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3050元被枪决，负伤87处的老红军写信求情，毛主席：拥护判决

1941年春寒料峭的一天，林伯渠手持一封信快步走进延安窑洞。信上署名是一位浑身留有87处伤疤的老红军战士，此刻正在狱中等待最后的审判。这位老红军参加革命多年，曾在佳县城下炸开城门，在白刃战中以肠穿肚烂之伤仍坚持杀敌，更是得到过毛主席亲自送牛奶慰问的英雄战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老战士，如今却因贪污3050元面临死刑。他在狱中写下这封信，恳请毛主席救他一命。当林伯渠将信递给毛主席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案例。这位老红军为何会走上贪污的道路？毛主席最终会如何处理这个案件？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考量？

一、英雄本色：从贫苦农民到战斗英雄

1933年的陕西马家村，一个饥寒交迫的清晨，年轻的肖玉璧放完地主家的羊，站在村头望着远方连绵的黄土高原。这片土地上，穷苦农民世代为地主耕种，却连饭都吃不饱。就在这一年的春天，陕甘游击队来到了马家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述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故事。

肖玉璧听后心潮澎湃，当即决定参加革命。4月的一天，他背着简单的行囊，加入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大队清涧支队。从此，这个年轻的放羊娃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初到部队时，肖玉璧什么都不懂，但他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打仗的本领。在一次次战斗中，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气。1934年春，陕甘游击大队在吴堡县与国民党军队遭遇，肖玉璧担任突击队员。战斗中，他不顾敌人的密集火力，带领突击小组成功炸毁了敌军的一处碉堡，为部队的胜利立下首功。

然而，真正让肖玉璧名声大噪的是佳县战役。当时，游击大队奉命攻打佳县，以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佳县城墙高大坚固，敌军在城头架设了数十挺机枪，游击队多次进攻都未能突破。战斗进入胶着状态，伤亡不断增加。

就在这危急时刻，肖玉璧主动请缨。他带着四捆手榴弹，在战友们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城门。当时距离城门还有二十多米时，他左臂中弹，鲜血直流。但他咬紧牙关，继续向前冲锋。终于，他将手榴弹精准地投向城门。随着一声巨响，厚重的城门被炸开一个大洞，游击队趁机突入城内。

这次佳县之战，肖玉璧不仅炸开了城门，还在巷战中亲手消灭了多名敌军。战斗结束后，清点伤势时发现，仅这一战他就负伤十余处。但他毫不在意，简单包扎后就投入了战后的清剿战斗中。

1935年的一场遭遇战中，肖玉璧再次展现了他的英雄本色。在与敌军的白刃战中，他腹部被刺穿，肠子都流了出来。然而，他用衣服随便裹了裹伤口，继续与敌人搏斗。这一战后，他被送往后方医院，统计伤疤时发现，短短两年的战斗生涯，他的身上已经留下了87处大大小小的伤疤。

二、转折命运：从前线战士到后方干部

1935年深秋，延安中央医院的窑洞里，肖玉璧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那场白刃战中的腹部贯穿伤让他卧床不起，连续三个月的高烧不退。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伤势已经严重影响了内脏功能，再也不适合继续战斗。

就在这时，毛主席来到医院慰问伤员。当看到肖玉璧的病情和伤势后，毛主席立即安排给他送来了一罐牛奶。这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延安，是极为珍贵的营养品。随后，组织上决定将他调离前线，改任延安县城郊区供销社主任。

1936年初春，经过半年的休养，肖玉璧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接手供销社工作后，立即投入到支援前线的物资调配工作中。当时的延安县城郊区供销社，担负着为前线部队筹措粮食、布匹等重要物资的任务。

在供销社工作期间，肖玉璧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物资调配网络。他带领工作人员走遍了延安城郊的每个村庄，统计百姓家中可供调配的余粮。为了确保前线供给，他还组织社员开垦了几十亩荒地，种植蔬菜和粮食。

1937年末，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肖玉璧被提拔为延安县物资调配处副处长。这个职位使他开始接触更多的物资调配事务，也有了更大的权力。每天都有大量的物资在他手中周转，从粮食到布匹，从药品到日用品，都需要他签字审批。

1938年夏天，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延安县物资调配处视察工作。看到肖玉璧仍在坚持工作，毛主席对他的敬业精神给予了肯定。这次会面后不久，组织上决定让他全面主持延安县物资调配处的工作。

然而，随着职位的升迁，肖玉璧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商人。这些商人中，有些是专门做军需物资生意的，有些则是专门收购农副产品的。他们经常带着礼物登门拜访，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意机会。

1939年，延安地区遭遇严重旱灾，物资更加紧缺。作为物资调配处的主要负责人，肖玉璧掌握着大量物资的分配权。一些投机商人看准这个机会，开始频繁与他接触，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他。

到了1940年初，肖玉璧已经完全适应了后方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常常会有商人出入，有时还会收到一些礼品。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同志的注意，有人开始向上级反映这些异常情况。但由于他过去的战功和现在的工作成绩，这些反映并未得到及时处理。

三、蜕变过程：从廉洁奉公到腐化堕落

1940年春节过后，延安县一位姓张的商人来到物资调配处，向肖玉璧提出了一个合作建议。当时延安地区物资紧缺，而这位张商人说他在西安有门路，可以低价购进大批物资。他提出由物资调配处出面采购，然后以高价转售给其他地区，所得差价双方分成。

起初，肖玉璧以公务繁忙为由婉拒了这个提议。但张商人并不死心，隔三差五就来拜访，每次都带着一些稀罕物件。一次，他带来了一块上海产的手表，声称是感谢肖玉璧在工作中的照顾。这是肖玉璧第一次收下商人的贵重礼物。

随后，张商人又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生意。他发现边区部队急需一批皮鞋，而他在西安认识专门做军用皮鞋的工厂。于是，他建议由物资调配处出面订购五百双皮鞋，对外标价每双12元，实际成本只要8元。这笔生意做成后，肖玉璧分得了500元的好处。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1940年夏天，延安遭遇严重干旱，粮食产量锐减。张商人又找到肖玉璧，说陕西关中地区有大量余粮，可以低价收购运来延安。这一次，肖玉璧直接动用了公款1000元，以调配处的名义购进粮食，然后高价卖出，获利颇丰。

到了1940年秋天，肖玉璧已经完全陷入了与奸商勾结的泥潭。他开始利用职务之便，频繁经手各种物资买卖。有时是布匹，有时是药品，甚至连军用物资也成了他牟利的对象。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贪污了3050元公款。

这些钱的去向大致可分为三类：一部分用于个人挥霍，比如购买了一件上等的呢子大衣，还买了一双进口皮鞋；一部分用于宴请商人，在延安最好的饭馆设下酒席；剩下的则被他存了起来，准备日后在西安市区买房。

在这期间，物资调配处的几位老职工开始发现账目上的异常。有一次，一批运往前线的布匹数量明显少于账面记载，但收据上都有肖玉璧的签字。还有一次，一笔用于购买药品的资金去向不明，账本上却做了模糊处理。

1940年冬天，边区财政部门开始对各单位进行例行审计。审计人员发现物资调配处的账目存在多处疑点，都与肖玉璧经手的业务有关。他们仔细核查后，发现多笔资金往来无法说明去向，而且还发现了几份可疑的合同文件。

就在审计即将结束时，一位供销社的老职工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说见过肖玉璧多次深夜与商人在后院密谈，每次谈完，那些商人都会留下一个包裹。顺着这条线索，调查人员很快就掌握了肖玉璧贪污受贿的确凿证据。

四、求情写信：从囚室苦候到最终判决

1941年1月15日，延安县看守所的一间窑洞内，肖玉璧正在写一封信。这是他被关押后写的第三封求情信。此前的两封分别寄给了他的老战友和曾经的部队首长，但都未能得到回应。这一次，他决定直接写信给毛主席。

信中，肖玉璧详细回顾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他提到了在佳县城下炸门的壮举，描述了那次白刃战中肠穿肚烂仍坚持战斗的场景，还特意提及了毛主席曾两次看望他的情形。他在信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也恳请组织考虑他的革命功劳，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这封信经过看守所主任审阅后，交到了林伯渠手中。林伯渠看完信后，立即带着信件前往毛主席的窑洞。当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对于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中央领导非常重视。

1941年1月20日，边区高等法院对肖玉璧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公诉人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账目记录、合同文件、证人证言等。这些证据清晰地显示，从1940年春节后到被捕前，肖玉璧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假采购、高报价格等手段，累计贪污公款3050元。

在法庭上，检察官还揭露了一个重要细节。就在肖玉璧被捕前一周，他正准备将贪污所得转移到西安，打算购置房产。这说明他的行为已经具有明显的预谋性和长期性。

审判长当庭宣读了多位证人的证言。其中包括供销社的老职工、与他有业务往来的商人，以及物资调配处的同事。这些证言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1941年2月1日，边区高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肖玉璧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判决书指出，肖玉璧身为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应依法严惩。

判决作出后，肖玉璧提出上诉。他的辩护人强调了他的革命功劳，特别是他身上的87处伤疤，都是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证明。此外，辩护人还提出，相比其他贪污案件，3050元的数额并不算特别巨大。

然而，第二天，毛主席在批示中明确表态：拥护判决。毛主席指出，正因为肖玉璧是一个有功劳的老红军，更应该以身作则。在抗日战争时期贪污军需物资，性质比一般的贪污更为严重。

1941年2月10日，边区高等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判决书特别强调，革命队伍要保持纯洁性，对于贪污腐败分子，不论其历史功劳如何，都要坚决惩处。肖玉璧的革命功劳确实值得肯定，但这不能成为姑息贪污行为的理由。

五、最后时刻：从死刑执行到历史警示

1941年2月15日清晨，延安城外的刑场上，肖玉璧穿着一身旧军装，站在雪地里。他的军装上还留着当年作战时留下的弹痕。执行死刑的队伍由他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出，这是组织对一个老战士最后的尊重。

行刑前，按照惯例，肖玉璧获准发表最后陈述。他说了三件事：第一，他请求将自己的遗体埋在当年战斗过的佳县城下；第二，他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玷污了红军战士的称号；第三，他请求组织照顾好他年迈的母亲。

执行死刑的队伍由五名战士组成，他们都是近期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在宣读完判决书后，一名代表走上前，摘下了肖玉璧胸前的红五星。这颗红五星是他1935年在陕北参加红军时，亲手缝在军装上的。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延安城内的钟楼正好敲响了七下。当天，边区报纸用整整一个版面报道了这个案件。报道中既肯定了肖玉璧的革命功绩，也严厉批评了他的蜕变过程。这份报纸被发往陕甘宁边区的每个县，成为当时整风运动的重要教材。

1941年2月16日，延安各机关单位召开大会，传达肖玉璧案件的审判过程和处决结果。会上，专门邀请了与肖玉璧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现身说法。他们讲述了肖玉璧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也讲述了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的。

一周后，边区保安处专门派人清查了肖玉璧的关系网。在他的住所里，搜出了大量单据和信件。这些材料显示，除了已经查实的3050元贪污款，还有一些赃款已经转移到了西安。保安处随即派人前往西安追查，但因当时西安是国统区，这些赃款最终未能追回。

1941年3月，延安专门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以肖玉璧案为例，讨论如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会议认为，肖玉璧的堕落不是偶然的，而是革命队伍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必须警惕的一个问题。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延安干部学校的教材中，增加肖玉璧案例的详细分析。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从1941年春季学期开始，延安干部学校的学员们都要学习这个案例。

1941年4月，延安县决定将肖玉璧案的全部卷宗存入档案馆特藏室。这些材料包括他的革命历程、立功记录、贪污证据、审讯记录、判决书等完整档案。这些档案后来成为研究延安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史料。

同年夏天，按照肖玉璧生前的请求，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佳县城下的一处山坡上。那里正是他当年炸城门时负伤的地方。坟前立了一块普通的石碑，碑文很简单：革命战士肖玉璧之墓，生于1910年，卒于1941年。碑的背面刻着一行小字：警钟长鸣，永作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