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提到过我的四段不同的学习经历，包括在艾克塞特、威斯康星、哈佛以及牛津的各两年期限。
这样的经历，使我即使身处异国他乡的北京，也能够保持自己对学术方向的判断力。
专业化使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自己的身份。我坚定于既定的目标而心无旁骛，避免分散精力。
1932年，我还不能住在北京，我对中国说：“不要呼唤我，我会呼唤你。”中国的环境，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且，威尔玛来到北京不久后，就说我似乎很了解中国的状况。
在通商口岸的墓地，长眠的都是非常了解中国而一生留在此地的外国人。
这种“理解”部分是气质所致，部分也许来源于共享的儒家思想：
每个人，都是扮演多个社会角色的道德动物。
在牛津，我已经学会欣赏具有绅士风度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中国也有着类似值得人欣赏的地方——学者理性、公正，对周围事物能够客观理解的能力。
事实上，我不确定该如何表达这种能力。文化是难以给出明确定义的，因为，它总在不停地变化中，不能用多音节的词来下定义。
作为一名画家，威尔玛更倾向于运用感觉印象。北京的景观、声音、味道等都令她无比激动。她逐渐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使我随着她也沉浸于幸福快乐之中。
在北京的第一年，我们靠积蓄生活，并学习语言，我们尽情享受着异国生活的快乐。只是，后来才慢慢意识到日本侵略和社会革命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猝不及防地爆发。
1932年夏天的几个月中，在我们北京的院子里，有厨师、男仆、女仆以及人力车夫为我们服务。
威尔玛很快就能运用新学的汉语来与仆人一起料理家务。当然，她本来也可以使用手势比划或是咕噜几句，因为，仆人们比她清楚如何做这些活计。不过，这样一来，增强了她讲汉语的自信。
有时候，高空积雨云会带来阵雨，不过常常又会在日落前云开雨住，太阳重新露出来。成群的鸽子从我们的头顶上，直冲云霄，伴随着像酒吧的风琴音乐一般的哨声。
北京街头小贩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街上的摊贩，带着特产，沿着胡同来回走动，到处都是叫卖声，在围墙那边发出回声，像是推销员的广告。卖花的人，每天更新品种，就像厨师每日提供着不同的菜肴。
我们学会了不去点昨天的主菜，它很可能在另一个外国人的餐桌上出现过，因为厨师都是合作的。你也许会遇到朋友举办聚会时使用了你家的餐具，不过不用担心，他们会在你回家之前，就归还给你家了。
事实上，我们是古时形成的，要为外宾提供更好服务的传统习俗的受益者。
中国的北京，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是由非汉族人所占领和统治的。
公元947年，北京被契丹人作为首都，那一时期被称为辽代；之后到了公元1122年至1234年间，由女真族统治，称为金朝；公元1234年至1368年由蒙古人统治，称为元朝；后来，公元1644年至1912年是满族统治的清朝。
1860年后，不会讲汉语的西方公使们进入中国，这是最近进驻中国的外国权贵，公家给他们提供住处。
几个世纪以来，所有外国家庭管理的经验技能，特别是休闲娱乐和定购物品，包办筵席，宴会和野餐等，很自然地在服务阶层和商人中发展起来。所以，如今我们才能生活得如此舒适。
在这个夏天里，我们在这座古都四处考察，它的古迹，我们都可以看看。
景山是一座人造的用以防护宫殿北门的高地，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进行野餐。
北京景山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你也可以在南海，乘坐舢板吃中饭。南海位于故宫的西边，年轻的光绪皇帝曾在此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1898—1908），在那时，这里是禁止普通民众进入的。
之后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政要也曾在此居住，我们最简单的一次探险，就是在我们胡同尽头的东城墙上进行野外晚餐。中国人从来不会爬那城墙的斜坡，爱冒险的外国人正好可以在此自由活动。
正如威尔玛所写的：
轻轻一踏就碎的碎石路面，被缝隙中长出的杂草覆盖，一个门楼接着一个门楼的城墙延伸到远处，这里就像是专门为我们打造的漫步回廊，美丽而幽静。
除此之外，还有一轮圆月，挂在东方的夜空中，在远处雷雨掠过平原，向北移去，伴随着强烈的闪电，西边的群山在城市以外延伸，成为一条黑暗的、引人注目的地平线。
从城墙上看，北平的夜晚也很令人振奋。黑暗的街道和城墙不时被暗淡的光点照亮，仿佛呈现出的欢庆场面，让人觉得神秘而浪漫。
然而，在北京温暖的夏夜里，每个院子都有一位长笛演奏者或是一群听众默默地听着一位歌手演唱。在欢乐之中，人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艺术活动。
我们在北京，到了秋天，地域变得更为开阔，一位英国公使馆的朋友，也是我在语言学校的同学，送给威尔玛一匹黑马。威尔玛给它取名叫“夜里”，尽管这匹马因为在打马球时受伤变跛，但是日常骑行还是很不错的。
因此，威尔玛会时不时地骑着“夜里”到天坛公园或是城门外的乡下，马棚的维修费加上马夫的工资，一个月是8美元。再加几美元我还可以再租一匹马。
在冬天所有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马夫都会牵着马来和我们会合。地点或在北门安定门，或在东面的两座城门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
一旦出了城门来到郊外，我们可以跟随马车的痕迹，或是一条横穿平原的小路散步。亦或当路面结冰时，骑着马在田野中奔向远处的皇陵或是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一位公主的陵墓。
在北京的北边远离黄庙的地方，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土墩，这些都是元代忽必烈可汗建造的元大都城墙遗留下的残骸。（大都，在突厥语中也称为汗八里。）威尔玛还作画绘出了元大都的全貌。
北京郊区的冬天，到处是一片光秃秃的景象，平原裸露在风中。不像如今到处都是令参观者印象深刻的树木、灌溉的水渠和丰收的庄稼。
当时，中国北方农民命运多舛，而我们则享受着特权的庇护，但传统的礼仪依然留存。如果你以恰当的方式礼貌地对待农民，把自己当成他的客人，那么作为主人，他或许会给你倒一杯热水。
农夫的妻子则很少见陌生人，她们可能会在打谷场做一些农活。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可以看到年过三十的农村女性，保留着缠足的习俗。
缠足是不合理的风俗，但是极为普遍。如今的中国人不愿再提起那段历史。然而，在今天你会发现中国人的女性祖辈无一不是这个习俗的受害者。
据说，缠足始于10世纪的宫廷中，之后上层社会纷纷仿效。令人吃惊的是，到了明清时代（1368—1912）这一习俗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
缠足的过程极具独创性：女孩年龄大概在5到7岁，缠足布大概有10英尺长，2英尺宽。具体方式是下压小脚趾，将大脚趾后压朝向脚后跟，这样就可以将脚变窄缩短了。
在缠足的过程中，脚弓被破坏，脚后跟与大脚趾之间的脚背出现裂隙。
蒲爱德曾在《汉族女儿》中这样记载一位农村妇女的自述：
他们在我7岁时才给我缠足，因为我热爱奔跑玩耍。缠足之后我病得很严重，他们不得不将绑带拿掉……
当我9岁的时候，他们又一次给我缠足，这次他们必须比平常裹得更紧。我的脚疼痛难忍，有两年的时间，我都是用手和膝盖爬行。
有时候晚上太疼了，以至于我无法入睡。我就把脚伸向母亲，于是她将它们压在身下以减轻我的疼痛，使我入眠。
到了11岁我的脚不再疼痛，到了13岁的时候，我的脚已经完全变形了。
我看到大脚趾向下弯曲，只能在脚的内侧和下方才能看到，且聚集在一起。在脚的前部和脚后跟之间的裂缝，可以伸入两个手指，当然我的脚确实变得很小了。
一个女孩的美丽与吸引力更多地取决于她脚的尺寸而不是她美丽的面庞。别人也不会问：“她长得好看吗？”而是问：“她的脚有多小？”一张平凡的面庞是上天给的，但是没有裹好的小脚，则是懒惰的证明。
只有满族人、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人、底层社会的船家女，以及从北部迁往中国南部的客家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逃脱了缠足的噩梦。
直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变革者以及传教士的促使，缠足的习俗才慢慢终止。
但是，从事实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依然清晰可见缠足的痕迹，由此可见，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
缠足赤裸裸地证明了男尊女卑思想教化的胜利。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呢？女性听从母亲的教导把自己束缚起来，形成这样的意识：她们的地位弱于男性，不能逃跑，只能足不出户。
这种做法的动机是什么？为了保持良好的形态供应于婚姻市场。因为婚姻主要是一个家族的事情，而不是女性自己的选择。新婚之夜，面对着素未谋面的新郎，新娘理所应当地以流血来证明自己的贞洁。
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中，将裹着的小脚称为三寸金莲。这其实是一种变态性欲的恋物的表现。
平日里，它们被迷人精致的绣花鞋包裹，只有在卧室里被丈夫看到和把玩，从而在神经末梢产生官能上的愉悦。
作为一种伴随终身的色情符号，三寸金莲让西方形形色色的虐待狂、性变态显得相形见绌。
在20世纪30年代里，我们将其当作一种异国风情，一种古怪的风俗习惯。这证明了我们想象力的匮乏，我一直想要弄清其中更深层的原因，这件事足足困扰了我40年。
我们继续在北京周边进行着探险活动。我们曾在西山的寺庙中过夜或住上几天。之后，前往卧佛寺盖利博士的四合院，我们在那里度了蜜月。
如果我们坐车或骑车去，厨师杨师傅和他的儿子也会骑驴一同前往。我们还与拉里·西克曼，乘一夜火车前往洛阳城外的龙门石窟，又去了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
在这样的长途旅行中，我们会带着帐篷、水壶、手电筒、相机、毛巾和足够的应急食品，但是，我们从不在外露营。
我们会去旅店，或者在寺庙投宿，但一直没有熟练地掌握，把床的四个腿放在装有煤油的浅碟上，来避免虫子爬上床叮咬我们。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仆人跟随着，无论他有多大，帮我们寻找食物、住宿，或是交通，也需要他作为中间人，帮我们解释我们来自哪里，要做什么，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这些，我们也一时说不清楚。
也许，对于人们来说，有着黄色腿毛和红脸的外国人是值得一看的罕见的怪人，我们已习惯于与小官员和城镇居民接触而并不显得奇特。
事实上，我们在路边小店站着吃面，就像普通人一样还互相攀谈，谈话会使我们暂时成为朋友。
当参观诸如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一类的历史遗迹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适当的引荐，还需要来自一些公认的权威人物的信件为我们担保，目的是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有所依靠。
来自北京的美国社团创始人福开森博士的信，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福开森博士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白头发和大胡子。在清朝统治的时代，他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起初，他只是一位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之后大约在1898年，两江总督成立了新式学堂，他被邀请担任该学堂的校长。
福开森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外，他还曾在上海创立了一份报纸并取得了成功，曾在北京担任一些军阀政府的顾问。如今，他监管故宫，确保里面的文物珍品的安全，防止文物流失。
福开森博士有一所豪华的中国住宅，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好几个院子，还有一个配有管理员的藏书室。
他出版了艺术方面的书籍，了解当地的政治，并且对在北京的6名美国留学生伸出过援助之手。每到感恩节，他就会组织大家聚在一起。他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了不起的人物。
他的女儿玛丽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尽职尽责的秘书，她还写了有关协和医院发展的历史书籍，那是一本有趣的书。
由于福开森博士的担保信，我们每到一处，就会有来自北京上级给当地馆长的信件说明。我们很礼貌地与洛阳或者大同的警察局取得了联系，通知他们我们来到此处，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阻拦的借口。
他们的职责不是控制我们，需要仔细权衡两者的利弊，一方面是我们会招惹麻烦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如果他们阻止我们，将会引来的投诉，这是他们必须衡量清楚的。
在洛阳，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几个士兵做护卫，警示那些图谋不轨的人：“注意，这是外国人，不要自找麻烦。”
我们的交通工具驴子或人力车在比较安全的招待所中提前安排好。带着我们的美国护照，一路畅通无阻。
我们是比较高级的不可接触者，不像印度那种低级的不可接触者，也不像如今旅行社中那种隔离式地坐在大巴里来往于酒店、旅游景点、友谊商店之间的观光旅游，而是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出行。
沿途，我们还是会适当地接触一些本地人，在诸如食物、住宿的选择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只有食物和住宿问题，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首要问题。
在北平至汉口的火车上，我们可以在靠一侧安装的座椅之间的桌子的上面和下面躺着睡觉。
1933年3月，在铁路中转站郑州，拉里·西克曼、威尔玛和我三人只找到唯一的一个旅馆剩下的最后一间客房，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没有床上用品。那晚，我们铺着自带的铺盖和衣而睡。
在途经大同的北平至绥远的火车上，我们发现最好的休息地，是躺在高处结实的行李架上。当然，列车员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但并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给了他一些好处。
龙门石窟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后来，我们到了龙门石窟，拉里曾经来过这里。拉里惊讶地发现，这些古代信徒捐献的可爱的刻有捐赠人和仕女的石刻，竟然被切割下来用车搬出石窟出售，就像是军阀时期发生的事情，当地官员会出售任何东西。
之后，拉里开始收集分散于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国交易商手中的各种石刻作品。
1939年，在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拉里开始重新组装这些略带裂缝的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