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曾存在“四大家族”，分别是蒋介石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

这“四大家族”把持着近代中国的军政大权，掌握着民国经济的命脉，他们留存下来的档案和资料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然而，很长的时间里，即便“四大家族”的后人同意开放部分资料，也只有少数学者可以进入指定场所进行阅读和手工摘录，从不被允许复印、拍摄和输入电脑。

但21世纪“宋子文档案”的公开却改变了这一情况。

宋子文去世前将其留存下来的个人档案全部捐赠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与其协议进入30年保密期。宋美龄去世后，宋氏后人便授权胡佛研究所于2004年4月26日起开放所有宋子文档案，以供后人研究。

而翻开宋子文档案，几乎不用费力寻找就能从中发现不少“大瓜”。

宋子文所在的宋氏家族是中国近代史颇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作为宋氏家族的长子，宋子文更因一手建立国民政府的整个财务系统、创办起中国中央银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宋子文是1894年生人，出生在中国上海，祖籍为海南文昌，是宋耀如的长子，宋霭龄、宋庆龄的弟弟、宋美龄的哥哥。

因为当时的国家形势，也因为受到父亲宋耀如的影响，和宋氏三姐妹一样，宋子文也有过留美经历。

他是在1912年完成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业之后赴美国留学，先是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合计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1917年，完成学业的宋子文偕妹妹宋美龄一同离美回国，返回到上海从事金融商业活动。

那时，宋子文的二姐宋庆龄已与孙中山结婚多年，宋子文与孙中山的关系也不再从父亲宋耀如那一辈论起，作为平辈更作为郎舅拉近了距离。

比如，1923年宋子文就开始到孙中山身边工作，作为其英文秘书参加到了国家大事的讨论中。

同年，他更是被委派为中央银行储备员，出任中央银行副行长、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有了在本专业领域大展身手的机会。

孙中山对他的品性和能力十分信任，1924年不仅将其安排进入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本营担当财政委员会委员，将他推上中央银行行长之位，还把他确认为自己的遗嘱签证人之一。

可以说，以孙中山和宋家为靠山，宋子文很好地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站稳了脚步。

而在孙中山逝世之后，接替孙中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也有意和宋家“互惠互利”，此后更迎娶了宋子文的小妹宋美龄，宋子文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非但没有受到动摇，反而因为接连晋升更加稳固。

1928年后，宋子文历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要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更是出任保卫中国同盟会会长、外交部长等职，在多个领域、多个方面为家国尽到了职责。

只不过，解放战争爆发后，随着共产党、国民党之间的胜负已定。

1949年宋子文脱离国民党政府，先去香港后去美国，此后一直定居在旧金山，直到1971年病逝。

宋子文生前就做下了将个人档案，包括日记、电文、往来书信等等全部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决定，遵照其遗嘱，宋氏后人还就这些档案的保密期限与胡佛研究院做了协定，约定保密30年。

到2004年宋美龄去世时，30年期限也已超过，胡佛研究院打开了原先处于协议保密状态的宋子文档案，正式对外公开，供研究使用。

当日一早便吸引了多国历史学者和研究人员前往阅览。中国的历史学者和研究人员自然包含在内。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爆发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一直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短短的两周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先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再是中共和民主人士介入，后是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筹备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事件引起过世界范围如此大的关注。

后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也自然不可能绕过这一个事件。

其实，西安事变的几个重要当事人都留下过对这起事件的记载和回忆。

比如蒋介石就发表有《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发表有《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发表有《西安事变忏悔录》，后来更耗时数年口述了生平历史回忆和日记，包含有大量西安事变的内容，收录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室，于2002年起正式对社会开放。

只是，一直以来，海峡两岸为代表的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和评价各不相同，更因此前一直缺乏西安事变的另一个重要当事人——宋子文的著述，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多有分歧。

一直到2004年宋子文关于西安事变的日记公开，对西安事变的研究才有了更多视角、更多维度。

这也是后人从宋子文档案中挖掘到的其中一个“大瓜”。

之所以说宋子文是西安事变的其中一个当事人，是因为西安事变期间，为解救蒋介石，宋子文曾两次前往西安，既充当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间的调停人，也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过谈判，是西安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的一个关键人物。

2004年宋子文档案面向社会开放后，宋子文留下且一直秘不示人的西安事变日记也得到了展出。

宋子文虽然记录得比较简约，只记大要不记枝节，却也详细提到了抵达西安后与蒋介石的谈话内容，提到了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交涉内容，特别是还提到了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谈判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宋子文的记录里，蒋介石被扣之初先是不可置信，后是羞愤绝望，这种心情表露在行为上，就是蒋介石不吃不喝，拒绝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

张学良几次拜见蒋介石都吃了闭门羹。

宋子文提到，蒋介石态度发生变化是在其私人顾问端纳到西安探望他之后。

后者带去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介绍了南京方面的危险时局，剖析了张学良、杨虎城兵变的真实动机，让蒋介石下意识到消极应对反而会促使局势恶化。

宋子文在日记中还提到，蒋介石考虑对张学良、杨虎城作出让步，但又想在保全自己的性命之余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所以态度几次出现反复。

还是后来宋美龄到来，并且中共方面为谋求联合抗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才促成蒋介石终于下定了决心，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可以说，在宋子文档案公开之前，蒋介石、宋美龄甚至是张学良的相关记录都避开了对中共在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讲述，但宋子文记录西安事变不在政治目的而在留下记录，反而具备很大的真实性，丝毫不避讳提到中共在其中的作用和付出。

这也为后世客观地研究西安事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于公于私，宋子文都和蒋介石站到了一个阵线，因此更多人都倾向于相信宋子文和蒋介石这对郎舅、同事建立有亲密的关系。

但实际上，因为两人有不同的坚持和追求，在具体细节上反而常常发生争执。

这些都记录在了宋子文的档案里，在2004年之后得到了对外公开。

比如，宋子文日记中就明确记录有对蒋介石的抱怨，称“与蒋难共事”。这也是经由宋子文档案公开，后人吃到的另一个“大瓜”。

宋子文有多年留美经历，观念开放，务实开明，擅长经济运作，一手搭建起国民党政府的财务系统，更创办起了中国中央银行，致力于调控国民经济，促使其稳步发展。

只是，国民党内部很多官员，甚至包括蒋介石都对经济运作非常陌生，在理念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之间常常出现矛盾冲突。宋子文也因此多次与蒋介石闹翻。

1928年至1933年间，宋子文就曾因为财政问题在蒋介石面前拍了桌子，为表示自己的愤怒，更为表达自己的决心，四次提出了辞职，离开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政治舞台。

宋子文一直不赞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就主张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在无法说服蒋介石与中共合作之后，他积极和美国联络，引进欧美的力量，期间更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中国争取到了很宝贵的国际援助。

只是，他与蒋介石冲突一直存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他功成身退，再次选择了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