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中，形成了固定且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符合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如传统儒家主流文化推崇的“仁义礼智信”的人生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追求；“天下大同”、“以和为贵”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些文化思想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骨子里，在审美心理上存种潜在的一致性，造就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文化气质，这种潜在的一致性被心理学家荣格称为“深层集体心理”，反映出某类群体在以往历史中的集体经验。

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指出：“电影在反映社会时所反映的与其说是明确的教义，不如说是心理素质——他们是一些延伸于意识维度之下的深层集体心理”。

因此，新主流电影在场景、人物、价值观等方面都必须与中国观众的“深层集体意识”相契合，必须观照中国电影的接受心理，才能顺利完成国家形象的认同。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新主流电影通过特定的内容使观众唤醒了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通过他者唤醒自身情感的心理过程被称为移情作用。

因此，传播者通过与传播对象的换位理解，把握传播对象的情感需求，就可以在电影中建构起能够诱发移情效果的内容，获得被传播者的心理认同。

爱国主义是深深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情感，这为观众能够产生移情心理提供了前提。在内容上，新主流电影中常常表现历史革命题材的影片，银幕中表现惨烈的战争场面和将革命先烈舍生忘死的精神，表达爱国主义情绪。

从传播学角度观察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在移情心理下，这场片段诱发观众在现实中对历史的溯源，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如：如《长津湖》《八佰》《金刚川》等，影片中营造很多震撼人心的场面：在《八佰》中，当留守的战士一个个背着炸药包从楼上跳下，将自己引爆与敌军进行最后的反抗的场景；

在《金刚川》中，当中国工兵勇敢跳入河中，用身体搭建起一座“人肉”桥梁时的场景；《长津湖》中，129名战士被冻成冰雕，依旧保持战斗姿态的场景。

电影创作者表现这些场景时，用大量慢镜头、特写镜头进行细致刻画，以及演员撕裂式的表演使观众的感官受到强烈冲击，产生移情效果，观众仿佛重新回到那段惨烈的历史中，真切体会到革命先烈“用血肉铸成的长城”的意义，爱国情绪油然而生。

在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中，用平民化的视角展现社会现实，用鲜活真实的社会事件与典型生动的人物角色与观众形成对话，与主流大众搭建起共同的话语空间，从而更好地理解影片中人物的处境，感受影片想要传达的爱国情怀，在潜移默化中对观众进行了一次理想信念教育。

如：在《我不是药神》《我和我的家乡》这类贴近社会现实的影片，通过小人物的经历与观众产生共鸣，让观众感受到和平年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新征程中，给爱国主义被赋予的更丰富的内涵。

最后，在意识形态层面，新主流电影通过爱国主义对观众进行移情调控，在传播中发挥了正向积极的宣导，有利于中国社会凝结起稳定的社会共识，增强民族凝聚力。

因此，以爱国主义情感为新主流电影的核心，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深层集体心理”，满足中国观众内心对信仰的需求。同时。也是国家对主流价值传达的重要手段。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早提出人道主义思想，提倡对人的关怀、尊重、以人为核心。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人道主义被哲学家具化为“自由”、“平等”、“博爱”，扩展了人道主义的内涵。在当下，人道主义仍然发挥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

在电影中，人道主义思想表现为社会边缘人的关怀、对战争和暴力的反思、对全人类的关怀与尊重。人道主义是人类全人类共通情感，中国人一向推崇“仁爱”的思想，中国观众希望在电影中感受到从中传达的人道主义关怀。

电影是“梦境”的制造厂，是人们与现实暂时隔绝的“美梦”，在这场梦中，观众暂时告别沉闷生活的压力，放下世俗的成见，渴望透过电影获得一丝抚慰，因此，人道主义成为人们接受电影的重要因素，与人类的情感相联结。

在新主流电影中，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加深，人道主义的边界也得到拓宽，传统电影中主要是对战争和暴力的反思，如今新主流电影更关注“人”本身，注重将人文理念以人性为纽带融入电影的创作，将浓浓的人文关怀与人类情感联结，影片在表现灾难、战争、人生绝境中透出对人的关怀。

首先，新主流电影处理革命战争题材时，不再将英雄人物塑造成扁平化的符号，而是将革命英雄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会怕痛，也会有恐惧，也会有作为人应有的牵挂，但他们选择为了国家大义牺牲自我，这与传统主流电影中那些革命至上、无畏赴死的英雄截然不同。

影片对革命烈士作为“人”的一面投来真真切切的关怀，表现出人本能的脆弱和胆怯、痛苦和悲伤，这些真实的情感深深打动了观众。其次，近几年新主流电影在传播观念上更注重呈现“一份独特的中国底层社会人们生活的影响文献”。

新主流电影在银幕中的主角由曾经光辉形象的英雄转变为农民、小偷、药贩子、民工、社会小混混等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反映出人道主义中人人平等、尊重人人的价值追求。

在电影中向他们投去更多的关注，聚焦他们平凡甚至惨淡的生活，发掘他们身上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他们的理性只是为了能活下去或者为了让家人活下去，在生活的困难中依旧保持单纯和良知，将人性的温情慢慢流露，使观众对角色产生共情。

最终影片通过这种反差的手法制造出震撼心灵的效果，透过边缘人物表达了：善良无关身份、爱国不分群体的主流价值思想。最后，新主流电影将人道主义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结合起来，将电影架构在全人类的宏大背景之上，展现出更加宽广的胸怀。

2013年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在新主流影片中也将人道主义精神扩大到全人类的范围。在《流浪地球》等影片中，在全人类面临灾难时，人类放下来彼此之间的芥蒂和不同种族之间的成见，凝聚成一共同对抗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全人类秉承不放弃每个人的信念，甚至为其他种族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大爱。新主流影片由“人”出发，最终回归到“人”，对现实的观照、对人性的回归，是人道主义情怀传播的重要表现方式。

同时，这种人道主义情怀也与人类情感联结在一起，成为新主流影片中情感表达的重要出口，让人们在观众中得到情感的宣泄的同时，更能获得一抹心灵的慰藉，最终打动中国观众的心。

“民族主义”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的思想或运动，集中体现为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民族主义能够鼓动民众的情绪，共同维护自己的国家。

在如今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显著提高，国家的强大使人民更加自信，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迸发出来。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价值传播载体，通过影视作品表达民族主义的话题更容易引起国内外华人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激发强烈的共鸣。

新主流电影中表现“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主题与时代契合，充分满足观众对“现代化大国形象”的想象。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我国部队的带领下，中国逐步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国从任人宰割的弱国变成世界强国。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中国弥漫开来，中国人强烈渴望被肯定，尤其是近两年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中国政府迅速发布号令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又在短时间内研发出新冠疫苗，有效降低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中国政府还向国外积极应援，为全人类做出贡献，获得国际赞誉。

因此，之前缅怀过去、反思伤痛的作品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观众希望从影片中看到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一改过去的贫穷、落后的景象，并且观众希望影片中的中国能够得到国际的认可和赞扬。

祖国的强大让观众长期以来的屈辱得到释放，获得满足感。近几年，在新主流电影中普遍比较客观地肯定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地位展现了大国风貌。通过中国英雄、国家形象唤醒国人心中的民族主义情感，使观众的情绪沸腾。

如：《战狼》中最后写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战狼2》中，当武装暴徒看到中国大使馆、看到中国人时选择放下武器，不攻击中国人，另外，中国军队还为外国难民提供了庇护。影片最后，则直接放上中国护照，印着一段令人震撼的话“在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虽然在表现手法上略显夸张，但很直接地赞扬了中国的强大，激发观众的爱国主义，点燃全民狂欢。《我和我的家乡》讲述了中国扶贫的故事，银幕上呈现出与观众印象中的乡村截然不同的景象：人民生活富足、生活蒸蒸日上、乡村环境美化、乡村教育振兴。

在几个短短的故事中，让观众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赫然成绩，一种民族的骄傲感油然而生。《攀登者》中，向观众展现了中国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历史事件，向世界证明大国的力量。

《夺冠》又从体育方面展现中国体育事业的强大，并对“女排精神”进行现代化的讨论。《中国医生》向观众展现了中国的医疗水平和中国医护人员的伟大……总之，新主流电影正在不断突破，努力拓宽题材，力图将中国建设方方面面的成就呈现给观众，既满足国内观众对大国形象的想象，也向世界展现强大、开放、友好、文化自信的全新的中国形象。

新主流电影善于用英雄故事与观众产生共鸣，获得国内观众的认可。国家领导人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中国人一直都有对英雄的需求，人们希望英雄来指引方向，匡扶正义，拯救苍生，成为中国人信仰的载体。

我国早期电影有“武侠片”的传统，并一度成为大众最喜欢的影片，影片中总是塑造一个惩奸除恶、悲悯苍生、匡扶正义的“大侠”形象，最终打败反派，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在早期影片中创造了英雄的武侠神话；

之后，中国经历了一段艰辛的革命历史，革命者成为人们新的英雄，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了大量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的形象，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兴亡、人民大义舍生忘死，英雄的故事为中国创造了一个个革命神话。

不同的时代塑造了不同的英雄，如今我们身处于一个和平的年代，需要贴近时代的新的英雄为人类创造新的神话，然而，英雄却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少，正如约瑟夫·坎贝尔所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神话解构的社会，时代的进步并没有解决人们精神上的危机。”

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理论用英雄的故事给现代的人们带来启示：人们创造英雄故事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为人们描绘新时代神话的同时，可以让英雄的故事服务于现代，引导现代的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困难、勇于走出生活的困境，获得心灵的疗愈和精神的慰藉，最终达到心灵的自由与解脱。

当代中国更加开放和多元化，但人们对更容易出现对生活的迷茫和无助，城市中的人们总是渴望能够获得其他力量的帮助，也恰好说明现代人们缺乏战胜困难的勇气以及缺乏信仰的指引。

然而，大量商业电影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出于市场的需要，在影视中塑造了很多“小鲜肉”、“高富帅”的人物角色，但很少塑造出有特色的“英雄”角色，前者虽然能够满足了观众对“美的外观”的需要，但是后者对于建构人民信仰作用不容小觑。

近几年，新主流电影在影片中创造了很多属于现代社会的英雄故事。影片使用类型化的叙事策略、奇观化的视觉效果、真实感人的情感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英雄的故事，对观众产生了强大的激励作用。

在新主流电影中，一方面塑造了为人民服务的军人硬汉英雄，他们的存在让大众感受到现代社会英雄人物的光辉，他们拥有健壮的体魄、优秀的搏击术、临危不惧的心态、随时准备为人们牺牲的勇气，成为和平年代人们新的精神信仰。

如《战狼2》中的冷锋、《红海行动》中的蛟龙小队、《湄公河行动》中的高刚和方新武、《紧急救援》中的高谦等；另一种英雄则是贴近大众生活的普通人，用他们平凡的身体做出的不平凡的事迹向人们展现出坚韧、勇敢、拼搏等人性的光辉。

如《烈火英雄》中的江立伟、《中国机长》中的刘长健、《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中国医生》中的文婷和杨小羊等人物。这些英雄都是普通人，但他们的行为令人振奋，他们点燃观众心中的火焰，使落寞的人重拾对生活的勇气，使失意的人重新踏上生命的征程，让观众在观看影片创造的“英雄的故事”后得到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疗愈。

总之，新主流电影善于用英雄故事打动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所以最终能够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英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和时代的先锋。

崇尚英雄，铭记英雄，弘扬英雄精神，继承英雄之志，涵养英雄情怀，不断聚集英雄力量，才能让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程不断激流勇进。无论任何时代，英雄的故事总能打动观众，激起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