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派往襄阳的间谍传来了一份紧急密报：刘表听闻曹操准备攻荆，忧虑攻心，病势加重，恐怕活不了几天了。

鉴于这份密报的来源绝对可靠，曹操马上召开全体军事会议，其首席谋士荀彧当即献策：“今华夏己平，南土知困矣。事不宜迟，应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曹操从之，遂大起精兵十万，由邺城南渡黄河，经官渡来到许都，再西过昆阳经方城进入南阳盆地，直下荆州，病榻上刘表闻信，立刻于展开应对：两腿一伸，一死了之。其幼子刘琮代立。

据王粲《汉末英雄纪》记载，刘表生病后还想把位子传给刘备，但刘备却再三推却，最后不了了之。王粲的祖父王畅是刘表的老师，王粲则是刘表的亲信幕僚，被称为“文胆”，故这段史料的可靠性还是很强的。

但这就奇怪了，当初陶谦将徐州让给刘备，他假模假式推了半天终归是笑纳了，可这次刘备为何说啥也不收呢？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时徐州的士大夫们大多都厌恶屠城的曹操，而偏向刘备；可此时刘表手下的豪强大族们，则都已享受了荆州二十几年天堂般的和平，大家家大业大，维护既得利益才是根本诉求，哪里还愿意打仗，所以大多想回归已稳定下来的北方中央政府，甘愿跟着刘备对抗曹操的人很少。特别是刘琮的岳父、掌管着荆州水师的荆州第一豪族蔡瑁，他虽也是诸葛亮的妻舅，却是个铁杆的亲曹派（注1），且对刘备忌惮甚深（据《世语》记载，蔡瑁曾想给刘备来一餐鸿门宴，可惜没成功）。所以，刘备虽然做梦都想等刘表归天好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他也深知这烫手的山芋不好接，时势不由人，只能先忍痛拒绝，等在荆州再经营一段时间，收买人心，蓄养能士，等以后有机会再对刘琮蔡瑁下手。当然刘表这样做，恐怕也不是真的想把荆州让给刘备，可能只是想试探一下他，让他不好意思欺负自己俩蠢儿子。

但刘备万万没想到，蔡瑁等人竟这么鬼，不但对刘备封锁了刘表已死的消息，还力劝女婿刘琮：与其被刘备取而代之，不如降曹算了。

刘琮也明白，荆州虽有雄兵十万，但承平太久，根本打不了硬仗，如果要对抗曹操，只能借重能征善战的刘备。但因为岳父蔡瑁的原因，刘琮与刘备的关系也很一般，而且他觉得刘备这扫把星十分之晦气，一路就克死了公孙瓒、陶谦、吕布、昌豨、文丑，还有我爹（后面还有周瑜），你可别想再克我了，于是乖乖听岳父的话，派人从襄阳绕过刘备所驻扎的樊城直接去新野迎降了曹操。

到得此时，刘备居然还不知道刘表已死，直到九月曹军不受任何抵抗突破宛城到达新野，刘表这才发现不但刘表死了、刘琮也已降曹了，不由大惊失色，心想谁都可以降曹，自己却绝不能“二进宫”了！赶紧跑！但不能干跑，得一路收集反对曹操的地方势力，结果跑到当阳，竟已有十几万荆北百姓随其南迁。这下刘备爽啦，此次他带走荆北大半人口，曹操占一片空地吐血去吧！然后，刘备便可以此威势，直入荆州水师基地江陵（南郡郡治，故楚郢都），依托其坚固的城池与刘表囤积的大批水师、军资与战船，对远道而来、师老兵疲的曹操展开一场华丽的逆袭。无论胜负如何，“这样的富裕仗”，刘备可谓一辈子都没打过！

可惜，曹操一下子就看破了刘备的战略意图，于是暂停了襄阳的受降，而像上次打乌桓那样，留下辎重与主力部队，而亲率以虎豹骑为主力的五千骑兵，轻装急进，一天一夜，狂奔了三百余里（注2），第二天一早就在当阳县的长坂坡追上了刘备，要会会这个阔别了八年的老朋友老对手老冤家。

八年了，曹操真是太想念刘备了，当年在许都煮酒论英雄，就恍如昨日，曹操此次若追上刘备，定要与他再浮一大白！

刘备实在没想到曹操会这么想念他，所以还慢腾腾带着百姓、辎重晃悠悠往南挪，每天只行十余里，这不是在行军，简直就是在搬家，待知晓曹操轻骑已近，刘备不由大惊：别说了，赶紧跑，曹操想念他，他却万不想再见曹操了。

于是刘备独自走下长板坡，月光太温柔，曹操虎豹骑长驱直入，一下子就冲进了刘备的中军。

作为汉末最优秀的骑兵统帅之一，曹操的长途奔袭与一击制敌的战术指挥能力在此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一天一夜三百里，疲惫到了极点，却能立刻投入战斗，而且还能一下子从荆襄十余万百姓与数千辆辎重之中，拨云见雾，找准敌方的指挥中枢予以痛击！真是太牛了！

见此情形，刘备一下子傻眼了，只得为天下者不顾家，再次施展逃跑神功，抛下妻子和儿女，以及军队、百姓、辎重，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人骑马仓皇而走。当然后来赵云觉得不能这样干，又杀回去护送出甘夫人和刘禅母子杀了出来。可惜刘备随行的两个女儿还是被曹军虎豹骑统领曹纯抓了去，下场如何史书没记，估计不会太好，最好的结局也就是被曹纯领回家当“压寨夫人”吧，因为刘备称帝后竟没一个公主与重臣联姻，刘禅倒是有几个公主，后来分别嫁给了诸葛亮、关羽、费祎的子孙。

与此同时，张飞也率领了二十骑负责断后，据水断桥，阻碍了曹军一些时间，使刘备等人得以在关羽水师的接应下由水路顺利撤至夏口，与驻扎在此的江夏太守、刘表长子刘琦联合。那刘琦身体还不如他爹，脑子还不如他弟，正是刘备可以利用的棋子。

这也便是刘备军事集团的厉害之处了。诸葛亮《将苑》有云：“古之善理者不师，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刘与诸葛不愧为千古君臣的典范，二人的军事思想竟如此契合。他们都认为，在军事上，擅长败逃比擅长胜利更重要，——何时知难而退？怎样保存实力？如何丢卒保车？怎么败而不溃？——其方式、方法、时机都是一门大学问啊！袁绍父子与乌桓人，就是善战不善败的典型。

总之，曹军最终没能追到刘备，只得将这十余万百姓与几千辆辎重俘获，随即进占江陵。刘备则派诸葛亮与孙权取得联系，双方竟然结成同盟，要共抗曹操。

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

曹操刘备这对冤家的帐，迟早是要算的，但现在还应先安定荆州为是。以及艨艟斗舰一千余艘，并大加封赏荆州降将与名士：刘琮转任荆州刺史（后来刘琮自我申请做了谏议大夫的闲职），蔡瑁为从事中郎，韩嵩为大鸿胪，蒯越为光禄勋，刘先为尚书，邓羲为侍中，文聘为江夏太守，傅巽后升任散骑常侍……统共十五人，皆为列侯。

得到这么多人才，曹操大喜过望，于是在写给荀彧的信上，不由真情流露：“不喜得荆州，喜得蒯越耳。”蒯越乃刘表手下第一谋士，当初刘表单骑至荆州，面对各郡县的乱局，是蒯越设计以鸿门宴诛杀了各地宗贼首脑55人，才让刘表坐稳了荆州牧的位置。

至此，曹操来到了他人生抛物线（开口向下）的顶点坐标，他踌躇满志，召集全体将领开会，商量曹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这刘备冤家，就不用说了，不知错过多少灭他的机会，这次再放过他，曹操怎么对得起自己这个名？况且，刘备在荆州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又有刘琦这招牌招揽人心，若放任不管，任由他在侧，指不定日后会出啥幺蛾子。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刘备已派人去联合江东孙权了，这可是件麻烦事，大家怎么看？

结果，曹军诸将居然纷纷发表意见，认为他会杀了刘备向曹操示好，就像去年公孙康杀了二袁那样，毕竟从未听说过孙刘之间有啥交情，反而曹操与孙权颇有些亲戚关系，比如曹操弟弟的女儿就嫁给了孙权的弟弟孙匡，到了吴的末期，孙匡之孙孙秀，也就是曹操之弟的外孙，带妻儿、兵士数百人投奔晋，可见两家关系还是挺好的。

只有程昱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表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孙权必资之以御我。

曹操大笑：仲德多虑了，想那孙权小儿，承父兄之业，坐享其成，继位八年，坐守江东，可见其无甚本事，比刘琮强点儿有限。若仲德不放心，孤最多再给他写封信，让他认清一下现实！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曹操很满意自己写的这封信，诙谐风雅而不失霸气，适当夸张而不容拒绝。孙权那帮人一定会明了于孤的良苦用心，乖乖做第二个公孙康的。

除了这封信之外，曹操对江东还采取过其他的政治攻势。他派了一个叫刘隐的使者，将孙权的堂兄豫章太守孙贲拜为征虏将军，将其地位提升到与孙权平起平坐（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原来，孙贲和曹操乃亲家关系（孙贲之女嫁给曹操之子曹彰），曹操这么做，显然是想从孙家内部打开缺口。果然，孙贲升官后又喜又惊又畏（注3），就想将自己的儿子也送去邺城做官，以对曹操进一步表示服从，而在适当的时候出力以影响整个江东的对曹策略。虽然，孙贲后来在孙坚老将朱治的劝说下放弃了遣子入侍，但曹操毕竟在江东集团内部打下了一颗钉子，孙贲所领豫章在扬州诸郡中地处上游，紧邻荆州，赤壁之战前孙权屯兵观望的柴桑也属豫章，孙贲的态度，足以影响一大批江东兵将的抗曹意志。

总之，曹操一开始还是想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江东问题，希望能与江东联手消灭（会猎）刘备的，至少他希望江东不要插手自己消灭刘备。当然，若是孙权真如和刘备成了一伙，那也没关系，大不了麻烦一点把他们都给收拾掉好了!

军事会议结束后，曹操又接见了益州刺史刘璋派来的一个特使团，团长为益州别驾张松。张松等人此来，就是代表刘璋来曹操这里祝贺一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同时也看看曹操的态度，考虑一下要不要学东汉初年窦融那样提前投顺中央，也能不失一开国功臣，否则等曹操统一天下，最后再来收拾自己，那可就不好玩儿了！

然而，曹操此时正志得意满，对刘璋、张松重视程度降低，言谈间不甚客气，结果张松怀恨在心，回蜀后便大说曹操坏话，并力劝刘璋与曹操断绝关系，而联合刘备。后来，刘璋果然主动招引刘备入蜀，结果不幸被刘备连皮带骨都给吞掉了。曹操的一次矜伐，竟然就此丢掉了一整个益州，这损失未免也太大了。正所谓狮象搏兔皆用全力，再弱小的对手，你若轻视他，都有可能付出代价。

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是踌躇满志。

曹操万万没想到，小年轻孙权非但没有被他的恐吓信吓倒，反而抽出了压箱底的三万精锐水军由周瑜率领兵至夏口，与刘备刘琦的两万多兵马会和。曹操更没想到的是，周瑜并没有停兵经营夏口，而是继续向西深入，主动寻曹军来决战了！

周瑜，军事潜力绝不逊于曹操的周瑜，终于爆发了。他要打破曹操不可战胜之神话。五万多对十几万，还是有机会的！

孙权的江东集团为何没有像刘琮的荆州集团那样归顺中央政府，接受曹操的荣华富贵呢？刘琮那边至少有十五位重要人物封了侯（连曹军这边都还有很多重要将领没封侯呢），并至少任命了三个朝廷部长，江东这些人过去曹操应该也不会亏待大家的。

但江东的情况和荆州又不一样。当初天下大乱，刘表初至荆州，就使了一招鸿门宴，将荆州当地豪强五十五人全部诱杀，只剩下一些较老实的读书人用来主政荆州，他们在荆州当官，或在中央做官，没有什么区别。而在江东，由于北方战乱，南方的豪强士族皆自保于坞堡之中，并接收了大量从北方逃难来的流民，所以不仅未遭到损失，反而愈发强大。

另外，根据竺可桢曲线，从西汉末年开始，中国持续了700年的气候暖期结束了（公元前700年-公元元年），北方气候变得越来曰干冷，特别是公元前29年4月夏天的一场罕见雨雪（夏四月雨雪，秋桃李实），正式宣告了这个世界“凛冬将至”。到了东汉，气温仍在不断下降，证据就是这两百年间，史书上只有大寒大雪及大旱的纪录，没有冬无雪，冬暖无冰的记载，可见当时气候寒旱之甚。据研究，比之西汉时期的气温高点，东汉末年的气温低点降幅超过2度。于是，我们在史书上看到：

汉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夏四月雪，燕雀死。

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83年）夏寒。

东汉顺帝阳熙二年（公元133年）春寒。

东汉桓帝延熙七年（公元164年）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

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馀。

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夏六月，寒风如冬时。

总之，到了东汉后期，中国的平均气温已经降到了1950年以下，蒙古高原与河套地区逐渐不适合人们生产生活了，很多地方牲畜冻死，农业减产，农牧交界线亦逐渐南移，北方各族民众遂纷纷南迁到了黄河流域，中原人口不堪重负，结果出现了不少人均土地很少的“狭乡”，这些地方土地开发已尽，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已无法使人人有地种，也无法养活再增加的人口，出现了相对过剩人口。然而在长江流域或以南地区，开放程度还很低，到处是有地可耕的“宽乡”。而且，原先“暑湿”的南方地区已因气温下降变得气候宜人，再加上东汉初年杜诗发明水排用于冶金，使得铁制农具愈发便宜耐用，从而降低了南方地区的开垦难度与成本（注4），得以精耕细作，农业发展非常迅猛（注5）。在我看来，水排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其影响绝不在四大发明之下。它使得长江流域的丘陵山林地带得到大规模开发，北方黄土易于开垦的优势不再，渐渐被南方赶超（注6）。以上这些有利条件，都吸引着北方无地少地的农民南迁。

事实上，从《汉书·地理志》到《后汉书·郡国志》上的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到北方羌乱与东汉冷期导致的明显的北方人口减少与南方人口增长。在西汉末的元始二年（公元2年），华北平原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7.6人，其中不少行政区的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这一地区的面积只占西汉疆域的11.4%，人口却占了60.6%。关中平原的人口也非常稠密，长安附近地区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0人。而秦岭淮河以南的人口则只占全国20%，且人口密度则极低，甚至很多地方基本是无人区，如浙南、闽、粤、桂、黔等地人口密度都还不足每平方公里1人（注7）。可是到了东汉桓帝时期，秦岭淮河以南的人口却上升到了百分之四十多。再加上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又导致很多难民南逃。在这种情况下，南方遂出现了很多手握大量人口与土地资源的世家大族（注8）。《抱朴子·吴失篇》上记载了吴地大庄园惊人的经济富足与私人武装的情况，号称“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简直就是一个个的小独立王国。

面对这些地方大土豪，孙权不仅不敢动他们，反而吸取兄长孙策过于强势而被刺杀的惨痛经验，积极笼络江东士族，向他们开放政权，与其和解，并陆续颁布了世袭领兵制、奉邑制以及赐田复客制度（注9），与他们分享江东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这便进一步促发了江东士族强烈的割据意识，他们畏惧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畏惧改变，畏惧统一，而要保住自己的土地与依附民，就只能结盟以抗中央。所以邓艾后来一针见血指出：“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这也就是江东孙吴政权后来得以长期割据的政治、经济基础。

那现在怎么办呢？打呗！曹操这年已然五十四岁，这在汉代可是随时可能升天去见汉高祖的年纪，怎么能把问题留给子孙？所以虽然时值寒冬（注10），但曹操啥也不管了，现在就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一举打败孙刘，一统天下！二十多年来，曹操历尽艰辛，已搞定了无数对手，如今只要再打赢这仗，他就大功告成了！结束乱世，与汉高光武比肩，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如乘风破浪，放舟东下，打他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注1：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言蔡瑁“少为魏武所亲”，可见二人早有交情。值得一提的是，从魏晋开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如《襄阳耆旧记》等私人编撰的、全国各地杰出人物的传记合辑，这是中央集权减弱后地方精英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参阅【美】陆威仪：《哈佛中国史02》之《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注2：这数字太可怕了，要知道，席卷世界的蒙古轻骑也不过一昼夜两百里罢了。联系到东汉末年的马鞍可能尚未发明（又或许发明了但还很简陋），且曹操还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这一行军成就实在令人惊叹！

注3：《三国志·吴书·朱治传》：“（孙）权从兄豫章太守（孙）贲，女为曹公子妇，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孙）贲畏惧，欲遣子入质。（朱）治闻之，求往见（孙）贲，为陈安危。”此外孙贲附曹，也与他亲弟弟孙辅之事有关。孙辅本是孙策的亲信大将，曾任庐陵太守，迁平南将军，假节领交州刺史，但孙权上位后，孙辅认为孙权没有能力保全江东，遂暗中遣使与曹操勾搭，却不幸被孙权发现，孙权“乃悉斩（孙）辅亲近，分其部曲”，并将其流放到东部幽禁，数年之后，孙辅郁郁而终。（《三国志·吴书·宗室传》注引《典略》）经此事后，孙贲与孙权的芥蒂，必然更深。

注4：在铁制刀斧发明以前，用石斧砍树有难以想象的困难。而在南方，潮湿的环境中树木水分很多，难以点燃，古人必须砍倒树木，让它们死掉，水分蒸发后，才可以放火烧出一块田来。而且长江流域地下水位较高，土壤多为黏土。所以，开发南方土地，需要大量铁斧以及用于深翻土地的铁钁、五齿锄和牛耕用的铁犁头。

注5：据《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永初元年（107年），“（朝廷）调杨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永初七年（113年），又“调零陵、桂阳、丹杨、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说明长江中下游各郡的农业发展已达相当水平，其储备粮食甚至可以赈给淮河流域及更北的富庶郡县。

注6：汉代以前我国北方水土流失并不严重，数百米深的细小、松散、肥力高的黄土层使得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远远领先于覆盖着紧密黏土与大量植被的南方，但随着水排冶铁技术与坡塘水利技术在东汉的飞跃式发展，南方降水充沛与土地肥沃的优势被发挥出来，并在唐宋以后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心，其耕地复种指数与单位面积产量之高，世界各地皆莫之能比。

注7：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注8：陆威仪指出，北方的旱作农业，主要是由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进行，而黄河频繁的水患，则需要依靠帝国来维系巨大的黄河堤防；这造成中国北方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基于小农经济上的中央集权机构；即便是到了帝国晚期，这些地方也不存在拥有庞大产业的世家豪门。而南方的稻作农业与多雨气候，则使其农耕更多还是依赖对水的数量和质量的控制，所以在地方层面必须要有大规模的组织管理，以对精心设计的复杂灌溉系统进行经常性的维护；这就使得南方地主拥有了更广阔的不动产，并比北方的大家族更严密的控制地方社会，这种地区差异一直延续到帝制中国的中晚期。参阅【美】陆威仪：《哈佛中国史02》之《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8-13页。

注9：所谓奉邑，又称属城，类似于春秋战国时的封邑，即直接赐予官员若干县的税收作为俸禄。而赐田复客，就是赐给世家大族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上的佃农，并规定这些土地与佃客可以免除田租与徭役。如吕蒙攻破皖城，孙权就赐给他寻阳屯田户六百人，后来英年早逝，孙权又赐其子“守冢三百家，复田（免除了租税的田地）五十顷”；东吴虎臣陈武战死逍遥津后，孙权亦赐予其子“复客（免除了徭役的佃客）二百家”；蒋钦在征讨关羽回来的路上病死，孙权便赐其妻子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而追杀关羽立下大功的潘璋，也被“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注10：无论中外，古代军队都很少在冬季作战的，因为保暖与后勤都是大问题。正如后来诸葛亮在赤壁战前所分析，此时曹军的北方将士已是又冻又累，不仅强弩之末，而且归心似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