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被逮捕后，其亲信四处求人，奈何无人出面说情

世人皆知韩复榘是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处决的高级将领之一，却鲜有人知这位手握重兵、位居高位的上将在被捕之时，竟无一人愿意为他说情。1938年1月，在河南开封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这位山东省主席突然被逮捕。消息传出后，韩的亲信们立即四处奔走，携重金恳请各方大员出面说情。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位担任过两省省主席，手中掌握着十万精兵的军方大员，在危难之际竟然求助无门。这不禁让人深思：为何一位位高权重的军政大员，会落得如此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究竟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无人愿意在最后时刻为他说一句话？

从西北军爱将到首批叛将

1924年的一个春日，西北军统帅冯玉祥在河南郑州检阅部队时，一位英姿飒爽的团长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团长就是韩复榘，当时正指挥部队进行实战演练。冯玉祥观看后连连称赞，当即将韩复榘调入嫡系部队。

韩复榘在西北军中的升迁可谓神速。1925年，他被提拔为旅长；1926年，又升任师长。冯玉祥对这位能征善战的爱将青睐有加，不仅在军事上予以重用，更是经常邀请他参加军事会议，亲自指点其用兵之道。

1927年，冯玉祥在宁夏组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韩复榘被任命为第三军军长。这一时期，韩复榘跟随冯玉祥南征北战，在多次战役中屡建战功。冯玉祥常在军事会议上表扬他说：＂韩复榘用兵如神，是我西北军的栋梁之才。＂

然而，1930年的中原大战改变了一切。这年春天，冯玉祥与阎锡山等人组建国民党反蒋联盟。5月，大战爆发。韩复榘奉命率部驻守河南商丘，这个位置是西北军防线的重要支点。

不料，7月的一天，南京方面突然收到一份电报。韩复榘在电报中声称：＂蒋委员长领导有方，维护统一，本部决定率部向南京靠拢。＂这份电报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西北军系统。

韩复榘的背叛带来了连锁反应。他不仅自己投向蒋介石，还积极劝说其他西北军将领跟随。在他的游说下，原西北军第二师师长石友三随即宣布投蒋。短短数日内，便有数支西北军部队相继倒戈。

1930年8月，在商丘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韩复榘公开指责冯玉祥＂不顾大局，一意孤行＂。他慷慨陈词道：＂今日之举，实为国家统一计，望诸位袍泽以大局为重。＂当时在场的几位西北军将领闻言默然，随后陆续有人响应。

这场叛变对西北军的打击是致命的。西北军在河南的防线顷刻瓦解，冯玉祥的主力部队被迫向西撤退。阎锡山的晋军失去了东线支援，在与中央军的决战中也节节败退。中原大战的天平就此完全倾向蒋介石一方。

韩复榘的＂功劳＂很快得到了回报。1931年初，他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开始了他在地方割据的生涯。然而，这次叛变给他带来的却是＂首倡背叛之名＂，这个恶名在军界久久不散，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执掌山东后的跋扈表现

1932年春，韩复榘从河南调任山东省主席。初到山东时，他表现出对南京中央的恭顺态度。然而，随着在山东地位的稳固，韩复榘开始逐步显露其割据倾向。这种倾向首先体现在财政问题上。

1933年，山东省财政状况陷入困境。韩复榘向南京中央政府多次请求拨付军费未果。这年夏天，他在济南主持召开的一次省政府会议上宣布：＂山东省内所有税收机关，一律归省政府统管。＂随后，他派出武装人员，强行接管了南京中央政府在山东设立的各级税务机构和盐务机构。

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激烈反应。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立即电令山东各税务机关抗拒接管，并派出财政特派员赶赴济南交涉。然而，韩复榘不仅拒绝接见特派员，还下令将其软禁在济南饭店。这一事件令宋子文大为光火，立即向蒋介石汇报此事。

事态进一步恶化。1934年初，韩复榘在青岛设立专门税务机构，开始征收＂统税＂。这项税收直接打击了孔祥熙在山东的商业利益。孔祥熙家族在山东拥有多家纱厂和面粉厂，新增的统税大大增加了其经营成本。

面对孔宋两家的强烈反对，韩复榘采取了更激进的手段。他命令山东省银行停止承兑中央银行的票据，并在省内大量发行山东省银行的钞票。这一举措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对山东金融市场的控制。

1934年夏，事态发展到了危险的边缘。孔祥熙不得不亲自前往济南斡旋。在长达一周的谈判中，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山东省可以保留部分税收自主权，但必须定期向中央上缴固定数额的税款。这次谈判虽然暂时平息了争端，但孔宋两家对韩复榘的不满已经难以化解。

韩复榘的专横作风还体现在对中央派驻官员的态度上。1935年，南京中央政府派驻山东的监察使严遵文在例行视察时，发现多起涉及韩复榘亲信的贪污案件。然而，当严遵文准备立案调查时，韩复榘直接下令将其驱逐出山东境内。

这种蔑视中央权威的行为在其他方面也时有发生。1936年，中央政府要求各省统一发行公债支援军费，韩复榘却在山东擅自发行地方债券，并强制当地商户认购。这些举动不仅损害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南京方面的矛盾。

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山东省已经形成了一个半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韩复榘通过控制税收、金融和地方行政，在事实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在山东的权力。这种割据状态，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抗战初期的不抵抗政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作为与华北日军直接对峙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表现令人费解。在日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他不仅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反而采取了一系列消极避战的举措。

7月中旬，日军开始向山东北部进发。韩复榘下令驻守德州的第三集团军撤离防线，放弃了这一重要的战略据点。德州失守后，日军轻而易举地打通了津浦铁路北段，为其后续南下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初，日军对济南发起进攻。面对这一山东政治、军事中心，韩复榘再次采取撤退策略。他甚至没有通知驻济南的其他部队，径直带领亲信部队撤往泰安。济南守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仓促撤离，大量军用物资和重要文件落入日军之手。

韩复榘的这些举动引起了严重后果。首先是军心涣散。第三集团军的将士们看到主帅一再后撤，士气低落。许多基层军官甚至私下议论：＂长官都跑了，我们还打什么仗？＂其次是民心动荡。济南等地的居民看到政府军队不战而退，纷纷仓皇出逃，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一时期，韩复榘却忙于在后方部署。9月，他在临沂召开军事会议，但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如何抵抗日军，而是讨论如何确保各部队的军饷供应。与此同时，他还派人前往南京，要求中央政府增拨军费。

10月，日军向山东腹地推进。韩复榘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应对方式：在日军进攻的地区，他命令部队后撤；而在日军暂时没有行动的地区，他则积极扩充军备。这种做法在军事上毫无意义，反而加剧了部队的混乱。

到了11月，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日军占领了山东大部分地区，而韩复榘的部队仍在不断后撤。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公开声称：＂当前首要任务是保存实力，不宜与敌人硬拼。＂这番言论传到南京后，引起了军委会的强烈不满。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这期间，韩复榘竟然与日军有秘密接触。据后来证实，他曾派亲信赴青岛与日军代表会面，试图达成某种默契。虽然具体谈判内容始终未能查明，但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军事违纪。

12月，在日军占领大半个山东的情况下，韩复榘的部队仍在进行消极防御。他将主力部队集中在临沂一带，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形同驻扎。这种做法实际上为日军占领山东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被捕前夕，韩复榘的部队仍未进行过一次像样的抵抗战斗。

军统特务秘密调查其罪行

1937年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开始对韩复榘展开秘密调查。这项调查由军统局长戴笠亲自主持，调查人员以各种身份潜入山东，收集韩复榘的罪证。

1937年12月初，一位自称是商人的军统特务来到临沂。他以采购军需物资为名，接触了韩复榘的几位亲信。通过与这些人的密切接触，这位特务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韩复榘的部队在撤退时，经常将军需物资低价出售给商人，这些物资后来又辗转流入日军手中。

与此同时，另一组军统人员在青岛展开调查。他们发现，韩复榘的亲信与日本商人有频繁接触。在青岛某家日本料理店，韩的代表多次与日方人员会面。军统特务拍下了这些秘密会面的照片，并设法记录了谈话内容。

1938年初，更多的证据被收集到。一位在韩复榘部队担任参谋的军统卧底，搜集到了大量军事调动的原始文件。这些文件显示，韩复榘在日军进攻前，总是提前得知消息并下令撤退，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巧合。

另一个重要发现来自济南。军统特务在调查中发现，韩复榘在撤离济南前，曾秘密转移了大量公款。这笔钱并未用于军事用途，而是被存入了香港某银行的私人账户。军统随后追查这个账户的资金往来，发现其中有多笔可疑的外币兑换记录。

在临沂，军统特务还发现了一个隐秘的电台。这个电台表面上用于军事通讯，实际上却在固定时间发送一些看似毫无意义的电报。经过破译，这些电报竟然是向日方通报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

1938年1月上旬，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报告详细列举了韩复榘的多项罪状：与敌通谋、贪污军饷、出卖军事情报、擅自处置军需物资等。每项指控都附有确凿的证据，包括照片、文件副本和证人证言。

这份报告还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计划：韩复榘正准备在山东建立一个半独立政权，并已经与日方就此进行了初步接触。他计划利用手中的十万军队作为筹码，在日军的支持下割据一方。

最后一个证据来自一位逃出日军占领区的情报人员。这位特工带来了一份日军情报部门的内部文件副本，其中提到了与＂山东某高级军事长官＂的秘密协议。虽然文件中没有直接提到韩复榘的名字，但信中提到的细节与韩的活动完全吻合。

这些证据最终促使蒋介石下定决心处置韩复榘。在确保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军统特务还肩负着另一项秘密任务：在逮捕行动时防止韩复榘自杀或逃脱，确保将其活捉归案。

被秘密逮捕与处决过程

1938年1月16日清晨，徐州行营参谋长徐祖贻以商议军务为名，邀请韩复榘参加军事会议。这个会议地点被特意安排在徐州城外的一处军营内。当韩复榘的座车驶入军营大门时，早已埋伏好的军统特务立即行动，将其逮捕。

逮捕行动出人意料地顺利。韩复榘的随身警卫仅有两人，他们在看到军统出示的军委会逮捕令后，并未作出任何抵抗。韩复榘本人也显得十分平静，只是要求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随后，军统特务立即对韩复榘进行了搜身。在他的公文包中，发现了一份详细记录军饷使用情况的账本，以及几封尚未发出的密信。这些物品后来都成为了军事法庭上的重要证据。

为防止韩复榘部下闻讯生变，军统采取了一系列周密措施。逮捕消息被严格封锁，对外称韩复榘正在参加重要军事会议。同时，军统特务分别前往韩复榘的几处住所和办公地点，搜集了大量文件证据。

1月17日凌晨，韩复榘被秘密押送至武汉。在专门设立的军事法庭上，检察官宣读了长达数小时的起诉书。起诉书详细列举了韩复榘的多项罪行，包括通敌卖国、贪污军饷、擅离职守等十二项重罪。

审讯持续了三天。军事法庭出示了大量确凿证据，包括韩复榘与日方代表会面的照片、资金往来记录、军需物资交易清单等。面对这些证据，韩复榘最初还试图辩解，声称这些不过是误会。但当法庭出示了他亲笔签署的某些文件后，他终于沉默不语。

1月20日，军事法庭宣布休庭。在这短暂的三天审讯中，检方提供的证据得到了充分确认。特别是在处置军需物资一事上，韩复榘的罪行最为明显。证据显示，仅1937年下半年，他就私自变卖了价值超过百万元的军用物资。

1月21日，军事法庭作出判决。韩复榘被认定犯有通敌卖国、贪污军饷等多项重罪，判处死刑。考虑到案件的敏感性，军事法庭决定立即执行判决。

当天下午，在武汉郊外一处偏僻的军营内，韩复榘被执行枪决。行刑前，他要求给家人写一封信，这个请求被准许了。他在信中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但坚称自己并非有意通敌。

处决完成后，军统特务立即对现场进行了清理。韩复榘的遗体被秘密掩埋，地点至今仍是个谜。为了防止其部下生变，军委会对外宣称韩复榘因病去世。直到数月后，军委会才正式公布了对韩复榘的处决决定。

当日深夜，军统特务连夜封存了韩复榘的全部档案材料。这些材料被装入特制的铁箱，送往南京军事法庭存档。这些档案中包含了大量关于韩复榘通敌和贪污的细节证据，成为了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