到海边雇船从台州返回上海。
1931年春天，为了筹集革命经费，胡公冕派遣刘蜚雄、杨波两位同志，由卓平西召集红军老干部胡黄金、胡协和等八人，暗藏手枪隐居在城中的卓珠英家。经过周密策划，他们将城中最大地主诸厉生的儿子绑架到楠溪，藏在卓平西所在村子的陈时镜家中。不幸的是，他们的计划被坏人告发，反动政府派兵包围了陈时镜家进行搜捕。
行动失败后，陈时镜不幸牺牲（现被追认为烈士）。卓平西逃往上海，他的家被捣毁，财物被洗劫一空，全家不得不逃难，最后来到我家避居。同年夏天，胡公冕又派遣刘蜚雄、雷高升、杨波等人来到温州，他们先到五涑鸟老区召集红十三军的老干部重新组织武装斗争，同时与仙居方面坚持斗争的一支部队会合。然而，由于内部意见分歧，雷高升带领一部分队伍到了永嘉、仙居边界进行游击活动，而刘蜚雄则带领五涑鸟等地的一部分队伍，以龙潭坑为根据地，在永嘉、乐清方面展开活动。
那年冬天，胡公冕再次派遣陈全善护送卓平西前往龙潭坑，与刘蜚雄共同领导斗争，并同时恢复了我家的秘密联络站。父亲不仅为过往的同志提供掩护，还借行医之名，经常前往龙潭坑与刘蜚雄、卓平西等人直接联系。同时，根据胡公冕的指示，经过卓平西的劝说，刘、雷两支部队重新汇合，共同进行斗争。
1932年春天，刘蜚雄、杨波两位同志接到指示，先后前往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并请示工作，部队则交由雷高升和卓平西领导。同年五月，以雷高升为首的红军在永嘉、仙居边境进行了艰苦的作战，但由于弹尽粮绝，最后决定采取诈降的策略骗取敌人的武器弹药。然而，狡猾的敌人却在岩头镇以点名发放武器为名，集体枪杀了二十多名干部和战士；雷高升也被押解到温州城中，最终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岩头事件”。
然而，从岩头脱险的红军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继续坚持战斗。他们回到永嘉、仙居、缙云、黄岩的边境地区，高举红军的旗帜，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楠溪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死了老雷，有平西；杀了家业，有中飞；打死黄金，有青枝。”意思是说，革命的烈火是扑灭不了的，敌人的残忍只能激发群众的更大义愤。
叶滨儒老屋现貌
当时，父亲得知岩头事件的消息后，立即赶往岩头。他一方面筹集资金帮助牺牲同志的家属认领遗体并安葬，另一方面打听脱险同志的下落。胡公冕在上海得知此事后，气愤不已，随即向党组织请示，并于同年七月亲自带领温州籍的党员干部徐挽澜、朱柱、徐象连、滕时顺等人回到温州。
胡公冕将徐象连、朱柱留在温州城中，专门负责国民党浙保四团驻城中几个连的“兵运策反”工作；徐挽澜负责组织工作；卓平西则负责召集和指挥五涑鸟、港头、西岸等地的红军指战员。
胡公冕秘密前往卓平西家，但因邻居告发，卓平西迅速安排他星夜逃至西岸村。同时，卓平西事先通知了我父亲以及金汉清、朱启雄等人在龙河渡等候，将胡公冕护送至西岸卓珠英家。随后，父亲与胡公冕共同商量，又将他护送至长垅山红军战士金新科家居住。此处成为了当时策划和指挥行动的总部，胡公冕在此召开了红十三军指挥员的“兵运”会议。
在那段时间里，胡公冕等人的生活饮食基本上由父亲负责供给。有时父亲亲自送去，有时则由金新科、金汉清等同志来取。一切计划就绪后，胡公冕指示徐挽澜等同志化装进城，并嘱咐父亲先进城，在东门担任联络向导。他们约定在次日夜十二时举事，里应外合，解放温州城。然而，不幸的是，在举事前数小时，反动团部得到了密报，下令紧急戒严，关闭城门进行大搜查。因此，胡公冕只得通知大家迅速撤退。
同时，卓平西将胡公冕化装后，由金新科家直接经信岭向西步行，返回上海。然而，不久之后，胡公冕在上海被叛徒出卖并被捕。
胡公冕
胡公冕被捕后，党组织又派遣刘蜚雄来到温州，与卓平西一起重新组织武装斗争。同时，滕时顺、徐伯鹏等同志也先后抵达，他们将根据地转移到了永嘉、乐清边界的珠山、全安以及赤岩山一带。由于根据地的转移，联络点仅保留了我家和卓珠英家，其余新的联络点都设在了永嘉、乐清边界。刘蜚雄改名换姓，装扮成一副十足的书生模样，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后来，据母亲回忆，当时我还在襁褓中，刘蜚雄经常抱我。
白天，他刘蜚雄经常在渠口村的路廊给群众讲故事、唱京戏，还到学校去讲课。晚上，他就睡在村里的祥宣公、祥勃公、会通叔家的楼上，因此无人察觉他其实是一位共产党领导同志。汪瑞烈、柯贵卿、卓清风等同志也常来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刘蜚雄将散落在西溪一带的红军指战员陈时挠、陈光锋等十多位同志召集到新根据地，共同进行斗争。过往的同志经常潜伏在我家，母亲徐元妹则负责为同志们烧饭，做掩护、转移、隐蔽等工作。她一直坚持到1934年春天，当时乐清反动保安团联合地主武装对珠山、全安、赤岩山根据地进行了围剿。红军英勇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根据地被破坏。柯贵卿、卓清岩、李永升、陈时传等同志被捕入狱，而卓平西、刘蜚雄、陈时挠等同志则成功突围。此外，卓平西的妻子以及长子卓力文，还有柯泰好的妻子等也被捕入狱。他们面临着极端恶劣的困境，被迫亡命天涯。
浙南红十三军的武装斗争延续了五年之久，由于当时反动势力的强大和残忍，数以千计的革命同志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数以千计的烈士家属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受到了株连，家破人亡。然而，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斗争，他们的精神和业绩可歌可泣，给浙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滨儒大学毕业证书
1934年，当红十三军在白色恐怖下遭到最后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及地主武装更是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大肆逮捕所谓“余匪”。至抗战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释放政治犯，被通缉的卓平西从西北归来，曾与父亲、叶芳、陈明俊等人组织抗日自卫队，开展抗日斗争。后因内部组成人员复杂而以解散告终，父亲只得仍谋旧业，即从事医生工作。
本文为作者叶纬中根据父亲生前口述、亲笔等资料整理，白马惊天剑对相关史实作了认真校对并确认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