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江西、福建，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已经是时间问题。

这时，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对于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国徽、国歌的选择和确定工作也已经进入倒计时。

8月17日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准备明确一个供政协全体会议讨论的新中国国名。他首先介绍了筹备会上委员们关于新中国名称的3种意见，随后又对大家说：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意见，是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号。”

这时应邀参加会议的张治中对毛主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张治中是1949年4月和平谈判失败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劝说下留在北平的，当时他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态度及和平的前景感到十分失望，也进一步认清了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

解放后的张治中与周总理

6月26日，张治中发表《我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广州国民政府，他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核心层高级将领“八大金刚”中唯一脱离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对当时名义上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绥远、新疆等省份的立场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治中在和谈失败之后一度心灰意冷，他曾经在公开场合发言说：“过去这一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天已失败了，成为过去了。我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但毛主席却安慰他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周恩来同志在看望张治中时也“激将”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经过两位伟人的开导和鼓励，张治中还是决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张治中的转变让毛主席感到很高兴，在参加政协筹备会议时，他向其他筹备委员们介绍张治中说：“这位是曾经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重庆谈判后张治中护送毛主席回延安

当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是张治中的老部下，麾下有10万军队，兰州解放之后，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开始进入倒计时。

解放军要入疆，守军是战是和？陶峙岳举棋不定，但在张治中写信劝说下，他更加坚定了新疆起义的决心，可以说，张治中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毛主席听了张治中的话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建议在座的大家再考虑下这一意见。

于是在第二天即8月17日，新政协筹委会第4小组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个初步草案，把新中国的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加上之后张治中在新中国国旗一事上的意见，可以说，他对新中国的两大代表性要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在新中国的国旗方面，我同意五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你觉得如何？”

张治中和夫人

张治中表示反对：“红色的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因为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人们很容易认为是分裂了国家。”

他还补充说：“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想到是一根棍子。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孙猴子的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一根金箍棒干嘛？”

这一意见既有政治高度，又有传统文化的观点，说得毛主席频频点头。

正因如此，后来新中国的国旗上就取消了中间的横杠，变成了如今人们所看到的五星红旗的样子。

事实证明，张治中既有军事才能，又有政治才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比较少见的文武兼资的一流人物。

当然，只有遇到了毛主席这样从善如流的杰出领袖，张治中才能更好地发挥他的过人才华及智慧。

毛主席、周总理和张治中

但是在9月下旬政协筹备会议最终确定新中国的国名时，又经历了一番意想不到的风波。

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名称一度是“中华民国”，这一国号用了38年，有很多人都用习惯、听习惯了。

所以周总理牵头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

《共同纲领》草稿交全体政协筹备委员讨论后，就这个加注的“简称中华民国”的说法，有大批筹备委员意见很大。

大家的意见出发点都是：因为“中华民国”四个字已经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彻底搞臭了，既然“国民政府”已经进了垃圾堆，“中华民国”的字样实在不宜再用。

想起国民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媚外卖国、横征暴敛、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在座的众多政协筹备委员们真的没有一点好感。

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发言

这一次，以德高望重的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等人牵头，众多筹委在全体会议上提交了联名提案，建议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草案中“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

提案还义正词严地说：“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走上死亡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

这份提案一出的，顿时引发热议，晚清秀才、同盟会元老、民盟的创始人之一黄炎培主张采取过渡的办法，他说：

　　“由于中国老百姓现在感情上习惯于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会议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的遗孀何香凝女士则说：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他是好的。”

邓颖超先生与何香凝女士

随后何香凝也补充道：“当然如果大家都不同意用这个名字的话，我也不会坚持这个意见。”

另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学者、清末进士周善培先生则对保留“中华民国”字样激烈反对，他说：

　　“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他没什么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周善培的发言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及后续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

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今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所以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周善培的发言十分在理，因此他带头抵制之后，反对保留“中华民国”的意见就一边倒地占了上风。

晚年的司徒美堂

　　著名的爱国华侨、致公党主席、孙中山先生的挚友司徒美堂发言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

老先生十分支持周善培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说：

　　“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

司徒美堂认为：国号是一个极其庄重严肃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3年以后再改？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如果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

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难道我们是偷偷摸摸革命的吗？因此他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号。

前排左起：陈嘉庚、何香凝、司徒美堂、徐四民

随后，陈嘉庚、马寅初、车向忱、沈钧儒等耆老宿旧陆续发言支持司徒美堂的观点，身为著名法学家的沈钧儒尤其指出：

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它简称。至于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

……

正如毛主席一贯的主张“真理是越辩越明的”，经过这一系列的激烈讨论和分析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最终确定下来。

确定国号，不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个人决策的结果，而是在充分听取了许多民主人士的各种意见后符合民心民意的科学决断。