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详细介绍了帝制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所具有的一些政治特征：比如，王朝虽然不断更替，但是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科层制政府，比西方早了近2000年；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大部分时间里，文官控制军队，军人对政治影响小；宗教对政治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商人阶级没有成长为独立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不具备重要的政治地位。

那么为啥会形成这样的政治特征呢？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老师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

在春秋时期，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开始瓦解，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不再，诸侯争霸。整个社会已经开始向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转变了，从封建社会迈向帝制社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周秦之变”。

此时战争频繁，各诸侯国不断开疆拓土，尤其是一些大国，比如齐国、晋国、秦国、楚国。面对这些新拓展的国土该怎么处理呢？当时各国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搞分封，把这些新的土地赏赐给世家贵族或者有军功的人，作为采邑封地，这被称为“二级封建化”（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国的国君，是一级封建化，那么诸侯国君再把土地封给下面的人，那就是二级封建化了）。分封制在当时虽然已经开始瓦解了，但是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人们的观念中还占据着重要地位。

第二，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派遣官员前去管理，这些官员由中央任命，支付俸禄，还要经过考核，不能世袭。

秦国、楚国选择了第二种，而晋国、鲁国、郑国等则采用了第一种办法，导致了在这些国家里贵族势力崛起，最终带来了封建危机。贵族势力越来越强大，逐渐把持了朝政，威胁到了国君的地位。如同当初诸侯国的国君强大后，威胁了周天子的地位一样，历史又重演了一遍，不同的是，当初的威胁者，现在变成了被威胁者。

最后，国君被贵族取而代之或国家被瓜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家分晋，而这也意味着中国步入了战国时代。关于春秋战国的分界，这是学界其中一种意见。

由于在封建危机中涌现出来的这些新国家的国君，或者是取代原国君而代之的新国君，他们都是出身于原来的贵族世家，很清楚自己是如何一步步夺权的，所以他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因此，对于国家原有的土地，以及新扩张得来的土地，他们是绝对不会再采用分封的办法了，而是一律实行郡县制，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国君还进一步完善官僚体制，用官僚制取代世官制，朝廷的官员从世袭的贵族逐渐变成了由君主选拔出来的专业官员，还推进了政府职能的专门化，文官武官开始分职，从而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

在步入战国后，相较于春秋时期，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战争不仅变得更加频繁，而且从争霸战争演变为了兼并战争，战争的目的从主要获取经济利益与霸权，变为了主要兼并他国领土直至灭国，消灭敌国的有生力量。你看《史记》记载的，战国时期，动不动就是斩首多少万。

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各国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更多，动不动就是十几万、几十万人参战。一个国家中很高比例的成年男性人口被征兵，其他没有上前线的，也通过其他方式被卷入了战争。此时的战争可以称之为全民战争了。

而之所以会演变为这样，和各诸侯国以法家为指导实行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战争引发了改革，而改革又进一步扩大了战争。

我们看下晋国，晋国是春秋时期长时间的霸主，也是封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晋国最后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因此，这三国是最有危机感的，他们担心别人也采用这种方式夺权。为了维护国君的权力、进行更有效率的战争，他们率先进行了改革。改革首先出现在魏国，这与魏国处于四战之地有关，为了生存下去，魏国迫切需要富国强兵。

魏国的变法卓有成效，很快就国富兵强，于是四处开疆拓土，成为了战国初期的霸主。其他国家见状，也纷纷开始了变法。这些国家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零和博弈，只要是一个国家变法强大了，就会形成连锁反应，其他国家就得跟上，否则就会被淘汰。

于是在战国时期，各国纷纷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变法浪潮。这场变法运动以法家为指导，有着极强的系统性。法家改革的目标不在于调整个别的社会结构和政策，而是要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对全社会进行系统化的改造。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军事力量，以便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它首先在战争中兴起，继而扩散到政治、经济和哲学等社会领域中。之前春秋时期的战争还注重些礼仪、讲究仁义，现在不行了，现在注重实用主义，怎么能打赢怎么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政治上实行官僚制，提高行政效率。经济上实行改革，土地私有、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都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获取更多财富，为战争提供物质资源。鼓励商业的发展，也是为了获得钱财用于支持战争。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赢得战争。

经过数百年的战争洗礼和法家改革后，大部分国家几乎完全变为了战争机器，组织水平和资源汲取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家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使其几乎不受任何力量的制约，并且加强了对社会与民众的控制，形成了强国家传统。

当然，这里得说下，不是什么类型的战争都会促进国家发生这种变化，得是这种诸侯国之间反复发生的非摧毁性战争才行。要是那种一下就把他国灭国的战争，别的国家就是想改革也来不及了。

恰恰是这种各国势均力敌，谁都没办法短时间内迅速消灭对方，只能通过不断地交战，逐步取得最后的胜利。只有这种类型的战争，才可能促使国家为了赢得战争而寻求改变，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以便在战争中取得优势。

最终的结果是秦国灭掉了六国，完成了统一，建立了秦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这套制度推向全国，因为这套制度之前帮助秦国迅速富国强兵，并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他极度自信，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秦朝的这套体制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制约，也没有确立一种统治意识形态给它提供政治合法性。

秦朝的国家统治的基础不是奠定在国家与社会整体，或者某一阶层的合作关系上，而是建立在国家对社会的彻底控制的能力上。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国家权力，使得秦朝统一后，随心所欲、毫无顾忌、滥用民力，很快就走向了败亡。

西汉建立后，采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此时已经不是战争时期了，不能再完全以法家为指导了，毕竟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就在那里摆着，应该更加注重与社会精英集团和民众的合作，来维护统治的稳定。

于是汉武帝选择了改造后的儒家作为帝国的统治意识形态，来提供政治合法性，并且从儒士阶层中选取官员，且政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体制的监督和控制。政府与儒士达成了合作，国家获得了精英阶层的支持，也为民众提供了道德准则。同时，国家还以法家作为实际管理国家的手段，外儒内法的儒法国家形成，成为了此后历代王朝所沿用的统治模式。

这套体制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的关系。儒家是一种专门为国家统治而设计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国家与儒家二者共存共生。只要没有其他意识形态可以替代儒家，只要儒士阶层一直存在，那么无论王朝如何变化，要想统治稳定，就势必会将儒家尊为统治意识形态，并依赖于儒士阶层的配合。

其他一些意识形态，往往是宗教，比如基督教把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国家之上，佛教注重来世，伊斯兰教更加强调部族集团的利益和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因此他们无法取代儒家，成为帝制时期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故而宗教也就未能对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

而文官集团的统治也就是注定的了，不会给军队将领留下什么政治合法空间。武将、军队必须要在文官的控制下，军事权力被政治权力所驾驭，军事权力被边缘化了。哪怕有些武将依靠军队篡权，即位后也必须要沿用这套体制、这个统治模式，要不然江山就坐不稳。而且正是因为自己凭借军事力量上台，所以上台后，担心自己被推翻，所以也会不断地重用文官，削弱武将。宋太祖赵匡胤在这方面就很典型。

而商人阶级代表的经济权力也被边缘化了，无法对政治施加重大影响。在儒法国家的体制下，在重农抑商政策的打击下，商人根本无法像欧洲的商人那样形成独立的力量，也没有捍卫自身利益的理论依据，商人阶级最终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最后导致商人往往会在这个框架内，通过个人的活动来争取自身权益，比如进入体制当官等，而这种做法只会进一步巩固国家权力，而无法对其实行制约。

在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之前，在世界范围内，帝制时代的中国的统治模式可以说是最为成熟的一种帝国形态。

不少学者都观察到了一点，中世纪的欧洲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存在着相似的社会情况——实行封建制度且战争频繁，但是相似的社会演变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欧洲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但是中国最终却形成了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元独大，后来形成了儒法国家。为什么会导致这种不同的结果呢？

赵鼎新老师在他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这本书里继续解释了，这是因为当时在欧洲存在着强大的教会以及自治的商业城市，他们对通过频繁的战争而导致的日益上升的国家权力形成了制约。在意识形态领域，欧洲有着多种思想学说，既有类似法家的强国家思想，也有自由主义等，后者对前者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而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不存在这些制约力量，当时的战争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经济等诸多权力，还未充分分化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时虽然涌现了众多的思想学说，百家争鸣，商业贸易也十分繁荣，但是它们本身是战争驱动型理性化的过程的结果。经济与意识形态权力的脆弱，使得当时所有的学说都无法挑战法家的富国强兵的方案。

虽然说儒家、道家、墨家都反对法家的那绝对集权国家的方案，但是因为他们所能依赖的知识与思想资源，比较有限，就只有周朝的封建体制和宗法观念。因此在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国家权力这个问题上给出的答案，要么就是将国家权力道德化，比如儒家，要么是将其压缩到最小水平或取消，比如道家、墨家。这都无法对法家形成根本性的挑战，也导致了国家权力一支独大，没有其他力量能制约。

以上就是关于帝制时期的中国为什么会形成这些政治特征所作出的解答，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在西周时期留下来的国家社会条件上，所造成的一系列变化，决定了中国此后基本政治制度的演变方向，有些政治特征还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