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学校园内的成功也只能伴随我一时。问题终于来了，那就是，你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
通过一件也许只能在主要学术中心发生的具体事情，我找到了答案。
我结识了查尔斯·金斯利·韦伯斯特，这是一名外交历史学家，他对政策制定，特别是针对欧洲四国同盟的政策制定，有着浓厚的兴趣。
1919年，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旧照
1919年，在凡尔赛宫，他向英国代表团提出了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一些教训。
举个例子，教训之一是，你要把你的废纸篓上锁，以免塔列朗从你的垃圾中获取秘密。
查尔斯自己大量的工作，就是进行各种档案的研究学习，这源于卡斯尔雷的外交学，在欧洲各国颇为流行。
还有，他每年有一半时间，在阿伯里斯特威斯的威尔士大学教授国际历史，另外半年，则去其他地方。
1928年秋天，他在哈佛讲学的时候，经常在印章协会吃午饭。
在洛厄尔校长推出住宿制之前，因印章协会从教职工和本科生中挑选会员，使之成为了教员和学生聚会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
查尔斯·韦伯斯特最迷人的个性之一，就是他的热情。对于他自己的工作，对于世界组织，对于为年轻人提供机会，他就是情感的源泉。
更最重要的是，他很有智慧地参与竞争和挑战，甚至有些好斗——总而言之，他总是令人备受鼓舞。
1936年，当我们陪同韦伯斯特一家来到他们在威尔士的隐居处之后，我曾试图描述他极具魅力的个性，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查尔斯曾对一些人作了很多轻率的评论，据他说，诸如此类的评论阻碍了他的事业发展，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
当他认为某个人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派人士时，他会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
他的外表也一样迷人，个子很高，身躯健硕；厚厚的眼镜片下，一双机灵的小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我尝试过具体地描述他的下巴，上方的嘴总是做出奇怪的形状，不停地移动，让人弄不清楚具体形状。
他对英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关心他所感兴趣的每一件事，这其实是一种伟大的品格。
他的妻子诺拉也是一位让人觉得愉快的女士，她十分娇小柔弱，但从她为韦伯斯特创造条件的方式来说，又富有坚强与优雅，我觉得，她具有中国式妻子的特点，默默地待在幕后，但事实上撑起了半边天。
1928年，我对自己未来从事与国际法相关工作的计划还有些模糊。这个时候，韦伯斯特教授告诉我一个最新消息：
一些中国的机密外交文献正在北京准备出版，这将打开外交史上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那个时候，随着有关世界战争起源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多地出现，对于学者来说，外交史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人们去研究清楚：发生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谁对谁说了哪些话。
再过7年，威廉· L. 兰格的《帝国主义外交》一书设定了更广泛的形式，强调国家利益以及公众舆论自由。
在24年后，他的两卷本《世界危机和美国外交》也很好地证明了查尔斯·韦伯斯特时代，那种令我们沉迷的、完全深入地探索记录里的所有细节已经不可能了。
查尔斯·韦伯斯特建议我进行中国问题研究，这对于22岁的我来说，很有新鲜感，当然，似乎也没别的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我将成为一位先驱者，将继续成为学术上的独一无二的人。
说实话，研究中国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巨大挑战。更重要的是，我习惯于不断挑战，扫除障碍，因此，每隔两年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不懂中文，但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学会了中文，所以，学会中文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我认为哈佛以及美国都需要了解中国。
显然，我所要做的事情，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就像我的叔祖父，他认为耶稣应该被印度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了解。
实际上，我得到了来自詹姆斯·菲尼·巴克斯特三世坚定的鼓励。他是哈佛考核委员会主席，让我以优异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他还要求我与他保持联络，为了将来能够返回哈佛，我决定要这样做。
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我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的决定并没有受到这一情况的影响。1929年，中华民国由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统治，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随后，1931年，日本以占领满洲（当时我们称之为“满洲”，现在是中国的东北）为开端，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的侵略公然违抗了国际联盟的宗旨，导致这个类似于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解散了。与此同时，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最终与日本结成了罗马–柏林–东京联盟。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这一切演变成为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也深陷其中。
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是我作为研究员和教师的见习期，我专注于我的研究领域，寻找我的研究方向。
但是，我无法断言，到底是对哪件重大事件的预见，导致我将研究中国的方向聚焦在革命变迁方面。
像许多大学生雄心勃勃地想要获得最优秀的成绩一样，我更关心的是我自己的表现，而不是当前世界现状和国际关系。
研究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主动性，其次还需要机智、想象力、探索性、创新精神。一旦开始了研究，我就深深地陶醉其中。
我不知道，在学术界及现实世界中它会带领我去向何方，但是，它就是我的事业。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业啊！
英国牛津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29年秋天，我来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比起以往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更接近中国。
事实上，牛津大学并不是开始中国研究的好地方，它不开设中文以及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我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采用迂回的方式探索中国问题，之后，又花费了多年时间从事研究，最终我从一名研究生转变成为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我现在认为，在牛津的那段时间所经历的困难并非坏事，我善于将不利转化为有利，这使得我在中国问题研究的道路上摆脱了常规方法——像19世纪西方人做的那样，主要从英国人的视角探讨现代中国。
生活在英国，并且学会了模仿大英帝国的观点，这是我在中国问题研究道路上的初步经验。
1929年的牛津大学，要比哈佛大学更加具有世界性，或许今天依然如此，大多数历史的以及世界性的东西，似乎都在此有所体现。
在牛津大学，你会觉得这里积累了太多的文化财富，即使只是吸取其中很小一部分，也会让你觉得筋疲力尽。
相对于牛津大学大量的学业以及传统，单个学者似乎显得很渺小，同时，配给个人的图书馆资源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研究。
哈佛的威德纳图书馆在哈佛拥有很高的地位，而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却成了观光胜地，只有在冬天有限的白天时段，学生才能够使用它。
威德纳图书馆即使晚上也会灯火通明，像灯塔一样，照亮整个哈佛校园。但是，在牛津大学要想找一本书就像是寻找宝藏一样困难。
我的一位导师告诉我：“我想你可以在布雷齐诺思学院找到一本曼德维尔的书，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试着到万灵学院去找。”
总之，学术研究的设施配置，诸如联合目录和馆际互借，仍然很不发达。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激励创新的因素。
或许，这反映了牛津大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统治精英。尽管贝利奥尔学院被新式学院紧紧追赶，但是，它依然是牛津大学中最负盛名的学院。我感到，自己离大英帝国的核心越来越近了。
贝利奥尔学院创始于1263年，和哈佛大学一样，它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乔伊特任院长期间（1870—1893），贝利奥尔学院培养了大批帝国行政人员——不仅有殖民地总督，如寇松、米尔纳、额尔金，还有至少六分之一的印度行政官员。
在乔伊特之后第四任院长A. D. 林赛的管理下，勤奋工作和关注社会的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1928年的牛津大学统考中，42%的贝利奥尔学院考生，获得了优异成绩。
威廉·杨德尔·艾略特曾为我向牛津大学写过推荐信。他是哈佛政治系的教授，也是林赛的学生。
而在我的自荐信中，我就像罗兹家族的监护人，对一位朋友讲的那样，把自己变得像“赫拉克勒斯与耶稣基督的结合体”。
但是，这样的自信并不能解决我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何在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中，破天荒地开始中国问题研究。
查尔斯·韦伯斯特推荐我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入手，于是，我从英国订购了全套厚厚的三大卷，并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研读它们。
我睡在“新阿姆斯特丹号”正对着螺旋桨上方，一个减价的次等舱里，旅途中，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阅读有关鸦片战争的章节，这个主题让我很有些不舒服。
马士博士对英国官方记录的总结，表明英国对于清王朝的压迫一直持续到1860年，他们攫取种种条约特权，并且，从此加强了对这个王朝的影响和控制。
在牛津，我首先报名攻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这和我之前在哈佛攻读的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比较相似。
之后，我决定攻读英国对华政策和英中关系方面的学术研究学位。当然，这促使我开始研究大英帝国在19世纪的中国，所建立的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非正式帝国”，这是中西对抗的主要方面。
显而易见，我必须学习汉语。我首先必须完成文学学士学位，这要花费一年的时间。然后，再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这里的学位体制与美国的体制不同，攻读牛津大学的学位不要求准备田野调查，也不作语言或是相关的课程方面的要求，只是需要一份论文，简直是一笔交易。
这里开始研究工作，也没有什么研讨会，事实上，根本没有历史学或相关的研究机构，我必须完全靠自己摸索。
我注意到，1874年哈佛大学毕业生马士在成为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史学家之前，曾经在中华帝国海关总署工作了35年。
图片来自网络
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的序言中，马士说，他一直计划用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的日记，来写海关历史，但是，赫德的后人拒绝了。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我不得不通过伦敦的英国外交部的信件来接近中国，并且，我决定将这种特殊的中英机构——中国海关作为我研究中国的出发点。
我的文学士论文导师由一位退休的传教士、中文高级讲师苏慧廉博士担任。
苏慧廉是一位极其友善的老人，他向我解释他正在校对他的中国佛教术语词典，所以，他很高兴在下午茶的任何时间与我会面。
不过，至少他同意帮我给已经退休不在伦敦的马士写信。
作为赫德早期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杜德威则是1864年哈佛毕业生，曾为海关招募了包括马士在内的4位1874年哈佛毕业生。
1924年，马士参加了哈佛毕业50周年校友会，被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称号。他没有子女，而他的妻子则是反华人士。
对于大多数委员来说，中国海关总署是充满使命感、需要奉献终生的机构，而作为一个年轻的哈佛毕业生能够对此抱有兴趣，自然而然会对住在伦敦郊外坎伯利的退隐生活增添乐趣，因此，马士邀请我去他那里做客。
我看到，马士是一位衣冠整洁而又机警的老绅士。他刚刚完成了第五卷《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历史纪要》，这是一套巧妙地浓缩了东印度公司档案册的书籍，他获准将档案带回家，每次一册，在家完成写作。
即使对于寒冷的英国来讲，马士的房间仍然属于很冷的，因为这对他的哮喘有利。两位隔壁的女士为我提供食宿，并带我四处看看坎伯利的景色，马士博士则带我去他的俱乐部。
俱乐部被藤条覆盖，一些退休的上校以及前印度行政官员，正在这里打保龄球。
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父亲，甚至可以说是精神上的祖父。马士告诉我许多有关海关以及海关所为之服务的中国的情况，超过了我的吸收能力。
他曾任职的地方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海南附近的北海、台湾淡水、安南边界的龙川县、汉口以及广州。
19世纪70年代末，他接受特别任务，协助整顿招商局，并于1899年协助湖南省的岳州开埠。
这是一个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完整世界。如果马士博士没有成为一名历史学家，那么毫无疑问他也会像罗伯特·赫德爵士那样慢慢衰老直至死去。
1907年，罗伯特·赫德爵士离开他工作55年的中国返回英国，回到了伦敦的家里，在妻子的絮叨中，他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老人，而他的妻子早在1882年就溜回英国了。
显然，海关工作尽管一切令人满意，但给太太们带来的只有发烧、厌倦、痢疾，这确实令人非常烦恼；此外，还有中毒，马士夫人至今仍然清楚地将中毒一类无聊的事情记在脑海里。
从这样一个非常珍贵的指引中，我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认为，最好先从1854年在上海建立的外籍海关税务司入手研究海关的起源。
我忽略了“回溯律”，这是我之后经常会告诫学生的规律，历史要往回追溯来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
如果你想知道1980年的事情，就得从1980年开始入手，但你很快就会回溯到70年代。
如果你从1970年开始，按照预定的设想向1980年前进，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涉及60年代的事件，更大幅度地向后回溯。
我如果能在1883年从海关入手开始进行研究可能会更好，当时正是赫德正式接受英国驻华公使任命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又放弃的时候。
事实上，研究1854年会让我回溯到1850年，后来，我的哲学博士论文是从研究1842年开始的。
我没有突破1858年的界限，虽然这是我曾经想要作为开始研究的年份，在事业上是多么容易走上歧途啊！
苏慧廉博士给了我一本翟理思在1923年修订的中文版第三版T. L. 布洛克《汉语书面语进阶练习》，自此我开始自学汉语。
这是一本内容充实的自学手册，使初学者通晓简单的古文语句，附加逐词逐字的英文译文，书中之所以加入译文，在于实用易学。
于是，我开始了一项新的体验：仅仅根据它们的形状和结构，记忆部首和汉字。这些汉字优美的外形开始向我施展它们的魅力。
对于一位最初是学习印欧语系的专家来讲，学习汉语需要我改变方法，就像是从走路转为游泳一样。
当然，我很快发现，很多的汉字是由简单的汉字组合而成。通常，左半部分是同一类的部首，比如表示口、手、水、土的相关事物等，而右半部分会提示这个组合如何发音。
事实上，苏慧廉博士编了一本有用的关于发音的袖珍字典。人们用这种方法在汉字迷宫中学会发音，而且能在字典中查到这些汉字。
将这些汉字组合在一起到底是表示什么意思，这是个问题，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字形保持原状，同一个汉字会因为组词的不同而表达不一样的意思。
人们只能作出这样的总结：
学习汉语最好的方法，就是从5岁开始就生活在中国。
但是，我这里则是一个典型的外国人的学习模式。
23岁的我在伦敦的地铁和公交车上，只能急匆匆地翻阅着记录这些汉字的卡片。
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问一位智者我这样的学习方式是否可行，他可能会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